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到了乔文亚在初次见面时交给我的那张纸条。其实，我忽略了这一点，我的一切活动应该由支队政治部来安排，而不该求助于支队长。
  “对乔文亚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一年，在行政上作降级复员处理，建议地方上安排到县文化馆工作，这是乔文亚自己提出的要求。支队政治部已经派人向越方表示歉意，负有对部队教育不力约束不严的责任。……好在越方对乔文亚的处理没有提出任何要求。……问题严重的还是阿娟家里。黎文英听说之后，竟然打了阿娟两个耳光；阿娟的父母为此颇为懊恼，他们不知道阿娟将来会怎样生活。……”
  “这么说，阿娟面临着好几个方面的压力了？”我心头漾起深深的怜悯之情。
  “可想而知！”苏军医说，“一是失恋的悲痛，二是怀孕的负担和可能受到的屈辱；三是家庭的压力；四是社会舆论的责难。……”
  “有没有另外的压力？我从乔文亚的信里看到有个叫阮文兴的。……”
  “他会给她什么压力呢？”
  “他过去有没有追求阿娟而不得？今天借着这件事强迫她就范？”
  “很有可能！”
  “你以为阿娟能承受得住吗？”
  “这很难说，”苏军医掂量了好一阵子说，“我去给黎文英换药时，没有见到她，我们对乔文亚的事都闭口不谈，在这件事上，我总觉得说一句多一句，还是顺其自然好。……”
  “这就是说，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啦？”我有些忿忿然了。就像看着一个落水将溺之人伸手呼救，而站在干岸上的人却怕沾湿了衣服，如果这个人虽然无力把落水之人救出，就是向水里扑去的瞬间，也会给落水之人带去一线希望和宽慰，想到此处，我反而变得急不可耐了，“不，明天，我就去竹萝村，黎东辉全家只有阿娟一人知道我介入她和乔文亚的事情，黎东辉到家后，阿娟自然也知道我也回到支队，出了这样大的事情，我反而躲得远远地，阿娟怎么想呢？”
  苏军医仍然坚持我不介入好，最少也要等他再给黎文英换药时探探虚实之后再说。而且给我想好了借口；可以说回来忙于整理采访记录，或是去某工段深入现场。……
  “不！你以为你们避而不谈阿娟的事是明智的吗？闹得纷纷扬扬的事避而不谈反而是一种作假，反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尴尬，……这是一种掩耳盗铃嘛！……”我不是在抗辩苏军医的回避政策，而是在说服自己，“从我的生活经验里，我感到有些事需要迂回、等待，有些事却需要快速进击，有时吞吞吐吐隐含不露，反而不如直抒胸臆来得痛快。……一团乱丝慢慢抽理反而不如一刀断去！”
  “那你认为怎么办好呢？”
  “明天一早我就去。
  “可是，我要查病房。
  “我自己去也许更好！”
  此时，我的思想已经突破了世俗的樊篱，种种思绪脱颖而出，就像一个演员进入他的角色之后，对许多百思难解无可奈何的事情，不但觉得迎刃可解甚至有了全新的认识，生活中的转念是多么重要：就像在一只饿狼向你扑过来时，你是转身逃跑还是迎头抗击，结果绝不一样！
  当我登上竹楼敲响黎东辉的家门时，这一家人还没有吃早饭，如果处在平时，显然是极不礼貌的唐突，我将成为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但是，大行不拘细节，大礼不辞小让，我的确是抱着解脱他们全家苦恼的真诚愿望而来，何必弄成假客气呢？我本来就是个不善于察颜观色总是按着自己主观愿望行事的人，即使碰壁也不会变得乖巧！
  开门的是黎东辉，他用惊异和悲凉的神色迎接了我。
  “坐！坐！”他非常尴尬地让我坐在他的床前的竹椅里，零乱的房间反映出主人烦乱的心绪，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堆满烟蒂，炉子没有升火，他无法给我沏茶。黎文英的房间、阿娟和她母亲的房间都寂然无声。显然，他们还没有起床，也没有准备早餐。我一个外籍客人在这种时候登门，显然使他们全家都非常难堪。
  我知道来的不是时候，但也可以说来得正是时候。这种奇异的寂静，使我感到这个家庭正密布着沉重的愁云。它需要一阵狂风把它推开。黎东辉面色如土，面部表情严肃，近乎阴森，两颊深陷颧骨高耸，失去光彩的眸子布满血丝。我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响动或是每一句话，其他房间里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黎同志，你听说了吧，阿娟出了点事，真是不幸！”
  “我正是为这件事而来！我觉得这件事算不上不幸！……”我觉得我的高嗓门一定能使他们全家都听得清楚！
  “算不上不幸？”黎东辉重复着我的第一句话，面带凄恻，“还有什么更不幸的呢？”
  “我们没有必要把好事看成坏事！”我冲动地带有抗辩意味的声音肯定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不就是两个优秀的青年男女相恋相爱吗？……第一，乔文亚是个多才多艺热诚尽职的热血青年，他对越南人民有着深切的情谊，他的越语说得流畅自然，连友谊办公室的同志也都交口称赞。……”我把乔文亚的优长之处淋漓尽致地列数了一遍，而后转向了阿妈，“阿娟在我眼里是个完美的姑娘，聪慧、美丽、热情、善良。中国有句俗话——有缘千里来相会。她和乔文亚相爱，不正是有缘分吗？……”
  “可是，这是不允许的！”
  “是的，问题是中间有一条天河，在主观上，他们并没有错，在客观上，他们还无法渡过这条银河。我们今天不是责备他们的爱情，而是想法帮助他们渡过银河！”
  “帮助？怎么能帮助呢？”黎东辉盯视着我，声调里依然含着悲怆，“乔文亚已经被押送回国了！”
  “押走了又算得了什么？好事多磨罢了！”我装作不太看重这件事情，“战争年代，成千上万的青年不也是被家人送上炮火连天的前线？‘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教儿打东洋，’乔文亚回国未必就比上战场更令人担忧吧？”
  “这有所不同。”黎东辉的口吻里虽有抗辩的味道，心情显然已经开朗多了，“毕竟是两个国家。”
  “我相信机缘，国界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以向世俗挑战的口吻说，“就说中越两国的边民，互相联姻的多得不胜枚举，当然还可以追溯到黑旗军和马留人。……也许乔文亚和阿娟一时不能如愿，那是客观的障碍所致，并不是他们两人有什么不能容忍的错误。……”
  即使我不点明，黎东辉全家也会感到他们的家族也是中越两国国民联姻的结果，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这时，我听见黎文英咳嗽了一声，拄着单拐走了进来，我站起来迎住他，他借机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
  “黎同志，你说的对，一件事就分怎么看，为这事我还打了妹妹，这真是让我后悔莫及了！”
  他说完后坐在竹床上，点上了一支烟。
  我也非常清楚，这些带有强词夺理的论点，只是端正了一些认识问题，这当然很重要，因为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端正认识、端正态度、端正立场，几乎是贯彻每次任务的首要问题。可是，关于乔文亚和阿娟的实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阿娟的孩子怎样抚养？算不算私生子？在公开孩子的父亲是谁之后，社会世俗会不会容忍？阿娟是在无望地等待还是改嫁他人？改嫁他人后孩子将怎样处理？
  至于乔文亚信中的许多安排，纯粹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幻想，我怀疑他能不能信守诺言，因为环境改变之后，思想也会变。那种从一而终、枉自眷恋、殉节痴情，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一方在死守一方却变了心，怎么办？他们很可能从此分手，天各一方，自然各奔东西，各找新的恋人，这就苦了有孩子拖累的阿娟。……对于人间悲剧，就是上帝也无法使他们避免。
  这些难题老是在我脑海里反来复去。关键还是在于阿娟如何挺住。在我来看，人生经历，不过就是一种自我感觉的流程，这里面含着一种享受观、幸福观，一种虔诚的信仰和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忽然想到了霍桑的《红字》中的女主人翁海斯特·白兰；想到了数不清的殉情者和殉道者。想到那些慷慨赴死的就义者和那些贪生怕死的人；想到那些吃喝玩乐的寄生虫，想到那些奋斗终生献身于造福人类事业的人！
  谁最充实？谁最空虚？谁最幸福？谁最痛苦？伟大与渺小，高尚与卑劣，无私与利己，勇敢与怯懦，不就是一种观念吗？在人生十字路口上，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就是在闪念之间的抉择吗？那些在小桥流水边游荡的人和冒着危险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谁更欢乐？满身珠光宝气在歌舞厅里争艳斗丽或是争风吃醋的人和满身血迹攻克敌军阵地高举枪支脚踏敌人军旗的战士相比，谁更幸福？那么，我要灌输给阿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呢？
  不记得哪几位哲人说的了：“幸福——就是对幸福的期待！”还有“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幸福！”还有“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欢乐！”
  那好，我现在就按照三位哲人的格言对阿娟施加我的影响。
  我预感到我的貌似唐突的过激之论已经使这个家庭的阴云初开，明亮的阳光已经透过云隙洒在黎氏父子二人的脸上。如果猛投药石也许反而有害，应该适可暂止，我觉得需要给阿娟一个沉静的过程，她现在蓬头泪面，心碎形毁，肯定不愿见我。如果我不跟她照面就走，似乎也于理不顺，而且也无法对她的思路加以引导。
  我把乔文亚给我的留言思考了一遍，觉得让阿娟了解乔文亚的心情非常重要，即使有一些颓唐之处，我也正好对着阿娟借题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