挺住，一定要挺住！快，再快一点！他成功了。
  上了公路，人就完全暴露在敌火之下。他必须尽量弯腰弓背压低身体，但身体越压低，背人就越累，受伤的身子和腿就越痛越吃不消。但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拼足了最后的气力往前跑。他一步一晃，忍痛穿过公路和水沟，往隐蔽部一尺一尺移近。
  防炮洞终于出现在面前，早已精疲力竭的他只觉天旋地转，脚一软，俯跌在洞口外边，手仍牢牢抓住压在背上的指导员。他顽强地抬起头来，想喊洞里面的人出来帮忙，但只能大张着嘴吸气吐气，就是喊不出声音来。又是敌人的几发炮弹像鞭子般逼迫他决不能停止，他艰难地扶正了背上的指导员，向防炮洞匍匐前进。负伤的右手、右脚无法用力，他就单靠左手左脚一寸一寸地向前蹬、向前爬……
  战后，团首长说：今天你们连打掉敌人两个目标算不得奇迹。一个重伤号救下了另一个重伤号，才算得是一件了不起的奇迹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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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仑名言：
  战争是死神的舞池，敢跳下去与死神共舞一曲者乃真豪杰。
  7
  对敌有线广播喊话——这是一个于特殊战争环境和条件下方能产生的颇为特殊的“兵种”
  它的应运而生起码须具备两个前提：敌我双方长期稳固的对峙状态；阵地间隔不十分遥远，声音传递可使对方听清楚。
  五十年代的金厦海域天设地造般应合了上述条件。
  说它为“兵种”绝对言过其实了。1958年，厦门前指仅在距大金门较近的角屿、小嶝、大嶝，距小金门较近的何厝、对高山，距大、二担最近的青屿设立了若干个对敌广播喊话组，每组三、五、七人不等。到了六、七十年代有线广播的全盛时期也不过扩建成一个数十人编制的团级站。
  说它为“兵种”又是恰如其分的。参战老人们说：1958年，厦门前线整天到晚就是两种声音，一种是炮声，敌我对打；一种是广播大喇叭声，敌我对骂。炮声一停，广播就喊开了，和北方农村唱对台大戏似的，可热闹了。“广播战”与“炮战”相得益彰，对敌广播实实在在已融为炮战的一部分，成为炮战的一支“方面军”
  炮战中，双方的广播站均是对方炮兵的首选目标，必欲一炮毁之而后快。无论金门、厦门，“把敌人的大喇叭打哑了”均是作为一项重要战果往上报告的。同样，“我们的大喇叭于×小时之内便修复开播”也是作为一项重要成就往上报告的。总的看，厦门方面的广播虽然也有中断的时候，但基本没停；金门方面的广播虽然也有出声的时候，但基本是中断的。
  有线广播在敌人营垒中到底产生了多大功效，无从知晓。但在己方阵地己方炮兵中产生的功效则是巨大的。“我们的大喇叭慷慨激昂，敌人的小喇叭蔫瓜歇凉”“正义的声音翻山跨海，反动的呻吟无精打彩”炮兵们用这样的话语来表达在精神上气势上压倒了敌人的优越感获胜感。难怪，有线广播站的人在炮兵中间持别受尊敬受欢迎，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他们为“第二炮兵”
  “我们确实是一支特殊的炮兵部队， ” 三十几年过去，周炳炎老人对我说：
  “喇叭是我们的炮筒，宣传稿是我们的炮弹。炮兵有形的炮弹在敌人的阵地上开花，我们无形的炮弹在敌人心里边开花。你说，我们算不算特种炮兵？”
  在厦门，我用电话把当年“有线广播”的一拨老人邀集在一起座谈，我发现，他们很愿意把自己当成参战炮兵的一员，为自己“特殊炮兵”的经历而感荣光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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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炳炎老人——1958年任何厝广播组组长。转业前任小嶝广播站副站长。1993年我采访他时，他看上去还是一个健康健谈的长者，而1995年我着手写这一章时，他已经与世长辞。我的采访本上，记着他最后说的几句话：一生中我能参加对金门的战斗，从不后悔，我对得起江东父老，因为我干工作的动力始终是：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国土。
  张若丹老人——他的履历表很简单，1954年即任广播站编辑组长，1983年退休时仍是广播站编辑组长。这位当年的“揭蒋评论文章专家”对自己三十年一贯制的职务并不在意，唯一在意的事是，年轻时曾发誓要“与金门共存亡”现在，他金门还是那个金门，自己已退休，事业已经“亡”了。他说，做了一辈子对台工作，如果有生之年还看不到台湾与祖国统一，那才是天大的遗憾哩。
  吴世泽老人——1958年的角屿广播组闽南话播音员。极左思潮的动乱年代很不情愿地转业到了地方。但坏事变好事，现在做大哥大、BP机生意，活得蛮潇洒。境遇大变而习惯不改，每天无论电视、广播、报纸上的台湾新闻一定要看、要听，关心台湾问题的兴趣超过关心生意的兴趣。年轻时曾去过台湾，非常希望还能故地重游。
  陈菲菲老人——参军后，先当了几年文工团团员。1955年从事对金门有线广播播音工作直至退休。这是一位“我这一辈子和金门国民党军弟兄们讲的话可能比和自己丈夫孩子讲的话还要多”的女性。“陈菲菲小姐”的名字在金门知名度极高，一个从台湾回来定居的老兵说：在金门几年，陈菲菲小姐的谈话给了俺很多安慰，不管怎么说，这是从大陆传来的女人的声音啊，她使俺想起留在家乡的娘和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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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五十年代初期，我军开始对金门搞有线广播喊话。当时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人就是住在地堡里， 根本没有营房住。我在地堡里整整住了十年，直到
  1963年病倒，发烧42度，连续12天人事不省，进医院，才第一回住了楼房。人员来
  自四面八方，土生土长，都是二十郎当岁，文化不高，也没有什么专业知识，边干边学。
  吴：我原来在小嶝岛一个连队当文化教员。上边物色会讲闽南话的播音员，到处找不到，听说我会讲闽南话，就把我调到角屿广播组。连队生活很枯燥，广播站自由一些，又有唱机唱片，我很高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学习培训，稿子发下来就播，有一次，把“不侮辱俘虏人格”念成“不悔辱”别人说：你可能念错了。我查字典，才知道确实错了。以后就加强学习，中央台的闽南话广播每一次都听，琢磨人家是怎么播的。广播组有一架丹麦造钢丝录音机，宝贝得很，舍不得用，都是对着麦克风直播，一喊一晚上。
  陈：我原来在军区文工团当演员，1955年调到广播站工作，从比较舒适的环境一下子来到一个相当艰苦的环境，开始很不适应。你想想，6平方大的一个小地堡，住好几个人，双层铺，男下女上，他吴世泽睡下铺，我就睡在他上面。又没有女厕所，解手要翻过壕沟，跑到远远的山底下去，说出来都不好意思。另外就是工作、生活非常单调、平淡，没有女伴在一起说悄悄话了，对着麦克风，也看不到过去舞台下面观众的笑脸，听不到热烈的掌声了。现在想一想，那时能坚持下来真不容易。
  我不知多少次一个人跑到树底下哭鼻子。回来不能让别人知道，还得装成挺高兴的样子笑。
  周：虽然艰苦，但大家干得很投入，很卖力，因为工作还是有成效的。我们的收听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哨兵，特别是夜晚，他站在那里没事干，无聊，就有可能静下心来听听海对岸讲些什么话。有线宣传与无线宣传最大的区别在于：无线宣传有选择性，不爱听关机不听就是了。而有线广播宣传带有强迫性，我喇叭一响，你不听也得听。我们估计，国民党一个连平均每天有三十多个人上哨，相当一个排，他海边几个团加在一起就有一两个营的兵力每天必须得听我们的广播。我们的节目内容有“祖国建设”、“弃暗投明奖励规定”、“宽待俘虏”、“蒋军在大陆家属通信”等等，一组稿七、八篇，来了新稿撤旧稿，赶得及录音播，赶不及就直接口播，和尚念经，天天念。那时国民党的兵绝大部分都是从大陆撤逃过去的，他们特别希望听到家乡和亲人的消息。
  陈：过了一段时间，我慢慢也感到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有意义了。例如，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楚看到那些修工事或站岗的国民党士兵，呆呆地望着大陆这边，显然是在听广播。还有一次，一个当官模样的人，指手划脚把听广播的士兵都赶跑了，可是自己却坐在海边独自听起来了。有时特别可笑，蒋军军官为了不让士兵听我们广播，就在我们播音时敲锣打鼓，或把士兵集合起来跑步。那时候，金门经常有国民党士兵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泅渡过来投诚，他们不光把我们的起义投诚政策背得牢牢的，连我们有些广播稿也大致能说出来，这使我们感到很兴奋很受鼓舞。另外，后来金门也模仿我们，架设大喇叭对我们广播，对祖国造谣、丑化、诬蔑、攻击，我听了很气愤，心想一定要用我们的宣传压过敌人。我便不知不觉进入角色，安心干这行啦。
  张：那时，对金门广播最有震撼力的是我国民党军官兵的亲属喊话。我记得蒋军27师师长林初耀是广东梅县人，我们去梅县把他母亲请来，他母亲哭着对他说：
  “儿啊，你可千万别干坏事呀，干了坏事咱娘俩就再也见不着面了。”据泅过来的投诚兵说，正好被林初耀听到了，他呆呆的不吭气，好多天情绪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