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地方秩序，仍由军警负责维持，合亟布告商民一体周知，各安营业。倘有造谣生事，妨害治安之徒，一经捕获，即依法惩治，以警效尤……。中华民国十五年四月十日。总司令鹿钟麟。”
  北京政变后，段祺瑞及其亲信逃入东交民巷，即令国务院发布两则通电如下：
  “十万火急，各省区军民长官鉴，本月九日夜半，鹿钟麟率兵围困府院，截断交通，意图危害。不特一切政务无由执行，且致首都秩序不保，市民恐怖异常。在此扰乱期间，所有捏造事实，假借名义之文件，概属无效。各省区地方治安，均盼军民长官妥为维持。奉谕特达。国务院。蒸一。”
  “十万火急，各省区军民长官钧鉴，蒸一电计达，本院暂行停止办公，执政安全。国务院。蒸二。”
  北京国务总经理贾德耀于15年4月12日通告外国驻北京的公使团，告以政变经过，内云：
  “径启者，顷因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突于本月九日深夜之际率兵围困府院，意图危害，以致一切政务之执行，暂时陷于停顿之状态。本总理诚恐上述事变之真相及其结果，不无足以引起贵公使及各国公使深切之注意，是以不得不说明其要点如左：
  （一）现在段执政虽为在京一隅之暴力所障碍，暂时不能得使其职权，然未尝因此而为辞职之表示。且对于全国治安业经通电训令各省区军民长官，本其职守，妥为维持。并严重声明，在此纷扰期内，所有一切捏造事实及假借民意之电文，概属无效。
  （二）此次鹿钟麟之轨外行动，不能得任何方面之同情，其他深明大义之各军事当局，及训练有素之军队，且将自动激起而制止之。预计在最短期间必能排除目前一切之障碍，而恢复从前之政治原状。
  以上两点颇关重要，用特专函奉达贵公使，即希查照。中华民国国务总理贾德耀。”
  国民军逐段后即往迎曹锟，希望因此而得到吴佩孚的谅解，联吴以讨奉。其起事的通电中，对吴推崇备至，有云：“吴玉帅以命世之才，抱救国之志，数奇不偶，养晦黄州，志士仁人无不扼腕。彼乃密派兵舰前往加害……。几摧柱石，此又异邦人士全国妇孺同深愤慨者也！……用是萃集将领，共同讨论，佥以法统不复，无以树立国之基，障碍不除，无以开和平之路。……谨于四月九日保护总统，恢复自由。所有祸国分子分别监视，静待公决。……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
  4月11日国民军全体将领再致吴佩孚并孙传芳、阎锡山等电云：
  “蒸电计达，查此次促段下野，实因顺全国之舆情，平各方之公愤。原冀实行监视，听候解决。不意敝军改编卫队之消息传出，段已事前风闻避入使馆界内。现在京师治安，业由军警负责维持，秩序如常。至于建国大计，诸公素抱伟略，当能主持一切。敬祈随时见教，俾有遵循，无任感祷。鹿钟麟、何遂、方振武、郑金声、唐之道、韩复渠、徐永昌、石友三、佟麟阁、门致中、孙连仲、庞炳勋、顾占鳌同叩。真。”
  这时，北京新华门外又是一番新气象，昨天还是待罪的阶下囚曹锟，被人指责斥骂，忽然摇身一变而为人人拥戴的“总统”了，请安者不绝于途，馈遗者亦络绎于路。曹锟有蒸电给吴佩孚云：
  “子玉吾弟……鹿君识见过人，深明大义，愿隶麾下，以当前驱。已于本日不动声色，不鸣一枪，复我自由，拘彼元恶。即遣该军师长韩复渠赴汉报告。兄亦派刘中将文亮同往。乞予优待，以示奖借。时至今日，论公论私均无再战之理，鹿君如此倾向，尤应曲全，即电奉方停止军事。兄忧患余生，智尽能索，得脱危疑之境，端资号召之功，私衷庆幸，欲言不尽。”
  曹并且亲书“文武吉甫”四字赠吴，以酬庸吴救驾之功。并跋云：
  “孔子作春秋，拨乱世而致太平。拨乱以武，致治以文。文武之道，一张一驰，不刚不柔，布政优优，子玉仁弟兼之矣。锟志于军旅，疏于政治。思维吾人陈力之诫，恝然远行，未尽之责惟吾弟竟之。天下至大，责任至重，服天下者不惟其力而惟其心，治天下者不惟其名而惟其实。文王至圣，小心翼翼，桓公九合，失在一矜，吾弟勉乎哉！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敢以此言为吾弟颂。曹锟跋。”
  曹锟这篇跋，有推崇，也有勉励。所谓“恒公九合，失在一矜”，这个矜字就是曹所勉责于吴的。吴尝自况关羽，关羽也是失在一矜。
  曹锟受够了国民军的苛待，他的兄弟曹锐死于冯玉祥倒戈政变时的冯军司令部中，他的佞幸李彦青也为冯所杀，他不会对国民军有好感，可是他获释后，仍在国民军手中，他便不得不虚与委蛇。
  吴佩孚在查家墩收到曹锟蒸电，在电末批“假电”二字，虽不中亦不远。
  当北京的“投靠”电报到达查家墩吴佩孚总部时，这真是天降喜事，两年来随吴流离转徙，吃尽了苦头的直系，如今总算重见天日了。冯玉祥出国，冯的军队无条件地听吴的驱策，吴佩孚叱咤风云的黄金时代又重新出现了。大家都静听大帅的命令——如何接收国民军？如何胜利旋师北京？如何重组政府？
  吴佩孚没有一点喜色，踞坐公案，拿起毛笔在北京来的鹿钟麟投靠电报上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这一下可让吴的部下倒抽了一口冷气，大为失望，他们平素对吴的任何决定都无条件的信从，然而今天对吴的决定却大为不满。因为叫国民军全体自动缴械根本是不可能的，困兽犹斗，逼上梁山，这简直是和自己作对。
  吴不仅要国民军全体缴械，并且亲自草拟答复鹿钟麟等的电报，中有“恨不能食汝之肉，寝妆之皮”句。
  吴总部的低级幕僚面面相觑，不能说话，只有二三高级干部向吴要求，对于缴械问题予以考虑。吴岸然地说：“我用不着考虑了，他们可把枪械缴存在保定军库，我派齐抚万（燮元）前往点收就行。他们既然来电说绝对服从我，我叫他们缴械他们就得遵令以示诚意。”
  吴佩孚的不善运用权术，又一次得到了证明。他不乘奉张之危而逼垮奉张，现在也不愿拣便宜利用冯军。如果他收容了冯军，令他们去打奉军，自己隔山观虎斗，待他们两败俱伤，然后一举而消灭这两支军队，北洋天下岂不是吴佩孚的。他不愿这么做，宁愿逼冯军上梁山。
  本来吴的威严是不可侵犯的，其左右只可唯唯诺诺，然而对于纳降问题，兹事体大，祸福攸关，所以他的左右一再苦谏，几至声泪俱下，吴才稍稍改变，涂去“全体自动缴械”字样，改为“除酌留张之江一师听候改编外，其余一概缴械”。这一改等于不改，大家觉得这样办法还是逼冯军为敌。吴的倔强自矜，在人格上不肯欺世取巧，可是在政治上则太不能随机应变。
  吴认为：第一赤祸不可不防（由于冯赴苏俄更足证明冯投靠外国），政纲不可不振，这不是区区恩怨问题而是是非问题。第二已经和奉张联合讨冯，自不能今天联甲倒乙，明天联乙倒甲，这种翻复，姓吴的是决不干的。
  张之江有电来，派门致中为代表，愿竭诚拥护，听候改编调遣，吴命秘书电复：
  “除执事与瑞伯（鹿钟麟）下野交出部队外，别无善策。盖执事非如此不能表示反赤之决心，鄙人非如此不能取信于群帅。一俟群疑尽释，自当借重长才。”
  鹿种麟的孤注一掷完全没有成功，因为段逃入东交民巷，释曹后又未发生预期联吴的效果，其他国民军巨头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等亦不赞成鹿的这着险棋。鹿曾派人赴天津请张绍曾入京，张虽热中政治，亦裹足不来。
  北京执政府要员大多数逃入东交民巷，但还有外交总长胡维德（原任颜惠庆于3月25日辞职）、财政总长贺德霖、司法总长卢信、教育总长胡仁源未入东交民巷，政变当晚四位阁员开会，推胡维德往谒王士珍，请暂任维持，王予拒绝。又推贺德霖往访座钟麟征求意见。11日又在胡维德寓开会，一派主张维持现状，一派主张辞职，可是现状既不存在，请辞的辞呈又无处投递，谈不出一个要领。12日下午再开会，内务、陆军、海军、交通、农商五部次长亦均列席，经议决正式政府未成立之前，暂维现状。
  段祺瑞在东交民巷亦部署一切，密令驻通州的国民军第九师唐之道放弃通州撤返北京。唐之道这一师原是段的内弟吴光新的部队，段早已和这支部队暗通声气。唐之道接受了段的命令，率军回师北京，对鹿钟麟来说，这是一个突变。
  让鹿钟麟决定退出北京的，还是吴佩孚的缴械复电，吴既然不接受国民军谋和的要求，留在北京等于是困兽在笼子中。
  天下事的微妙即在于此，鹿钟麟欲驱逐段祺瑞，想不到却被段的伏兵所驱逐。
  4月15日晚鹿钟麟率领国民军退出北京，撤退前要求退兵费200万元，北京银行公会勉强凑齐。
  唐之道军队奉段令入城，即驻守警卫总司令部，段祺瑞也于当天从东交民巷返吉兆胡同，并发表通电云：
  “民国成立十有五年，纷乱相仍，迄无宁日。本执政莅事以来，振导和平，不图德不足以感人，才未足以弭变。……本月九日之乱，关系国家纪纲，军人职责者至钜。曩临时政府开始，曾规定应办事项，此后是否按程继进，本执政听诸公论，当此乱极思治，不无贞下起元，共速拟妥善后，俾国政不致中断，佥谋朝同，初服夕具。本执政从容修省，得为海烟逸民，休养余年，所欣慕焉。”
  段的通电主旨，在表示虽复职而依然愿意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