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奉军既陆续退出北京，国民政府即行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并促早日莅任，维持治安，北京治安维持会及中外人民，均盼阎锡山即日赴京，信使不绝于途。
  6月6日上午9时，鲍毓麟旅退出，革命军孙楚部于10时许在民众欢呼声中入城，商震率部随后继至，阎锡山亦于6月8日在保定就职后，于6月11日偕同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入北京，主持善后事宜，军阀盘据之北京，这时才完全入于革命军之手。北京之旧称，亦遵政府明令正名北平，直隶省改称河北省。
  北平方面虽幸告息兵，天津则尚多顾虑；阎锡山乃呈请政府任命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接洽收编徐源泉、郑俊彦、李宝章等部。天津于北京和平收复时，尚在张宗昌手中，张部与孙传芳、褚玉璞各军，由于沧州以北各地为革命军第一、第二集团军压迫，节节后退，集中天津及津东各地，兵力颇众，张欲以此作最后之挣扎，但已是强弩之末，无能为力了；而齐燮元及安福系吴光新等，又欲乘机以款收买这些残军，别图活动。所以天津形势，颇为纷乱，幸军阀败军中有觉悟者如徐源泉等均弃暗投明，张宗昌闻各部队投诚革命军，极形愤怒，欲有所对付，当时革命军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与南桂馨出面活动，迫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等离开天津，实行收编各部为暂编军，孙传芳乃只身逃奔关外，张宗昌、褚玉璞则率领一部分残军退守津东。
  蒋中正对北方大局的收拾，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北平、天津交阎锡山负责，二是听任奉军和平出关。冯玉祥对这两点不赞同，曾向蒋中正提出相反的意见。冯部韩复榘军则不受约束，于6月6日擅自开入南苑，并将维持北平治安最后退出之奉军鲍毓麟旅强迫缴械，因此引起外交团多数人士的不满。
  蒋中正宣布实践其1月间复职时的宣言，北伐完成即引退，于6月11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准备告退。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均纷电促请以大局为重，继续领导全国，并恳从速北上。
  17年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推蒋中正赴北平祭告孙中山，并视察一切，借便恭移孙中山遗榇来南京安葬。蒋中正以北方问题甚多不便坚拒，遂打消辞意。国民党中央又推阎锡山、李宗仁，参与祭告典礼。蒋中正遂于6月26日偕吴敬恒等由南京绕道河口邀李宗仁同车北上，过郑州时冯玉祥由新乡来迎，车抵长辛店，阎锡山已先在，乃于7月3日偕阎锡山赴北平。
  17年7月6日上午8时，蒋中正在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之祭告典礼，冯玉祥亦赶到参加，阎锡山、李宗仁、蒋作宾、何成浚、朱培德、白崇禧、陈调元、方鼎英、方振武、魏益三均参与典礼。北伐是孙中山最后的愿望，可是北伐完成了，孙中山却不能亲见。
  蒋中正祭告孙中山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西山碧云寺，致祭于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迄于今日，始得克复旧都，谒展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之纷集也，方总理哀耗抵粤之时，正中正铲除陈逆驻军兴宁之日，追忆总理‘政纲精神不在领袖’之遗言，不啻对我同志永诀之暗示。中正服务在军，病不能亲药饵，殁不及亲殡殓。惟我父师，不可得复，戒衣雪涕，疚憾何尽？自兹以还，唯以继志述事，痛自策勉，恪遵全部之遗教，益为革命而戮力，三年之间，本党基础濒于危亡者，先后五次，革命势力几于覆败者，凡十五次，而军事危机尚不与焉。每当艰危困厄之来，中正唯一秉遗教、追随先进，勉图靖献，盘根错节，更历已多，洎乎本年中央第四次全会，方克安渡艰难，重现团结。回忆曩时同志在纷歧离析之中，与主义之遭晦冥否塞之会，若非总理有灼然昭垂之遗教，将不知何术以复归于共同？至若横逆之纷然而来，毁谤之无端而集，若非总理有存败不计，与各用所长之宝训，亦几不能力排艰难，奋斗以迄于今日。兹当肃祭灵前，怀过去则抚创而思痛，念未来则临冰而知危。所欲复告于总理者，万绪千端，更仆难尽，已往不追，固不欲琐琐陈述以渎灵听，而来日大难，辄敢以微愿所寄，奉祈昭鉴，谨籀其概，为我总理陈之。（中略）
  中正海隅下士，未尝学问，得闻大义，追随革命，胥出我总理教诲裁成之所赐。窃见总理遗教，崇高博大，论其精义，实古昔圣贤所未发，中外宏哲所未窥，语其平易，实天理人心所结晶，野老村妇所共解，奚止兴顽振懦之功，实亦为生命建树之本，今当建国伊始，而总理已长辞人世，不复躬亲指导，千钧之责，寄于后死之同志，唯有戮力同心，勉为祖继，以总理之精神，团结本党之精神，以总理之思想，统一全国之思想，国民之基本既立，人民之解放可期，中正自许身党国，久已矢之死靡他之决心，初不意百战余生，尚能留此微躯，诣总理之灵堂，而致其瞻礼。今后有生之日，即为奋斗之年，竭其全力，济以忠贞，成败利钝，未遑计也。灵爽匪遥，唯昭鉴愚诚而默相之。”
  蒋中正祭告孙中山后，即留北平处理要公，于7月11日邀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白崇禧、鹿钟麟、商震、吴敬恒、陈绍宽、朱培德、张群等会于汤山，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事意见书，以为各集团军一致遵行的准绳。
  事实上，北伐虽已完成，可是残局尚待整理，东北问题张学良虽有心易帜，但日本军阀正极力破坏；平津虽告收复，而张宗昌、褚玉璞等残部退扼滦河，负隅顽抗；革命军内部人事亦纠纷迭起。因此各方所最盼祷的是完成国民革命大业，达成统一中国的愿望。
  当奉军总退却后，在北平以东地区分布三道防线，以滦河为第一防线，奉军第十军王树常、第十五军汲金纯、第廿九军戢翼翘及于学忠之一部分担任防守；以昌黎、抚宁为第二道防线，由奉军胡毓坤、高双英两军担任防守；以北戴河、榆关为第三道防线，由邹作华的炮兵及于学忠的廿军担任防守。奉军主力在榆关附近，与热河方面的第九、第十二、第卅一各军形成犄角之势。
  奉军在张学良领导下决心投效中央，服从国民政府后，虽因日方压力，未能正式易帜，但已决心不与政府军作战，陆续出关。只有孙传芳仍盘据迁安，张宗昌部在滦河沿岸占领阵地，右翼在丰润北方之狼山、菠罗山、庙山、牙窟山一带，企图利用山地负隅顽抗，另于丰润之西卢各庄、安乐庄、王各庄及丰润以南之马各庄、老庄子、韩庄子一带利用村堡，编成据点式阵地，左翼在唐山之西南方，由韩城镇至胥各庄、河头以迄铁路以南地区，构筑坚固之防御阵地，其第一线在丰台、芦台一带。
  蒋中正于17年7月15日下令讨伐滦河方面之直鲁军残部，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右路军总指挥，下辖徐永昌、范绩熙、李品仙等部队，任命方振武为左路军总指挥，辖徐源泉等军，任命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指挥，辖刘镇华、丰玉玺等军。
  7月29日白崇禧因天津附近积潦，有碍行军，致各军未能依限集中，乃召集会议，决议将集中完毕之日期，展至8月5日，接着奉蒋中正命令：饬左右两路在集中地停止待命，以俟张学良派员与张宗昌、褚玉璞接洽改编，直、鲁军因为有日本暗助，日且派林权助以参与张作霖葬仪之名赴奉天，向张学良提出二次警告，尽极威胁利诱之能事，故直鲁军毫无悔过自新诚意，并向宁河、丰台、芦台增兵，有袭取天津模样，奉军不得已，乃暂取中立态度，为易帜之准备。
  蒋为彻底肃清直鲁残军，决俟各部到达集中地后，即令沿平、榆大道两侧，向滦河扫荡前进，至8月18日，总预备队第三十七军及独立第三师，开赴宁河、丰台镇集中，归右路军总指挥白崇禧指挥，刘镇华之一部，亦已开赴宝坻地填防；第二集团军骑兵第一军郑大章部，改向宁河东北之王大庄前进，与鸦鸿桥集中之第三集团军孙长胜骑兵师连络。
  直鲁残军第七军军长许琨，在宁河、丰台、芦台一带指挥拒阻政府军前进，8月25日，政府军右翼军徐永昌部，占领北塘至河北之线，一部在淮满淘一带与中央军范绩熙部联系，同时占领马庄——黄庄镇——北强庄——葫芦沽——东园之线，与直鲁军对峙；总预备队第二集团军刘镇华之一部，进至宝坻，主力在杨村，第三集团军谢濂所部在顺义、西苑一带待命，9月4日丰台、宁河、芦台之直鲁军已有退却模样，9月6日直鲁军忽撤退至老庄子、韩城镇、胥各庄一带之预备阵地；丰润北方之山岭，直鲁军陆续增加，似有于该处决战企图，9月7日，中央军主力进至宁河、丰台，一部进占塔慈庄、崔成庄——大韩庄——西棘坨之线，右翼军进占芦台、杨家泊一带，准备于9月8日拂晓沿平、奉路攻击前进，与左翼军联系，白崇禧因左翼军与中央军之间，兵力甚形薄弱，即令总预备队第十二军、第三十六军，迅速开赴前线，归左翼军李品仙指挥，担任进攻韩城镇、老庄子之敌，与左翼军及孙长胜骑兵师联络，向唐山、开平迅速推进，以截断胥各庄、河头之直鲁残军，使中央军右翼军进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