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产生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我也提出过这种方案。可是准备替换你的那个人却断然拒绝，他说他只要第一手资料。他说我，”维尔丁指了指自己的胸脯，“并没有亲身经历每一个阶段的活动，也许不了解某一个细节，而出纸漏往往正是在细节上。你自己讲一讲，那人还会问你一些问题。”
  “他怎么啦，准备去法院出庭不成？”伊万感到惊讶，他对这种荒唐事信以为真。
  “你见到他自己问吧，”维尔丁冷冷地答道。“你得注意，要是古罗夫找到你，在法庭回答问题的将是你自己。”
  古罗夫急需跟联邦安全委员会处长库拉根上校见面。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两人曾不止一次避开官方关系见面。会见的方式通常是两人一起在咖啡馆里喝咖啡，有时两位侦查员看见有人在对他们进行观察，也许还在听他们谈话。不同的特工部门的两位职位较高的军官讨论共同的工作，为的也是共同的利益，可是会面却像搞阴谋一样秘密进行，因为上司不赞成这种未经领导批准的接触。再说也无须隐瞒，两个人都十分清楚，不论是民警机关还是反间谍机关都能碰上相当多的两面派。就拿那个维尔丁来说吧，他领导的一个分队直接隶属于上层，这并不是偶然的。
  这种状况使军官们感到愤懑，甚至觉得受到了侮辱，因此这一次古罗夫决定约朋友公开见面，以此向稽查队表明他们会面是私人性质而不是公务性质。
  古罗夫通过市内线路给朋友挂了电话，告诉他自己在休假，询问什么时候能来找他谈一件私事，可别碰上他忙得不可开交或是出席会议。
  密探在约定时间走进反间谍官员的办公室，乐呵呵地说：
  “你好，巴维尔，我老爱妨碍别人工作。”他微笑着指了指墙和天花板，做出一副询问的样子。
  “鬼知道呢，”主人答话的语调跟朋友一样。他从桌子后面走过来，握了握古罗夫的手，移过安乐椅。“眼下到秋天了，外面天气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他在客人面前放上一叠纸和一支铅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你在休假，可是还呆在莫斯科。”
  “老规矩，有些工作还没来得及收尾，有点事干完了就去南方。听说你今年休假去了土耳其。我听见人们对安塔利亚海湾众说纷坛，有人称赞，也有人咒骂。我打算带我的公主一块儿去，她是个兴趣广泛的姑娘。”古罗夫一边说一边迅速动笔，随后把字条递给库拉根。
  “一方面，你的问题回答起来很简单，上校先生，这要看您口袋里有多少钱。”库拉根一边笑着回答，一边看字条，上面写道：“咱们两个都缺心眼，因为我们猜不透维尔丁。”
  库拉根在古罗夫字条背面匆匆写了几个字，把字条递回来。古罗夫看见他写的是：“他干吗需要摄像机？”随即答道：
  “谁都知道咱们只有那么点儿工资，可还是想凑点钱好好游一圈。本想买一台摄像机，好的买不起，差的又不想买。也许咱们能盼到那一天，外出休假时办事处能借给你一台，对你说：好好消遣吧，侦查员，摄像去吧，用完了再还回来。”
  “我懂了。”库拉根点点头。“可是照我看，还没等到那一天你早就退休了。”
  “你是个乐天派，巴维尔，”古罗夫站起身来，“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再过一个星期，十天左右吧，我就回莫斯科了。有空给我打电话。”他敬了个礼，走出办公室。
  当天傍晚巴维尔·库拉根就打电话来，说道：
  “他拿到了，因公借用。”
  “干什么用？”古罗夫忍不住问道。“这种东西找朋友借也多的是。”
  “你想要我去问吗？”巴维尔尖刻地问道。
  “谢谢，不用你费心了。”古罗夫放下听筒，气恼地看了看坐在沙发上的斯坦尼斯拉夫。“他拿到了。他要干吗？”
  “要我回答吗？”斯坦尼斯拉夫漫不经心地问道。“我从来都乐于效劳。我坦白地回答：不知道。”
  电话铃再次响起来。古罗夫一反常态，拿起听筒，不满地说：
  “喂。”
  “请古罗夫上校接电话。”
  “我是古罗夫，”他叹了口气，并未期待听到任何好消息。
  这一次密探却上了直觉的当，因为陌生人在电话里说道：
  “上校先生，我是市区助理值班主任。有一个陌生人要找您，从各方面看来，这人身分不明。他很想见到您。”
  “我马上来，”古罗夫答道，随即向斯坦尼斯拉夫点头指了指门。“走吧，有个陌生人想见咱们。要是他约定在路灯底下见面，我就会只派你一个人去了。”
  “我懂了，”斯坦尼斯拉夫一边点头一边坐进他的“梅尔谢杰斯”车的驾驶室。“从陌生人那儿得到的最常见的礼物是一颗子弹。我过去一向知道你很喜欢我。”
  “不错，去彼得罗夫卡的办事处。”
  站岗的民警冷淡地看了看两位来客的证件，敬了个礼，问道：
  “你们找谁？”
  斯坦尼斯拉夫看了几个不认识的年轻军官一眼，说道：
  “一代新人换旧人啊。我们不找谁，年轻人，我们是过路的。”
  栅栏里走出一位中年少校，敬了个礼，说道：
  “您好！不认识我啦？”
  “说真的，名字忘了。”古罗夫答道。“谁打的电话？”
  “是我，列夫·伊凡诺维奇，”少校答道。“您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办公室吧？请进去，有人等您。”
  两个密探登上四楼，古罗夫敲了敲门，走了进去。办公室没有变化，跟所有机关一样，只是墙上挂的照片换了。桌子后面坐着索博利上校，角落里有个其貌不扬的汉子，一张脸睡眼惺忪，神情淡漠。
  索博利从桌子后面走过来，握了握两位密探的手说道：
  “小心谨慎，有益无害。”
  “不错，维克托·谢苗诺维奇，”古罗夫答道。“多画几个十字不会把手累坏。干吗让外人知道您今天晚上邀我来过？”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觉得我们这位帮手提供的情报您会觉得挺有意思。”
  办公室里那人是个眼线，这一点无须向两位侦查员解释。他们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要我出去吗？”索博利问道。
  “我的脸皮看上去很厚，其实并没有那么厚，”古罗夫微微一笑。“维克托·谢苗诺维奇，您去您的办公室，给斯坦尼斯拉夫讲一讲城里的新鲜事儿。他在部里呆得太久，完全与世隔绝了。对了！”古罗夫用手掌拍了拍额头，走到眼线跟前，说道：“对不起，我马上就来，”说着跟两位军官一起来到走廊上。
  “我明白你的意思，”克里亚奇科说。“你去干你的事，我跟维克托琢磨琢磨咱们的问题。”
  侦查员跟眼线谈话是一件极为繁难的事。尽管那人应该把他刚刚讲过、多半还写过的事讲给古罗夫听，但谈起话来却不会更加轻松。
  “咱们认识认识吧。”古罗夫在办公室里踱了一圈。“我叫列夫·伊凡诺维奇，在侦查部门干了二十多年，”他走到跟前，握了握眼线放在膝盖上那只软弱的手。“您怎么称呼？”
  “更夫，”眼线把手缩回去。“您要是愿意，可以叫我叶梅利扬。当民警的永远也学不会通情达理。我中午从家里出来，说好了过两个小时回家，可是现在几点啦？一会儿这个人折磨你，一会儿又来一个，您这已经是第四个了。你们以为管了我两顿饭就万事大吉了？可是我的女儿在家里等着我，我这做爸爸的‘出差’也该回家了。”
  “我比你年龄大得多，因此我要是用‘你’来称呼的话，请别见怪，”古罗夫边说边用手把眼线拉起来，让他在桌子边上的安乐椅里坐下，把电话移到他跟前。“叶梅利扬，咱们给家里编一段故事。就说火车晚点三个小时，这是常有的事。在站台上有个男人的头被人砸了个窟窿，当时你在场。那人被抬上了担架，你被叫到民警局作证。行吗？你的妻子要是反驳，你就把听筒给我，我来圆场。行吗？”
  眼线微微一笑，露出两排整齐漂亮的牙齿，此时看上去才像不满三十的样子。
  “哪儿冒出来您这么个好人？”他开始迅速拨号码。“基萨，是我。你问我干吗在醒酒所……我说到做到，滴酒未沾。你不信？在哪儿？我在民警局，他们拉我当证人……”
  眼线把话筒递给古罗夫，上校用清晰的声音说：
  “晚上好，尊敬的……我是值班主任克里亚奇科少校。我们向您道歉，耽误了您丈夫的时问。他给我们帮了大忙，我们这儿……”古罗夫用手掌拍了一下桌子。“姑娘，亲爱的，我们这儿有时会发生这种乱七八糟的事……为什么总是发生？是经常发生。国家杜马难道就不乱么？总之，好吧，我们这会儿还有些材料要写，写完了就用汽车把您的丈夫送到家门口。好，我一定转告。谢谢。”
  “列夫·伊凡诺维奇，太感谢您了。给你们干事儿三个年头了，真遭罪，今天是头一次碰上好人。”
  “别这么说，叶梅利扬，民警机关好人是有的，不过他们也忙得焦头烂额。你说你中午从家里脱身，出来十个小时了，累得精疲力竭。那么你通报了什么事情那么有趣，使得民警机关怎么也不肯放你走呢？”
  “长官，说真的，我自己也不明白。好像是我无意中揭穿了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你在哪儿干事？”
  “在囚室里，这是约好的，”眼线答道，随即讲出城市另一头的一间临时隔离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