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报 上所说，杜鲁门所期望的长达 6 个月的“与国会共舞”的时期在开始前便已 结束了。
  劳工领袖们要求取消工资管制，但限制物价。工商界领导人的要求则恰 好相反。谁都不愿再看到由战争引起的那种物价飞涨。然而，尽管大多数日
  用品供应短缺，却几乎人人都有钱可花——人们手中的战时公债和银行储蓄 已达数十亿美元。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仓促地解除了大笔的战时合同，在不到一个月之内 解除的合同额已达 150 亿美元。波音飞机公司解雇了 2．1 万名工人，福特汽
  车公司则解雇了 5 万人，而此时，成千上万的军人正陆续回归故里，指望找 到一份工作。穿制服的男男女女足有 1200 万之多，他们都希望能尽快重新过
  上“正常人”的生活。
  有关经济将面临厄运的预言已成为老生常谈。此时，杜鲁门仍对自己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营男子服饰用品而受挫的教训记忆犹新，在向国会
  介绍当时国家的境遇时，他提醒道：“我们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通货 膨胀，它后来以 1920 年和 1921 年的大崩溃告终。我们必须确保这次不再犯
  同样惨痛的错误。”其实，大萧条比这严重得多，也更容易记起，直到 1939 年战火在欧洲燃起时都未真正结束。假如战争的结束真的意味着回到战前的
  “正常”状态，那么前景的的确确是够严酷的了。 众所周知，美国靠这场战争繁荣了起来。1945 年美国商品和劳务总产量
  是 1939 年时的两倍多。虽然生活费用上涨了约 30％，普通工人的收入却也 翻了一番，失业率也低于 2％，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农业收入是杜鲁
  门在格兰德维厄经营农场时的 5 倍。美国人还从不知道有这样的繁荣。然而， 人们也都普遍认为困难时刻肯定会再度出现，这种观点根深蒂固。在整整一
  代美国人的脑海里，对于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恐惧永远都不会逝去。父亲们在 饭桌上告诫家人：“危机肯定会发生，而且下次情况糟得会使你毛骨悚然。”
  那些所谓专家的看法也同样悲观。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在 10 月 19 日一次 内阁会议上呈给总统的报告中估计，在未来数月内国民生产总值将下降 400
  亿美元，工资总额将减少 200 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到来年春天将会有 700 万 至 800 万人失业，1939 年的情形又将重演了。
  即使当时有时间筹划和准备，即使当时有可能对“让士兵们回家”的呼 声置之不理，使复员工作以较为缓慢的速度按部就班地进行，恢复期里的问
  题依旧会十分棘手。实际上，突如其来的和平几乎同突如其来的战争一样， 使整个国家措手不及。1941 年以来，由于“打仗”，民众们已心甘情愿忍受
  物品短缺和生活不便之苦，对设定工资最高限额和住房供给不足也已习以为 常。但现在，他们似乎急于要补偿失去的时间，各种要求一下子都冒了出来。 到 10
  月份时，全国都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房荒。据报道，仅在芝加 哥市，就有 10 万名复员军人无家可归（芝加哥市准备不久将出售废弃电车供
  改装为住所之用）。各方来信雪片似地飞往白宫，其中有一封寄自住在洛杉 矶的一位男子，信中讲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无家可归的退伍中士军医，妻
  子已有身孕，还有一个幼小的孩子，他看这家人无处栖身，便留他们在自己
  家里住了一夜。在信中他恳求总统：“办点实事吧。” 工会组织已不再受战时不罢工承诺的约束，提出了“递升式”增加工资
  的要求。一时间，几乎所有行业都发生罢工。纽约州有 1．5 万名电梯操作员 罢工，其他州则有 2．7 万名石油工人和 6 万名伐木工人甩手不干了。与此同
  时，在华盛顿，新政派人士正大批地退出政府。
  所有这一切对杜鲁门来说实在是难以理解。他对经济学知之甚少，而重 建的经济学又是如此纷繁复杂。他怎么都不能理解，一个在战争时期表现出
  极大的奉献精神和顽强毅力的民族竟会突然间变得这样极端自私，对公益这 样漠不关心。他告诉母亲：“国会碍手碍脚，劳方荒唐透顶，资方也近乎发
  疯般地自私。”母亲住在格兰德维厄的一幢小木板房里，杜鲁门遇事总少不 了征询她的意见。杜鲁门始终相信古代共和主义者公民权的理想，在他的心
  目中，辛辛纳特斯这位在拯救祖国后解甲归田的传奇式的罗马勇士一直是位 英雄。他总喜欢告诉来客，他已把办公桌上的大炮模型换成了一台亮晶晶的 模型犁。
  他所能做的就是比以前更努力地工作，在他看来，日程安排得更满更忙 一些，动作更快一些，接见的人更多一些，外出更频繁一些，似乎至少可以
  为大家作出表率。在非常典型的一天上午，两小时内他便接见了十好几位来 客，其中有来自田纳西州的众议员艾伯特?戈尔，给他带来一瓶杰克?丹尼
  尔斯酒；参议员惠勒；他在杜鲁门委员会里的前助理马克斯?洛文撒尔；维 尔京群岛总督；另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帕特?坎农，来谈飓风造成
  的损失问题；明尼阿波利斯市年轻的民主党人市长休伯特?汉弗莱夫妇；一 群倡议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妇女（最后一批来客告辞后杜鲁门在约见单上写
  道：“平等权利，一派胡言乱语。”）。他工作起来“风风火火”，一篇报 道中称他这种坚决果断的工作方式现已被公认为“典型的杜鲁门风格”。他
  作出改变时总是“急匆匆地”大笔一挥，其实极少有事关重要之处，只是“凡 事必快”而已。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把 5 分钟的时间都用来宣布一批决
  定，包括改组劳工部、将经济稳定局转归约翰?斯奈德领导下的战时动员及 恢复局、任命来自圣路易斯市的斯图尔特?赛明顿为新成立的剩余资产管理
  局局长、接受陆军部长史汀生的辞呈并任命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接任、提 名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哈罗德?H?伯顿为最高法院法官。宣布结束后，一
  位记者不禁问道：“总统先生，还有吗？”全场哗然大笑。
  这种时候总是令他十分得意。他喜欢用具有声望与权力的重要职位奖赏 给像斯奈德这样的忠实的老朋友。这是这位成功的政治家一生中的主要乐趣
  之一，更不消说他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位出色的杰克逊式的民主党人。他事无 巨细总是尽心尽力地去做。他实在不愿解除埃迪?麦金的职务，便在农村财
  政委员会中给他安排了一个闲职。他的海军助理贾克?瓦达曼由于开始越权 行事得罪了包括贝丝?杜鲁门在内的白宫里一大批人，因此，得把他悄悄打
  发出去，于是杜鲁门把他安排到了联邦储备委员会，而瓦达曼任此职务显然 是不适合的。即使是像密苏里州参议员贝内特?克拉克这样多年来一直给杜
  鲁门出难题的人也没有被遗忘。9 月 12 日，杜鲁门任命克拉克为设在华盛顿 的美国上诉法院陪审法官。不久以后，克拉克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小镇贝里维
  尔举行再婚典礼，杜鲁门又站在他身边作男傧相，这对杜鲁门来说也是破天 荒的。
  那年秋天，有两场正式仪式使杜鲁门深为感动，也尤为难忘。
  9 月 21 日亨利?史汀生退休那天，阳光明媚，一个小型仪式在玫瑰园举 行，杜鲁门极为庄重地将战时优异服务勋章授予这位年迈的陆军部长。他的
  部下这时才意识到，只有在这种场合，杜鲁门才显得出类拔萃。他对于小范 围交往得心应手，这时，他变得易于接近，无拘无束，但同时他又十分清楚
  这种场合的意义之所在。那天是史汀生的 78 岁生日，也是他在华盛顿的最后 一天。杜鲁门在给已回到独立城的贝丝的信中写道：“假如政府中有人有资
  格获得一枚（勋章），那便是那个好人。”
  11 月，在五角大楼大院里，又举行了一场同样令人感动的欢送仪式，这 次是为马歇尔将军。杜鲁门也将战时优异服务勋章授予了他，这是将军唯一
  的一次接受美国战时军功章（马歇尔曾多次拒绝接受任何这类荣誉，认为战 士们正在国外战死沙场，给他这种荣誉是不合适的）。在杜鲁门看来，马歇
  尔在赢得战争胜利中的功劳无人可及，因此他称马歇尔为两任总统的中流砥 柱。杜鲁门曾发自内心地赞叹道：“马歇尔是有史以来伟大的指挥官中最为
  出色的一位。”后来，杜鲁门又说过多大的勋章都不足以表彰马歇尔将军。 然而，这种场合毕竟不多见。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有近乎绝望的感觉，要
  做的事情太多，自己真正的发言权又太少，也从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集中解决 任何一个问题。他有些不堪重负了。他告诉母亲：“这儿的压力太大，我几
  乎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他周游全国进行巡回演讲，想以此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人民，却常常收到
  相反的效果，使人觉得他这么做是出于个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