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从士兵打到上尉的，受过好几次伤。……”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到奠边府去看看。”在这种时候，我只好把苏军医的建议抖落出来，“苏长宁说你安排起来没有多大困难。……”
  “如果仅仅是安排一辆嘎斯69，派一个人陪同，易如反掌，甚至我都想亲自陪你去一趟，旧地重游，自然是别有情趣。问题是此行要通过总指挥部，这也好办，主要是沿途难行，轰炸得厉害，你们是上面来的，是客人，我们很不放心，即使出个小事故，我们也担当不起，这是一；还有，到奠边府的沿途，有许多苏修的导弹基地和他们的防区，如果双方车辆相遇，往往发生互不相让互相责骂的事件。如果没有越方同志陪同从中斡旋，很可能造成斗殴或者开枪事件。不管事情性质如何，‘外交无小事’，一下子就是国际问题，牵扯到国与国的关系，说不定因为一件小事大做文章，引发大的国际事端。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这个情况使我心灰意冷，但我解释说：
  “万一碰上苏方人员，只要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了；至于沿途安全，我想，在什么地方都不能绝对保证，我们又不急于赶路，沿途特别当心就是了。”
  “在这方面，由于我们许多同志没有办过外交，不知道外交方面的厉害，你说井水不犯河水，可是，对方有意寻衅怎么办？如果两车顶在一起，谁让谁？在国内，你可以退让，在这里，你退让就是受辱，就要丢失国格丧失军威。如果他说你到他的防区侦察技术情报，把你扣住，你也有口难辩。……”
  “问题还这么复杂？”
  “如果有越方的同志陪同，由他作为中介，就好办得多，越方在目前是最需要中、苏双方合力援助的时候，他们最不愿意发生中、苏冲突。去年，我们的几批红卫兵越境之后，举着红宝书高喊反帝必反修，被越南群众视为洪水猛兽，将他们扭送越方政府，越方只好送交我们的大使馆。我们援越部队的士兵乃至干部也受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公开质问越方为什么不反修？这事黎东辉亲自来找我谈了一次，推心置腹，他说：‘越南不可能像中国一样提反对苏修的口号，现在我们和美帝国主义作战，主要依靠中、苏对我们的援助，我们背靠两个大国，对斗争胜利就充满信心，如果我们像中国那样，来一个越苏对抗，苏联一旦停止对我们的援助，抗美援越的重担必然压在中国一国的身上，少了个朋友就必然多个敌人，如果我们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结果会怎么样？中国有多大力量支援我们和两个超级大国抗衡？胡志明主席曾经说过：‘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不好办。’如果苏方也压我们，要我们反华，不反华就停止对越一切援助，那么，我们怎么办？……唇亡齿寒，如果越南陷入困境，中国就会面临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我们是老友，所以我来向你倾吐肺腑之言。……黎东辉说完显得苍白而又忧伤。我只好用：这是少数几个红卫兵的不理智的行为来宽慰他。……其实，我也不知道国内外交部大权是在谁手里，是谁说了算？”
  我也搞不清在夺权复夺权的情况下的对外政策是怎么样的，我听了之后，去奠边府的决心动摇了，一不小心搞个国际事件出来，不就麻烦了？
  “对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孙洪林猛吸了几口烟说，“我们只能靠上级的简单传达得知一些情况，过几天又变了。弄得我们无法向部队传达，也不敢向越南同志解释，生怕出错，弄得战士像木偶；越南老乡问我们战士：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你家几口人？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不知道。……真正做到了一问三不知，神仙治不得！……”
  我不由得哈哈大笑。孙洪林也哈哈大笑。我们的笑声里自然有一种苦涩之味。
  “我为什么不让乔文亚听咱们的交谈？因为上次黎东辉来时，有几个人在旁，我就担心我的话说多了。……”
  我不由想起苏军医前天晚上跟我的谈话，在他印象里，孙洪林是个敢说敢当敢为的人，所以他建议我找他安排去奠边府事宜，没想到今天的孙洪林变得谨小慎微了。但是，我也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孙洪林的豪爽性格是不会改变的，我不提问，却用默默的期待等候他的下文。果然，他变得激愤起来：
  “当时，我们支队传达的是‘文化大革命’取得重大胜利的标志是揪出叛徒、内奸、工贼、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黎东辉得知之后大为惶惑，在他的观念里，刘少奇是仅次于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家，是国家主席，怎么一下成了坏人了呢？我想起了1950年6月27日，毛主席、刘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我们赴越军事顾问团时的情景，想起了他们的讲话。……”孙洪林的声音颤抖起来，表现出一种非常深沉细腻的感情，他停顿了一会儿说。
  “那时，国内的战争刚刚结束，刚刚喘了一口气，顾问团的成员，我敢说没有一个不在安排自己和平时期的生活，过过跟老婆孩子在一起的日子；有的想去治治病，有的想入军校深造，还没有结婚的或是新婚的都想过一个蜜月。……”
  “这是人之常情！”
  “一听说出国作战，谁都感到突然，而且是到炎热无比的亚热带丛林，越南的穷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有的同志公开表示不愿意去。那时，我的小家杰刚刚降生，妻子正在病着，……这一点，你可以看看我的回忆，全都是内心的倾吐，因为我不想出版，也无人给我这个小小支队长出版，所以我也用不到涂脂抹粉装横自己。……那时，刘少奇是怎么说的？他说：‘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雨中，有许多外国的共产党人参加过我们的斗争，其中就有越南的同志朝鲜的同志，还有其他国家的同志，他们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白求恩不就是牺牲在我国的吗？这就是国际主义精神。不要只看眼前，革命者的胸怀应该是广阔的，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小家庭，不能只看到眼前的个人利益，关心人类的大悲欢。这才是共产党人的大气派1’他把我们的热情鼓舞起来了。……所以，我当着几个人的面，向黎东辉说了刘少奇的几句好话，……我想，如果我的话被某些人传到国内去，那就很糟糕。……”
  说到此处，我看到孙洪林那一向坚毅过人的脸上出现了迷惘疲惫的神色，我看得出，他的明朗的心境顷刻间变得悲凄黯然了。我也理解了当他的儿子谈到如何揪斗刘少奇时，他为什么一脚把儿子端了出去。……
  （三）往事漫忆
  不要说是一个国家，一个党派，一个民族，一个村寨，一个家族乃至对门邻居，就是一个家庭，兄弟姐妹抽狸父母子孙之间，也是时常吵吵闹闹矛盾百出甚至闹得不可开交，何况两个国家呢？和睦的家庭因为某种变故可以闹翻，多年的世仇因为某种契机又可能变得和平相处友好往来，就像狂风暴雨过去是晴朗的天空，而风和日丽的天气忽然雷霆骤来。
  当我们从凭祥出发，驱车到达友谊关时，我们在此逗留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在友谊关前摄影留念后就登上了关楼城墙，据说关右高插云霄的金鸡山上，抗法老将冯子材守关的古炮犹存，但我们已经无时间登临揽胜了。仅仅凭关墙而望，群山耸峙，莽莽苍苍，云雾绕绕。出关之后就是同登、谅山。我们仍能看到谅山附近敌机轰炸后腾起的烟尘。我们办好了出境手续后，需要候至黄昏日落，驱车出关以避敌机。
  太阳已经落在西山的峰峦之上，它不愿被群峰吞噬，挣扎着发出赤红的光焰，把鲜丽的霞光洒满了西部天空，像战场上悲壮的鲜血，使我想起历代的边关战火。那是1885年的春天，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冯子材在此迎战法军2000人，将其击溃后又乘胜追击，越境至谅山，重创法军，击伤其统帅尼格里，致使好战的茹费理法国内阁倒台。……
  天空越来越暗，霞云像燃烧过了的余烬，不再闪耀光辉，浩瀚的长空和汹涌的山峰模糊起来，暮雷为大地披上了一层苦涩苍凉的色彩，像一曲古代的悲歌从天洒落，使人想到渺远的历史，又想到变幻莫测的未来。我们走下关墙，准备登车出境，最后望一眼风神骏逸雄强劲健的“友谊关”，那是陈毅元帅的墨迹。它是历史变迁时代更迭的佐证。友谊关曾称鸡陵关、界首关、大南关、镇夷关、镇南关，1953年改为睦南关，1965年改为友谊关。它和广西境内的水口关、平而关合称三关。……我们登上苏制嘎斯69越野吉普车，进入异国边境，颇有踏入历史沧桑的神秘之感，某种异样的感情在我心中奔突，这是我第一次踏上燃烧的异国的土地，而且那里是我从未到过的亚热丛林。
  首先到达的是被敌机轰炸成一片废墟的同登。很快又到达了谅山，此时夜色漆黑，除了黑黝黝的山影和断壁残垣中的几星灯光外，我就不知道谅山是什么样子。那时，我就想到要去看一看奠边府。
  既然孙洪林都认为我去奠边府的困难很多。恐怕真要去不成了。但是，越是如此，我去考察奠边府的欲望反而强烈起来，应该想到我去那里的有利条件。那里是我们自己的高炮团而不是苏修设置导弹的区域。
  奠边府的炮火曾经使世界为之撼动，当时的驻越法军司令亨利·纳瓦尔将军亲临视察了这个要塞。他在这里屯兵一万，还有五千名预备队可以随时调来支援。他非常乐观，却又慎重地提醒他的下属说：
  “我们占领这个地方，越盟没有进一步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