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作者:[美]斯特林·西格雷夫 更新:2021-11-25 14:23
二十六年(1900)起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后,李秉衡由江苏率兵北上,驰援北京,在杨村(今武清县)败绩,退至通州,自杀殉国。谥忠节。
11董福祥(1840-1908 ),固原州王朝山村(今属甘肃环县)人,土匪出身,后被诏安。以军功跻身于清廷武将大员,先后任总兵、提督等要职,并授尚书衔、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加封太子少保,赏穿黄马褂在紫禁城骑马肩舆。
12萨道义爵士(Sir Ernest Satow 1843-1929),英国外交官,1895-1900 年间曾任英国驻日公使。
第三部分新的铁帽子王第51节野狐禅(1 )
中国对日的战败,也刺激了另一些野心勃勃的家伙,他们看到:变革的时机到了(如果中国能够幸存到20世纪的话)。对于今后的变革应该如何进行,他们和保守派完全无法取得一致。保守派希望通过恪守传统并清除洋人及其影响,从而恢复古老帝国光荣的隔绝状态。改革派则希望摒弃旧的体制,用现代化的方式改造政府,就像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成功地做的那些一样。如果年轻的皇帝不能用机智灵活的手段处理好那些反对力量的话,他们之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他必须让太后始终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
互相对立的双方都不知道:此时,李鸿章总督为了复仇,正一门心思要将他们塞进彼此的喉咙里。多亏了李鸿章的捣鼓,在1898年的大变革危机中,铁帽子们才被卷入了那场以他们的竞争对手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的阴谋。在接下来的恐怖统治时期,那些侥幸逃脱的改革家们千方百计要找一个可以谴责的人。太后成为这一政体有名无实的领袖已经很多年,甚至比许多改革家的年龄还要长,于是,她就成了他们复仇的焦点,以及利用国际媒体倾泻诽谤的靶子。在这一年过去之前,她的肖像就变成了一个残忍的暴君。对慈禧的妖魔化从此开始了。
罗伯特。赫德觉察到了麻烦,但要弄清楚正在酝酿中的麻烦到底是什么,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人们纷纷站队,和互相对立的小集团结成同盟。“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平面上有许多细小的水银珠子,在流动的过程中加入到更大的水银珠子中,而后又再次分裂开来,形成新的中心,表面上毫无规律……就像玩藏豆戏法的人,拿着三个杯子和一粒碗豆:你盯着豌豆看了一会儿,接着,你发誓它就在这个杯子的下面——杯子揭开,瞧,它并不在。”
赫德所风闻的那些阴谋活动和据说和某些外国人有牵连。有一位英国冒险家莫蒂默。欧苏利文,此人和“教育运动”关系密切,这一运动是个政治团体,其组成者是那些不再抱有幻想的翰林学士们,他们暗地里向北京的英美传教士中的激进分子寻求帮助。“他们的计划之一,”赫德的报告称,“据说是要毒死皇上,然后将另一个年轻人扶上皇位。”另有使人不安的谣言宣称:“流言四起,说的是先帝同治据说有个儿子,昨天被乌赫托姆斯基亲王1 带回来了,即将被扶上皇位。而光绪……自然要在这个货真价实的继承人出现之后退位。”
赫德所说的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是俄国沙皇的代理人,此人曾大力宣扬俄国人和亚洲人有基本血缘关系的观念。1896年,他曾陪同李鸿章总督出席了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李鸿章带着他一贯的狡诈,到圣彼得堡兜了一圈,为自己捞了不少好处。他和外交官张荫桓爵士一起,与俄国人订立一份秘密协议,给予了俄国对辽东半岛的控制权,以阻挠日本人对同一地区的图谋。在谈判期间,俄国财政大臣维特2 送给李鸿章50万卢布的贿赂,张荫桓则是25万卢布,目的当然是希望能达成令圣彼得堡满意的条款。从俄国出发,李鸿章又满世界周游了一年,会见了威廉皇帝3 、维多利亚女王和格罗弗。克利夫兰4 总统。美国报纸把他称为“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为了避免遭到对头们的暗算,在旅行期间,不论出席什么地方的招待会,李鸿章从不吃任何东西,除非是自己的厨子为他做的,这些厨子他到哪儿都跟着。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受到了冷遇,被派到总理衙门工作——这实在是一次重大的下降。因为他们的秘密联盟,乌赫托姆斯基试图将一位觊觎者扶上大清皇位的密谋,很有可能是在李鸿章的默许下设计出来的,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要消灭他在朝廷上的敌人,恢复自己在中国的卓越地位。
另外的同谋者也就在手边。赫德注意到:“袁世凯……在这场争夺龙椅的赛跑中,不会跑在最后。”虽然袁将军是李鸿章所豢养的脑满肠肥的家猫和首席捕鼠动物,但却被自己的野心给弄得心劳神疲。只要李鸿章余威尚在,袁世凯还不敢独立行动,但一旦衰朽的李鸿章退场,袁世凯就会猛扑上前。
除了宫廷政变的危险和排满分子发动的街头革命之外,还有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许多人认为,最大的危险来自日本。东京方面的长远策略是:促使满清皇帝和俄国沙皇垮台,只留下明治天皇在东亚坐大。在朝鲜和台湾,日本已经成功地取代了中国,并不断侵袭满洲里。日本密探们还在蒙古和山东半岛、甚至在北京和天津忙前忙后,不亦乐乎。铁帽子们的惊慌失措,实在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但日本并不是唯一的挑衅者。在南方,法国已经切下了印度支那,大不列颠也把缅甸给抢到了手,并让它成了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在外交上,为了阻止俄国人从中渔利,英、美两国对于支持满清政府并不热心,反倒是英美那些爱管闲事的新闻记者、冒险家、商人和传教士们一直在侵蚀着满清政权的基础。他们对改革家们笨手笨脚的怂恿鼓励,反倒引起了铁帽子们的猜疑,他们怀疑维新运动是英美两国和日本人联手发动的一场国际阴谋。
虽然恭亲王再一次成为首席大臣,但赫德并没有感到宽慰,因为他这位老朋友的才干因为糟糕的身体和私人问题而大打折扣了。恭亲王如今65岁,这一回复出应该是他的谢幕演出了。赫德说: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被用来报复1884年把自己拉下马的那些人。1898年5 月,缠绵病榻数月的恭亲王终于撒手人寰,恰好在最需要的时候消除了他的稳定影响。
恭亲王曾经是1860年以来大清帝国最重要的人物。在利用阴谋手段支持慈安和慈禧从八大臣手中夺过权力之后,他的伟大功绩就和一个失败的王朝绑在了一起,用各种诡计和妥协掩盖它的腐败,直到这个脑死的病人仅仅依靠中国官僚机构的生命支持系统而苟延残喘。恭亲王再三努力培养新皇帝——先是同治,接着是光绪——但全都落了空。大清王朝的基因库已经油尽灯枯。从前的勇士,已经失去了双腿,不能再纵马驰骋。
恭亲王的去世,留下孤独的光绪皇帝,平生头一遭他要靠自己了。在此之前,他一直生活在一位高级谋士的影响之下:先是恭亲王,而后是他的父亲醇亲王,再是庆亲王和他的师傅翁同龢,最后,又是恭亲王。
26岁的光绪依然是个纯洁无瑕的年轻人,一直在认认真真地摸索纠正古老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方法,这些都是导致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和头脑僵化、闭目塞听的端郡王集团不同,光绪皇帝多少受益于西方教育。他读过一些专门为他翻译的西方书籍和文献,研究过日本的现代化实践,目的是为了探讨:为什么一个“倭寇”岛国能够(几乎是一夜之间)将自己改造成一个世界强国。如果日本能做到,那么中国也能。
光绪渴望为他贫血的政府输入新鲜的血液和新的观念。1898年初,他公布了有关改革的议题以供全民讨论,鼓励所有市民绕开都察院的看门狗,直接向他上书陈事。从前,只有高级别的官员才有权利向皇帝上书。作为对皇上呼吁的回应,一大堆斥旧扬新的条陈雪片似的飞来。此时的批评家,并不是那些深藏不露、营养不良的进士,而是一群被称为“名士”的自由思想家和波希米亚人。许多“名士”抓住了皇上号召人们坦陈利弊、建言献策的大好时机,不再在觥筹交错的花园里发表他们的高见,而是摇身一变,成了政治积极分子。他们攻击的靶子之一,就是皇上的军机处。名士们断言:当皇上被像翁同龢、刚毅和礼亲王这样一些教条主义军机大臣所包围的时候,他和百姓之间要开展关于思想观念的建设性对话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些军机大臣,要么是铁帽子王,要么是他们的追随者。一顶铁帽子,虽说其主要功能和别的头盔并无不同,无非是低档敌人的击打;但它还有一项特别的功能,就是抵挡异己思想。如果光绪想要得到什么新思想的话,那只能来自外部,来自“名士”们。
中国政府的骨干力量是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给国家、省区和地方行政部门提供了人才基础。王朝的上升或衰落,差不多就是帝国官僚队伍的完美或残缺。一个人,只要通过了科举考试,成了国家公务员,并通过这一体制登上了官员的阶梯,他们就获得了顶戴花翎以及其他显示其应得特权的身份标记。在一个对过去年代顶礼膜拜的文化中,人们对一位白头祖父的期望,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地位传给年轻的一代。
不可避免,有许多人名落孙山;而另外也有一些人不屑于接受这一制度,拒绝入瓮,名士就是来自于这一阶层。
11董福祥(1840-1908 ),固原州王朝山村(今属甘肃环县)人,土匪出身,后被诏安。以军功跻身于清廷武将大员,先后任总兵、提督等要职,并授尚书衔、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加封太子少保,赏穿黄马褂在紫禁城骑马肩舆。
12萨道义爵士(Sir Ernest Satow 1843-1929),英国外交官,1895-1900 年间曾任英国驻日公使。
第三部分新的铁帽子王第51节野狐禅(1 )
中国对日的战败,也刺激了另一些野心勃勃的家伙,他们看到:变革的时机到了(如果中国能够幸存到20世纪的话)。对于今后的变革应该如何进行,他们和保守派完全无法取得一致。保守派希望通过恪守传统并清除洋人及其影响,从而恢复古老帝国光荣的隔绝状态。改革派则希望摒弃旧的体制,用现代化的方式改造政府,就像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成功地做的那些一样。如果年轻的皇帝不能用机智灵活的手段处理好那些反对力量的话,他们之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他必须让太后始终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
互相对立的双方都不知道:此时,李鸿章总督为了复仇,正一门心思要将他们塞进彼此的喉咙里。多亏了李鸿章的捣鼓,在1898年的大变革危机中,铁帽子们才被卷入了那场以他们的竞争对手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的阴谋。在接下来的恐怖统治时期,那些侥幸逃脱的改革家们千方百计要找一个可以谴责的人。太后成为这一政体有名无实的领袖已经很多年,甚至比许多改革家的年龄还要长,于是,她就成了他们复仇的焦点,以及利用国际媒体倾泻诽谤的靶子。在这一年过去之前,她的肖像就变成了一个残忍的暴君。对慈禧的妖魔化从此开始了。
罗伯特。赫德觉察到了麻烦,但要弄清楚正在酝酿中的麻烦到底是什么,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人们纷纷站队,和互相对立的小集团结成同盟。“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平面上有许多细小的水银珠子,在流动的过程中加入到更大的水银珠子中,而后又再次分裂开来,形成新的中心,表面上毫无规律……就像玩藏豆戏法的人,拿着三个杯子和一粒碗豆:你盯着豌豆看了一会儿,接着,你发誓它就在这个杯子的下面——杯子揭开,瞧,它并不在。”
赫德所风闻的那些阴谋活动和据说和某些外国人有牵连。有一位英国冒险家莫蒂默。欧苏利文,此人和“教育运动”关系密切,这一运动是个政治团体,其组成者是那些不再抱有幻想的翰林学士们,他们暗地里向北京的英美传教士中的激进分子寻求帮助。“他们的计划之一,”赫德的报告称,“据说是要毒死皇上,然后将另一个年轻人扶上皇位。”另有使人不安的谣言宣称:“流言四起,说的是先帝同治据说有个儿子,昨天被乌赫托姆斯基亲王1 带回来了,即将被扶上皇位。而光绪……自然要在这个货真价实的继承人出现之后退位。”
赫德所说的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是俄国沙皇的代理人,此人曾大力宣扬俄国人和亚洲人有基本血缘关系的观念。1896年,他曾陪同李鸿章总督出席了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李鸿章带着他一贯的狡诈,到圣彼得堡兜了一圈,为自己捞了不少好处。他和外交官张荫桓爵士一起,与俄国人订立一份秘密协议,给予了俄国对辽东半岛的控制权,以阻挠日本人对同一地区的图谋。在谈判期间,俄国财政大臣维特2 送给李鸿章50万卢布的贿赂,张荫桓则是25万卢布,目的当然是希望能达成令圣彼得堡满意的条款。从俄国出发,李鸿章又满世界周游了一年,会见了威廉皇帝3 、维多利亚女王和格罗弗。克利夫兰4 总统。美国报纸把他称为“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为了避免遭到对头们的暗算,在旅行期间,不论出席什么地方的招待会,李鸿章从不吃任何东西,除非是自己的厨子为他做的,这些厨子他到哪儿都跟着。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受到了冷遇,被派到总理衙门工作——这实在是一次重大的下降。因为他们的秘密联盟,乌赫托姆斯基试图将一位觊觎者扶上大清皇位的密谋,很有可能是在李鸿章的默许下设计出来的,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要消灭他在朝廷上的敌人,恢复自己在中国的卓越地位。
另外的同谋者也就在手边。赫德注意到:“袁世凯……在这场争夺龙椅的赛跑中,不会跑在最后。”虽然袁将军是李鸿章所豢养的脑满肠肥的家猫和首席捕鼠动物,但却被自己的野心给弄得心劳神疲。只要李鸿章余威尚在,袁世凯还不敢独立行动,但一旦衰朽的李鸿章退场,袁世凯就会猛扑上前。
除了宫廷政变的危险和排满分子发动的街头革命之外,还有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许多人认为,最大的危险来自日本。东京方面的长远策略是:促使满清皇帝和俄国沙皇垮台,只留下明治天皇在东亚坐大。在朝鲜和台湾,日本已经成功地取代了中国,并不断侵袭满洲里。日本密探们还在蒙古和山东半岛、甚至在北京和天津忙前忙后,不亦乐乎。铁帽子们的惊慌失措,实在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但日本并不是唯一的挑衅者。在南方,法国已经切下了印度支那,大不列颠也把缅甸给抢到了手,并让它成了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在外交上,为了阻止俄国人从中渔利,英、美两国对于支持满清政府并不热心,反倒是英美那些爱管闲事的新闻记者、冒险家、商人和传教士们一直在侵蚀着满清政权的基础。他们对改革家们笨手笨脚的怂恿鼓励,反倒引起了铁帽子们的猜疑,他们怀疑维新运动是英美两国和日本人联手发动的一场国际阴谋。
虽然恭亲王再一次成为首席大臣,但赫德并没有感到宽慰,因为他这位老朋友的才干因为糟糕的身体和私人问题而大打折扣了。恭亲王如今65岁,这一回复出应该是他的谢幕演出了。赫德说: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被用来报复1884年把自己拉下马的那些人。1898年5 月,缠绵病榻数月的恭亲王终于撒手人寰,恰好在最需要的时候消除了他的稳定影响。
恭亲王曾经是1860年以来大清帝国最重要的人物。在利用阴谋手段支持慈安和慈禧从八大臣手中夺过权力之后,他的伟大功绩就和一个失败的王朝绑在了一起,用各种诡计和妥协掩盖它的腐败,直到这个脑死的病人仅仅依靠中国官僚机构的生命支持系统而苟延残喘。恭亲王再三努力培养新皇帝——先是同治,接着是光绪——但全都落了空。大清王朝的基因库已经油尽灯枯。从前的勇士,已经失去了双腿,不能再纵马驰骋。
恭亲王的去世,留下孤独的光绪皇帝,平生头一遭他要靠自己了。在此之前,他一直生活在一位高级谋士的影响之下:先是恭亲王,而后是他的父亲醇亲王,再是庆亲王和他的师傅翁同龢,最后,又是恭亲王。
26岁的光绪依然是个纯洁无瑕的年轻人,一直在认认真真地摸索纠正古老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方法,这些都是导致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和头脑僵化、闭目塞听的端郡王集团不同,光绪皇帝多少受益于西方教育。他读过一些专门为他翻译的西方书籍和文献,研究过日本的现代化实践,目的是为了探讨:为什么一个“倭寇”岛国能够(几乎是一夜之间)将自己改造成一个世界强国。如果日本能做到,那么中国也能。
光绪渴望为他贫血的政府输入新鲜的血液和新的观念。1898年初,他公布了有关改革的议题以供全民讨论,鼓励所有市民绕开都察院的看门狗,直接向他上书陈事。从前,只有高级别的官员才有权利向皇帝上书。作为对皇上呼吁的回应,一大堆斥旧扬新的条陈雪片似的飞来。此时的批评家,并不是那些深藏不露、营养不良的进士,而是一群被称为“名士”的自由思想家和波希米亚人。许多“名士”抓住了皇上号召人们坦陈利弊、建言献策的大好时机,不再在觥筹交错的花园里发表他们的高见,而是摇身一变,成了政治积极分子。他们攻击的靶子之一,就是皇上的军机处。名士们断言:当皇上被像翁同龢、刚毅和礼亲王这样一些教条主义军机大臣所包围的时候,他和百姓之间要开展关于思想观念的建设性对话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些军机大臣,要么是铁帽子王,要么是他们的追随者。一顶铁帽子,虽说其主要功能和别的头盔并无不同,无非是低档敌人的击打;但它还有一项特别的功能,就是抵挡异己思想。如果光绪想要得到什么新思想的话,那只能来自外部,来自“名士”们。
中国政府的骨干力量是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给国家、省区和地方行政部门提供了人才基础。王朝的上升或衰落,差不多就是帝国官僚队伍的完美或残缺。一个人,只要通过了科举考试,成了国家公务员,并通过这一体制登上了官员的阶梯,他们就获得了顶戴花翎以及其他显示其应得特权的身份标记。在一个对过去年代顶礼膜拜的文化中,人们对一位白头祖父的期望,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地位传给年轻的一代。
不可避免,有许多人名落孙山;而另外也有一些人不屑于接受这一制度,拒绝入瓮,名士就是来自于这一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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