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公众面前摆出一副节俭的样子，但旁人其实心知肚明。那些有头有脸的大学士们都纷纷发起组织他们自己的俱乐部或者协会，让一帮吹牛拍马之徒围着他们团团转。倭仁组织了一个叫做“食糠会”的小团体，其成员必须以吃糠代替吃白面，以显得他们克己自励。他的邻居倒是不难发现这样的事实：每当倭仁独自在家时，他们家的厨房里就会氤氲缭绕、肉香扑鼻。因此，下面的结果也就不可避免了：他誓将同治皇帝造就成一个圣君的努力，最终将适得其反。
  每天，倭仁和他的助手就到弘德殿见这个小孩。基础课程和所有上层贵族家的小孩并无不同。三岁时的同治就学会了25个汉字，读作“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2.对于一个三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材料实在要叫他头晕目眩。等到他认识了这些字，然后就要教他写。每一个汉字先是以红色的轮廓线印在一张单页的黄纸上，然后就教孩子用毛笔将轮廓填满。直到最后，他能独立地写出每个字。等到他能够握笔，就要开始背诵《千字文》，那是一首2 ，500行的长诗，里面没有一个汉字是重复的。7 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四书》和《五经》，它们都出自儒家经典。这几乎完全靠死记硬背。一本打开的书摊放在同治的面前，倭仁用手指指着上面的字句，同治就鹦鹉学舌地跟着他一句接一句地反复诵读。即使是一个迟钝呆笨的学生，用这种方式也能让他记住一些儒家经典。正常的情况下，要掌握所有这些基本典籍，要到15岁，到那时，一个合格的孩子将会记住431 ，286 个汉字——这一规律不适合胆小怯懦者，也不适合富有想象力的孩子。因为同治是如此调皮而任性，看来倭仁最终也只好让他速成一下，打算只教给他一点肤浅的知识算了。
  另外一项工作，就是要教这个孩子书法。传统上，一个人得到皇帝宠爱的标志之一，就是皇上能赐他一幅字，上面写着一些祝福的话。但是，同治在所有的课程上都是一个很糟糕的学生。幸好，给皇帝拟写诏书的翰林学士们个个都是书法家，能写各种不同风格的毛笔字，于是，就可以让他们伪造这样的条幅，冒充是小皇帝本人的作品。这给他欺骗的一生树立了典范。
  对那些不用功的学生，或者是那些自得其乐地玩玩具（藏在袖子里面）的孩子，通常要受到斥责，严重的还要用戒尺打手掌或屁股。不过对于同治来说，这样做就不太容易了。一个身为帝王的孩子就是神，即使他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所以，惩戒的措施不得不拐弯抹角。师傅们和宫里的太监一样，不得不表现出伟大的克制，而同治也早就养成了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逃避惩罚的习惯。
  美国大使的妻子蒲安臣夫人在紫禁城里听说了这个困境，并写信告诉了她的妹妹：“恭亲王主管小皇帝的教育，但要让皇上专心于书本，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他（恭亲王）不能使用通常针对其他年轻人的那些惩罚手段（我想，我们可以称之为”善意的打屁股“）。”当所有别的措施都不能奏效时，两宫皇太后就会命令一个太监拧他的脸蛋。
  在管人方面，慈安和慈禧都是初出茅庐的新手，对于如何向这个儿皇帝灌输纪律的概念，也全无主意。在紫禁城，皇上的每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都会被偷偷地满足，纪律对于他来说，是个最大的问题。后来，《纽约时报》的一位撰稿人这样写道：“据说，他很淘气，做事全凭自己的兴致和乐趣。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就被所有那些旨在培养他懒惰和纵欲的东西所包围，这样，摆在他面前的未来前景就不是那么乐观了。”
  对于同治来说，快乐是最大的危险。当满洲人第一次进驻紫禁城的时候，他们就陷入了一种极度的喜悦之中而不能自拔，谁都没能逃脱。最后一位满清皇帝溥仪（他是同治的堂弟）这样绘声绘色地写下了他的喜悦之情：“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黄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惟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3 要逃出这种黄色的狂喜，需要灵感和指引，但倭仁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儒学机器人，你就别指望他能给同治皇帝带来这两样东西。他那些冗长乏味、吹毛求疵的道德说教只能产生与此相反的东西。已经从想自杀的恍恍惚惚中摆脱出来的恭亲王，也许能训练同治皇帝，使他拥有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全部权威，但他一直忙于国事，而且他自己的儿子也好不到哪儿去。到最后，当恭亲王试图修理修理同治的时候，他已9 岁，这已经太迟了。
  第二部分纱帘的背后第32节黄色薄雾下的生活（2 ）
  在督导皇帝的最佳时期，这件事情交给了宫里的太监们，这实在是很愚蠢。皇室家庭第一次雇用太监究竟始于何时，已经无法确定；阉割战俘也是年代久远的事情。太监成为中国统治法则的一部分，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0年。两千年后，当明朝建立的时候，这支得胜之师横扫敌人的各处要塞，俘获并阉割每一个见到的男性，老少无遗。数以千计的男人就这样被废了。施行这一外科手术的专家被称作“刀子匠”——这是一种世袭的职业。动刀之前，扭结在一起的绷带作为止血带围绕在净身者的下腹部和大腿上部，以防止出血过多。净身者的生殖器已经用热辣椒水麻醉过。净身者则用大剂量的鸦片麻醉，放置在一张木床上。这时候，一个徒弟用一只手绕过他的腰部扶住他，另外两个徒弟抓住他的双腿向两边分开。在最后一次询问净身者是否改变了主意之后，“刀子匠”拿出一把小弯刀，一只手抓住生殖器，另一只手切下生殖器，尽可能地贴近腹部以避免留下残根（这被认为是很糟糕的）。工作完毕，一个很小的白蜡塞子被扎进尿道，然后用冷水浸湿的宣纸覆盖上，再缠上绷带。头昏眼花的净身者还要在人的搀扶下走上几圈，以防止形成致命的血凝。接下来的三天里，他不能喝任何东西，也不能小便。当绷带拆除后，白蜡塞子被拔出，尿像喷泉一样地喷射出来，这是手术很成功的标志。完全康复则需要三个月，这之后，太监就准备去找工作了。他萎缩的生殖器被保存在一个广口瓶里，像个无花果，这样他可以凭此验明正身，并在他去世的时候和他一起埋葬，他的灵魂就能够完整地升天。（与此类似，当一个人被斩首，他的头也将在被埋葬之前缝上——如果他有亲戚或朋友愿意来做这件事的话。）多数太监会被一件事情所困扰，那就是他无法再控制他的膀胱。尿床在太监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总是弄湿自己的衣服。因此，中国人才有“污秽的伙伴”和“他像太监一样臭”这样的说法。
  另一方面，许多太监因此得以进入权势之家，在那里，他们因为对现世的欢乐不再有兴趣，于是就操纵自己的主子并极大地扩大自己的私人财富，甚至要篡夺大位。在不同时期的中国历史中，尤其是在最近的明代，宫廷太监变得如此有权有势，以至于没有他们的许可什么事也休想办成。
  最臭名昭著的“半男人”（17世纪的耶稣会教士这样称呼他们），要算是深得明熹宗宠信的魏忠贤了。他偷偷地养着一个小妾，自然也有其他的法子来享受人伦之乐，他实在太想有个儿子了，于是四处访求能够让他恢复生殖能力的灵丹妙药。一个郎中告诉他，如果他能够榨取几个活人的脑髓并吃掉，那么，他的生殖器就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魏忠贤弄来了几个囚犯，劈开他们的脑壳，挖出还在跳动的脑髓，并吞下了那些令人恶心的东西。（这个实验是否成功，历史上没有记载，不好乱说。）
  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他们对恶毒的爱好，都应该受到鄙视。宫里的太监们形成了一个由阉人组成的秘密社会，这一点和地下教堂里的修士很相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有人都热心于让自己的主子把他们当作性对象来加以利用。
  太监的干政对明朝的垮台，有过不小的贡献，这迎来了满清王朝的新纪元。从此以后，严格控制太监干预政治事务的策略被提了出来。然而，他们分布在紫禁城的各个角落，没有他们的卷入，任何事情也休想办成。他们就像野餐会上的蚂蚁，无关紧要，又无处不在。
  太监们负责照看雨伞和炉子，发布圣旨，引领大臣朝见，接收银子和贡粮，留心起火，驱赶老鼠，管理文渊阁的图书，给战场上的元帅们颁赐黄袍马褂，鞭打犯错的宫女，唱戏，伺候宫妃，为所有来来往往的人站岗守夜，为晾晒的瓜果驱赶苍蝇。他们有严格的得等级，皇帝家的每一个成员都依照等级编了号。王子和公主的编号是30，嗣子：20，皇侄：20，皇孙：10，曾孙：6 ，重孙：4.薪水普遍很低，总管太监每年也不过12两白银，不过还有一些额外的收入，包括回扣和其他一些非法收入，比如出售他们偷来的家庭财物、艺术品和宝石。所有总管太监和多数太监头都有自己的厨房，有些人甚至有自己的家室，包括女仆。
  地位低贱的太监则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当他们上了年纪，精疲力竭地离开这个世界时，身边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