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
  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决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
  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
  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
  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
  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
  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
  大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这番话，快言直语，痛快淋漓，掷地有声。他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
  一片热烈的掌声。
  这时，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集团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
  徒美堂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
  民盟领导人张澜老先生这时也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
  陈叔通也表示赞成。
  教育学家车向忱赞成去掉简称，并补充说：“如果说人民一时不接受新国号，这只
  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
  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从法律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如果有些群众
  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
  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
  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
  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
  国’。”
  陈嘉庚这时也站起来讲话。他一口厦门话，旁人听不懂，由秘书庄明理译成普通话。
  他说：“我也不同意用括号里的简称。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落后的人可能一
  时不会习惯，但过些时候就会好了。”
  会上的态度成了一边倒，除黄炎培主张用中华民国简称外，其他人几乎都反对用这
  个简称。
  最后，周恩来作小结，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用括号的“简称中华民国”的缘由。
  周恩来讲完话，已是下午1点30分。
  接着，宴会开始。
  黄炎培和简玉阶是素食者，另单设素食。简玉阶每饭必先祷告上帝，在宴席上也是
  这样，表情十分严肃。当他还在祷告上帝时，其他吃荤食的人已是谈笑风生，互相敬酒，
  一派欢乐的气氛。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政
  府组织法时，一致同意并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
  政协代表们认为，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岁月里革命的
  历史意义全部抹煞。比如辛亥革命、两次国共合作等都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这一点毛
  泽东在开幕辞中就已经讲过了。同时，考虑到“中华民国”这个名称，长期以来在民间
  已经叫顺口了，因此目前也不要强行禁止使用。可以允许人民还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
  在我们用公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使用阴历。应该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使用统一的
  国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有这样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于是，当天通过的大会文件中，“中华民国”的简称就全部去掉了。
  新中国诞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深深地烙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上，
  “中华民国”如同岁月风尘，被人们抖落于逝去的时空之中。
  4．国号之争的背后国号之争中有两位人物比较突出。
  一位是主张国号中有“民主”二字的黄炎培，一位是主张保留“中华民国”简称的
  何香凝。
  他们两位都是重量级人物，都是1905年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他们提出的意见都有很
  重的分量。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对黄炎培非常了解。他坚持国号中要有“民主”二字，
  实际上体现了他毕生的努力与追求。
  黄炎培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听过黄炎培的演讲；25年后，
  他在延安与毛泽东作彻夜长谈。短短的重庆谈判期间，他与毛泽东会晤、聚宴达10次以
  上；新中国诞生之际，向来拒绝做官的他终被周恩来说服，出任了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
  兼轻工业部部长；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跟他书信往来，难以数计。
  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出生在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一个没落知识分子家庭。
  13岁丧母，17岁丧父，兄妹3人在外婆家长大。
  黄炎培6岁起识字、写信，幼时母亲的教育对他日后有很大影响。9岁人私塾，受旧
  文化熏陶达十年之久。20岁时，他以府试第一名的资格考取秀才，三年后中举。
  少年时期的黄炎培就为反对专制、创立民主奔走呼号。1990年，黄炎培考取南洋公
  学特班，开始接受新文化。不久学校解散，他就与几个朋友在川沙办起川沙小学堂，在
  教育中向学生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倡导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他因此被捕。后经上海基
  督教洋人总牧师保释后，流亡日本。
  1904年回国后，黄炎培又在乡间办起了学校。1905年7月，在老师蔡元培介绍下加入
  中国同盟会，开始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前夕，他到苏州规劝江苏巡抚程德
  全起义反清。江苏宣布独立后，他便留在苏州工作。1912年起出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
  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及副会长、议会议员等，负责江苏教育行政工作约三年，此后又担
  任上海申报旅行记者。
  1917年，黄炎培赴美考察，回国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最终目标是“使
  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主张教育政策的大改革，翌年创设中华职业学校。职业
  教育很快受到各方重视，海外华侨及实业界人士纷纷捐资助学，使职业教育成为时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黄炎培专程到北京找到李大钊，俩人就国内、
  国际大局和前途问题，交换了意见。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为排除异己，以“学阀”罪名通缉黄炎培，中华职
  业教育社被捣毁，他再次流亡。
  “九·一八”事变前，黄炎培正在日本考察教育，发现日本侵华战争气氛很浓，回
  国后他带着“日本即将侵我预感”，多方奔告。“九·一八”东北沦陷，蒋介石的不抵
  抗主义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黄炎培投身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要求国民党政府
  抗御侵略，他组织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称上海市地方协会），在以后的“一
  二·八”和“八·一三”上海抗战中，积极宣传动员上海市民运送军需物资，筹募捐款，
  支援前线。
  抗战期间，他以社会贤达身份被推选为国民参政员，参加抗战募捐工作。在此期间，
  他开始了同共产党广泛的接触。
  1941年10月，黄炎培代表职业教育派同梁漱溟、沈钧儒、张君励、章伯钧、左舜生、
  李璜、张澜、罗隆基等共同参与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他又与胡厥文、
  章乃器等联合工商人士另外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担任主任委员。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在望，而国共合作濒于破裂。黄炎培与几位参政员联名致电毛
  泽东，主张恢复国共谈判。毛泽东回电欢迎黄炎培等访问延安，共商国是，黄炎培与冷
  遇、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于7月1日飞抵延安，在机场黄
  炎培等人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握着黄炎培的手说：
  “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黄炎培很奇怪，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
  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发表演说，那一大群
  听众之中有一个就是我。黄炎培听后很高兴，盛赞毛泽东好记性。
  在延安，黄炎培感到样样都很新鲜。这里自由的空气、井然的秩序、朴素的作风使
  他觉得既亲切又自然。访问期间，毛泽东在百忙中邀请他到家中做客畅谈。
  当毛泽东问他此次延安之行有何感想时，他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
  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
  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
  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
  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
  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