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刚结束大战的美国凝聚着仇敌的十足心思。庞德的朋友都认为，没有任何一项争辩在法庭和陪审团前能够成立，只能把他至于死地。
  后人看来不免夸张的状态，当年着实折磨着庞德的朋友。而他的朋友包括着本世纪一些最伟大的作家。
  当1908年，庞德留着鲜红的络腮胡，穿着细鹿皮夹克，带着改变英语诗歌的自我天职，从美国移居伦敦的时候，应该说，作家统帅到来了!
  如果说，20世纪英语诗的音调、印刷阅读的效果不同于19世纪，应该说，很大原因源于庞德。他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
  他贡献了大量时间鼓励身无分文的年轻作家，比如劳伦斯、福斯特和海明威。他帮助他们找出版，写书评，他帮他们到处找付房租的钱。
  他帮助了乔伊斯的《尤里西斯》的出版。
  一个银行职员，带来一大堆诗稿，他删掉诗稿的三分之一，这就是T.S.艾略特和《荒原》。是一次诺贝尔文学奖的由来。
  一次大战的结果让庞德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相信现代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制度：资本主义，认为西方文明已腐败到极点，被腐化的政经一体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吞噬。‘Pejorocray‘--他自造的形容这种体制的词，来自：pejorative--有贬义意味的，和demoracy--民主政治。有一阵子，他认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找到正确阐述，但是很快又觉得，更好的保证和解决方法在法西斯主义那里。他自认为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专家，尽管没人理会，30年代初他就开始给世界发指令了。他似乎像个被惯坏的孩子，得不到注意就尖叫乱踹，应当说庞德终于找到他的大喇叭：罗马广播电台。
  他的朋友，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依照各自的不同气质，对他的广播，或是惭愧，或是惊悍，或是恶心，但是他们都没有掉过身去，仍然认为他是一个可接受的人，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们决心在美国罕见的叛国罪中拯救他的生命。
  还是广播进行的时候，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诗人和剧作家麦克利什就认为，说庞德叛国过于严重了，这个人是在给自己带来无法置信的丑行，但是这广播没什么效果。(麦克利什20年代侨居欧洲的作品受庞德和艾略特诗风影响。另一方面，他30年代就开始对法西斯的威胁日益担心。)
  海明威说：‘他该得到惩罚和耻辱，但他最该得到的是被嘲弄!‘第一个说出庞德也许无法为自己负责，因为他‘明显疯狂‘的也是海明威。
  庞德的律师主意相同。在和庞德见面的时候，提到以疯狂作为辩护的理由。律师后来说：‘庞德没反对，说这主意他也想到了。‘
  6天之后，听证会上法官命令给庞德做检查。
  4位知名精神病医生签署的报告所描述的庞德是：怪僻，易怒，自我中心，狂想，注意力不能集中。结论是：‘心智有缺陷不能胜任听从正当建议或者具备自我辩护方面的普通常识。换句话说，他是疯子。‘
  接下来的几天之内，一个大陪审团如期入庭，决定庞德是不是真的有病。许多人同意检查官方面的说法，说从法律的角度看他神志健全。
  后来给庞德做常规检查的精神病院医生也一致认为，他精神变态但不构成威胁。
  拜访他的老熟人，看到的是同一个在伦敦、在巴黎或是在拉巴罗认识的庞德，是同一个或者极端迷人，或者无法忍受的热心肠朋友，是一个目光敏锐的批评家，是一个古怪的布道狂，(艾略特的形容是：对着聋子嚷嚷房子着火啦!)是一个坚信法西斯主义者，是一个恶语咒骂的老顽固。
  1946年2月13日，大陪审团裁决到来。
  检方的表现使大多数现场观察家们认为，似乎检方也觉得，把庞德放在‘疯子‘的庇护下，要比经过一个隐伏着羞愧罪行的长期审判更便利。
  此案的审理暗藏美国法律的缺陷。美国法律对叛国罪判定十分严格，要求每一个明显叛国行为有两名证人。庞德的明显行为是广播，唯一的证人是意大利电台的技师，那人一句英文也不会说，证词很容易被辩方律师盘问得乱套。庞德叛国的最主要证据是7，000多份文字证据，证明他和敌人合作。这些证据是1945年一名联邦调查局干员在庞德的罗马住宅中取得的，但是他进入房子的时候没有携带法院签署的‘搜查令‘，而这样违法取得的证据，法官可以宣布无效。
  出于任何原因，检方使这个案子进行得很快。绝大部分的时间，大陪审团听精神病学家的证词，看看在场的庞德。庞德焦躁而沉默。最终，大陪审团只花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判决：庞德有精神病。
  庞德后来高兴地说：‘律师救了我!‘
  庞德被送到圣伊丽莎白关押。这是一个年久失修，勉强支撑着超员的精神病院。病人干脆睡在走廊上，到此访问的人都难忍眼前的景象：目光空洞的疯子们四处游走，在整日震天响的收音机前演着闹剧。庞德管这地方叫‘我的蝇窟‘、‘我的穴狱‘。当然，庞德在这里又一次成功了。他的活力鼓动着每一个人，他跟医务人员合作得很好，他和病人们也都交往不错，‘我能和疯子处得来，‘他说，‘我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愚蠢。‘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确实告诉他的律师说，假如他不得不呆在美国--因为政府看来不会让一个被控叛国罪的人离开国家，那么，精神病院是像任何地方一样的好地方。
  这里的确有这里的便利。在庞德的生活里，这是头一回他用不着为钱发愁!(这个叹号此刻属于我的。)他从政府那里领取存进银行的稿酬，他的起居全由着自己，他可以尽着性儿安排时间，是下棋，还是打网球，而在这一切之上，他有最充分的时间写作。
  他有一个归自己的房间。他可以整日打字。他产量惊人。他在精神病院里写了25部长诗，翻译《诗经》与《四书》中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意大利文，翻译了墨索里尼的部分日记，翻译了索福克勒斯的一部悲剧。同时他飞快地给杂志们写稿并写了数千封没属名的信件。(匿名信件避免了精神病医生确定他是不是疯子的证据)。
  这个精神病院最好的地方是：离华盛顿很近。比起艾略特想让他去的亚利桑那的疗养院，和假如定罪，他也许得去的堪萨斯监狱，华盛顿有着他需要被人注意的恰好的平衡。
  在精神病院里，他可以接待任何访问者。有的时候，访问者是杰出的文学角色，如T.S.艾略特，Robert Lowell(美国诗人，擅长刻画所处时代的主要矛盾)。Marianne Moore(美国诗人，她擅长深入准确地观察客观事务的细节，提炼富真知灼见的名言)。Kenneth Clark(英国艺术史家、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方面的专家)。
  有时候，访问者是大学教授和研究生、汉学家。大多数时候的访问者，是些什么破烂都攒的小破烂。用他女儿的话说，这些家伙甚至连庞德诗的名字都不知道，就爱傻听这个不能住嘴的人说，说，说!
  一年年过去了。诗人在精神病院过了70岁生日。仿佛一个悖论。当医生照常递上庞德的疯状报告，他就不能离开精神病院，假如离开就得面对证明有能力理解对他的起诉，庞德就又回到叛国罪的法庭。尽管他常常滔滔不绝练习自我辩护，但是‘大叔‘绝对不会踏入叛国罪法庭的雷区。
  在如此漫长的日子里，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一次认真的努力，好让自己离开精神病院。当律师想再次上诉案子，他和妻子都拒绝合作。他女儿问他究竟打算怎么离开‘蝇窟‘?他转移了话题。被激怒的艾略特对她说，‘他不想在任何意义上接受让自己得到自由的任何可能!‘
  虽然庞德自己什么都不做，但是，朋友们通过政府渠道为他争取尽快释放。不过每一回，努力都被庞德自己毁掉了。他没有办法离开公众视线。
  1946年，蓝灯书屋宣布把庞德从新版的美国诗选中删去，引起了一场文学风暴，作家们控告出版家搞‘审查制度‘，才使事件平息下来。
  狂飙接着来临。1947年庞德出版<比萨诗章>。这是他写了40年的一百一十七章的《诗篇》的一部分。在意大利关押阶段，最终他被关在比萨斜塔旁边，诗是在小药铺里打出来的。形式是‘依旧的‘，但是，不同于他从前诗篇的挥洒博览群书，这部诗提供了极其个人的经验：一个监狱里的老年人试图抓住一切来抵抗绝望。
  铁丝网上白胸脯的鸟/乐谱与符点/黄峰精致构着小巢/缀满牢房床单的诗稿/同狱犯用木箱打一张写字桌/‘跟谁也甭提是俺给你做的桌子!‘/伟大的是在/不曾遵纪守法的人身上找到的/慈善。
  诗章仍然流露着对墨索里尼的真心忧伤：
  被倒挂在米兰/蛆虫们该去啃死公牛。
  毁誉交加的诗篇立刻变成了政治事件。庞德的一些朋友是国会图书馆搏林根奖评选委员，1949年第一个搏林根诗歌奖的庆祝，就为庞德的《比萨诗章》举行。而这个得奖效应，造成连年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愿意碰棘手的庞德案。
  到了50年代初期，就在公众全然忘记了庞德的时候，他又回到全国报纸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