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的委任状交寇军后方留守司令石龙州送开封。
  靳心里十二分不愉快，他在郑州和寇匆匆一面，寇去开封，靳则赴汉口谒吴请示今后方针，并谦辞省长新命。他说自己不懂政治，向吴请假，欲赴西湖一游。吴宴靳于西园，推崇他是当今第一功，并且授断以北伐总司令职，劝靳委曲先就省长。
  3月15日晚靳偕齐燮元赴豫，寇、靳均分别通电就任河南督军和河南省长。
  17日齐、寇、靳开军事会议，议决：
  （一）出兵攻保定。
  （二）派兵疏清巩洛。
  （三）豫省军政各事，完全遵吴意旨解决。
  （四）以三师十一旅北伐，合晋军（阎锡山部）五旅，约14万人向保定进攻。
  3月18日讨贼联军下动员令，分为三军，二军过石家庄，一军19日出动，三军续进，21日靳云鹗由郑州赴石家庄，田维勤、马吉第先笔。齐燮元21日回汉。
  当吴军攻信阳不下之时，国民军决定分三路对抗各路联军，计一军对奉，二军对吴、三军对鲁。以韩复榘守廊房，石友三守高碑店，郑金声守顺义以卫京师。
  张宗昌既然解除了南面的威胁，与吴军和好，又资助靳云鹗30万元军饷，促成靳军攻豫，他乃和李景林全力对付北面。
  15年2月初，直鲁联军由德州分两路北上，一由东昌趋大名，一由达镇攻泊头，迫沧州。20日下沧州，右翼过盐山、枣强、左翼抵阜城、交河。22日李景林移驻沧州，前锋由兴宁镇攻陷青县进困马厂。
  国民一军本已次第回西北，至是又增援津、保。韩复榘率一旅赴马厂督师。张之江、鹿钟麟编一军临时师团开赴杨柳青。另派六旅由杨柳青开赴前线。张之江命韩复榘为津浦防务总司令、魏益三为保定防务总司令。
  马厂的争夺非常激烈，两度互相易手。直鲁联军张宗昌任中路，李景林任东路，褚玉璞任西路。国民军方面，鹿钟麟于28日率冯玉祥的卫队冯治安旅出京，偕孙岳赴前线督战，在静海设总司令部。
  张宗昌有海军支援，青岛毕庶澄部三十二师和海军陆战队乘“海圻”、“海琛”、“华甲”三舰，“广利”、“成利”两轮分别赴秦皇岛和大沽登陆，夹攻天津。
  鹿钟麟准备全力反攻，分兵三路：（一）中路韩复榘、郑成思由唐官屯正面进攻。（二）左翼门致中、刘廷琛（国民一军）会同徐永昌（国民二军）由静海出四角口攻侧面。（三）右翼弓富魁、周士琦、高贵滋由虞县抄袭青县，断直鲁联军后路。
  国民军虽然全力反攻，可是形势比人强，事实上国民军四处遇敌，已成困兽。
  15年3月间，国民军苦战各线，津浦线于16日被直鲁联军攻下大名。京奉县国民军退出滦州，奉军在大沽口截获值250万元之军火。京汉线由于山西的阎锡山派商震出兵石家庄，将与直军会合进攻保定。
  3月22日李景林侄李书凤率200敢死队突入天津，与国民三军巷战，三军战败，李军占领督署。天津士绅华世奎等与李书凤商定天津善后办法：（一）李暂委项惠年代警察厅长维持秩序，（二）迎李景林入津。当天晚上，李爽垲率马队由小站进入天津，赴镇守使署布告安民。23日李景林先锋队荣臻一旅由杨柳青小站抵津，立即分守督署车站四郊。由于炮火破坏，杨柳青铁路须加修理，所以大队直鲁联军须待铁路修复始可开来。李景林本人拟会合张宗昌一同赴津。
  正当国民军节节败退，奉军、直军均向北京进迫之际，在北京的北洋名流乃发动和平运动。
  3月15日王士珍领衔通电提出和平办法六点：
  （一）国民军撤退返西北。（二）奉军退回关外。（三）直鲁军退回山东。（四）吴军不再前进。（五）鲁豫两省暂维现状。（六）中央政局再议善后。
  18日王士珍、赵尔巽、孙宝琦、汪大燮、胡维德、王芝祥、熊希龄等更通电各省呼吁和平。国民军乃由张之江、李鸣钟、马福祥、刘骥、宋哲元等于20日通电响应。
  同时前线之国民军将领亦由鹿钟麟领衔通电，略谓：
  “一月以来兵祸绵延，军民交困，内忧外患，枝节横生，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但使各方开诚相见，不难立罢兵戎。聘老咸电，本公正之眼光，作和平之指导，开示各节，敢不赞同。即当遵电饬令前方，先行罢战，各退原防，静待后命，以表示敝军倾向和平之诚意。”
  此两电发出以后，前线国民军京奉、津浦、京汉三路，均即日撤兵。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马福祥等，又电王士珍等，谓尊重诸公意见，次第将各方队伍撤退，务求和平解决，惟各方是否一致，殊难揣测，请继续劝导，共释干戈云云。22日下午，王士珍等调人议决：（一）对张之江等通电，转电张作霖、吴佩孚等，请速撤回原防，务勿追击，静待和平解决：（二）京师治安，通知鹿钟麟、李鸣钟，请切实维持。
  北京父老致吴佩孚、张作霖等之电文，略谓：
  “国民一军撤回原防，开发西北，于十九日起实行撤退。和平前途已有端倪，望容纳前电，饬前敌各军停止前进，择定地点派遣代表，商榷善后事宜。静洗甲兵，重修礼让。”
  另电孙传芳、阎锡山，谓：
  “顷电吴张，停止军事，两公爱国，谅有同情，乞加劝告，促成和平会议，以安大局。”
  21日国民军下前线总退却令，集中天津总车站，乘火车退回北京。
  国民军守滦州的唐之道撤回通州，22日鹿钟麟、郑金声率总指挥部回北京，当晚孙岳亦率卫队回北京，韩复渠部退高碑店，郑金声部退密云、怀柔、顺义，李鸣钟驻旃檀寺，仍以北京警察总监名义维持地方秩序。京汉线方振武部退保定、魏益三部退易县。
  国民军以杨村、马厂为第一线，设收容队。廊房、香河为第二线，黄村设总兵站。门致中为京奉线掩护司令，韩复渠为津浦线掩护司令。热河宋哲元亦撤兵向凌源西退。
  孙岳宣布“自解直隶督军本兼各职”。理由是因八国通牒加辱，当局惨杀学生，所以解职以促当局的觉悟。其实只是因为天津已放弃，不能在北京遥领。
  国民军希望以停战和谈来争取时间，同时尽可能在兵略上不放弃北京，先在廊房、杨村附近作保卫北京的最后一战，如果挡不住，则全力据守南口以北。
  二三七、吴拒冯系投靠
  15年3月间冯玉祥离平地泉宣布出国赴俄，于23日抵达库伦。代冯出任国民军第一军司令的张之江却请辞西北边防督办和察哈尔都统，并保李鸣钟和鹿钟麟继任。北京阁议复电慰留。25日国民一军将领一致拥护张之江，张不得已勉强主持国民一军大计，所谓大计就是固守京畿，倘无和平办法及正式交代，决不放弃京畿。倘欲国民军让步，须通过和平途径，武力压服决不接受。这都是国民军中鹰派的主张。鹰派的代表人就是鹿钟麟，他认为国民军以前应付滦州、沧州、保定、朝阳、大同各战线都能支撑，现在缩短了战线，怎么不能守一个北京城。当时国民军的兵力共有步兵十一师，除甘、热、察、绥留四师外，在京畿附近的有步兵七师，骑兵两师。而国民二、三、四、五四军残部已完全撤至长辛店及北京西郊，实力仍完整，足可一战，所以应该凭借掌握北京作为谈和的条件。
  4月1日国民军将领在北京警卫部开紧急会议，一军鹿钟麟、韩复渠、郑金声、门致中、程奇圣。二军弓富魁，三军胡德甫，五军方振武均出席，一致决议听鹿钟麟指挥、备战、筹饷、谋和。一、二、三、五各军并组联合办公处。
  当时对北京具有威胁性的，是奉军和直鲁联军，这两支军队都是奉军系统，由于奉军对国民军有威胁性，同时由于有郭松龄联结国民军对奉张倒戈的一幕，所以奉张咬牙切齿派兵入关，当然要消灭国民军以报一箭之仇。在这个时候，国民军内部多以联吴拒奉为改善当前困境的一着棋。由于直系巨头曹锟在北京，也可以说在国民军手中，如果恢复曹锟的自由，就是疏通直系之路。
  和平运动本是由北京父老王士珍等组织调人团向各方疏通，奉张表示需国民军放弃直隶、热河、京畿三区为先决条件。这当然是国民军无法接受的，于是国民军乃派王乃模、何遂赴保定与吴军先头部队田维勤搭线，接触情况颇顺利，田并派耿乃熙入京 ，会见鹿钟麟，鹿且领衔国民军将领公宴耿，即席表示欢迎直军入京，驻防南苑，共同御奉。4月9日丁春喜电鹿钟麟，谓吴佩孚必先去段，恢复曹锟自由，才有谈和余地。耿乃熙亦以相同意见告鹿。吴的条件驱段释曹，比张作霖的退出北京和直隶，热河要好办得多，因此鹿钟麟遂决心发动政变。
  15年4月9日夜10时，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先下手为强，派出大刀队监视电话局，断绝通话，另派大刀队、保安队5000余人分守九城和交通机关，由东单牌楼起断绝行人。以（一）金佛郎签约。（二）屠杀学生。（三）挑拨战争诸大罪包围执政府。宣布讨段迎吴。段率安福系诸要员在国民军进入执政府前逃入东交民巷。
  北京警卫司令部于4月10日发布布告云：
  “为布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就任执政，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其最巨者 ，如擅定金佛郎案，枪毙多数学生，尤为国人所痛恨。其左右亲信皆系安福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事，涂炭生灵。……本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迫不得已……。并电请吴玉帅即日移师入都，主持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