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他得过他帮助的人哭，挨过他的批评、对他有意见说他有“军阀主义”的人也哭。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时哭，待到给他开追悼会、下葬的时候又哭。工兵哭，炮兵也跟着哭。
  一个基层指挥员，身后能得到那么多士兵的眼泪，那他一定得到了最崇高的奖赏。
  蒙古族的传统认为，战场上，士兵的血是从胆里流出的。士兵的泪是从心上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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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阅了自8月23日至9月20日炮战最为激烈的一个月内，福建前线指挥部发往北京的战况统计，我军总共阵亡49名，失踪8名，轻重伤202名。
  对于一场大战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况且只是对岸损失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很小的伤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也是可以减少或者避免的。只要首先想到保存自己，安业民、王邦德今天大概正在安度晚年。
  时光过去了三十余年，当和平的曙色映照着宁静的海峡，昔日的刀光火影早已悄然褪去之时，有人或许会问，王邦德和那些死者伤者所付出的价值是什么？
  一位当年参战的中级指挥员沉思良久，用激昂亢奋的声调吟诵了悬于客厅的他书写的两对条幅。
  一幅是：
  勇为戎德，忠乃武魂。
  另一幅是：
  国在山河破，人逝正气存。
  5
  得承认，那场炮战中活着的英模，炮三师十七团四连二班三炮手胡德安该坐第一把交椅。
  1959年，重伤初愈的胡德安到北京参加炮兵第二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极其隆重热烈的欢迎。高级首长们看望、合影、题词。工厂、学校、机关、街道争着抢着请他做报告，一共讲了四十五场，听众达七万人次。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在纪念大会主席台上，他坐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后排。陈毅、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握住他的手说：小胡，你不愧是人民的“钢铁战士”呀！
  胡德安也没想到，自己为保一门炮出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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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战前夕，二班的战士们一边擦炮一边拉呱。一位新战士忽发奇想，提了一个怪怪的问题：如果没有了大炮，咱炮兵可咋办哪？
  一个说：咱就当步兵呗，端步枪、冲锋枪照样能把敌人打垮。
  另一个说：没了大炮，任务也照样得完成。咱们一人背一发炮弹游过大海去，和目标同归于尽。
  装填手胡德安说：别瞎扯了，没有了大炮，咱炮兵就成了一堆肉，每天吃喝白长膘。记着，炮兵有啥别有孬，炮兵没啥别没炮。大炮可是咱炮兵的性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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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打响，四连二班的炮打得很顺很畅。
  胡德安像一个大力机械人，快节奏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抱弹，转身，猛力一推，将炮弹上膛，装填药筒……伴一声巨响，炮口喷出二尺长的光焰，大炮整体剧烈地蹦离地面，过一会儿，便可看到对面金门又绽开一簇灰白相间的烟花。
  一门炮二十四发。
  上百门大炮上百个二十四发。
  料罗湾海面激起了一座座水的山峰，沙滩上烧成了一片烟火的海。
  第二十五发刚刚上膛，弹药室便被敌弹命中，轰然起火。火焰如山洪爆发，带着呼呼的鸣啸奔泻到炮床上。
  班长带着战友们紧急撤出。胡德安没挪窝，他心疼这门炮。
  烈火已将炮身包围，炮膛里还有一颗炮弹呢，如不立即发射，就会发生炸膛。
  火用滚烫的身子燎烤着他，浓烟像无数钢针刺得他睁不开眼，他一阵乱摸，终于摸到了拉火绳，双手和臂膀猛地向后一甩，炮身暴跳，一颗炽热的“危险”飞出了炮膛，飞向了金门。
  他灿然一笑。
  拔腿要走，左脚踢到一件硬物。他娘的，猛然间记起来了，炮床上还留着一枚炮弹哪！
  必须把它打出去。
  没有丝毫迟疑，他弯腰抱起发烫的弹体哐啷一声便填进了炮膛。又抱起一个药筒准备装填。混帐，那药筒竟在手中燃烧起来。可能只有一秒钟，人的本能和忍受极限逼迫他把药筒马上丢掉。有人测算，那一秒钟之内，他所承受的高温，相当于有一块合金钢在手中燃烧熔化。
  踉踉跄跄冲出工事，眉毛头发正烧得吱吱啦啦响。狂奔到连发令所旁，两手举起一小罐凉水从头顶浇下来。火仍在身上烧，战友们撕扯下他燃烧的衣服，才将火完全扑灭。再看他，几乎烧成了一块焦炭，皮肤一块块脱落，只有胸前巴掌大地方和双脚尚存肉色，其他地方都是黑糊糊的，流着红黄相间的血水。
  他栽倒在副连长怀里，昏死之前，说了一句：快救火，保炮！
  胡德安伤得够重：连续昏死17天，全身烧伤面积达到66％，脸肿得像猪头，双臂、双手的皮肉多处破裂，一根根黑乎乎的血管像烧焦的橡皮管子般裸露着，惨不忍睹。每天换药，都是一次生与死的煎熬，扯筋裂骨般的疼痛搞得他大汗淋漓四肢颤抖，牙根嚼得咯吱咯吱响。医生说，你要是受不了了，就喊就叫就哭吧。他说，大丈夫流血流汗不流泪。唯有在进入昏迷状态时，才会急促地大口大口吸气，从嗓子眼里发出一阵阵分散化解巨痛的呻吟，像颠簸在崎岖山路上快要塌下架子的牛车，尖厉悠长。
  几个月过去， 胡德安没有塌下架子，支撑住了。他的烧伤面积比安业民还多6％，居然神奇般地度过险关，存活下来。年轻的护士们在他床头柜上插上鲜花，为他高兴得抹眼泪。他傻乎乎说：我死不了了，你们咋还哭？我死了你们也甭哭。参军前，我奶奶过世我都没哭。
  可是有一天，从来不哭的胡德安哭得好伤心。
  连长告诉他，他们班那门炮没能保住，烧成个铁疙瘩了。
  他呆楞了一会儿，泪珠子便扑扑往下掉：唉，都怨我，没把那个药包扔得远远的，就扔在大炮旁边了。我这个伤受得真不值当。
  人们没想到，他不哭则已，一哭便关不住闸。大家七说八劝，好半晌才收了场。
  哭是人类一种表达真诚情感的方式。到了伤感处，铁石汉子也会哭。
  胡德安当了那个时代的“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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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哪位作家说过，“死去的英雄是塑料花，老是那么鲜亮。活着的英雄是昙花，只有一瞬的光彩。”
  1958、1959年，“胡德安”三个字在各大报刊出现的频率可能仅次于“毛主席”、“周总理”
  1960年，人们偶尔还能从报纸的边边角角上读到这个名字。
  再以后，这个曾震撼过多少人心扉的名字便渐渐从报刊、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到了九十年代，若要提起“胡德安”十万人中大概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会摇头说“不知道”
  这很符合人们普遍的崇拜心态，“偶像”不能老是一副面孔，“英雄”也要超时常新。
  大概也只有我这个痴人很想知道，胡德安拖带着一个重残之躯，在这三十年风风雨雨中是否依旧活得“英雄”历史的责任感加好奇，驱使我给安微省霍丘县民政局发去信函：
  1958年炮击金门战斗中，贵县籍战士胡德安，为保护火炮，与烈火搏斗，负重伤，成为全国闻名的战斗英模。为撰写炮战史料，本人希望了解胡德安同志近期情况。希贵局于百忙中函告为感。
  1992年10月12日我将信发出。 12月1日接到电话，对方称：我是胡德安，我已到北京。
  第二天，我见到了我笔下的“英雄”一米七五的个头，一身洗得发旧式样早已过时的藏蓝色干部装，安徽口音很重，特别是一脸伤疤和一双被烧得重残像鸡爪一样蜷曲的手，勿须证明和介绍信，也一眼可以认定，他就是曾声名远扬的胡德安。
  我说：老胡，您怎么说来就来了？
  他说：民政转来你的信，我想八成北京有啥急事找我，还是跑一趟讲得明白。
  我说：老胡，您来得正好，关于您那段我刚写完，您看看是否实事求是。
  他看了，说：事是那么回事，就是对我一个人宣扬多了。实实在在，我们班当时表现都不孬。
  着火那会儿，叶英琪、吴海福两个人正在弹药库搬炮弹，叫大火闷在里边没出来。后来弹药库爆炸，两人的碎肉碎骨头碴子捡巴捡巴捡了一脸盆，下葬的时候大体上分了分，其实哪里还分得清呀。二炮手任春德也烧得够呛，百分之五十面积吧。炮阵地旁边是一个鱼塘，叫敌人炮弹炸成了一片烂泥浆，小任疼得受不了了，一下子跳进去，膀子上的烂皮烂肉全掉了，看着那个惨哪。当时不懂，不跳还有个救，跳下去就没救了，医学上叫“血液中毒”老百姓叫“毒火攻心”其实就是恶性感染，在医院抢救了七天，没救过来，牺牲了。我当时也疼得受不了啦，浑身就像下烫油锅一样疼，也想跟着任春德往池塘里跳，叫指导员一把拉住了，他用劲过大，把我手腕上烧烂的皮肉都拽扯掉了。你瞧，这手脖子上的伤疤还在。
  当时只觉得嗓子眼着了火，像含着一块烧红的烙铁，不想别的，就是想喝水，直到现在，我的嗓子一天到晚发干，没饭吃忍得往，没得水可忍不住，不管走到哪里都得备好水带上。
  胡德安从挎兜里拿出一个装满茶水的玻璃瓶，拧开盖，喝一口，接着说：炮毁了，不光我一个人哭，同病房我们班的陈家明也哭了。你想，我们做了那么大的努力，那么大的牺牲，不就是为了保护炮嘛。炮没保得往，就是没有尽到责任，当时确实伤心得很，饭都吃不下了……
  他又喝一口水，小声说：沈同志，我到北京来是有个问题，也不知当提不当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