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时间一长，就麻木了，知道很危险，随时可能死，倒也无所谓了，听天由命，死了算，不死就同龟儿子干！真正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环境太苦了。每天在潮湿的土洞里只能迷糊两三个小时，伙食又不好，白天打仗，晚上还要抢修工事，搬炮弹，战士们确实挺不住了。你想想，天天夜里运来三十几吨炮弹，组织四、五十个战士去扛，平均每人摊到一千多斤，几百米坡路，上上下下需要来回扛十几趟。连发烧39度拉肚子的战士都动员去了，没办法哟，人手不够。记得四炮长段友金倒在路上就呼呼睡过去啦，怎么叫也叫不醒。我就狠劲踢他几脚，他一下醒了，连说：唉，我错了，我错了。我当时有点后悔，是不是踢得重了？
  战士们太辛苦呀！但硬着心还得下命令：不许睡，搬炮弹去！
  青屿是金门的眼中钉，他打击的六个重点目标之一。炮战期间，若按面积计算，我挨的炮弹最多，若按每门炮计算，我打的炮弹也是最多的。
  打得大担北山把白旗都升起来了，升了没多大一会儿又收了回去。据传，蒋介石都知道我们了，他说：“厦门那里共军有一个小岛，非常顽固。”
  庆功大会上，军首长说：让我们为青屿英雄连队鼓掌。一片掌声，响了足足好几分钟啊。我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回来向全连一传达，战士们都哭了，说：组织上对我们这样关心，死在这个岛上也心甘。
  我的那些兵，那帮战友，好哇，太好了！
  一个叫刘发汉的战士上午九点多钟负伤，一块弹片从左眼角楔进去，后脑钻出来。卫生员只能简单给他包扎一下。他疼得在那里叫，腿一个劲儿地蹬。我安慰他：不要蹬，蹬了对治疗没好处，等晚上船来了，就送你回后方治疗。他很听话，强忍着不叫，一动不动躺着。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呕吐，吐出来的全是青菜叶子，到下午两点，他头一歪，不声不响牺牲了。战士临死连顿好饭都没吃上，现在想起来我心里都堵得非常难受呀。
  还有二炮长包书科，山东肥城人，左脸有个巴掌大的黑疙，初中毕业，那个时候文化就算可以了。战前他正在师医院住院治慢性阑尾炎，听说要打仗，坐着船就偷跑回来了。他写了一首诗表决心，我现在还能背下来：
  “天寒水结冰，松柏永常青。艰苦环境里，战士是英雄。”他打仗确实很勇敢的。敲敌人的高射炮，二炮连打了80发，都打在工事外围。我在指挥所下令：停！他气喘吁吁跑来问：为什么让我停？我说：你他妈光会浪费炮弹！ 他摸摸脑袋说：我再研究研究。结果加大表尺又打了40发，有6发落进敌人工事，把目标摧毁了。1959年组织确定他复员，他坚决不走，写决心书，再艰苦也要留队。考虑连队也需要一些打过仗的老同志，没让他走。1961年，一个新战士下海抓海螺，被浪卷走。包书科跳下去救，浪太大了，先一抽，又一个反冲，把他狠狠摔在礁石上，摔晕过去，淹死了。
  我当时在南京炮校学习，听到他的死讯，难过得几顿没吃饭。
  我现在年纪大了，每天早晨到公园散步，过去的事就在眼前一幕一幕过电影，脑子里老是浮现战友们的身影。我每年都要回青屿去看看，我在那里干了十年，那是一个忘不了的记忆。老了，想想过去，精神上好像有些安慰。
  我退休后生活还可以，一个月拿个五、六百块，比在部队时少个一、二百块，说得过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住三房一厅，四十几个平方，也可以了。有时也有怨气，但一想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干革命得了什么嘛？就啥气也没有了。1947年一次战斗，我两条腿挨了机枪，左腿伤到筋，右腿伤到青头。卫生员给我紧急包扎、止血。国民党反击，距我还有三、四百米。指导员命令机枪班长把我背下去。班长说：我的班打得只剩两人啦。指导员说：剩一个人也得把他背下去。班长就背起我跑，一边跑一边说：只要我活着，就一定把你背回去。我的同乡贾乐开也替换班长背了我一段。后来，打兖州时，卫生员死了，指导员和贾乐开打淮海时死了，机枪班长打厦门时死了。救我的四个人，都先后牺牲，只有我活了这么多年。
  战争残酷呀！想想烈士们，我挺知足了。
  梁文科老人转业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厦门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退休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厦门渔港指挥部副指挥。
  现在，你若到警备区或渔港指挥部去打听，知道梁文科这个名字的人已不是很多。但你如果到青屿去打听，所有的干部战士都会很自豪地告诉你：他是我们的老连长呀。每年，梁文科到青屿去讲传统已是新兵下连后的必修课。过了时间不到，连队还会派人去接、去请。三十几度春秋过去，他梁文科依然是青屿战斗集体重要的一员，他的名字已经和青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问题是，现在中国，福建，乃至厦门，又还有多少人知道青屿？
  老人告辞。最后的话语是：你多写写烈士们，给他们扬扬名。甭写我，我很普通，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不值当写。
  站在旅馆玻璃窗前，看老人瘦削的背影踽踽远去，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就是那一刻，我决定要用一节来写梁文科和青屿。
  不仅仅是记录一个从万余发炮弹破片中走出来的普通人和普通小岛，而且是记录在毁灭性冲击波中立于不败的意志和信念。
  4
  午夜，炮战方酣。
  一发燃烧弹在三炮阵地上爆炸，弹药库周围起火！
  火是白色的，像一片耀眼的碘钨灯。烟是灰蓝色的，像一团团随风蠕动的棉絮。
  大火浓烟吐着几丈长的舌头，顺着弹药库的出入口往里窜。
  又一发敌弹打中了交通壕上的掩体。猛烈的冲击波将火窒息，塌下来的沙石封死了弹药库的通道和出入口。
  险情自然排除。
  战士们都松了一口气，大炮又开始吼叫。突然有人喊：“不好，李士生（弹药手）被堵在弹药库里了！”阵地上的气氛顿时又呈现紧张。
  所有可以暂时离开战位的士兵都冒着炮火奔过来。工兵五连指导员王邦德正在旁边阵地指挥抢修工事，也带着一排赶到现场。
  没有谁下达命令。抢救战友就是命令。炮兵和工兵一起动手，锹挖镐刨，铲去了覆土，砍断粗梁，在弹药室顶端开了一个“天窗”
  洞口，冲出一股股浑浊的烟雾，把人熏呛得昏晕欲倒，鼻涕眼泪一起流。
  王邦德屏住呼吸，强睁开眼，扒在洞口，打着手电筒往里照，隐隐约约发现离洞口五六步远的地方，李士生正头冲下趴在那，任凭众人大声呼唤也不动弹，恐怕早已凶多吉少。
  三班长杨耀明把帽子往地上狠劲一砸，说了声“指导员，我下去！”撑住洞口就往下跳。王邦德赶紧用手电给他指路。眼瞅着他一阵乱摸，终于抓到了李士生，拖了两步，只来得及喊出一句：“拉不动啦！”便一头摔倒在地。
  二班战士管在贤急了，在嘴上蒙一块毛巾，纵身跳下。弹药库内已没有多少氧气，浓烈的硝烟是掺杂了多种有毒气体的氧化碳，超量吸入，轻者，会伤及大脑及神经系统，重者，将危及生命。管在贤大声咳嗽着向里模，刚刚摸到班长，自己也倒了下去，前后还不到10秒钟。
  王邦德在洞口看得真切，把手电筒往旁边人的手中一塞：“你们拿着！”跳了下去。同志们急忙围住洞口，也不管敌人的炮弹正在寻找目标，十几只手电一齐往洞里照，大家却在喊着：“指导员，小心呀！坚持住！”这时候王邦德已经抱住管在贤的腰，咬紧牙关一举把他托起来，对着洞口说声：“你们快往上拖呀！”又摇摇晃晃回过头去抱第二个。他拼着最后一点气力，把杨耀明也托了起来。洞口拉起杨耀明，王邦德便一头栽倒。
  战士钟伯添跳下去，刚刚抱起王邦德，就全身发软，昏倒在地。
  六班万金根跳下去，没走几步，也倒下了。
  六班长黎木容跳下去，他动作迅速，麻利，终于把王邦德和两名战友托了上来。
  一场惊心动魄的救人与救“救人者”的战斗结束了。其结局是为了抢救早已被毒气闷死的李士生，指导员王邦德牺牲，三班长杨耀明、战士管在贤等负伤。
  战士们尤其怀念王邦德。他当时不过二十七八岁，因长期闹胃病，又长着一脸络腮胡，人显得格外的瘦、苍老，这副模样在十八、九岁年轻人居多的连队，倒具有了一种长者的风范。王邦德到底是“严父”还是“慈父”战士们说不清，都说他平时好训人，训着训着有时候脏话就出来了，弄得人挺难接受。又都说他确实是全身心地爱兵，像攒下微薄的津贴费给伤员买鸡蛋，大热天拎着水壶挨着班给战士送凉茶，演习时全副武装还抢着背伤员这类事，他经常干。就在十几分钟前，他看到一个战士抢修工事磨破了手，还马上把自己的手套脱下来命令那个战士戴上。士兵们回忆，有一次晚点名，他为个战士违纪而大发脾气，说着说着走了嘴了：“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恨铁不成钢吗？我要不是把你们这一百来号人都看成我儿子，我他妈才不管呢！”
  平时，没有人敢去触犯王邦德的“权威”但并不等于对他就没有意见。连队发扬民主，有人尖锐提出：“指导员有军阀主义。”他虚心地在小本上记着，散了会，他把提意见的人拉到一边，悄悄说：“你小子以为找个妈妈婆婆来就能带兵吗？自古而今，没点‘军阀’还真治不了军哩！以后别吃饱饭撑的瞎提意见。”
  王邦德突然间去了，报纸上的文章称他为“共产主义战士”在工兵五连，没有人去细细推敲这样一个称号对于他是否贴切，工兵五连对他的评价是一片无言的痛哭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