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各部的公务员终日忙于索薪，全体教职员因断炊而罢课，北京城内到处听到哭穷诉苦之声。7月15日陆军部被裁人员700余人组织索薪团，包围国务院，黎正在列席国务会议，匆忙地避开，那位号称“活包公”的财政总长董康，跑迟了一步，竟被请愿索薪的人员揪住，纱马褂被扯破了，近视眼镜也被打落了，眼皮也被擦破了，还挨了三下耳光，吓得他狂呼救命。事件过后，他感到“穷”官不易为，第二天就提出辞呈，坚决求去。
  财政困难，巧妇难为无米炊，这是北京多年的老病，黎元洪当然救不了，北京政府的前途风雨飘摇。交通总长高恩洪拟以京奉、京汉、京绥、津浦四路作抵，进行3亿元的统一大借款，四国银行团有所顾虑，所以不敢做这笔买卖。
  黎上台后，内阁本是由颜惠庆暂时代理，颜只答应看守到8月1日国会复会那一天为止。黎一直想在南方找一位人出来，以达成形式上的南北统一。他原本请伍廷芳，因为他前次下台时就是伍廷芳代理阁揆，现在他复职，而伍已是南方政府的巨头，如果伍来北京担任国务总理，一切都显得非常圆满。可是伍廷芳却在陈炯明叛变时，气忿而死，于是黎又想到南方的另一位“名流”唐绍仪，想请他北上组织内阁，以便促进统一。
  7月下旬黎派金永炎到保定和洛阳，把拟请唐组阁事先征求曹、吴两位老板的意见。曹、吴都很客气，表示内阁总理应由元首选派，我等决不干涉。曹锟提出高凌霨为交通总长，汪士元为财政总长，张绍曾为陆军总长，其余阁员概不过问。吴佩孚补充了一个人，就是请曹同意仍由高恩洪留任交通总长，而将高凌霨调任为财政总长。
  7月31日，黎派王宠惠暂行代理内阁总理。
  8月5日黎正式发表唐绍仪的组阁令，唐未北上前仍由王宠惠暂代。阁员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顾维钧
  内务总长田文烈
  财政总长高凌霨
  交通总长高恩洪
  陆军总长张绍曾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张耀曾
  教育总长王宠惠
  农商总长卢信
  黎认为这个新阁算是各方兼顾了，因为曹、吴两位大老板的人都容纳在重要位子上，卢信是唐绍仪的亲信，张耀曾属政学系。为了慎重起见，在提出卢信和张耀曾时，黎还和府中策士饶汉祥、韩玉辰等讨论过，他们认为元首有组织内阁的特权，不必事事请教别人。黎又把阁员名单和国会议长吴景濂仔细研究过，取得吴的同意才拿出来。
  组阁命令发表后，唐绍仪在广东香山原籍不肯“出山”，高凌霨因为财政没有办法，也不敢出任艰钜，张绍曾则意存观望，田文烈宣称不愿与人竞争而不肯就职，于是这个新阁仍是残破不全。
  黎为了避免别人说他干涉内阁行政，不再列席阁务会议。
  8月8日，代理国务总理王宠惠举行政治宴会，在宴会中内务次长兼代部务的孙丹林拿出吴佩孚的麻（6日）、阳（7日）两通电报给大家传观。
  吴的麻电说：
  “晓峰（金永炎）来，商组阁事，对唐决不赞成，以维持现状为宜。如颜不愿续，以亮畸（王宠惠）代揆，高交（指高恩洪的交通总长）不动，张长陆军，余请元首斟酌。李印泉（李根源）、张西（张耀曾）、谷九峰（谷钟秀）诸君，（按上三人均为政学系），川、滇、粤与之向有恶感，现正力谋统一，未便入阁。”
  吴的阳电说：
  “适接公府歌电，唐阁已发表。查唐主上海八年和会，外间啧有烦言，张西入阁，妨碍川、滇、粤统一；卢信为金星公司交易所诈财流氓（按卢为该公司总经理），均不可入阁。金晓峰来，言之至再，不意回京后卒然发表，显系别有用意，何必惶惶来洛，貌为周旋，想议员诸公洞彻大局，决不轻予通过也。”
  同一天，吴另有致“某要人”的电报说：“南有政学，北有安福。南北政党，一丘之貉！”
  这些电报像几枚炸弹一样，震动了北京政坛。很简单，吴佩孚现在正是北京政府的后台老板，他公然表示对于现状不满意，这个政府怎么还能存在？
  可是，吴、曹一再表示“不干政”，且公诸通电，发出宣言，言犹在耳，何至突变。所以公府中的策士，认为这是孙丹林捏造的假电报，认为孙由于没有坐上内务总长的位子，所以借此以发泄私忿。
  9日黎元洪把孙丹林召进公府，查询吴佩孚电报的真相，令人失望的是这些电报竟是真的，是吴发的。、黎不禁转羞为怒，拍着桌子说：“都是你捣的鬼，你简直是徐树铮第二。”孙丹林怒目相对，拂袖退席，气冲冲地走出，宣称要到洛阳去告状，还是高恩洪劝他冷静一点，他才没有离开北京。
  黎又找王宠惠来诉苦，王劝黎不如就把内务总长这个位子给孙丹林，省得孙暗中捣鬼，鼓动政潮。黎元洪老毛病又发了，他表示坚决不肯让步，并且愤慨地说：“我不，看他们把我怎么样？他们把我推上台，原来是叫我来活受罪！”
  其实这日子徐世昌早就受够了。黎元洪也是过来人，他可能忘了。政治权位就是如此迷人，走了进去就身不由主。黎元洪第一次做总统受的是段祺瑞、徐树铮和督军团的气；徐世昌则是受段祺瑞和张作霖、曹锟的三夹板罪；现在段系倒了，奉张也退出关外，可是黎元洪要伺候新后台老板吴佩孚，也是很不容易。
  吴讨厌安福系是因为它是皖系的化身，是段祺瑞和徐树铮的东西。可是吴为什么又讨厌政学系呢？政学系是在南方成长的，依附岑春煊和桂系。黎过去和岑春煊及桂系都有过同盟关系，而现在在黎身边的谋臣策士如李根源、韩玉辰、金永炎等都是政学系中坚。旧国会中政学系且有相当大的势力，他们如今卷土重来，背后有总统支持，又有国会的天地可活动，是一支可怕的政治力量。吴从内心中不欢喜政治上有这样的势力，因此对政学系就极为不满。加上金永炎时常以黎的代表身份奔走，吴很生气，斥责金“假传圣旨”、“兴风作浪”。曾间接向黎表示，劝他“远小人”，摒斥“不良分子”。
  黎想找唐绍仪组阁，更让吴不满，吴认为唐绍仪是北洋派的死对头，如果捧他出来做国务总理，对北洋派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坚决反对。
  这时候，吴佩孚已撕下了不干政的假面具，有人把他和当年的张勋相比，竟是一模一样，因为在民国5年黎首次担任总统时，张勋也是猛烈地反对黎邀请唐绍仪、张耀曾入阁的。
  黎这时深深感到难以应付直系这些后台老板，所以他的策士便献计主张联络奉系和皖系，以及西南六省，以共同对付直系。由于直系买在已分裂为保定和洛阳两派，所以如果能够进一步联保制洛，就足以孤立吴佩孚。
  政学系这时更唱出一个高调，主张由总统站出来，和国会联成一致以与军阀作战。这是一块光明正大的牌子，总统大振乾纲，拿“反抗政府命令、拒绝湖北省长”等罪名罢免吴佩孚和萧耀南，同时接受西南五省召开联省会议的主张，联合西南打破直系独霸的局势。
  黎当然不敢这么冒险，他这时的地位好像东汉末年的汉献帝，曹、吴两人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汉献帝的衣带诏只是白白牺牲了伏皇后，黎今天怎敢轻举妄动，所以他最后决定派王芝祥先到保定，请曹锟劝吴不要反对唐内阁，不要处处和黎过不去。曹对王芝祥只表示了自己不干政的立场，此外别无承诺。
  曹锟是想自己登上总统宝座，所以吴给黎下不了台，他暗暗高兴，他正想利用吴给黎困扰后，黎知难而退，这样岂不是为自己创造了上台的好机会。
  王芝祥在保定得不到要领，便亲自到洛阳一行，希望达成目的，可是吴见到王后，却正式提出要王宠惠组织内阁的主张。
  吴佩孚不止是对王芝祥表示要王宠惠组阁，同时还有庚电（8日）致王本人云：“愿以全力为兄后盾，但须摒斥阴谋扰乱妨害统一之辈。”
  王宠惠感觉到这个总理位子难做，在总统和后台老板之间难于自处，遂于11日提出辞职。
  早在黎元洪未复任总统前，奔走天津请黎恢复法统的吴景濂、边守靖、张绍曾等组织了一个包办北京政府一切问题的小集团，吴景濂推荐张绍曾组织内阁，没有得到黎的同意。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他当然想做国务总理，他和吴景濂与保定方面曹派的人酝酿大选，想捧曹锟出来当总统，这是吴佩孚所不赞成的。吴打算先由黎作傀儡，过渡一下，表面上说是恢复法统，以促进南北统一。吴当然有他自己的打算，这样做吴就成为中国第一人，一手可以控制整个中国局势。可是这个主张当然和保定派对立，张绍曾既然是参加保定派，吴就不肯支持张组阁。后来提名张绍曾为陆军总长还是曹锟、齐燮元，吴只是点头而已。在张绍曾来说，并不满意一个总长地位，所以新阁名单虽有他，他却没有就职。一直到王宠惠辞职后，他才于12日（王辞职的第二天）宣布就职。他以为可以因陆军总长的地位代理阁揆。吴佩孚知道这一情势，立即打电报给张说：“不可混入政潮，自陷泥沼，热中权位，为人利用，负罪国家。”因为吴这一通电报，张代理阁揆的愿望也落空了。
  就在这时，高恩洪因为曾允许拨款接济教育经费，到期不能兑现，教职员包围索薪，于是避往北戴河以免纠缠。同时还发生了内阁任命官吏总统拒绝盖印的风潮，事情是这样的：曹锟和吴佩孚联名保荐林锡光为甘肃省长，代理内务总长孙丹林提到国务会议，张绍曾表示反对，在王宠惠的调解下才得通过，孙丹林携带命令人总统府盖印，王宠惠、孙丹林根据责任内阁制精神，认为国务会议所通过的议案，总统必须盖印，黎却借口任免高级官吏总统有否决之权而予以拒绝，孙丹林因此忿而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