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上路需要有钱。您和您的朋友们启程以前闯进哪个售货亭或商店……”
  “可是你们夜里并不陪女人睡觉。你们在维护城市的秩序。怎么，难道本地民警不知道城里来了些头面人物？要么您是要我把时间地点告诉您，免得您守来守去着了凉？”
  “你是个无赖！”
  “你难道现在才明白？”伊万拿起一片香肠闻了一闻，又放回盘子里。“香肠里有大蒜气味。待一会儿他们问我在哪儿吃的香肠，我怎么辩解？他们想干些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不会跟他们一块儿干。假如他们要把我带上，那么事情明摆着，他们会下令叫我杀死值班的人，用鲜血把我跟他们捆在一起，这我可不干。监狱和劳改营我都见过，那可不是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②，再进那儿去也见不到什么新奇的东西。”
  ②在莫斯科，俄罗斯最著名的艺术中心之一，收藏十一世纪以来俄罗斯及苏联造型艺术作品。
  大尉看着伊万，心里在盘算：把这样一个小伙子弄到手，就可以跳出这块穷乡僻壤了。由于偶然原因进劳改营的人多的是，获释的人有的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是副博士。可是那些人跟刑事犯罪完全不沾边，对刑侦工作毫无用处。这小伙子个性生硬，却不是天生的盗匪。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把他造就成一个有用的人，这样的人并不多见。还有，他不喝酒，可见他不会为小事耗费精力。怎样才能吸引他，让他脱离盗窃团伙呢？主要的是，怎样表明自己的身分呢？小伙子鄙视民警，他不会同意跟他们共事。
  出乎意料的是，所有这些问题都由伊万·彼得罗夫自己解决了。他不时喝一口茶，吃一小片面包，同时看着主人，那神情倒像他并不是受到招募的人选，而是自己在决定：他究竟是跟住宅的主人建立联系呢，还是心平气和地分手、把这一切都忘掉。
  “照我看，您是反间谍机关的人，在这里搜寻察看，想物色一个执行任务的合适人选。看得出您不是本地的，而是州管理局来的。人家处分了您，打发您上这儿来改正错误，您却在这里游手好闲。这样的筛选站根本就是傻瓜想出来的。体面人会闭着眼睛跳过去，正经八百的小偷不会停留下来，我的朋友们则是例外，咱们不谈他们。我今天傍晚就离开他们，乘夜里的火车去首都。”
  “他们不会放你走，”主人说道。
  “我去跟老耄谈好，别的人不会吱声。”
  “可是你怎么走呢？得有钱买票呀。”
  “钱由您给我，”伊万微微一笑，“您说个电话号码，到了莫斯科我就打电话。尊敬的长官，您需要向上司证明您尽职尽责。您要是举止得体，还会因为我而获得勋章。”
  “你的脸皮可真厚！”大尉气得喘不过气来。
  “顺便说说，我跟您谈话可是彬彬有礼的。我请您去火车站给我买一张去莫斯科的卧铺票，电话号码您可以说一说，我记下来。这会儿快五点了，十九点以后，每个小时按整点算，七点、八点或九点，您在‘艺术’电影院等我，把一个信封塞在我的茄克衫侧面口袋里。”
  “你会骗我，”大尉疑惑地嘟囔道。
  “有可能，但我劝你冒个险试一试。”伊万挪开茶碗，起身走了出去。
  跟窃贼们摊牌进行得极为平静。伊万心里明白，老耄跟同伙的争论失败了，他们尚未决定怎样摆脱这个年轻的异己分子。尽管他们每个人都干过“放血”的勾当，但谁也不愿动手再干一次。
  等他们吃饱喝足以后，伊万突然开口说：
  “每个人都各有所好。诸位先生，我不属于你们一伙，不了解你们的事情，假如各位允许的话，我想悄悄离开这里。”
  窃贼们喜欢受人尊敬，而“诸位先生”这个称呼简直令他们激动不已。小伙子当真一无所知，他没有悄悄溜走，而是请求他们允许。他们用理解的目光看了看老耄，意思是说，这样的小伙子会让人铭记在心里。在场的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是个贼头，伊万不知道他的外号，这人的年纪五十左右，他用嘶哑的嗓音说：
  “你这娃娃挺有头脑，说不定能成为一名小偷，眼下你就走自己的路吧。”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揉皱的钞票，几个朋友又凑了一些。“拿着，买张票还不够，可是你准有办法。”
  伊万拿了钱，低低地鞠了一躬，暗自轻蔑地冷笑。他毫不怀疑窃贼们身上藏有巨额的钱。可是窃贼们为人处世跟执政党中央委员们一样：首先保障自己、亲属、副手、下层的书记，直至区委的女清洁工。要是还有所剩余的话，再分给普通党员，但不是见人有份，在溜须拍马这种问题上是不能容许平均主义的：某个人给一罐成鱼脊肉，另一个人给点茄汁密网鱼也就过得去了。法西斯集中营里高悬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各得其所”。他们不该把这块牌子毁掉，应该把它运到俄罗斯来，安放在旧广场上。
  伊万属于自学成材一类人，劳改营的规矩他学得很快，因此跟“师傅”及其朋友们告别时十分友好。
  他上车以后，一眼瞥见窃贼们正在核查他是否乘车离开。他没有上过任何专门训练班，但他没有向女乘务员出示车票，而是顺手提起一位妇女沉甸甸的旅行箱，装作送行的人进了车厢。
  “小家伙挺机灵，”老耄说，“咱们不该把他放走。”
  “我见过一些告密的人比他更机灵，”贼头答道，说着他们离开了月台。
  伊万到了莫斯科以后在先前两位老太太那里住下来，她们不住地惊叹“啊—呀呀”，谢天谢地，她们的万涅奇卡①没有陷入车臣那场自相残杀的战争，总算四肢齐全地回来了。他对劳改营的事自然绝口不提，去民警局登了记，报了户口，住址报的是楼底下的贮藏室，有号码有门铃，好歹算个房问。两位老奶奶开始很生气，但伊万解释说，户口报在哪儿就得住哪儿，否则他别想分到正规的房间，更不用说一套住宅了。
  ①伊万的小名。
  三天以后伊万拨了一个电话，号码是他在俄罗斯地图上没有标明的那座小城里，在“艺术”电影院旁边弄到的。接电话的是个男人，声音平静，但未作自我介绍，只说了一句：
  “喂。”
  “您好，”伊万答话后停了一下，对方没有回答，于是他继续说：“我在远离文明的地方休息了将近五年。一位体面的男子在火车站交给我一个信封，并请我拨这个电话。”
  对方短暂地停了一下，伊万听见那边在骂娘，随后那男人说：
  “今天十五点请到我们的传达室来，我来拿您那个信封，不过我不能作任何许诺。”
  “你们的传达室只有精神病患者和告密者才去。况且我没有任何事情求您。就算我没有打这个电话。”
  伊万·彼得罗夫可没有上过什么特工学校，从来没有上过。然而天生的机灵使他领悟到，这个电话号码的谈话十有八九会录下来。那么电话线另一端那个傲慢的家伙就会有人狠狠揍他一顿。
  “等一等！等一等！”对方急忙说道，“您不想上我们传达室来？咱们另找个地方见面……您知道多尔戈鲁基纪念碑吧？”
  “不行。我觉得找个住宅合适，最好是旅馆房问。”
  对方呆了一呆，随后说道：
  “还是十五点，在莫斯科宾馆大门口，您一个人是不让进的。”
  “好吧。讲讲您的模样，我来找您。”
  伊万提前半小时来到会面地点，他自己也不明白干吗要来得这么早。他无事可干，手里拿着三颗钉子，装出一个急不可待的恋人的样子，在离宾馆大门不远的地方转来转去。人们在镶镜子的大门口进进出出，所有的人都匆匆忙忙，仿佛怕迟到一样。人行道边上急速驶来一些小汽车，多半是出租车，但许多外国牌子他不认识。伊万注意观察过往行人，留心他们的服饰，很快就学会了怎样认出谁是外地人，甚至包括从豪华高级轿车里出来的人。外来人中有许多人在当地是有威望的人物，到了这里，在莫斯科，他们也竭力显得与众不同，走起路来不是随随便便，而是十分庄重，抬起下巴，目光也显得意味深长，从来不露笑容。此外，外地来的首长爱穿宽松的名贵大衣，而且手上一定有公文皮包。
  伊万发现外省达官显贵的司机和随从往往面露拘谨的笑容，有时互相使个眼色。有两次他见到摄影记者和电视台记者，他们既不跟旁人打交道，也不左顾右盼，对准目标摄完像就走。
  伊万等候的那个克格勃人员相隔二十步他就认出来了，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能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认出这个人来。或许是因为紧紧系在风衣上的那根腰带加上运动员一般的姿势，那人完全心无旁鹜，走路不慌不忙，不四处张望，但眼睛却瞟着左右两侧。腰带、驼色风衣、身材高矮和不带帽子，这些特征克格勃人员在电话里都说了，可是伊万即使不知道这些一般的特征也能断定是他。他拦在那人前面，伸出几颗钉子说道：
  “你好，朋友，很高兴你按时赴约，”他拉住那人的手，把他拉到大门口，“你在前面走，我能跟上，”从看门人身边走过时伊万又补了一句，那看门人仔细看了这位客人一眼，显然是要记住他的相貌。
  房间颇为幽雅，看样子无人居住，空气不新鲜。伊万也不征求主人同意，打开通风的小窗口，倒掉烟灰缸里的烟头，说道：
  “我叫伊万，您呢，我将尊称您为‘头儿’，因为您不会把您的名字告诉我，我也犯不着让脑子里塞满杂七杂八的东西，”说着他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