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猛冲了过去，把他们赶得四散奔逃。休息片刻之后，我们决定继续往西边去，看看拳民们在此之前还干下了什么更大损害的勾当。我们走了还不到四分之一英里，就只见面前的道路被密密麻麻的一群中国人堵住了。一见到我们，他们就开始大声喊叫……“杀，杀。”我们继续向前，直到离他们不到一百码的距离。接着，他们就开始往前猛冲，挥舞着刀剑长矛，在阳光下不祥地闪着寒光。我们迅速调转马头，疾驰而去，很快就把这些追赶者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们仍然继续追赶了好一会儿。
  另一位见习翻译许立德9 在自己的日记中补充说，后来，另外两个见习翻译宝士德10和德鲁里第二次去了赛马场，遭遇了相同的愤怒的人群，宝士德拔出他的手枪，射中了一个中国人的腹部。至此，第一枪在北京打响了，而且第一个被杀的是中国人，是一个英国佬干的。
  这一危急事件并没有引起哪一个追踪使馆围攻导火索的历史学家的注意，莫理循在他写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索性对它避而不谈，窦纳乐爵士所发表的报告也是如此。莫理循关于这桩和几个见习翻译有关的事情是这样报道的：“几个见习生正在乡村骑马时受到了攻击。我们的赛马场、大看台、马厩全被烧毁了……冒险在使馆区以外的街道上行走的欧洲人，没有不遭到凌辱的。”他忘了补充一句：没有哪个凌辱洋人的中国人不被开枪打死的。
  那天夜里，一脸阴沉的罗伯特。赫德爵士把海关官员们的老婆孩子送到了英国使馆里去过夜。
  窦纳乐爵士评论道：跑马场的大火，使得北京城里所有的欧洲人都有“一种他们处在危险地方的感觉”，没有别的事情曾经让他们有过这样的感觉。正如莫理循所报道的：随着跑马场的被烧，“如今看来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将不得不要打仗了。”毫无疑问，对中国人的开枪给铁帽子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前一周温和派在朝廷上所获得的优势，如今也不复存在了。一个谣言传到了窦纳乐爵士这里：朝廷已经转向了，如今全都热衷于“消灭”所有洋人。慈禧后来对这些事件给出了自己的版本：事态已经一发而不可收，而且只有荣禄一人反对拳民，奈何寡不敌众，无力回天。一天端王和澜公来了，叫我颁布诏谕，令义和团先杀了使馆里所有的洋人，再杀尽剩下的洋人。我非常生气，拒绝下诏。我们商议了好半天，端王说事不宜迟，义和团已经做好了攻打使馆的准备，明天就要动手。我大怒，叫几个太监把他赶了出去。他临走时对我说：“如果太后拒绝下诏，不管你愿不愿意，我终究是要替你去做的。‘他果然这样做了。……他瞒着我发布了诏令，害死多少性命。11端郡王对宫里的接管如今全面完成了。他收拾起那一套对太后孝敬顺从的假面，像热河时期的肃顺一样，厚着脸皮通知她：自己这就要篡夺发布圣谕诏令的权利了，甚至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担心：她会不会因为他的傲慢无礼而砍他的脑袋。端郡王的人无处不在，他的追随者如今控制着秘密警察、宪兵队、刑部以及其他所有国内安全的关键要素。就像两年前压制光绪一样，他如今同样胁迫朝廷、压制慈禧。这个曾经强有力的满洲女人已经跌落到如此低微的境地，以至于没有人胆敢出来保护她，而她也不敢请求这样的保护。这之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毫无疑问与恐惧所带来的麻木软弱密切相关。既然他有数万兵力可供支配，区区使馆，实在可以”灭此朝食“。唯一能够阻止他宣布自己的儿子为皇帝、打断他继续兴高采烈地推行他的计划的事情，是他自己也深为困扰的资格问题。换一种比喻的说法吧，当端郡王在1900年急冲冲地投身战斗时，动身离去的时候并没有背上一个满满的箭囊。外国人曾经匆匆忙忙地把使馆之围归咎于口无遮拦的荣禄，但他是唯一一个戳穿所有把戏、断言端郡王已”丧心病狂“的满洲人。
  第五部分北京之围第82节坏事是这样来的（4 ）
  第二天，也就是6 月9 日，总理衙门一位老于世故的满族官员联方拜访了英国使馆，此人曾在国外服务过，会说一点法语（虽然法国人也未必听得懂）。他是庆亲王的核心集团成员，更倾向于调停冲突。窦纳乐爵士在写给索尔兹伯里的报告中说：“我跟他谈到，一些正在流传的谣言给人的感觉是，太后和她的顾问们已经决定，消灭北京城里所有的外国人并把外国人赶出中国……而且董福祥将军已经做出保证，以他的甘军的能力完全可以达到太后在这件事上的要求。联方听后，并没有嘲笑这种骇人听闻的愚蠢策略（这自然要归因于他的老成），而是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我说的这些谣言，他至少不会把它视为空穴来风。”
  窦纳乐爵士然后又发电报给西摩尔司令官：“情况极其严重。除非作好立即向北京进发的安排，否则就太迟了。”他召集了一次外交使团的紧急会议，告诉他们自己已经作了些什么。
  其他公使却将窦纳乐斥为一个杞人忧天的家伙，并告诉他，刚刚收到的消息称：太后和皇帝已经不在颐和园，而是回了紫禁城，假如真的有一场攻击即将发生的话，他们几乎不可能回城。他们要求窦纳乐爵士再发一封电报给西摩尔司令官，撤回他的请求。莫理循在他的日记里记道：“皇上和太后的回城使得事情一下子好了上百倍。”
  然而，后来的消息称，护送太后回城的是董福祥将军那帮玩命的乌合之众，他们在北京城一出现，欧洲人的后脊梁就要发冷。
  董将军和外国侨民之间有血仇。百日维新期间，董福祥把他的司令部设在“南海子猎苑”，外国人的跑马场也在那儿。1898年9 月30日，他的人马袭击了英、美使馆的人员，两国外交使节从他们各自的中国舰队叫来一些水兵。接下来的那个月里，董福祥的人又在北京火车站袭击了几个外国工程师和英国使馆人员的集会，那儿是他在汉人区内的军事辖区。使馆方面要求把董福祥的军队从北京附近迁走，在经过艰难的周旋之后，他的人马才转移到了北京城以东的80英里处。据历史学家马士12说，这大概是“通过极大地增加董福祥和他的将领们的银行帐户的手段”才得以实现的。然而，到了1899年底，端郡王又把董福祥和他的人调回了北京，这一回是要和他的拜把兄弟、强盗李来中所指挥的那些拳民们进行密切合作。后来，董福祥被八国联军正式指控协同端郡王执行“消灭在华外国人的计划”。
  董福祥将军在大街上的再次出现引起了恐慌。辛博森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今天，天开始黑下来的时候，一阵新鲜的刺激充溢着这座城市，几乎制造了一场恐慌。董福祥凶狠野蛮的甘肃勇士（换句话说，是他的整个大军）的主力重新进入了首都，在先农坛前面的一片开阔地中迅速地扎了营。……我很高兴地说，这次安营扎寨，到头来会让所有的公使馆都直打哆嗦。”
  如果他们知道，慈禧和光绪不管到哪儿都是由董将军护卫（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了端郡王的人质）的话，没准他们要再打一回哆嗦了。
  更大的恐慌还在后面，那天早晨8 点30分，窦纳乐爵士发出了第三封电报，直言不讳地请求西摩尔将军的帮助：“北京的形势每时每刻都在变得越来越严峻……军队必须登陆，并做好立即向北京进发的安排。”其他外交使节也发出了同样的电报。
  大沽口外，6 月9 日夜里11点，西摩尔将军收到了窦纳乐爵士最后一封电报，便立即行动了起来。他通知其他舰队的司令，他将带领一支武装即刻去北京，邀请他们一起行动。
  第二天早晨，罗伯特。赫德爵士忧心忡忡地致电远在广州的李鸿章，向他说明了目前的事态，并请求他作为太后“最年长也最信任”的顾问，电告太后：和义和团之间的勾勾搭搭是一项危险的政策。但就在同一天，端郡王出人意料地对总理衙门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全面指控，而这一政策是他和“没有骨气的”庆亲王联合执行的。这证实了窦纳乐爵士的印象：庆亲王甚至连他自己的衙门也不再能够控制了。
  这天结束之前，一封发给使馆的电报说西摩尔已经上了路。然后，电报线路就被切断了，也隔绝了北京和外界的联系。对于这个日期之后的事件，所有官方的外交报告都是事后撰写的，并且都直截了当地归咎于中国人，而对外国人的挑衅行为全然不予理睬。外交官和将军们都想传达这样的信息：在危机期间他们行为得体、处置得当，他们的这种想法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不惜以牺牲事实为代价，来拔高自己的角色。很幸运，一些未经审查也未经修订的日记和私人记述被保存了下来，提供了某些更接近于真相的东西。
  正当使馆的人怀着不断增加的焦虑等待着西摩尔的救援大军的时候，北京城里义和团的人数也在戏剧性地增加，可能已达三万之众。他们当中不可避免地有许多流浪汉和罪犯，利用这样的天赐良机把自己置于堂皇的保护之下，排起队来享用免费的午餐。拳民们被安排在外圈，抵挡西摩尔以及接踵而来的任何人，董福祥将军的一万二千甘军在中间一圈，神机营和虎神营的狙击手们则在内圈。实际上，这一策略被证明依然不过是铁帽子们的另一场白日梦。群集在北京城内外的这三支皇家武装是政治大军，他们的首要目的是为他们的老板提供武力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