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知道他们是一定要来的。奠边府虽然是个只有百来家东倒西歪的房屋的村庄，但它素有‘边县之位’之称，它的战略重要性，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为兵家所共识。……我们守住奠边府，就是守住了胜利。……”
  尽管这位司令官说得平淡无味。而且也没有守住他的胜利。但他向世人展示了奠边府的神秘色彩！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谁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之后不想去看看滑铁卢呢？我应该到奠边府去！因为我们的军事顾问团在那里战斗过，那辉煌的战胜者的旗帜上闪耀着中华男儿的智慧和心血；更何况，现在，我们的高射炮正在守卫着奠边府的天空呢？
  不管是新闻记者还是作家，亲！临其境，他就有了发言权，就不是人云亦云，就不是来自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他的所见所写所想就具有了某种权威性。在我来越南之前，就被告知首先到达的地点是安沛。那时，我查阅的是一本一比七百五十万的袖珍世界地图，用直线衡量，从安沛到奠边府，还不到二百公里，但实际上却遥远得多也困难得多，它要穿越义路省和山萝省，翻过许多山林和河流。
  面对着目前的种种困难，我去奠边府的决心动摇了，可是，我内心的欲望之火却迅猛地升腾起来，“现在不去，更待何时？”就像到达北京不去故宫、不去长城，到达莫斯科不去红场，到达巴黎不去罗浮宫一样，那将是终生的遗憾，也许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又想起，奠边府引起举世震撼的那些岁月。
  那时，法国空军侦察机看到越盟的战壕迅猛地向法军阵地延伸，向河内指挥部报告这一情况后，纳瓦尔将军要给奠边府守军空投一批尸音控测器，奠边府守军说：“没有必要了。我们可以听见他们挖掘的声音。……”
  那时，全世界报纸的头版上都充满了奠边府的消息，成为全球所瞩目的焦点。
  法国《世界报》写道：“奠边府的医生们正面临着忍耐的极限，堆积如山的伤员等待着换药，浮满尸体的河水只能用孔眼极密的过滤器一点一滴地过滤，饮用水只够供给那些因干渴而昏迷的人。……”那时法国反战的《费加罗报》的大字标题是《他们完蛋了！》
  在1953年1月20日就职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早些时候曾向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递交过一份备忘录，他说：“请允许我再次引用历史，我们之所以未能制止东条英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团结一致的及时行动。从那时开始了多年的悲剧和危险。”
  这就是说，艾森豪威尔希望盟国共同来干预越南的局势了。那时，美国曾准备采取一次“兀鹰行动”，从马尼拉派出二百架轰炸机摧毁越盟的阵地以营救法国守军，保住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桥头堡。……
  后来，还有消息表明，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了一项计划：准备用三颗小型原子弹，毁灭越盟阵地。又有消息表明：这项轰炸计划被当时的国会领导人——尤其是林登·约翰逊制止了。一向对共产主义恨之入骨的丘吉尔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极端危险的”。但是，正是这个制止“兀鹰行动”的林登·约翰逊现在却在越战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他是不是也会想到驻越美军将来也会有个“奠边府”呢？
  此时，中国人民的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在我盯视着“奠边府”三个字时，便溶为一体了，当年曾在高平、七溪、奠边府战斗过的孙洪林支队长的感触应当更为深刻吧？我决心争取在他的帮助下，即使涉艰历险，也要去拜访“奠边府”这位中越并肩战斗的历史见证人！
  第五章
  （一）历史之魂
  晚上，我一见孙洪林，就再次表达了想去奠边府的愿望。
  “如果非去不可。”孙洪林郑重地说，“我想，总是有办法的，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先去找黎东辉，你们也是本家嘛。”然后又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你到底是真黎还是假黎？”
  这的确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在国内，尤其是北方，姓黎的很少，而化名姓黎的又挺多，凡是同姓的见面必须寻根究底到底谁是真黎。
  我说我是真黎，孙洪林笑笑说：“黎东辉肯定也是真黎，刚才你说应把中国人民援越抗法援越抗美联系在一起，那你就应该从刘永福和冯子材抗法写起。……你去访问他，可以把更深远的历史反映出来。……”
  “我听苏军医说，你的回忆录已经写好了。
  “离完成还相去甚远，关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写了大约有五万字的草稿，都放在国内，关于援越抗法我只写了个提纲，还画了个草图，都在黎东辉那里。所以，我可以跟你长谈，至于援越抗美，我只能留到回国后再说。历史，越往后看得越清楚，现在国内那个样子，我看，连我写的抗战部分和解放战争部分都成问题，当时的领导差不多都打倒了，历史都要重写。
  孙洪林凄苦地叹了口气，吸了几口烟，他的思绪好像也在吐出的烟雾之中，我不想提醒他也不想打扰他，任凭他的思绪随意飞翔，他好像从回忆的漩流中飘浮上来，说得非常随意：
  “这几年，我在这个竹棚里读了很多书。”他指了指小书架，“我看了《东周列国志》，看了《战国策》，还看了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富勒写的《西洋世界军事史》。……”
  我走近他的书架，意外地发现还有一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王伯祥选注的《史记选》。我告诉他，这些书。在国内已经当作四旧和封资修给扫掉了。
  “那部‘格兰特船长’是乔干事借给我的，”孙洪林说，“有时我也需要消遣消遣。我不懂文学创作，可是，我希望你这次来越南，不只是写些好人好事，要写得大一点，高一点，要讲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要光写革命性和优良品格，还是写点智慧，还要有点哲理。……如果你只写些‘铁锤响叮当，汗水湿衣裳’，我早向你声明过，我是不想看的！”
  我不由地笑了，反问道：“你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指什么？能谈得具体一点吗？……”
  “当然可以，就说冯子材抗法取得谅山大捷之后，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和《中法天津条约》吧，许多史书上都斥责清政府腐败无能，是历史上少有的‘战胜求和’的外交失败，《中法天津条约》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我并不想替满清政府抱屈，也绝不否认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是现实。可是，这种简单的结论虽然没有风险，却没有历史价值和思辨色彩，没有写出满清政府为什么‘战胜求和’来！是的，国家弱了，就要被人家欺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总有个利弊权衡。……”
  说到这里，孙洪林沉思了一下，有点愤慨；
  “辱骂弱者指责失败者是最保险的，可是，对人对事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才会公正，谁敢说列宁与德、奥集团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是丧权辱国呢？根据条约，苏俄不但丧失西部大片领土和外高加索的部分领土，而且还交付了大量的赔款。如果我来写这个条约，我就要写出那时的全局来，写出那时的背景来。……”
  “是啊，是啊！”我表示赞成他的观点，我说，“关键是能不能彻底取胜，如果不能彻底取胜，就不如乘初胜而收场，这时的谈判是有条件的，可以讨价还价，可以取得对方的让步，如果打败了再求和，那只能是城下之盟了，无条件投降，割地再加上赔款。……”
  “在这方面列宁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当你病在床上，强盗持枪抢劫，你不交出钱包，就连性命也搭上，如果交出钱包，等你养好了身体，不但把钱包夺回来还可杀死强盗。不知进退不懂屈伸，那是愚蠢，不是勇敢。……”
  “左派幼稚病嘛。……这些话在国内是不能谈的，现在只是关起门来说。”
  显然，我的这种推心置腹使孙洪林甚为感动。倾诉衷肠这是一种人生的精神需求，尽管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还是有人甘冒惹祸之险而仗义执言。人人都珍惜自己久久思索的成果，渴望得到友人的承认或是换取更深入的交流。像我们这种没有利害冲突的朋友关系，最容易畅所欲言。
  “不综合就不能分析，这就需要了解当时的历史全局。”孙洪林回到藤条沙发上，扳倒第一个指头，“一，首先看谅山大捷消灭了多少敌人有生力量，有的史料说近千，其实法军伤亡还不到三百人。当时法军败退的主因是统帅尼格里受了重伤。……战争，并不是一次胜负就决定结局的，如果法军再继续增兵，冯子材还能打胜吗？历史上不是有百战百胜一败而失天下，百战百败一胜而得天下的先例吗？再看条约：清政府下令越北战场的中国军队分期撤回国内；法军则解除对台湾和北海的封锁。这算不算是一种让步呢？……可以研究。”
  “问题是不能只盯着中法战场！……还要看看有没有后顾之忧，”
  “完全正确。”孙洪林兴奋得拍了一下茶几，“中法停战协定是1885年4月签订的，在此之前（1884年12月4日）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日本利用政变插手朝鲜事务，1885年3月，日本派全权大使与清政府谈判‘甲申政变’后的朝鲜地位问题。这是明目张胆的趁火打劫，为了腾出手来对付日本，不能不在4月4日匆匆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不然，你就会腹背受敌，遭受日、法两强的南北夹击。……”
  “这是清政府的一种痛苦的选择！”
  “或者叫弱者的选择！”孙洪林同意说，“或者叫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