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六日，星期四，侦查员们在克里亚奇科办公室集会。他们平日是二人一组地从凌晨起就出去跟踪那几个他们监视的对象。今日斯坦尼斯拉夫召集了几个伙伴。长年累月以来他已经习惯由古罗夫领导一切，所以他对充当上司一事感觉到很不自在。不得不作出具体的决定，而不宜坐在一旁说几句尖刻的话，有时候靠用避雷器来从事活动。
  工作令人乏味而且单调，在理论上不能发挥效力：无论你怎样调换小汽车，而敌人知道，有人在监视，而在事实上他一眼就认得我们所有的伙伴。当某人不相信成就，就会逐渐地松怠，丧失注意力，变得不谨慎，这是一种规律。可是古罗夫昨天说：你们在那里不要乱开口，选举前还有整整一个月，时间在逼迫他们，他们一定要积极起来。
  他们记下了福金拜访日丹的时间，他们不再监视中校和“克普鲁弗”领导人的会晤，但是他们谈论的是什么内容，仍然是一无所知。用以窃听民警机关的定向传声器不存在了，历来如此，克格勃分子具有现代化技术，而密探们则用“自动式电话”进行工作，这一切依然如故。部长们经常调换，而侦察机构的装备仍然停留在有史以前的水平。诚然，多亏于市长，那汽车停车场修茸得焕然一新，现在汽车运行时车轮不会脱落了，这就要感谢他了。
  “古罗夫不用挂电话，只是在发生严重事故时，一人从公用自动电话间挂电话，另一个站在街上，把那些外人统统赶走，直至斗殴为止。”
  “令人厌烦，斯坦尼斯拉夫，我们白吃了面包，现在没有什么事，将来也不会有什么事，”根纳季·维特金说，他在负伤后觉得自己有点儿像英雄，才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
  “当岗警站在岗位上，半年都不会发生什么事，在一个晴天有人发现他被砍断了头，”斯坦尼斯拉夫回答。“是谁的母牛才会哞哞叫，你就像个最次的公子哥儿似的，处在受人攻击的地位。伊戈尔·斯美尔诺夫的生活正常吗？”
  “没有什么正常的生活，”格里戈利·柯托夫回答，他那瘦长的身子更加伛偻了，本来就少露笑容的面孔颦蹙起来。“青年小伙子，长得还俊美，不和少女们相会，朋友们不再往来，离群索居，他有时走到不远的小公园里去，和儿童们玩耍几分钟，喂喂鸽子后就回到小室里去。”
  “唔，有关少女的事，你，格里沙，要知道，小伙子给人割了阴囊，”克里亚奇科说。
  “怎么办啊？当然是不幸的事情，但是妇女们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这件事，”柯托夫不赞成地嘟囔起来。“我有时候一心想结识任何一个少女，并想对她说，有个小伙子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情，叫她自动离开他，可是她死乞白赖地要求去做客。他们一块儿饮茶，她给他做些什么吃的东西，把饭菜烤热一下。任何一个男子汉都需要女人。”
  “格里沙，既然你这样聪明，为什么你又这样沉默寡言？你替小伙子找个小姑娘，他也许会开始变得温和起来。福金常到你那里来吗？”
  “像时钟那样，每隔一天来，带着几个小提包，这种老爷子你一辈子也找不到。这不是好预兆。”
  “所以古罗夫认为，这不是一个好预兆，只是我们没法了解福金。干嘛他要培养一个小伙子，不知怎的竟想使用他。”
  “好吧，巴图林怎样？”
  “还不错，”伊里亚·卡尔采夫回答，“他健在，有工作，他有时候把几个女人（不是妓女）带到家里去，依我看，他非常喜欢土包子。她们都是年轻的土包子，带着手提箱和小旅行箱，但外表却很独特。乌留平斯克的这类妇女走来征服莫斯科，很快就在特维尔斯克落脚，否则便要流窜于三个火车站附近。当她们在莫斯科没有混熟的时候，巴图林在不超过两天的时间以内藉助于他自己的吊床接待过她们。他有一个严肃认真的女伴，但她很有钱，而且有丈夫，她养着我们这个雇客作为娱乐的工具。我有两次在电话中听见他们的谈话，我以为，她在把钱扔给他，但是他的态度非常严肃，在那个地方他无发言权。没有趣儿，斯坦尼斯拉夫。”
  “我和你不能处理那件事，伊里亚，”克里亚奇科不客气地说，“近来我不喜欢你。我不知怎的在某个对象家里见过你，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蹩脚电影里所反映的正是这等人物。我请你记住，如果列夫·伊凡诺维奇说，感到热，就是感到热，眼看着就要面红耳赤了。讨论这个问题不是你干的邋遢事情。如果不中意，就到天南地北去，我一定能够立即找到一个代替你的侦查员。”
  “可你怎么样，斯坦尼斯拉夫？我为这种钱同意日日夜夜头倒悬，”卡尔采夫飞快地说，自己想了一下，“你看，叫你接受资本主义，什么都得付钱，所以你不用开口。从前即使在简短的业务会上，甚至在党员大会上可以说一顿废话。自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可以倾吐积愫，现在请你不作声，否则把你赶出去，我们能找到另外一个人。雇佣劳动力，没有啥关系。”
  斯坦尼斯拉夫觉察到卡尔采夫潜在的不满情绪，决定在必要时告诉古罗夫，伊里亚尽管是个年轻的侦探——他只有三十五岁——可是已经不行了。
  “恰巴耶夫，”斯坦尼斯拉夫把脸转向自己的老友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斯维特洛夫，他和他在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共同耕耘了岂止十春秋，“你是个司机，这条街道嘛，你比这些小孩子看得更清楚。无容置疑，有人在引导我们，但是依照你的估量，动用了多少辆汽车？”
  “恰好是六辆，”斯维特洛夫回答，“但是我相信，汽车还更多。”
  “明白么？”斯坦尼斯拉夫环视一下集会的人们，“如果我们从事无益的活动，那么谁会投入这么多的人力和物力来反对我们？难道您以为别的部门的汽车总数和侦探都不计算在内吗？”
  “他们等什么？如果说是十六号，那么未免搞得太早了。还等待什么？——比自己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聂斯捷伦科问道。
  “华连廷，如果您知道，那么您就是一个聪明人，”斯坦尼斯拉夫回答。
  “而列夫·伊凡诺维奇关于这点有什么想法？”
  “要么自己不知道，要么他不想说话，”斯坦尼斯拉夫站起来。“从明天起我们改为整昼夜执勤。”
  “斯坦尼斯拉夫，害怕害怕上帝吧。”维特金低声含糊地说了这句话。
  “您害怕害怕上帝吧，因无事可做，可以说，每个人都为汽车获得了荣誉。我增加一个乘务组，你可以整昼夜干活，整昼夜休息。咱们走吧，咱们走吧，极可恶的密探们。”
  奥尔洛夫将军接到了一项指示：抽出二十名军官担任领导职务，以启用内务部的军队去承担第一支护送总统行列的封锁部队。他准备在一九九三年登上坦克的那个地方深入到人民中去。出发的日期并没有宣布。
  奥尔洛夫明了：人们对他有这种期望，古罗夫也有同样的预感，这个孩子的嗅觉异常敏锐。将军无论怎样也看不惯他，看起来，列瓦这个蓝眼睛的幼稚的孩子早已四十多岁了，他是一名举足轻重的上校，在服役多年的民警人员中享有很大的威信，在有声誉的权威人士和恶人中自应占有一定的比重。
  密探之中谁也不知道，尽管间谍机构私下传说，在一次非常紧要的大会上，权威人士和恶人合法地瓜分了政权，但是有个年老的，身体强健的恶人这样说：
  “如果把列夫·伊凡诺维奇喊到这里来，他很快就要评判我们的是非。”
  人们在会上窃窃私议，有人向什么人说，这个列夫·伊凡诺维奇是谁。忽然间一个青年的声音喊道：
  “在第一次会面时我就要干掉您的密探！”
  白发老人朝脚下啐一口唾沫，回答说：
  “他救了我本人的一条性命，有人把第一百零二条性命随同一切使人承受重担的东西吊在我身上，而古罗夫已经干预这件事了，他找到了执行者，给了我五个一组的玩意儿，三天之后我自由了。”
  “噢，你去吻他的屁股吧，对我来说你是个密探，他也是密探。”
  在这种情况下意见分歧了，大会以什么来宣告结束，那就不晓得，但是过了一个月，有人在市场附近用冲锋枪击毙了一群恶人，可是过了不多时权威人士借以开会的小咖啡馆化为灰烬了。
  没有关系，让他们互相殴斗，可是有多少和平公民在这些清洗中丧命了，谁也不计较。但是谁都知道，谁也不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