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他的失礼虽然有些古怪甚至有点儿疯狂，但已不是我们之间出现的第一次问题，我确信这也不是最后一次。过上一天或两天，也许这所有的不快将会过去，而我们又会像往常一样，互相请教，互相爱护，在一起愉快地工作。这种想法又让我的思绪飘到了洛治威身上。
  显而易见，洛治威的酗酒、赌博、玩女人，在他和洛杉矶警察局的老同事的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但是时间弥补了这种不合，让彼此忘记了过去所有的不快。如果他提出和海克特约会，海克特会说：“过来吧，老朋友。让我们一块去跑步，烧烤大鱼大肉，回想一下过去的美好时光。”
  过去的美好时光就是罗伊·弗兰迪活着的那些日子。
  我又呼了一遍麦克，还加了一个“3”字。因为“3”代表着呼机响时发出闪光和汽笛声。
  我正翻阅着海克特的档案时、麦克终于回电话了。
  “我在格罗莉亚家。”他说，“发生什么事了？”
  “昨天谁在我们家回的电话？”
  “昨天？什么时候？”
  “9点钟左右。”
  我特意留了一段时间给他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说话了：“没有人呀。迈克尔和我7点半之前都出门了。”
  “但我们的屋子里有个女人。”
  “也许你拨错了电话号码。”
  “我是在伯克利打回家的。”
  “还有啊，”他的语气表明他不在乎我的问题，而径直说着下面一条信息，“格罗莉亚终于承认她星期天在海克特家里。她说她看见了那架摄像机但没有拿走，还说我们应该去问问那些在她走后到过海克特家的人。她说有两个人去过，一个是矮胖的女人，一个是高大英俊的年纪大点的男人。”
  “洛治威。”我说，“还有塞尔。”
  “也许是洛治威。塞尔是谁？”
  “我的一个同事。你肯定见过她，体格粗壮，穿着邋遢，头发乱蓬蓬的。”
  “也许见过吧。乱蓬蓬的头发？”
  “特别乱。”我说。我想起了那天送洛治威到八十九街的拍摄现场时，塞尔对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于是问道，“他们一块儿去的吗？”
  “不是的。格罗莉亚正要出门的时候，那个女人敲门了，手里捧着一些给海克特的文件。那个男人几分钟以后才到的，在格罗莉亚走进电梯的时候他正好出来。她看见他按响了海克特家的门铃，之后电梯门关上了，她就下楼了。她没有看见他走进去。”
  “问问她是否看见那个男人出现在海克特的葬礼上。”我说，“洛治威去过。”
  “我会问的。你有一些他们的照片吗？”
  “也许吧。实验室送上来一些相片，我还没来得及看一遍呢。”我从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东西中找出那个装照片的小袋。有几张照片是以曾经出现过的塞尔为背景的。有一张上面还有洛治威在八十九街拍摄现场的情景。我告诉麦克，“我有一些照片，但它们不是很好。吉多一定把他们摄到录像带里了。”
  “你会打电话给他吗？”麦克问道。
  “不会的。如果你亲自呼他的话，也许会好办些。”我说。
  “在办公室再待会儿吧，”他说，“我会过去取那些照片的。”他告诉我格罗莉亚家的电话号码，就挂上了电话。
  我在办公桌上搜寻照片时，发现了一盘我昨天下午要的录像带。它是电影档案馆送来的关于萨拉·简·穆尔的旧时新闻剪辑。如果不是珀尔米特夫人的朋友贾奇·盖茨提起她，我早已经把她给忘了。我对她充满好奇，就像我对每一个知道共和军的人充满好奇那样。
  一边等着麦克，我一边把带子放入录像机里，让它制造出背景声音——这幢大楼实在太静了。我时不时抬头看一看屏幕上的萨拉·简，同时制定着一个时间表。就像构造一部电影的框架那样，我把这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全部串连了起来。在这内容单薄的框架上面，我又加上了很多很多的推测和想象。
  我又瞥了一眼屏幕，看见萨拉·简·穆尔站在芭蒂的父亲罗德菲·海斯特旁边，出席一个记者招待会。他高大英俊，风度翩翩；相反，她愁容满面，衣着邋遢。
  萨拉·简是恐怖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的人。她曾经被雇去帮助海斯特家族把食物散发给穷人们。这也是共和军开出的赎回芭蒂·海斯特的条件。
  画面被切割到奥克兰的食品分发中心：萨拉·简正在大喊大叫；当运输车开始把食物卸到那些贪婪的人群的手里时，她被眼前的这一切惊呆了。在食品分发变成一次骚乱后，她在原地啜泣。汉堡包和火鸡就像导弹一样在空中乱飞——这可是价值二百万美元的可以食用的“导弹”呀。卡迪拉克牌汽车开到仓库边，车厢里装满食物开走了。士兵们被雇佣来维持秩序，但他们把自己的车也装了个满满当当。这真是一个令所有人感到尴尬的场面，在萨拉·简看来无异于一场掠夺。
  另一个画面出现的是萨拉·简摔倒的情景：在旧金山的人群中，她在福特大街中弹倒下。凯伦伯格曾经告诉我，联邦调查局只逮捕了芭蒂，而没有抓她。我想起了酒吧里歌曲的一句歌词，“可怜多于仇恨”，然后关了录像机。
  我又打了个电话给汤姆。
  “我找到了你想要的那个电话号码。”他说，“你还想要地址，对吗？”
  我说是的，他就把塞尔的电话号码和在卡尔弗城的地址告诉了我。在打电话给她前，我必须先使自己镇定下来：她曾经看见过我一丝不挂的样子，这让我倍感尴尬。我可从来没想过要和她分享那么一种场面，因为她会特别地感兴趣。想到这些，我的脸都有点儿发烫了，但我还是拨通了电话。
  塞尔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含混低沉，似乎患了感冒，或者是刚哭泣过一样。
  “我想让你解释一下一条设备记录。”我说。
  “我做错什么了吗？”
  “这不是个对与错的问题。我想只是有人检查错了东西。”
  “对不起。”话筒里传来流鼻涕的声音，我真担心她会嚎啕大哭。
  “你那儿有传真机吗？”我问道，“我想让你看看那条目录。”
  但是她没有传真机，她的车也坏了，所以她没有办法回电视台。
  她的回答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平时，塞尔总是急切地想帮人一些小忙。她很想听到别人时不时夸她一句，所以她不想错过每一个表现的机会。
  “也许你在电话里就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正在寻找海克特·梅伦德兹从电视台借走的一台摄像机，它放在他家里。星期天你去那儿的时候，他对你提到过没有，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他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我说。
  “星期天晚上？”她的回答非常迅速，“没有！”
  我说了句“我突然想起点什么事情”，就挂断了电话。
  刚才我所想到的是马上去卡尔弗城塞尔的家里，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让她变得这么反常和不爱帮人忙。麦克进来后，我把这一切给他说了一通，然后我们就坐着他那辆“体弱多病”的公车出发了。
  塞尔的住处有两个入口，是一幢60年代建的拉毛水泥的两层楼房。那儿有一大排风格相近的60年代的建筑——这是三十年前专为那些生活摇摆不定的单身汉准备的。那个曾经是房客们社会生活中心的游泳池早已被放光了水，用墙围了起来。塞尔住在二层楼，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这个空空的游泳池的全貌。
  麦克敲门的时候，我看见她家起居室里的窗帘滑向了一边。我知道塞尔见到我一定会很惊讶，也担心她见了麦克后会激动得语无伦次。门没开，麦克只好又敲了一次门，还一边叫着她的名字。这时，她打开了门，但只露出一条小缝。
  “玛吉？”塞尔从门缝里往外瞧着，“弗林特警官？”
  “我想，明明是我的问题，为什么要塞尔再回一趟电视台呢？”我说，“我们正好路过这儿，就碰碰运气看你是否在家。”
  她犹豫了一下说：“今天是星期天。”
  “我知道，但是我真的不能等到明天。没有人比你更清楚这个。”我把工作记录簿拿出来，“你介意看一眼吗？它对我真的很有用。”
  她看起来有些迷惑。但是塞尔毕竟是塞尔，在这种责无旁贷的事情上她更不能拒绝。于是，她让我们进了屋。
  屋子里贴满了电视作品画，一些作品质量低劣，但大部分却价格昂贵——塞尔是个影迷。被布兰迪·本奇的广告画和午餐盒、密纹唱片所包围，她看起来像个大孩子。她穿着一条薄轻透明的裙子，一件肥大的T恤衫，乱蓬蓬的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马尾巴。
  麦克嗅了嗅，借口到大厅旁边的书桌上找点什么东西就穿过了屋子：“真是个好地方。”
  “请坐下。”塞尔领着他走向沙发，“我能帮你找吗？”
  “不用了。”我把工作记录簿递给她，“如果你看看这个，告诉我其中的原因，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塞尔靠着沙发的边缘坐下了，裙子拖到了地上，她的样子很紧张。我举着记录本，翻到我作了记号的那一页递给她：“看看这一行，告诉我摄像机现在在哪儿。”然后我又想起了什么似的，加了句，“请！”
  塞尔的脸红了，颜色很深。我又重复了一遍：“我在哪儿才能找到这台摄像机？”
  “我是这么的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