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是而全局大变。”
  陈孝威之《若定卢随笔》亦记其事云：
  “湖南师长唐生智自逼走赵恒惕，即解除赵系师旅长兵柄，并派兵追击叶开鑫部。开鑫因遣湘人易敦白、符定一、葛豪等求救于吴佩孚。吴自往岁驻兵衡镇以来（自认湖南为第二故所），好问湘政。幕僚长蒋方震，为唐生智之恩师。机要处处长唐恩溥，素持大体，正视事实，力主以生智督湘，屏藩湖北，佩孚甚以为然。惟易敦白、符定一、葛豪等每日环伺佩孚，乘间进言曰：‘生智为恒惕所一手培植，今竟逼走恒惕，无异犯上作乱。大帅因而授之以湘政，是与鼓励犯上作乱何异！天下后世，将谓大帅何！且蒋百里（方震）唐天如（恩溥）非湖南人，安知湖南事，所言未必适时适切，不如援助叶开鑫回湘，较为两抑而两平。’佩孚为卫道者，甚为悦耳，但犹豫未决，嘱与恩溥详商，再行核办，然意已动矣。易敦白等复拟妥动员计划，托词为唐恩溥所手拟。吴以为已得恩溥同意，遂判行而下动员令。迨翌日恩溥至总部，始知有人假托，谬称为其所拟稿，但并无拟稿人签名盖章，而佩孚竟轻率判行，后果将难问，愤而辞职，东下赴沪，示决绝意。佩孚挽不获。一子之差，全局瓦解。知其事者，迄今无不惋惜。”
  15年3月25日，唐生智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叶开鑫称病不出席。第二师师长刘铡，旅长唐希汴，秘书长萧汝霖，第三师参谋长张雄舆，旅长刘重威等均被捕。
  叶开鑫这时驻军岳州，唐生智集结兵力向岳州前进，叶自感势难与抗，乃退入鄂境。吴佩孚以湘局发生变化，令卢金山、刘佐龙、宋大霈等严加防范，派江贞舰进泊岳州，唐派欧阳任赴汉口疏通，请以岳州为缓冲地带。
  吴接见欧阳任时，提笔写了一个“北”字，大声说：我原本向北进兵。接着又写了一个“南”字，并且画了箭头指向南，扬声说：“现在要移师南向了。你回去告诉孟潇，马上退出长沙，一切还好商量。”欧阳任唯唯而退，还报唐生智、唐初生之犊不畏虎，他宁愿以卵击石，对抗吴佩孚。他是个不知名的师长，和吴佩孚一战，他就名列群雄了。
  他对吴佩孚的代表说：“湖南不是作战的好战场，湖南伢子也不是好惹的。吴大帅是名震全国的人物，我只是一个区区微不足道的师长，吴军有十万八万，我只有步枪二万五千支，吴进兵分中路、左翼、右翼，我的兵力只够集中一路，吴有海军大炮，我什么也没有。吴军攻进长沙，我就从另外的路杀到武汉和他换防。吴佩孚打倒唐生智，胜之不足为大帅之荣，我如打倒了吴，就是我一举成名的好机会。吴大帅要给我造机会，我是求之不得的。”一边说一边掏出了手枪，兴奋地说：“我不住租界和吴大帅一样，倘不幸我失败了，就用这个解决自己。”
  湖南是南北必争之地，也是谁碰了谁就会吃亏的地方。袁世凯没有解决湖南，段祺瑞还栽在湖南问题上，吴二次出山只是一个纸老虎，对湖南的新生之虎竟吓不倒。
  吴以善战驰名，其实并不善战，尤其不懂政治战，因此顾前而不顾后，顾左而不顾右，二次直奉之战失败即在于此，现在他又旧病复发，他既要北上讨冯，又要南下驱唐，正犯了南北两面作战的大忌。
  吴的军师张其锽劝吴放弃过问湘事，湘事让湘人自了。唐生智的势力不可侮，纵然打下了长沙，打下了衡阳，湘省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
  吴不听张的建议，他过去曾一而再得意于湖南，尤以湘鄂之役以最廉价而得最高收获，他忽略了自己这次东山再起，已无可战之将、可用之兵，同时他对唐生智的实力也估计错误，更对南北局势的预测，完全背道而驰。
  他对唐施压力，迫唐投向广州的革命阵营，广州的新生力量，吴竟浑然不知，这是他最大失败之处。
  二三四、从许阁到贾阁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在成立时曾宣布是一个过渡性组织，只是为了召集善后会议和国民会议。因此临时政府在法律上既没有地位，在时间上也到了寿终正寝之日。所以不待奉张和冯系的均势破坏，临时政府的改组已有需要了。到了“奉变”发生，北京的政治发言权，由张、冯而转为冯玉祥一人，冯一方面表示拥护段，另一方面却逮捕了段的智囊曾毓隽和姚震。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政府，便愈有“不可终日”的样子。另一方面，由于现政府的非改组不可，对于后继政府的问题，各方也意见纷歧，争议难决。当时各派意见约为：
  一、黎元洪复职补足他未完的八十三天任期，在这八十三天内筹备后继政府的组织——这是旧国会护法派的主张。武汉方面似乎对此很有兴趣。郭松龄方面因饶汉祥的关系，也可能相对的赞成，但冯玉祥极反对，多数不能实现。
  二、改行委员制。是国民党及冯玉祥左右一部分人的主张，十一月底的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就倡设立国民政府委员会，后因冯使人征求外交团意见，他们表示如中国行委员制，他们即各下旗回国，所以作罢。
  三、恢复去年的摄政内阁。这一说与冯玉祥方面及武汉方面都有渊源，不过冯所主张的是完全恢复去年黄郛的摄政内阁，武汉方面却主张段下野后以颜惠庆组阁摄政。
  四、维持段祺瑞个人，在现在的临时执政政府下增设负责的内阁。因为冯玉祥不欲骤然去段以自当政治之冲，所以退一步仅去段氏左右接近奉系的安福派，而留住段氏，加设内阁，以便借段氏的发号施令，行使自己的发言权。许世英的组阁运动，就是显著的证明。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在风雨飘摇的时候，他加速修正临时政府制，增设国务院，恢复设置国务总理。段之所以出此，是为了给自己留退步，因为一旦他打算引退，必须有一个摄政的内阁作为过渡。
  14年12月26日，段下令修正临时执政府制，增设国务院，令云：
  “去年临时政府成立，本执政以不忍人之心，处不可为之势，勉徇众议，出任维持，冀本良心之主张，为彻底之改革，曾于马电陈述梗概，复经善后会议，询谋佥同。既与国人虑始于前，方期共同负责于后，乃一载以还，用人行政，未符本怀，和平统一，终难实现。中夜彷徨，惄焉如捣，惟有修正临时政府制，增设国务院，以专责成。嗣后凡百设施，以及改革建设诸大政，均由国务会议，审量全国之趋向，博稽人民之公意，迅速筹议，共策进行。但求救国有方，共和永固，本执政决不稍持成见也。
  第一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政务，发布命令，统率陆海军。
  第二条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
  第三条临时政府由国务院赞襄临时执政，决定政府，处理国务。
  第四条左列各员均为国务员：
  一、国务总理。
  二、各部总长。
  第五条国务会议由国务员组织之，以国务总理为主席。
  第六条临时政府设国务院及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凡关系国务之文书，由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全体或分别副署。
  第七条本制自公布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废止之。”
  同日，段祺瑞下令，以许世英为国务总理，王正廷为外交总长，于右任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贾德耀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寇遐为农商总长，马君武为司法总长，易培基为教育总长，龚心湛为交通总长。
  段祺瑞发表许世英组阁，是为了留段自己下台的地步，可是许世英就任国务总理后，由于许多阁员不肯就职，所以政局仍呈扑朔迷离的局面。15年1月2日晚，许世英在其寓邸宴请各阁员，内务总长于右任坚决请辞，意外的是司法总长马君武则宣布就职。
  5日晚，许世英宴段良骏、张树元等商量段祺瑞的退职通电。6日晚段祺瑞在自己的官邸召集会议，商量下野事，许世英称外交总长王正廷、教育总长易培基表示非见到段祺瑞批签下野的电报后，不肯就职。段听了很气忿，就对许说：把下野电拿来我看。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看，从许手中拿的底稿，在上面签一个“阅”字，表示已经批了。这通下野电云：
  “祺瑞勉执国政，荏苒一年，事愿俱违，心力交瘁。每念四野之疮痍，益增五中之悱恻。继之时变叵测，善后维艰，应即尊重迭次宣言，还我初服。政权交国务院负责执行，自十六日起即不视事。所愿各省长官，本悲悯之怀，懔佳兵之戒，多难所以兴邦，成功不必自我。”
  7日许阁除了外长王正廷、内长于右任外，均已就职。许阁乃召开第一次阁会，财长陈锦涛、陆长贾德耀、海长杜锡珪、司长马君武、农长寇遐、教长易培基、交长龚心湛均出席。
  当天晚上段祺瑞的亲信王揖唐、陈宦、汤漪、龚心湛等认为冯玉祥既已下野，张作霖亦传说有下野意，吴佩孚、孙传芳则通电主张结束军事，张之江等又通电拥段，局势又趋缓和，段自无下野的必要。所以由段批阅字的下野电本已交电务处待发，临时又追回。可是通电虽已追回，8日各报都将这通电报披露，段因此大为不快。
  许世英获知段祺瑞变了卦，乃赶赴执政府，劝段仍发下野电以免引起阁潮，汤漪指着许世英骂：“你为什么迫执政限期下野？”许无言以对。8日下午4时执政府召开特别会议，许乃声称辞职，拂袖而去，即晚移住德国医院。他到德国医院后，鹿钟麟派人到医院又把许接了回来，而段的左右则表示通电可发，但不提下野事，遂由汤漪把前电加以修改，从中段起改为：
  “际兹时变，善后维艰，前者修改临时政府制，增置中枢，谋庶政之公开，补阙失于既往，但期利国，宁有成心，所望各建谠言，迅定国是，即释重负，俾践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