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任暑长杜导正的倡导下，1988年冬在北京的翠宫饭店，全国的书商们召开了首次会议。而后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图书批发市场，书商们这才有了合法的身份和正统的经营权。我们杂志停刊了以后，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这时候国家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人可以停薪留职的政策，我就成了系统中第一个停薪留职的人。我在机关工作的这五年里，收益最大的就是增添了阅历，开阔了视野，同时也目睹了部分国家机关里人浮于事，散漫臃肿的官僚作风。我利用出公差的机会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领略了不同的风土人情。知道到了东北以外的人是怎么样的活法，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闯江湖其实就是最好的社会实践……
  我准备自己开个书店，可是那时的政策规定，个体书店只许零售不许搞批发。我如果想经营批发业务就必须找一个主管单位，申请集体性质的营业执照。
  我在《城市时报》上看到一个广告，内容大意是：长春市长城集体公司，欢迎各位有志之士，来这里独资或合资，领办或创办企业。联系人：董事长沈太福、副董事长沈太安、总经理孙兴佳。我找到了沈太福很顺利地和他签下了合约，我每月上交他500块管理费。他给我办了一个集体性质的长城书店。我真没想到当时坐个破上海卧车的沈太福，后来能在北京玩出那么大的非法集资案，把自己的命也玩进去了。
  书店开业了，我当时只有2000块钱。我的第一批业务是帮《妇女月刊》推销他们的积压杂志，我把他们的杂志发往全国各地，然后我出去收账。那时候的书商们绝大多数都很守信誉，卖完货的马上结账，没卖完的我就和他们调换了一些书，发回来自己卖。这一趟下来我赚了两万多块。这是我人生中淘到的第一桶金，从此我由一个不伦不类的工人，或者说是国家公务员，转变成了一个商人。这两万块钱成了我的启动资金，我捏着它踏上了越闯离家乡越远的江湖征程。
  多少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在这以后我赚过许多比这多了去的银子，也没有那么激动过!那时候没有一百元和五十的票子，我喝了八两白酒爬上了床，把枕头扔在了地上，枕着这两方十元的票子，嘿!嘿!不瞒你们说，我半宿都没睡着啊！那是1987年，我还不满24岁呢。我能不激动吗?我周围的哥儿们天天都喊倒麻袋，倒盘圆……可是我没看见谁真发了!
  那时候我能赚钱，并不是我有多么灵活的经济头脑。而是我的胆子大，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在机关混，其实我们单位的高人有许多，如果他们那时候能像我一样走出来，现在肯定也会事业有成。那时候的大环境比较好，国家也在不断地出台有关政策，鼓励人们下海经商。只要你敢拼搏、肯吃苦，干什么都能发财。由此可见，解放思想，观念更新，努力拼搏，才是发财和发展的法宝。
  有了资金就要滚动，我用这笔钱包发了一期《风采》，由于当时的发行经验不足，再加上不是我自己组稿，我也没有参与封面的设计，杂志出现了积压，好在这期杂志不是由我印制的，并没有把我的资金套死，我只好推迟和他们结账。
  不久我拜拜了沈太福，关闭了我的书店，应沈阳蓝盾书店孙楠之约，来到沈阳包发了多种出版物。从此开始了我浪迹天涯的漂泊生活。我当时住在沈阳的交通宾馆，身边总是有一帮人跟着我混吃喝。有进货的书商，有出版社的，有印刷厂的，也有社会上的人，每天打打闹闹的做事，也赚了不少钱，但那时候我只有24岁，深沉不住，再加上为人仗义，钱基本上随赚随花了。我把自己武装得全身都是名牌，什么金利来、老人头、皮尔•卡丹……
  那时候沈阳比较好的餐馆是白云和菲菲，还有大北的卡拉OK西餐歌舞厅，我们经常光顾，当时沈阳所有好的宾馆我都住过！那时候甚至我想打谁就打谁……虽然我没少惹祸，但也着实在沈阳风光了一阵子……当时在沈阳和我天天在一起混的有一个叫老五的流氓，他后来吸毒死了。
  有一天他给我领来了一个小姐，这小姐非常漂亮只有十七岁，是个学生妹。老五问我干不干她?在此前我虽然搞过对象也搞过破鞋，但是像这种直截了当的嫖娼，还没尝试过。这小姐别看比我小，可是她比我可开放多了，她脸不红不白地脱光了衣服，然后就催促着还有点傻痴情的我说：“你倒是麻溜快点呀!”
  她的这种直来直去，不拖泥带水的精神，让我感到耳目一新!我迅速开始操练，双手在她的玉体上抚摸，她那刚才还有点冷漠的娇体随着我的爱抚，不停地扭动，发出了呻吟……在她的催促下我奋力挺进，次次直抵花心……
  不久我们俩就大汗淋漓，她整个人颤抖着，床单已经让她抓揉成了一团，我紧抱着她小屁股的双手已经如水洗一般。下面更是湿成了一片，我虽然已经舒服了一次，还在继续偷炮，此时她已经四肢软绵……她在我生龙活虎的攻击下，又死灰复燃，她起伏不停地配合着我，就像我们老师吃饭馋我那样——呱唧、呱唧的声音响成了一片……
  完事以后我给了她一百块钱。法律认定的嫖娼行为虽然不是犯罪，但无疑是丑陋和不道德的，这种行为应当被文明社会所唾弃。但这个古老行业的存在有其非常复杂的原因。这事情发生在我们老百姓身上，就显得污浊不堪。可发生在蔡锷和小风仙身上，不仅能流芳千古，甚至还有国民革命的味道。这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嫖娼这个名称其实是个官称，政府部门最爱这样叫，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可不买这个账，各地都有各地的叫法。比如说哈尔滨管这个叫“逮兔”，长春叫“跑皮”，沈阳叫“打抽”，北京叫“喇蜜”，西安叫“调棒”，呼和浩特叫“捻米”，成都口旷抓猫”，广州叫“打洞”，各地都有不同的叫法我全知道……全国人民的通俗叫法是“打炮”，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书商”一词的由来
  有一次我从沈阳去北京办事，特意新买了一双“老人头”皮鞋穿上。可是早晨醒来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了，气得我把列车员大骂了一顿，列车长和乘警帮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我估计偷我鞋的人可能早就下车了。北京到了，列车长给我找来了一双烂拖鞋，正值冬天我总不能光着脚下车呀!我趿拉着拖鞋骂骂咧咧地下了车，身着西装革履手提密码箱的我，非常狼狈极不协调地走出了北京站。
  我来到了北京红十字宾馆，这里是以襄樊李际科为首的书商的聚集地。那时候的老李堪称是中国书商领袖，在宾馆长包几个房间和一辆伏尔加小车，迎来送往全国各地的书商，呼风唤雨好不风光。从1986至1988年这三年是书商们最好干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新闻出版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中国人民经历了三十几年的文化饥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人们对出版物的需求巨增，迫切地希望通过阅读当代的国外文学作品，来了解当今世界发生的变化。
  这使得欧、美、日、港台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作品在中国十分畅销。由于我们国家当时还没有加入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组织，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作品当时在我国出版非常简单，像日本作家西村寿行和大抒春雁等带点黄色的书越发好卖，这让许多人都发了财。翻译书的畅销是由沈阳的书商葛啸推出了《玫瑰梦》被通缉，还有长沙童清明出的《查太莱夫人和她的情人》被查禁，才兴起了这股风。现在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两本书的内容，远不如贾平凹的《废都》。
  当时的中国职业书商为数还不多，能算是大老板的全国不过一百多人。能称为发行商的不过几十个人，大家彼此都认识，这些人的文化档次很低。许多人都是卖小报的出身，甚至还有几个不识字的文盲也都叨上了大菜。用济南书商陈大东的话来讲：“搞书的都是苦出身。”
  在当时，没有文化的人收入能超过有文化人的收入，凭的是能拉下架子，能吃苦耐劳和胆子大。那时候社会上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搞导弹的不如买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得到更新。知识分子觉醒了有时候会变得更黑……
  我们这伙档次不高的书商，称霸中国出版发行的市场只是昙花一现。在大浪淘沙中他们有的得到了升华，有的苦苦的挣扎，有的改行了，有的干脆就干不下去了。1993年在邓老爷子南巡以后，一批有文化的国有企业精英先后下海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人有出版社的王强、曹华艺，新华书店的石宗伟、作家刘兴华等一大批文化精英加入了书商的行列，这时候“书商”一词才真正的叫响。随着政策的放宽，现在的书商拥有上亿的资产，已经不足为奇了。
  老李安排我和肖古龙住在一起，他那时候还只是一个进货的小菜。他身材不高不矮略有点发胖，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很讨女孩子喜欢。他是安徽蚌埠人，堪称是一个老江湖，14岁就逃学和几个大哥靠贩运鱼、虾、蟹闯荡上海滩了。他当时年纪小所以地位低，大哥们去喝酒只能由他来看货，他非常辛苦分钱又最少。可他还是很满足，因为大哥们带他认识了外面的世界，他更为自己能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蚌埠虽然是个小地方，但庙小妖风大。先后走出了肖古龙、赵宝海、二郎、朱国庆等搞书的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