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作者:[美]斯特林·西格雷夫 更新:2021-11-25 14:23
再一次,曾国藩又表演起了他古怪的米奴哀小步舞,请求开缺以调养自己日渐衰朽的身体,并推荐李鸿章作为自己的继任者。1872年3 月,他在自己的床上平静地撒手人寰,享年61岁,他是满清开国两百余年来第一位寿终正寝的汉人将军。
李鸿章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了直隶总督和首都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49岁的他是中国最年轻也最有权力的总督,恭亲王和两宫皇太后在危急时刻也就只有靠他了。从那时起,李鸿章就成了这一政治联盟看不见的合伙人:两宫皇太后执政,李鸿章控制。
「译注」
1 曾国藩《讨粤匪檄》。
2 曾国藩《致澄弟沅弟》(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廿四日),《曾国藩全集。家书》799 页,岳麓书社1985年10月第一版。
3 所多玛和俄摩拉,《旧约圣经》中的两座罪恶之城,因它们的邪恶和堕落而遭惩罚,被上帝毁灭。
4 华尔,即弗里德里克。汤森。沃德(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 ),美国冒险家,早年曾在尼加拉瓜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1959年来到上海,受苏松太道吴煦的雇佣,组建了一支由外国人组成的武装“常胜军”,抵抗太平军,1862年9 月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死。《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五有传。
5 白奇文,即亨利。安德里亚。伯格万(Henry Andrea Burgevine 1836-1865),美国冒险家,华尔战死后,他继任“常胜军”的指挥官。
6 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 1819-1861 ),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7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是《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前身。1850年8 月3 日由英国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创办,是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号称中国的《泰晤士报》。1864年7 月,报馆另出《字林西报》,就将《北华捷报》改为它的每周增刊。1951年停刊。
8 蒲安臣,即安森。伯林格姆(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美国律师及外交官,1861-1867年间任美国驻华公使,曾代表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过《蒲安臣条约》。
9 查尔斯。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 ),英国军官和殖民地行政官,出生于军人世家,父亲是皇家炮兵部队的一位中将。他19岁从皇家军事学校毕业后即进入皇家工兵部队。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随英国军队来华,后任常胜军统带,因帮助清政府平定太平军有功,授提督衔,赐黄马褂、孔雀花翎。后任苏丹殖民总督,在喀土穆城被叛军所杀。戈登被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称为“英雄中的英雄”,他死后维多利亚女王曾亲自到他家中慰问,清廷亦遣使往吊。《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五有传。
10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记》卷三,清同治刻本。
11曾国藩《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七月廿八日),《曾国藩家书》631 页,海南出版社1994年8 月第一版。
12米奴哀小步舞,一种缓慢而庄重的三拍子舞蹈,由一群舞蹈者结伴而跳,源于17世纪的法国。
第二部分纱帘的背后第31节黄色薄雾下的生活(1 )
在缺少一个真正的满族强势人物的情况下,大清王朝的生存最后就只能依靠努力培养慈禧的儿子、年轻的同治皇帝,让他表现得更出色。至于他是担当一个积极的角色,还是继续做他的傀儡皇帝,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表现得像个完美的儒家圣君。在中国,对外表的依赖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君权神授”本身就关乎至重,王朝的上升或衰落竟然依赖于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言行举止。不管慈禧、慈安和恭亲王做了多么大的努力,这根本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简言之,同治皇帝的悲惨生活使灵敏的政治联合天平倾斜了,也使得慈禧离独掌统治大权更近了一步。
传统上,人们认为一个儿皇帝已经成年并能获得全部权力的最低限度是15岁。在祺祥政变发生的1861年,同治皇帝5 岁。从此之后,对于儿子的抚育教养,慈禧能插得上手的地方实在不多。这一点和日本的情形很相似,培养小皇帝的日常功课被皇室代理人所严密控制。只有慈安——皇帝的嗣母,能够对此产生影响。在接下来的10里,为锻造同治的性格和培养他的思想,以准备担当他伟大的职责,就必须为他选择专门的家庭教师。
为同治扮演皇的帝角色所作的这些准备工作,被交给了57岁的蒙古进士倭仁,此人是被人们称为大清帝国品德最高尚3 个人之一。他也是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他不仅是同治的老师,还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满清政府意识形态领域的监察首脑)、翰林院掌院学士和户部尚书。在任何事情上都没人向倭仁挑战。他追求儒家理想的那种顽固和独断,不仅仅限于对同治的督导。作为朝廷里的高级牧师和道德警察,在接下来的9 年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让王朝的制度从“力与谋”的罪恶退回到“礼与仁”境界,也就是让一个病人从治愈退回到病死。
似乎没人怀疑:同治能够被灌输进儒家美德,并且能够被教育得聪慧睿智。这是中国国家神话的一部分。如果他感觉到任何程度的不足,亲王和军机大臣们就担当指导他作决定的任务(就像如今他们对慈禧和慈安所做的那样),一定要使出现在他面前的事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合乎礼仪的。然而,他们全都错了。
从最近几朝的情况看,儒家体系在塑造它的统治者方面,成绩并不是很好。曾经涌现出的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没有哪一个接近于儒家的理想。许多人认为这个问题只是最近才开始出现的,咸丰、道光或者道光之前的嘉庆。然而,就是那个伟大的皇帝乾隆(在位时间1735-1796 ),让“堂皇其外,腐败其中”变得时髦起来的。年轻时的乾隆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干,但在中年,他背离了儒家的美德,逐渐成为一个自我放纵、行为乖戾的人,而到了老年,他又愚蠢地放弃权力,使之落入他的宠信之手,对和珅的纵容,其实就是对此后几朝中那些同样两面三刀的家伙的鼓励和怂恿。所有优秀的儒家谈起基本道德来都眉飞色舞、头头是道,却没人会真的去践履它。这之后的嘉庆和道光根本不能胜任他们的那份工作,而咸丰则干脆绷断了这种道德和实践之间的紧张之弦。
至于他们的那些斯巴达式的军事道德,早就被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所破坏掉了,那是在1720年代的后期。为了保护自己的位子不被儿子和侄子们篡夺,他禁止亲王们担任任何军事或行政职位,除了像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那样打发时光,留给他们的选择余地实在不多。打那以后,像那时的欧洲上层阶级一样,满洲皇子们的教育就被限制在死气沉沉的礼仪和典籍的研习上。于是,一旦有哪位皇子继承了皇位,他也就只能完全依赖于他的谋士们了。大臣和顾问们认识到这对他们非常有利,也就不会去做任何努力以扩大皇上的知识视野,相反,还会以严格的传统习惯为手段,去窒息任何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求。从来不会有人怂恿慈禧去全国各地旅行,也没人会向她介绍外国人和他们的观念。她的侄子兼继承人光绪皇帝是第一个坚持让人为他翻译西方杂志和书籍的皇帝。
当同治的老师们着手把他塑造成一个君主的时候,他们被“到底应该相信什么”这个问题给弄糊涂了。他们自视为卓越的道德典范,并且打算按照他们自己的样子重塑同治。就连曾国藩也相信:新皇帝的道德品质将最终决定中国能否获得新生,尽管他所指的某些东西要比同治皇帝实际接受的那些凌空蹈虚、思想狭隘的训练要更加有益。曾国藩说:皇上必须树立一个完美的道德榜样,这将导致大清帝国实现完美的统治,如日之继夜。曾国藩认为:道德劝诫乃是人君用来履行其维护全社会安全之职责的主要手段,而臻此境界的唯一途径,就是要使年轻的皇帝投入全部身心研究过去,找到可供仿效的明君,以他们为榜样规范自己。
起初,对于倭仁为教育这个孩子所作的努力,恭亲王还加以督导。亲王坚决认为:必须要用新的方式教育同治,要让他掌握西学方面的知识。最基本的是要让他熟悉他能够理解的、那些在“中央帝国”之外的国家和他们的人民、他们的社会、他们的政治历史、他们的法律以及他们所遵守的战争规则。但是,倭仁却阻断了每一种企图介绍现代课程的努力。翰林院学士们所共有的偏见,倭仁一样也有。这种偏见认为:如果掌握了外国的思想,那么他们古老的特权就会受到危害;对这些思想,他们应该置之不理,而不是去成为传播这些思想的老师。通过阿谀奉承,倭仁得到了两宫皇太后的支持,这是心高气盛的恭亲王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虽然两宫皇太后欠恭亲王很多情,但她们也经常被他鲁莽而傲慢的行事方式而弄得很不愉快。恭亲王是唯一能够责备、斥骂或轻视她们的人。)
倭仁尽管渴望完美,但他摆出的姿态未免有些妄自尊大。
李鸿章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了直隶总督和首都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49岁的他是中国最年轻也最有权力的总督,恭亲王和两宫皇太后在危急时刻也就只有靠他了。从那时起,李鸿章就成了这一政治联盟看不见的合伙人:两宫皇太后执政,李鸿章控制。
「译注」
1 曾国藩《讨粤匪檄》。
2 曾国藩《致澄弟沅弟》(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廿四日),《曾国藩全集。家书》799 页,岳麓书社1985年10月第一版。
3 所多玛和俄摩拉,《旧约圣经》中的两座罪恶之城,因它们的邪恶和堕落而遭惩罚,被上帝毁灭。
4 华尔,即弗里德里克。汤森。沃德(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 ),美国冒险家,早年曾在尼加拉瓜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1959年来到上海,受苏松太道吴煦的雇佣,组建了一支由外国人组成的武装“常胜军”,抵抗太平军,1862年9 月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死。《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五有传。
5 白奇文,即亨利。安德里亚。伯格万(Henry Andrea Burgevine 1836-1865),美国冒险家,华尔战死后,他继任“常胜军”的指挥官。
6 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 1819-1861 ),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7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是《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前身。1850年8 月3 日由英国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创办,是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号称中国的《泰晤士报》。1864年7 月,报馆另出《字林西报》,就将《北华捷报》改为它的每周增刊。1951年停刊。
8 蒲安臣,即安森。伯林格姆(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美国律师及外交官,1861-1867年间任美国驻华公使,曾代表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过《蒲安臣条约》。
9 查尔斯。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 ),英国军官和殖民地行政官,出生于军人世家,父亲是皇家炮兵部队的一位中将。他19岁从皇家军事学校毕业后即进入皇家工兵部队。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随英国军队来华,后任常胜军统带,因帮助清政府平定太平军有功,授提督衔,赐黄马褂、孔雀花翎。后任苏丹殖民总督,在喀土穆城被叛军所杀。戈登被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称为“英雄中的英雄”,他死后维多利亚女王曾亲自到他家中慰问,清廷亦遣使往吊。《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五有传。
10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记》卷三,清同治刻本。
11曾国藩《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七月廿八日),《曾国藩家书》631 页,海南出版社1994年8 月第一版。
12米奴哀小步舞,一种缓慢而庄重的三拍子舞蹈,由一群舞蹈者结伴而跳,源于17世纪的法国。
第二部分纱帘的背后第31节黄色薄雾下的生活(1 )
在缺少一个真正的满族强势人物的情况下,大清王朝的生存最后就只能依靠努力培养慈禧的儿子、年轻的同治皇帝,让他表现得更出色。至于他是担当一个积极的角色,还是继续做他的傀儡皇帝,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表现得像个完美的儒家圣君。在中国,对外表的依赖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君权神授”本身就关乎至重,王朝的上升或衰落竟然依赖于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言行举止。不管慈禧、慈安和恭亲王做了多么大的努力,这根本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简言之,同治皇帝的悲惨生活使灵敏的政治联合天平倾斜了,也使得慈禧离独掌统治大权更近了一步。
传统上,人们认为一个儿皇帝已经成年并能获得全部权力的最低限度是15岁。在祺祥政变发生的1861年,同治皇帝5 岁。从此之后,对于儿子的抚育教养,慈禧能插得上手的地方实在不多。这一点和日本的情形很相似,培养小皇帝的日常功课被皇室代理人所严密控制。只有慈安——皇帝的嗣母,能够对此产生影响。在接下来的10里,为锻造同治的性格和培养他的思想,以准备担当他伟大的职责,就必须为他选择专门的家庭教师。
为同治扮演皇的帝角色所作的这些准备工作,被交给了57岁的蒙古进士倭仁,此人是被人们称为大清帝国品德最高尚3 个人之一。他也是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他不仅是同治的老师,还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满清政府意识形态领域的监察首脑)、翰林院掌院学士和户部尚书。在任何事情上都没人向倭仁挑战。他追求儒家理想的那种顽固和独断,不仅仅限于对同治的督导。作为朝廷里的高级牧师和道德警察,在接下来的9 年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让王朝的制度从“力与谋”的罪恶退回到“礼与仁”境界,也就是让一个病人从治愈退回到病死。
似乎没人怀疑:同治能够被灌输进儒家美德,并且能够被教育得聪慧睿智。这是中国国家神话的一部分。如果他感觉到任何程度的不足,亲王和军机大臣们就担当指导他作决定的任务(就像如今他们对慈禧和慈安所做的那样),一定要使出现在他面前的事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合乎礼仪的。然而,他们全都错了。
从最近几朝的情况看,儒家体系在塑造它的统治者方面,成绩并不是很好。曾经涌现出的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没有哪一个接近于儒家的理想。许多人认为这个问题只是最近才开始出现的,咸丰、道光或者道光之前的嘉庆。然而,就是那个伟大的皇帝乾隆(在位时间1735-1796 ),让“堂皇其外,腐败其中”变得时髦起来的。年轻时的乾隆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干,但在中年,他背离了儒家的美德,逐渐成为一个自我放纵、行为乖戾的人,而到了老年,他又愚蠢地放弃权力,使之落入他的宠信之手,对和珅的纵容,其实就是对此后几朝中那些同样两面三刀的家伙的鼓励和怂恿。所有优秀的儒家谈起基本道德来都眉飞色舞、头头是道,却没人会真的去践履它。这之后的嘉庆和道光根本不能胜任他们的那份工作,而咸丰则干脆绷断了这种道德和实践之间的紧张之弦。
至于他们的那些斯巴达式的军事道德,早就被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所破坏掉了,那是在1720年代的后期。为了保护自己的位子不被儿子和侄子们篡夺,他禁止亲王们担任任何军事或行政职位,除了像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那样打发时光,留给他们的选择余地实在不多。打那以后,像那时的欧洲上层阶级一样,满洲皇子们的教育就被限制在死气沉沉的礼仪和典籍的研习上。于是,一旦有哪位皇子继承了皇位,他也就只能完全依赖于他的谋士们了。大臣和顾问们认识到这对他们非常有利,也就不会去做任何努力以扩大皇上的知识视野,相反,还会以严格的传统习惯为手段,去窒息任何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求。从来不会有人怂恿慈禧去全国各地旅行,也没人会向她介绍外国人和他们的观念。她的侄子兼继承人光绪皇帝是第一个坚持让人为他翻译西方杂志和书籍的皇帝。
当同治的老师们着手把他塑造成一个君主的时候,他们被“到底应该相信什么”这个问题给弄糊涂了。他们自视为卓越的道德典范,并且打算按照他们自己的样子重塑同治。就连曾国藩也相信:新皇帝的道德品质将最终决定中国能否获得新生,尽管他所指的某些东西要比同治皇帝实际接受的那些凌空蹈虚、思想狭隘的训练要更加有益。曾国藩说:皇上必须树立一个完美的道德榜样,这将导致大清帝国实现完美的统治,如日之继夜。曾国藩认为:道德劝诫乃是人君用来履行其维护全社会安全之职责的主要手段,而臻此境界的唯一途径,就是要使年轻的皇帝投入全部身心研究过去,找到可供仿效的明君,以他们为榜样规范自己。
起初,对于倭仁为教育这个孩子所作的努力,恭亲王还加以督导。亲王坚决认为:必须要用新的方式教育同治,要让他掌握西学方面的知识。最基本的是要让他熟悉他能够理解的、那些在“中央帝国”之外的国家和他们的人民、他们的社会、他们的政治历史、他们的法律以及他们所遵守的战争规则。但是,倭仁却阻断了每一种企图介绍现代课程的努力。翰林院学士们所共有的偏见,倭仁一样也有。这种偏见认为:如果掌握了外国的思想,那么他们古老的特权就会受到危害;对这些思想,他们应该置之不理,而不是去成为传播这些思想的老师。通过阿谀奉承,倭仁得到了两宫皇太后的支持,这是心高气盛的恭亲王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虽然两宫皇太后欠恭亲王很多情,但她们也经常被他鲁莽而傲慢的行事方式而弄得很不愉快。恭亲王是唯一能够责备、斥骂或轻视她们的人。)
倭仁尽管渴望完美,但他摆出的姿态未免有些妄自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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