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3章
作者:白竹猪 更新:2021-11-25 10:35
正文 第101章[全]
中苏之间和平解决争端,续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乃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各国并不感到意外,稍为遗憾罢了——如果两国开战,想必会为各国经济危机的结束,作出积极贡献的。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情况运行良好,国内正持续大规模基础建设,对苏联也无法取得更多利益,故无意于战争。而苏俄的工农业生产虽已恢复欧战前的水平,并取得长足进展,但总体上依然与中国存在很大差距,明智者不会在此时发动战争。所以,两国之间矛盾很大,冲突频繁,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却极小。
苏俄自取得政权以后,采取的经济模式已经发生了几次改变。
最初,苏俄采用了极左路线——战时共产主义,对工农业生产进行了军事化管理。取消私商,国内贸易国有化,国家垄断商品交易。并实行余粮收集制、产品配给制、劳动义务制,以及全部工业国有化。一切都是强制性的,民众没有选择余地。
显然,这种政策的实施,本质就是劫富济贫。按说,劫富济贫总比劫贫济富来的好。但过尤不及。战时共产主义剥夺了人们富裕的权利,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导致众多的叛乱,或者说农民起义。农民起义不仅危害很大,也不是单纯的军事镇压,就可以解决的。
1920年,俄国已经历了七年战争,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当年的工业总产值,只等于战前的30%,农业总产量只等于战前的65%。国内所有库存的金属和布匹差不多都已用完。面包这样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都十分匮乏。俄罗斯已经不起动荡了。
于是,列宁在21年6月国内形势初步稳定后,就决定从实际出发,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以缓和国内矛盾,。
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征收,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允许私商自由贸易、并且将一部分小工厂还给私人,还准备把一些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说起来,与改革开放的政策差不多。
与改革开放相比,新经济政策的成就同样显著,在多数方面达到了列宁预期的目的,惟有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努力,却没有成功。
21年正值俄罗斯大旱。一个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来到俄国,引起了列宁的注意。不管哈默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商业利益,俄罗斯需要粮食,哈默能够运来粮食,这就足够了。很快,列宁与哈默见面了,两人相谈甚欢。列宁通过哈默,顺利与美国企业界建立起联系。
然而,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可以说是政治的一部分。苏俄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了严重后果。俄临大举反攻,白军势如破竹,控制区域大面积缩水,美国人自是裹足不前,以观望形势,他们更愿意等待胜负分明后,再作决定。
所以,苏美间脆弱的联系,并没有如同列宁期望的那样,带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至少,在列宁生前没有带来。
当然,苏俄在与美国商人的联系中,获得了部分粮食。虽然这远不足以满足国内需要,价钱也很高。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每粒粮食都是宝贵的。
此外,21~22年的战争和饥荒,必然会对生产造成破坏。白军控制了整个乌拉尔工业去,并一度控制了下诺夫哥罗德。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俄国的主要工业区仍控制在苏俄手中,没有经历战火。
苏俄军事上的失败,还严重危害了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外交。
苏俄在20年之前的外交,极富理想主义,但列宁很快意思到错误,在20年后,就现实多了。从20年恢复与欧洲国家贸易,到21年签订贸易协定,苏俄得到了事实承认。但军事失利破坏了此前苏俄的外交努力。引进外来资金和技术努力的破产,标志着苏俄外交陷入困境。
由于红白两军胜负难测,各国通常选择承认俄罗斯临时政府,并同时履行与苏俄的贸易协定。
那时候,我是多么希望,俄罗斯就此分裂成两个国家。理所当然,这没有成为现实。
苏俄军事失败,主要是受到灾荒的影响。随着灾荒的过去,苏俄很快恢复过来,并在经济和军事上占据优势地位。白军据有的国土面积与红军相当,但人口和工业都只有红军的五分之一左右。
在23~25年间,俄国内战趋于缓和,集中在伏尔加河一线。俄临与苏俄政府都在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并取得一定效果——效果自然是有,却不是很理想,毕竟俄国内战仍在继续。然而在整体上,俄国的生产还是在快速恢复中。
……
总而言之,俄国直到28年,才把工业生产恢复到接近战前水平,29年才超过。
随后,斯大林实施的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压低了粮食收购价,大量将之出口到欧洲,再以获得的外汇为资本,从欧美进口机器设备,建立苏俄的重工业。
斯大林认为,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新经济政策不适合苏联了,因为苏联需要的是速度。斯大林经常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不得不承认,计划经济的效率非同凡响。五年计划的成绩一目了然,苏俄工业生产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世界其余所有国家,也超过了中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完成,苏俄33年的工业产值已猛增到110亿新卢布,折合成中元约为337亿。同是33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只达到604亿元,相当于美国工业产值的35%。俄国的工业产值则为中国的55%,美国的六分之一强。而在28年,俄国的工业产值还不到中国的一半。
这也是自然而然的。
中国虽然采用了种种措施,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中国也不过把国民收入的30%用于再投资,而苏俄却提取了大约40%的国民收入用于再投资;相比之下,美国只有20%。毕竟人们改善生活的愿望,我也不能忽视。
可以说,苏俄正在赶上来,其增长幅度,还要超乎中国之上。
而且,世界经济危机仍在继续,苏俄以低廉的代价,源源不断的从欧洲和美国,获得梦寐以求的机器设备和技术。
就连坚决反共的亨利·福特也在30年到俄国开办企业,在斯大林格勒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拖拉机厂。现在,在苏联重工业部门工作的各国专家,就有六七千人之多。
在这个时候,斯大林自然不会与中国开战。
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中国是苏联最大的敌人,却不是唯一的敌人。斯大林明白,打击敌人重要,但发展自己更重要。当然,斯大林也不介意试探下中国的态度,看能否占到一些便宜。
在无机可趁的时候,斯大林选择了和平。《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续约,是苏俄迫于形势的选择。
中国在中亚和北海接连发现了数个巨型矿藏,不仅有世界第一的煤矿、铬矿,储量惊人的铁矿、铜矿、锰矿等战略资源,还发现了数个巨大金矿。中国在二十年代发现的三大金矿,都在上述地区。
若说斯大林不动心,那是假的。但在没有把握的长期战争(可能持续2~3年,甚至更长时间),与发展迅速的工业建设之间,斯大林当然选择后者。不到迫不得已,大国间不会轻易开战,每个国家都有不止一个敌人。
中国在二十年代发现的三大金矿依此是穆龙套金矿、开泰金矿和库姆托尔金矿。
西疆省(乌兹别克地区)南天山的穆龙套金矿金储量中国第一,保守估计也要超过两千吨;北海省牧羊城(即伊尔库次克)的开泰金-铂矿不如穆龙套金矿,黄金储量却也在一千吨以上;西疆省(吉尔吉斯地区)的库姆托尔金矿要小的多,却也储有黄金两三百吨。
采矿业为工业提供了原料,又一本万利,有利于原始积累,所以我一向很重视它的发展。
早在安徽军政府时期,我就组织了不少地质勘探队,绘制地图,探测矿藏。就连在校的采矿专业学生,也与师范、农林等专业学生一样,免除学费,还享受补贴。同时,为私人勘探提供便利条件。
私人发现国有土地上的矿藏以后,可以到政府登记注册为私人所有。如果你手里没有足够的金钱,买下该地,也可以先登记,在短期内付清歀,或者直接把矿藏情报卖给国家。这极大的鼓舞了私人勘探者的热情。当然,也不是所有矿藏都如此,某些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只能卖给国家,如铀矿。
因此,随着大量资金和人力的投入,特别是先进技术普及,近年来中国的地质勘探取得了很多成就。
中国的地质勘探发现,主要来自三股力量。
第一是国家。政府每年都投入相当可观的资金,用于地质勘探。但国家组织的地质勘探队多半会兼顾绘制地图,以及矿产资源勘探,效率也许会低一些儿,但效果却没的说。像大黑山钼矿、广东凡口铅-锌矿床、中亚钾盐盆地、金川铜-镍矿、神府-东胜巨大煤田等,就是国家组织的勘探队发现的。
第二是财团。采矿业也一本万利,资金雄厚的矿业集团自然会组织自己的勘探队,总比从国家购买大型矿山便宜的多。像土尔盖铁矿、新田岭钨矿、卡拉套磷灰石矿、肯皮尔赛铬铁矿、开泰金矿等,就是财团组织的勘探队发现的。其中,董氏也积极参加了这一队伍,肯皮尔赛铬铁矿和库姆托尔金矿,就是董氏的成果之一。
中苏之间和平解决争端,续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乃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各国并不感到意外,稍为遗憾罢了——如果两国开战,想必会为各国经济危机的结束,作出积极贡献的。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情况运行良好,国内正持续大规模基础建设,对苏联也无法取得更多利益,故无意于战争。而苏俄的工农业生产虽已恢复欧战前的水平,并取得长足进展,但总体上依然与中国存在很大差距,明智者不会在此时发动战争。所以,两国之间矛盾很大,冲突频繁,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却极小。
苏俄自取得政权以后,采取的经济模式已经发生了几次改变。
最初,苏俄采用了极左路线——战时共产主义,对工农业生产进行了军事化管理。取消私商,国内贸易国有化,国家垄断商品交易。并实行余粮收集制、产品配给制、劳动义务制,以及全部工业国有化。一切都是强制性的,民众没有选择余地。
显然,这种政策的实施,本质就是劫富济贫。按说,劫富济贫总比劫贫济富来的好。但过尤不及。战时共产主义剥夺了人们富裕的权利,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导致众多的叛乱,或者说农民起义。农民起义不仅危害很大,也不是单纯的军事镇压,就可以解决的。
1920年,俄国已经历了七年战争,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当年的工业总产值,只等于战前的30%,农业总产量只等于战前的65%。国内所有库存的金属和布匹差不多都已用完。面包这样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都十分匮乏。俄罗斯已经不起动荡了。
于是,列宁在21年6月国内形势初步稳定后,就决定从实际出发,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以缓和国内矛盾,。
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征收,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允许私商自由贸易、并且将一部分小工厂还给私人,还准备把一些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说起来,与改革开放的政策差不多。
与改革开放相比,新经济政策的成就同样显著,在多数方面达到了列宁预期的目的,惟有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努力,却没有成功。
21年正值俄罗斯大旱。一个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来到俄国,引起了列宁的注意。不管哈默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商业利益,俄罗斯需要粮食,哈默能够运来粮食,这就足够了。很快,列宁与哈默见面了,两人相谈甚欢。列宁通过哈默,顺利与美国企业界建立起联系。
然而,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可以说是政治的一部分。苏俄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了严重后果。俄临大举反攻,白军势如破竹,控制区域大面积缩水,美国人自是裹足不前,以观望形势,他们更愿意等待胜负分明后,再作决定。
所以,苏美间脆弱的联系,并没有如同列宁期望的那样,带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至少,在列宁生前没有带来。
当然,苏俄在与美国商人的联系中,获得了部分粮食。虽然这远不足以满足国内需要,价钱也很高。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每粒粮食都是宝贵的。
此外,21~22年的战争和饥荒,必然会对生产造成破坏。白军控制了整个乌拉尔工业去,并一度控制了下诺夫哥罗德。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俄国的主要工业区仍控制在苏俄手中,没有经历战火。
苏俄军事上的失败,还严重危害了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外交。
苏俄在20年之前的外交,极富理想主义,但列宁很快意思到错误,在20年后,就现实多了。从20年恢复与欧洲国家贸易,到21年签订贸易协定,苏俄得到了事实承认。但军事失利破坏了此前苏俄的外交努力。引进外来资金和技术努力的破产,标志着苏俄外交陷入困境。
由于红白两军胜负难测,各国通常选择承认俄罗斯临时政府,并同时履行与苏俄的贸易协定。
那时候,我是多么希望,俄罗斯就此分裂成两个国家。理所当然,这没有成为现实。
苏俄军事失败,主要是受到灾荒的影响。随着灾荒的过去,苏俄很快恢复过来,并在经济和军事上占据优势地位。白军据有的国土面积与红军相当,但人口和工业都只有红军的五分之一左右。
在23~25年间,俄国内战趋于缓和,集中在伏尔加河一线。俄临与苏俄政府都在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并取得一定效果——效果自然是有,却不是很理想,毕竟俄国内战仍在继续。然而在整体上,俄国的生产还是在快速恢复中。
……
总而言之,俄国直到28年,才把工业生产恢复到接近战前水平,29年才超过。
随后,斯大林实施的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压低了粮食收购价,大量将之出口到欧洲,再以获得的外汇为资本,从欧美进口机器设备,建立苏俄的重工业。
斯大林认为,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新经济政策不适合苏联了,因为苏联需要的是速度。斯大林经常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不得不承认,计划经济的效率非同凡响。五年计划的成绩一目了然,苏俄工业生产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世界其余所有国家,也超过了中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完成,苏俄33年的工业产值已猛增到110亿新卢布,折合成中元约为337亿。同是33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只达到604亿元,相当于美国工业产值的35%。俄国的工业产值则为中国的55%,美国的六分之一强。而在28年,俄国的工业产值还不到中国的一半。
这也是自然而然的。
中国虽然采用了种种措施,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中国也不过把国民收入的30%用于再投资,而苏俄却提取了大约40%的国民收入用于再投资;相比之下,美国只有20%。毕竟人们改善生活的愿望,我也不能忽视。
可以说,苏俄正在赶上来,其增长幅度,还要超乎中国之上。
而且,世界经济危机仍在继续,苏俄以低廉的代价,源源不断的从欧洲和美国,获得梦寐以求的机器设备和技术。
就连坚决反共的亨利·福特也在30年到俄国开办企业,在斯大林格勒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拖拉机厂。现在,在苏联重工业部门工作的各国专家,就有六七千人之多。
在这个时候,斯大林自然不会与中国开战。
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中国是苏联最大的敌人,却不是唯一的敌人。斯大林明白,打击敌人重要,但发展自己更重要。当然,斯大林也不介意试探下中国的态度,看能否占到一些便宜。
在无机可趁的时候,斯大林选择了和平。《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续约,是苏俄迫于形势的选择。
中国在中亚和北海接连发现了数个巨型矿藏,不仅有世界第一的煤矿、铬矿,储量惊人的铁矿、铜矿、锰矿等战略资源,还发现了数个巨大金矿。中国在二十年代发现的三大金矿,都在上述地区。
若说斯大林不动心,那是假的。但在没有把握的长期战争(可能持续2~3年,甚至更长时间),与发展迅速的工业建设之间,斯大林当然选择后者。不到迫不得已,大国间不会轻易开战,每个国家都有不止一个敌人。
中国在二十年代发现的三大金矿依此是穆龙套金矿、开泰金矿和库姆托尔金矿。
西疆省(乌兹别克地区)南天山的穆龙套金矿金储量中国第一,保守估计也要超过两千吨;北海省牧羊城(即伊尔库次克)的开泰金-铂矿不如穆龙套金矿,黄金储量却也在一千吨以上;西疆省(吉尔吉斯地区)的库姆托尔金矿要小的多,却也储有黄金两三百吨。
采矿业为工业提供了原料,又一本万利,有利于原始积累,所以我一向很重视它的发展。
早在安徽军政府时期,我就组织了不少地质勘探队,绘制地图,探测矿藏。就连在校的采矿专业学生,也与师范、农林等专业学生一样,免除学费,还享受补贴。同时,为私人勘探提供便利条件。
私人发现国有土地上的矿藏以后,可以到政府登记注册为私人所有。如果你手里没有足够的金钱,买下该地,也可以先登记,在短期内付清歀,或者直接把矿藏情报卖给国家。这极大的鼓舞了私人勘探者的热情。当然,也不是所有矿藏都如此,某些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只能卖给国家,如铀矿。
因此,随着大量资金和人力的投入,特别是先进技术普及,近年来中国的地质勘探取得了很多成就。
中国的地质勘探发现,主要来自三股力量。
第一是国家。政府每年都投入相当可观的资金,用于地质勘探。但国家组织的地质勘探队多半会兼顾绘制地图,以及矿产资源勘探,效率也许会低一些儿,但效果却没的说。像大黑山钼矿、广东凡口铅-锌矿床、中亚钾盐盆地、金川铜-镍矿、神府-东胜巨大煤田等,就是国家组织的勘探队发现的。
第二是财团。采矿业也一本万利,资金雄厚的矿业集团自然会组织自己的勘探队,总比从国家购买大型矿山便宜的多。像土尔盖铁矿、新田岭钨矿、卡拉套磷灰石矿、肯皮尔赛铬铁矿、开泰金矿等,就是财团组织的勘探队发现的。其中,董氏也积极参加了这一队伍,肯皮尔赛铬铁矿和库姆托尔金矿,就是董氏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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