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会离开您的，她做得对！”
  “我对她也是这么说，”古罗夫对维罗奇卡伸了伸舌头，回到将军的办公室。
  奥尔洛夫已经换上便装西服，正在拨电话。
  “谁也找不到，都到前线去了，这些混蛋。”
  电话终于接通了，奥尔洛夫问道：
  “上将先生吗？我是奥尔洛夫。你好，你好，我马上就可以看出你对我记得多清楚。干嘛不拨自动电话？因为你似乎已经退休了，你的专线按理会撤掉。熟人和老朋友？好极了，我正需要你的朋友。你曾经主管过监狱工作。很久以前，那也没关系，你手下的人还在任职，记得自己的首长，你明白吗，老朋友，我的一个伙计必须会见一个判了死刑、指望获得特赦的犯人。一把手嘛，据我所知，是在休假，等休完假回来他就顾不上特赦的事了。在哪个监狱？”奥尔洛夫看了古罗夫一眼，听他讲了以后说：“对，就是那儿。我们掌握一些重大疑点，犯人不是单枪匹马，犯罪集团仍然逍遥法外。为什么以前没有想起来？案件很多，只有一双手啊。是古罗夫上校。你是说他很高傲？他在这方面没事儿，上帝本来把才能分成十份，最后却给了一个人嘛。你说你打个电话，跟他们说一说？谢谢你，老朋友。你近来怎么样，孙子们怎么样？”
  奥尔洛夫用手捂住听筒，说道：
  “列瓦，你那狗屁个性连住在花园区的人都知道。去吧，傍晚再打电话来。”
  铁木尔·扬季耶夫、律师博亚里诺夫和古罗夫上校围着一张干净的木桌，坐在紧固于地板的凳子上。房间里没有窗子，但空气十分新鲜，不仅闻不到监狱的气味，连营房的气味都没有。沉重的铁门上有个小孔，细心的人可以发现，房间上方的几个角落里安着电视摄像机镜头，当然啰，房间有人监听，谈话也会录下来。
  律师跟犯人问了好，小伙子低声而有礼貌地答礼，对古罗夫则冷淡地看了一眼。上校惊讶地发现小伙子没戴手铐，外表也不像个判了死刑的人：脸色平静，根本不显得衰弱不堪，神态坦然，不过目光呆滞，仿佛没有生气。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跟铁木尔谈谈，我听一听，”古罗夫一面说一面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铁木尔亲属的彩色照片，摊开放在铁木尔面前，旁边再放上一页事先打印好文字的纸。
  “怎么样，铁木尔，咱们就这么一直不开口不成？”律师心里明白他只不过是块挡箭牌，他的话不起作用。“你在法庭上承认装炸药的背囊是你带上汽车的，你本来不打算把它留在车上，但匆忙之间忘了拿走。这是又蠢又笨的谎话，娃娃。我们已经得知，除你以外，参与恐怖活动的还有几个人。你在坐牢，在盼望赦免，可你的朋友们却逍遥法外，津津有味地又吃又喝，谈情说爱，你认为这样公正吗？”
  古罗夫往桌上摆照片时，铁木尔对这个俄罗斯人并不在意，本想把照片推到一边去。但他的目光突然凝住，手猛地哆嗦了一下，冷漠的脸上现出古怪的神色。他不听律师讲话，仔细看着一张张照片，把它们推开又重新拿在手上，抬头望了望这个陌生的俄罗斯人，又把那张印着字的纸凑近一点，只见上面写道：
  “铁木尔，注意报纸上的日期。你的亲属的照片是两天前在莫斯科拍的，现在你的亲人们在很远的地方，他们绝对安全，谁也抓不到他们。你的生命不属于你个人，你是你母亲生的，父亲和祖父把你抚养成人，你身上流着祖先的血，你没有权利把它抛洒在监狱的院子里。把纸翻过来，简单写一写事情的经过。我要抓住策划者。”
  古罗夫看见小伙子把这段话读了两遍，便掏出钢笔放在他面前。
  “铁木尔，是谁给了你爆炸物，是谁教会你使用它的？”律师继续单调地重复道。
  铁木尔慢慢写着。古罗夫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随即走到门口，在小孔前面挥了挥手。门没有打开，一个平静的声音问道：
  “你们谈完了吗？”
  “没有，我想要个烟灰缸。”
  “通风机没开，不能抽烟。”
  “噢，对不起，也免得你费心了，”古罗夫答道。他看见铁木尔已经写完，就走到桌子跟前，拿起钢笔、照片和那张纸放进口袋，说道：
  “说不定我碰巧会见到你的哪个亲属，有什么话转告吗？”
  铁木尔把头扭到一边，闷声说道：
  “感谢真主！”
  “是该感谢，”古罗夫点点头说：“也许再补上一句，说你热爱让你生到这世上来的父母、把你扶上马背的爷爷，还有你亲手带大、又教他们懂事的两个妹妹？对他们说，真主伟大，但真主告诫每个人要走完自己的路、斗争到最后一息？”
  “您并不是车臣人，您是俄罗斯人。”铁木尔答道。
  “是俄罗斯人，”古罗夫说，“而且我看这没有什么不好。”
  博亚里诺夫和古罗夫坐上“雷诺”牌汽车，驶过两个街区，把车弯进一个胡同。密探把车停住，熄了火，从口袋里掏出铁木尔交回的那张纸，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违反了现行的一切法律，”律师喃喃说着，试图打开古罗夫捏在手上的那张纸。
  “请原谅，伊万·马克西莫维奇，违反一切法律我可没有那能耐，法律太多，生命太短啊。”
  他没有打开纸条，不慌不忙点燃一支烟，把车窗稍稍放下一点，这才把纸条摊开，看了一遍，随即递给律师。
  “我当时一无所知。”律师没有克制力，念出声来。“有人给了我背包，说里面装的是跟异教徒作斗争用的资金，让我上公共汽车，叫我在起义广场下车，把背包留在后座底下，说是有人会拿的。谁来拿，我不知道，跟我说话的是个俄罗斯人。这人年纪不老，中等个儿，头剃得光光的，一只手上刺着一只锚。我被捕后的第一天，囚室里有个俄罗斯人，样子像个流浪汉，对我低声说：要是我信口开河，就把我全家杀光。他说出了我的父母、爷爷和两个妹妹的名字。那流浪汉很快就被带走了，我再没见过他。”
  “这么说，我们的看法是对的，”律师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这种材料对我们未必有什么帮助。一切都已取证了，定案了，谁也不会承认这样的纸条是新发现的情节。”
  古罗夫从律师手里拿过纸条，装进口袋。
  “走着瞧吧，伊万·马克西莫维奇。”他开动汽车，看了看后视镜，笑了一笑。“我马上送您回家，目前不再跟您见面，多长时间不知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差点儿忘了告诉您，”律师突然活跃起来，“他们把冰箱从客厅搬到了厨房里。”
  “那我恭喜您了，您看见了吧，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可您偏偏不相信有鬼神。”
  玛丽亚打电话回来说，拍片子的事拖延下来——老板破了产，制片人正在筹款，只剩下两个拍摄日，剧组的人到齐了，但工作陷于停顿。
  “到了这种地步，”女演员说，“就开始怀念昔日的萧条时代了。”
  “什么都别管，回来得了，”古罗夫气恼地说，“我在拼命挣钱，不久就可以乘飞机去加那利①度假了。”
  ①加那利群岛属西班牙，位于大西洋中，靠近非洲摩洛哥西海岸，是人们冬季旅游疗养常去的地方。
  “我什么都可以不管，就是没学会扔下朋友们不管。进房间的镜头我已经拍了，但出房间的还没拍。我甩手就走，难道叫他们再去找个演员，把整场戏重拍一遍不成？”
  “噢，那当然不成，”古罗夫稍稍消了一点气。“去加那利群岛的事我也性急了一点。我这里的工作才刚开头。”
  “忍着点儿，干下去，加那利的事等等再说。”玛丽亚讲话时竭力打起精神，但古罗夫感到她的情绪很沮丧。
  “谢谢你打来电话。吻你。”玛丽亚在电话里也回了一吻。古罗夫放下听筒，从卧室来到客厅，那里聚集着侦缉小组全体成员。
  聂斯捷伦科、柯托夫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斯维特洛夫坐在长沙发上喝茶。斯坦尼斯拉夫模仿古罗夫的神态，一边在地毯上踱步，一边居高临下地看看在场的几个人。一见主人出来，克里亚奇科赶紧在单人沙发上坐下，显出一副天真的样子。
  “使不完的精力，我真羡慕你，”古罗夫说。“你怎么不知疲倦呢，斯坦尼斯拉夫？”
  “我这人有耐力。”斯坦尼斯拉夫低下头来。
  “大家有什么想法？”古罗夫指着放在桌上、写着铁木尔供词的那张纸问道。
  “像是真的。”格里戈利·柯托夫说。
  “怎么把它带出来的？”聂斯捷伦科问道。“犯人跟监狱外面通信是要检查的。”
  “我口袋里另有一份事先写好的，”古罗夫答道。“要是有人问，我就拿出来。可是我去探监有典狱长指示，因此值班军官决定对我不过问。华连廷，我想听听你的建议，而不是问题。”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想先把所做的工作汇报一下，”聂斯捷伦科答道。“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可是没有结果也是一种结果。格里戈利，你愿意谈谈吗？”他看了柯托夫一眼。
  柯托夫否定地摇摇头，于是退休上校继续说：
  “我们同四个证人见了面。第五个晚一点再说。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西亚诺夫，二十八岁，个体商贩，往波兰跑生意，单身，生活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