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商人，他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商业的生命。张謇在利润分配问题上提出的原则，显示出他具有一个商人的素质。
  张謇还特别从商业机器设备更新的角度来提出积累问题，他说：“各国工厂机器，十五年一换，此通例也，……今计老厂己亥所要机器己九年，去十五应换机止有六年，应先筹备，善事必先利器，各股东当以为然。”中国近代商业大多是机器设备落后，并且折旧期限也特别长，这样就使商业的生产水平处于十分落后的状况。张謇从商业经营管理的角度出发，自然十分重视这一问题，他希望按照其他发达国家商业机器设备的折旧周期来更新自己商业的机器设备，以便提高商业的生产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提高商业的利润积累。但这样一来，就会影响到商业股东们的短期收益。所以，为了说服股东们支持自己的主张，张謇提醒大家：“如不添本，则仍须借调，借调须捐息，亦各股东之资也。”如果不积累自己的利润，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股东们自己。为了实现合理的利润资本化积累，张謇的用心真可谓良苦矣！
  张謇未尝不知道多分一些利润能皆大欢喜的道理，但长远的目光告诉他不能只图眼前利益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张謇在利润资本的积累上提出了具有普通正确性的思想原则，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很难完全实施。为了能够吸收社会资金，张謇不得不勉为其难，把股息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这样，就大大影响了商业的稳定和发展。为此，直到晚年张謇还感到痛心疾首：“当获利四五分或七八分时，未将溢分之利留作股本是一大错，咎诚在謇。”1926年张謇已是73岁高龄，但他仍忙于各种地方公益事业。这年的8月24日中午，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在南通病逝。12月5日，数十万南通民众与各界人士为这位在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烙印的人物送行。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和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商业的创始人，张謇的商业经营管理思想比他的前人更为丰富更为精彩，在若干问题上他的见解独特且有很高的借鉴意义。总起来说，可以用四个字即“取长补短”来概括其思想精髓。一个企业，由于本身或外部环境等种种因素必然存在着有利或不利的方面，惟有将其平衡才能维持其前进之方面，即要取长处来补短处。
  张謇的利润观念是非常明确的，但他反对追求投机性利润，他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到了成本管理上。为提高大生纱厂利润，张謇派人外出参观，学习其他工厂的生产管理方面的长处，以改进自己的生产管理方法，降低成本。在张謇的关心和支持下，大生纱厂实行了成本计算制的成本管理。当时，有许多企业去追求投机性利润，不是通过降低成本去追求正常的产业利润，而是通过抬高价格，把资金用于投机事业，在产品原料上打折等办法去追求利润，这些办法当然不可能把企业发展引向健康的道路。张謇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并且成功地采用“取长补短”这一经营理念解决了这一棘手问题。这正是张謇的高人之处，当然，也是凡夫俗子所望尘莫及的。
  第89节：《盛世危言》—郑观应
  第89节：《盛世危言》—郑观应
  胡适曾如此评价他：张謇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位很伟大的失意英雄，他做了30年开路先锋，造福于一方，影响全中国。作为商人，应该从张謇的经营思想中汲取智慧，使自己的事业更上一个台阶。
  《盛世危言》——郑观应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出身于买办而逐渐走上维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字正翔，号陶斋，别号罗浮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人。生于1842年，1922年病逝。郑观应的一生多姿多彩，曾两任买办，数度进出于洋务派企业，多年经商，遂成富翁。
  他曾经三进上海轮船招商局承办汉阳铁厂总办粤汉铁路总公司，集洋行买办、民族资本家、改良主义思想家、洋务企业经营家于一身。经商之余，他写下具有划时代意义反映其维新思想的巨著《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郑观应一生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以拯救民族于危亡。为了达到“富强救国”的目的，他在丰富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经营近代工商业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
  “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郑观应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这一思想体系，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因为它反映了客观的形势需要。“攘外”靠商战还是靠兵战？郑观应认为，兵战固然不可忽视，但它是“末”，商战才是“本”，即他所说的“商战重于兵战”，绝不能“舍本而求末”。他从商战这个基点出发，提出了建立工业体系以保证商战胜利的独到见解。
  要和强国进行商战，要有强大的工业后盾，即所谓“有工以翼商”。因为商战必须要有丰富而又价廉物美的商品，而这只有发展近代工业才能做到，否则商战就是一句空话。要使商品能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取决于先进的机器技术的使用。郑观应是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他很注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引进先进的机械装备。为了不受外国人的挟制，他意识到单靠购买和引进器技术是不行的，必须依靠自己制造这些机器。江南制造局等军用工厂主要造军需品，而且效率很差，因此，郑观应早在19世纪80~90年代即提出设专厂制造民用机器。
  单靠在工厂里使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还不一定能使商品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和到达消费者手中。为了使工商业顺利发展，发挥资本的作用，他主张自己办银行，以解决生产和流通中的矛盾，促使商品和资本加快周转，他的“银行为百业总枢”的认识是深刻的。
  郑观应为了稳操商战的胜券，对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都有周密的考虑措施。但要把工厂、矿务、交通运输、银行办好，关键是要有足够的新式管理和技术人才，否则“借才异域”，不仅要受人挟制，且工薪很高，增加了产品的成本。所以郑观应不断地大声疾呼，把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放到很重要的位置。
  郑观应关于商战的思想体系是完整的。他认为，只有发展近代工商业并在国外商战中获胜，才能达到富的目的；只有富，才能真正的强。不但在经济力量上说如此，而且从军事技术上说也是如此；整个工业水平提高了，军事技术才能提高。
  不注重商战而单搞兵战是绝对不能强的。郑观应认为，如果这样，即使强也是表面的。他说：“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若舍本而求末，入不敷出，徒知聚敛，不复开源，转令民不聊生，盛亦难恃。如花树无根，虽暂华而旋槁也必矣”。
  郑观应还是一个改良主义思想家，他的《盛世危言》颇具划时代意义。所有这一切使得他的经营理念值得我们去揣摸与借鉴，但归结于一点，莫过于“知己知彼”四字。
  他是主张商务论，他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时代”，封建自然经济的农本观念无助于国家的强盛，反而是国衰民贫之源。要在世界新潮中自立，必须树立以商为本的思想观念，因为欧美之所以国力上比我们强大，就在于双方在对商务的重视与否上存在差距。这样就可以看出他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是知己知彼，然后再下结论。
  在具体的经营操作中，他很注重把自己的企业经营模式与别人或别国的进行比较，做到心中有数。例如，他曾肯定过官督商办的形式，但是在不断的对比实践中发现，这种形式也有许多弊端：首先是“官夺商权”；其次，官督商办体制导致企业管理不善，浪费严重，效益低下；其三，官督商办形式由于涉及政治关系较多，因而在处理中外经济交往问题时受制于上，不能真正维护华商的利益。官督商办的形式，显然不能与西方的“自由式”管理相比。
  第90节：借势借力—郭令灿
  第90节：借势借力—郭令灿
  另外，郑观应不只是停留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思索上。他强调知己知彼，不光要对本行业的充分把握，也很注重其他事项的状况，如国家财政收支、工业生产、农业生产、金融货币等。对整个社会、整个国民经济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有利于自己制定本企业的发展战略，不至于是“纸上谈兵”，落得个“壮士未捷身先死”之叹。
  认识自己，了解别人，知己知彼，统筹策应，是郑观应的经商成功之道，也是我们应该吸取消化的智慧。
  借势借力——郭令灿
  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的郭令灿，生于1944年。少年他曾经在新加坡接受教育，后来回到马来西亚，在父亲郭芳来的丰隆公司工作。
  郭令灿从小勤奋好学，在英国攻读时取得了法律文凭。进入了父亲的公司工作之后，他又钻研了经济、金融等学科。
  20世纪70年代中期，郭令灿开始主持父亲的丰隆公司的业务工作。在他早期的“自力更生，不断开设公司”的策略和后期的“收购兼并公司”的谋略下，公司的业务以惊人的速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