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话，”梅森说，“我就不得不说我进入了一座属于爱德·代文浦夫人所有的房子。”
  “等等，”海尔德说，“那座房子是爱德·代文浦打理生意的地方，而且……”
  “恰恰是这一点，”梅森打断他说，“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
  “我不懂您的意思。”
  “你看不出来吗？如果你非正式地跟我谈话问我是否进入了爱德·代文浦在那儿的房子，我就会随意而轻率地回答说。‘当然了’，但是如果这是一个正式的会谈，你问我是否进入了属于爱德·代文浦所有的房子，我就不得不停下来考虑一下了，有很多因素我都得考虑进去。我不得不对自己说：‘我现在代表米日娜·代文浦，爱德·代文浦的遗孀。如果这所房子是共有财产的话，她在爱德死的时候就获得了它的全部所有权；如果这所房子是个人的财产，但是遗嘱把一切留给了米日娜，那么我的当事人也从爱德·代文浦死亡之时起，只需经过遗产执行就获得了它的所有权。’所以，如果我在一次正式的会谈上说我进入过属于爱德·代文浦所有的房子，那就可能被认为是我承认自己知道有份遗嘱，但是却怀疑遗嘱是否有效，或者被认为是，作为代文浦夫人的律师，我愿意承认那所房子不是共有财产。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检查官先生？”
  海尔德似乎有些困惑：“我明白你的意思，梅森先生，可是，我的上帝，你太吹毛求疵了，简直是把头发丝再分成几份。”
  “如果你在你所提出的正式的问题之间设置了像头发丝那样细微的差别，”梅森说，“那么，当我认为这些头发丝还能再细分时，除了把它们分开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梅森的笑容令人根本没法发脾气。
  海尔德说：“我希望你能非正式地回答我的问题，梅森先生。”
  “那好，”梅森说，“现在问题就出来了。毕竟我是代文浦夫人的律师。我还不知道对她是否有刑事犯罪的指控，就我的理解可能会有，那样的话我就是在刑事案件里代表她的律师了。我也是代表她在她丈夫的遗产执行方面的律师，按推测那包括共有财产，可能还有一些别的财产。有一个丈夫的和妻子的关系问题，遗嘱确定了这种关系。不难想象，如果你此时从准备好的表格中向我提问，那么以后，你所提出的问题随时都可以被回忆起来，以原有的措辞予以重复，到那时候我现在所做的某些回答就可能会危及我当事人的利益。比方说，我可能会遇到她是否谋杀了她丈夫爱德·代文浦的问题。在当前的情况下，我想，这是可能的，是吧，检查官先生？”
  “我不知道，”海尔德简短地说，“我拒绝做官方的预测。”
  梅森说：“我相信您在电话中说过您面临着一些压力。”
  “是的。”
  “压力，我想，是来自其他郡的司法机关吧。”
  “是的。”
  “很明显，给您施加压力不仅仅是因为有人曾经不合法地、未被授权地进入了爱德·代文浦的房子，而是有人觉得爱德·代文浦死了，存在一种可能性——请别介意，检查官大人，我现在完全是在谈论给您施加压力的人的心理状态——有一种可能性是代文浦夫人与爱德·代文浦的死有关联。是这样吗？”
  “恐怕我不应该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梅森先生。”
  梅森温文尔雅地说：“根据我对法律的理解，如果一个人谋杀了另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不能从被害者那里继承任何遗产。您也是这么认为吧，检查官大人？”
  “正是。”
  “那么，”梅森说，“假如您问我一个有关对某项财产的所有权的问题——再进一步假设那是爱德·代文浦生前所拥有的财产，他在完全有效的遗嘱里把它留给了他的妻子，在正常情况下，财产权应该已经过渡到他遗孀名下。然后，请原谅我的直率——我在回答中暗示出当时那财产并不属于代文浦夫人，那么非常有可能某个人——当然并不是您，检查官大人。因为我知道您讲道德不会贪图这种小便宜——但是有的人，更为具有专业头脑的某个人，可能会使用我说过的话作为证据，表明我曾经承认过代文浦夫人有谋杀罪行，所以不能享有继承权或者是不能得到所有权。”
  梅森向后一靠，微笑着面对着三位困惑的质询者，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盒。
  “有人想吸烟吗？”他问。
  屋子里一片沉寂。
  梅森抽出一只香烟，在烟盒上敲了敲，点燃香烟，轻轻吹了一口烟雾，正好萦绕在几位审问者面前。
  “好了好了，等一等，”海尔德说，“我想要审问你，可是似乎是我一直在回答问题。”
  “当然了，”梅森说，“我希望先清清楚楚地摆明这次会面的级别。我现在问您，检查官大人，以律师的身份向另一位律师提问，您认为怎样？我应该说那些会在某种意义上影射我的当事人没有资格继承死去丈夫的遗产的话吗？”
  “当然不应该，没人让你那么做。”
  “正是这样，”梅森说，“所以当你问我关于所属权问题的时候，我不得不非常小心做出回答。您不这么认为吗？”
  “我不便于给你什么建议。”海尔德说。
  “没错，”梅森表示同意，“我欣赏您的坦诚，检查官大人。既然您所处的位置使您不便于给我什么建议，那么我不得不提醒我自己。话又说回来，您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不知道，在当前的情况下，我是否有自由评论什么所有权的问题。不过，请继续您的提问吧，我看看是否能做点什么。”
  海尔德低头看着他的纸。“你在那所房子里的时候，”他说，“那所属于爱德·代文浦的位于天堂的房子里，你是不是撬了一张办公桌的锁，打开了一个保险匣，拿走了一封写有代文浦亲笔字‘在我死亡时交给警察局’的信？”
  梅森停下来，思考着。
  “你不能回答那个问题吗？”海尔德问。
  梅森绷紧嘴唇，说：“这个问题包含很多因素，我正在脑子里试着把它们分开。”
  “什么因素？”
  “首先，”梅森说，“你又一次提到了房子的所有权的问题。”
  “好吧，我们可以达成一致，”海尔德说，“每次我提到爱德·代文浦的房子时，我指的只是这个词的一般意义，我们现在不去裁决所有权的问题。”
  “噢，不，”梅森说，“这只是一个口头上的指令，说我可以不受在此所做陈述的约束。如果只是你和我之间，检查官大人，就完全没有问题；不过，要是遇到一个——嗯，假设说是一个冷血的、精于算计的、无情的律师，而他可能恰恰代表遗嘱的其他继承人，那麻烦可就大了。”
  “哪些其他继承人？”
  “嗯，”梅森说，“我还没有全部想出来，不过，比方说吧，有莎拉·安赛尔。莎拉·安赛尔的姐姐嫁给了威廉·迪莱诺的弟弟。现在让我们假设，假设有异议说迪莱诺的遗产不应该允许米日娜继承。”
  “为什么不？”
  “噢，有很多合法的原因哪，比方说，有个问题——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假设——就是米日娜·代文浦可能会被起诉谋杀了威廉·迪莱诺。”
  “不可能，”海尔德说，“她被控谋杀了赫坦斯·帕克斯顿，但是迪莱诺不是被谋杀的，他本来就快死了。”
  “这么说，我是得到了您的亲口保证说米日娜不会被起诉谋杀威廉·迪莱诺，是吗？并且我得到了您的保证，说威廉·迪莱诺不是被谋杀的？”
  “我没有义务给你任何保证。”
  “你看，”梅森说，“我们又回到开始的地方了。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上，检查官大人，我非常热切地想与你们合作，可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莎拉·安赛尔可能是遗产的一个继承人吗？”
  “这么说吧，”梅森说，“如果由于被控谋杀，米日娜就不能继承迪莱诺在遗嘱里留给她的遗产，那么就会使安赛尔夫人得以继承迪莱诺留给已去世的弟弟名下的财产——是这样吧？老实说我得承认，检查官大人，我还没有查过有关的继承法。”
  “我也没有。”海尔德说。
  “噢，我们现在最好就查一下。”梅森说。
  “不，不，”海尔德说，“我们把事情搞得没完没了扯不清了，我想使问题简单明了，也希望你能给我简单明了的回答。”
  “我当然也很乐于那样做，”梅森说，“可是这已经变成了一次正式的听证会，这使问题复杂化了。”
  “我正在试着使它非正式。”
  “但你说它是正式的。”
  “好吧，那要看你指的正式是什么意思了。”
  “你从写好的单子上读问题。”
  “噢，我是想事先组织好我的思想。”
  梅森责备地看着他：“这是准备那张纸的惟一原因吗，检查官大人？”
  “噢，当然，”海尔德说，他突然有些窘迫，“我与其他官员们商量过了，他们提出了一些他们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你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就把那些问题写下来了？”
  “就算是吧。”
  “你看看，”梅森说，“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是洛杉矶地方检查官提出来的，他只是想确立他的案子的某些理论。而他能以最专业的头脑来分析我的答案。”
  “但是你的当事人没有被控谋杀她的叔叔威廉·迪莱诺，她被起诉谋杀了赫坦斯·帕克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