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戏》
  作者：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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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在此之前，细读过西门的两部长篇小说《你说你哪儿都敏感》和《谁的莲衣》。无论前者对现实张扬、
  躁气的讲述，还是后者对历史香艳、凄婉的描摹，都让人觉得这位作家是个煽情高手。尽管两者有着截然不
  同的文风，但当我看过《北京青年周刊》对他的专访，除了对他的关注与好奇，又多了一份担忧。
  那篇文章说西门一直尝试用不同的语言风格写作，理由是每个故事所需要的讲述状态迥异。我疑惑一个
  作家对这样的"尝试"不会持续多久，变化程度也不会天翻地覆，直到有一天看到《骚戏》的书稿，那份疑
  惑才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震撼和激动。
  的确，如果《你说你哪儿都敏感》是"网络"和"传统"文学的互补，《谁的莲衣》是戏剧和散文诗的交融，
  那么《骚戏》则已完全沉浸或脱胎于"传统文学"的凝重，深沉、大器又与众不同，堪称近年来少见的精锐、
  扛鼎之作。
  考虑到本作品的价值，及其中性、暴力等描写所可能引起的争议，编者特邀请从事当代文学评论与研
  究的学者、青年评论家叶立文博士、石耿立副教授就本作品与作者西门进行了一次对话。
  立文：《骚戏》是一部关于传统文化的严肃作品，总体展现的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艺人
  之间的情感、矛盾以及和整个社会的冲突，他们的生存状态彰显着一群挚爱艺术的人的执著
  与艰辛，书中的故事给我的震撼在于了解和探知了一种艺术流传下来的那个血腥和扭曲的过
  程，从而给"热爱"这种行为背负上更沉重的内容。但《骚戏》局部的情节时时与"性"有
  关，或者说赤裸、大胆地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甚至把"性"作为联结人物关系的"纽扣"。
  这种观念用在写作当中是你的初衷还是出于别的考虑？
  西门："性"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但它的敏感从某种角度说，是因为我们的坦率程度和它在
  某时某地的出现或存在不合适宜。
  当然，我并不是说《骚戏》中必须要有"性"的内容，也不敢自夸这部分内容在书中的合乎
  情理。事实上，"性"与"民间艺术"隔海相望，但那些民间艺人---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和
  携带者，在书中描写的那个时代或者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就活在"性"的囹圄之中，没有人
  能够逃离。他们刚刚脱离土地与劳作，这种专业化的半职业化身份，具有和普通农民不同的
  心态，他们的行为也具有特殊性。我之所以用"囹圄"这个词，旨在说明民间艺人生活中对
  "性"的使用，远比普通农民复杂得多，而且又总能在"性"上找到契合点和支撑。
  我这种说法很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歧义，误认为这群人属于淫乱和下流之徒。实际上，我在研
  究他们的生存状态时发现，影响他们行为、思想和命运的，除了赖以生存的戏剧，更重要的
  是他们自身肉体对"性"的掠夺、纠缠和病态的给予，并由此形成了书中若干对畸形的人物
  关系。作为一部剖析他们生存状态的文学作品，"性"的内容也就不可避免。
  一代名伶花五魁受人敬仰，他偶尔对翠蛾的"侵略"只为冲淡、销毁杀人后的恐惧，而翠蛾
  对他的接受却屈辱又无悔地圆着少女时代的梦；父母早丧的白玉莲哭着把身体交给师弟芒种，
  除了解脱丈夫王秉汉的折磨带来的痛苦，更重要的是期望通过性事和师弟建立一种比亲姐弟
  还深厚的血缘关系，从中得到慰藉。而同样孤儿出身的芒种在她身上找到亲人的温暖之后，
  顺便弥补了妻子花瓣儿不能与之交合的失落；李红儿在得到"性"后，被"性"所累，用仇
  恨延续着残生；王秉汉在白玉莲的注视之下和买来的一位少女苟合，除了证明自己的性能力，
  更注重惩罚和报复她的背叛，但他绝想不到这个行为恰好替那位贫穷的少女找到了"归宿"，
  也帮助白玉莲消除了心中对他的某些愧疚。
  这些由"性"引发的特殊关系的存在，矛盾双方都能得到极为妥帖的平衡。而花瓣儿作为书
  中的女主人公，由于"石女"的身体缺陷，尽管在无知和热情下一次次奉献身体，却始终得
  不到丈夫的回应，这是书中惟一失衡的矛盾，所以她的命运也越发惨烈，像一支没有被阻截
  的箭，冲刺到了小说的最后。
  耿立：《骚戏》坦率地描写了你的故乡，我觉得这是一种还原，那种虚化的对故乡廉价的文字
  消失了，从而成为一种草根社会特有的，没有文人趣味扭曲的朴野纯正的东西。实际上也只
  有写出草根社会的驳杂、轻重、生死、善恶，酒徒与放荡，狡诈和斗恨轻死，剥去以前对故
  乡贴上的标签，把那些在性的奴役下的扭曲与放纵，对不可知命运的惊愕与坦然，和暴力的
  血泪中一个个活的灵魂镌刻出来，才能用文字为一段过往的时空雕塑。比如书中写出的是大
  家心里荒芜中的性，这一点是独到和有眼光的。那里的男男女女不是把情感作为心灵的温慰。
  在草根社会里，那样可能太奢侈，大家心灵荒芜得已经没有头脑和心灵的东西，只是在彼此
  身体的相悦与肉体的碰撞中求得瞬间的、高峰的、美妙的、死一样的快感。
  西门：不错。探寻一个民间艺术的发展，必须探知这些艺人的真实生活，这种生活无论多么
  悲壮、多么充满不和谐的成分，却丝毫不影响我们后人对他们创造的艺术的敬重。只说他们
  对艺术的热爱，只说我们对他们的热爱远远不够。
  《骚戏》无意去写一个民间艺术种类的兴衰，更不侧重于被那个社会压榨的血泪历史，而是
  揭示他们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传承和发展艺术时的情感、生活的真实境遇，他们被后人称赞
  为"热爱艺术"和"追求"的实质，从某种角度看是赖以活下去的动力和生计。他们因为有
  了戏剧，有了更宽阔的生活空间，从而使生活、情感更加难以自持和驾驭。这不是职业的悲
  剧，是他们在自身的尊严、行为、罪恶、压力面前的反抗和颠覆，也正由于"草根社会"的
  草根性，他们在那个无序的法律、道德混乱年代，变得更肆虐和更自觉一些。
  立文：花瓣儿因为美貌，一次次被人掠取，从地痞到官场、到师兄到土匪，但被世人嘲弄的
  她偏偏是一个石女。女主人是个"石女"，这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根本看不到，为什么把她写
  成缺残状态？
  西门：作家往往在写作时寻找一个视角并通过它展现故事，当我有一天突然想到"石女"这
  个词，居然惊叹出一身冷汗。我并不担心有读者会责骂我污辱妇女形象，而是她的残缺状态、
  无知与我对要写的那群人关于身体、"性"的探寻、好奇如出一辙。她在故事中的行为和我的
  写作行为相同，都在探究未知的秘密。曾有一度，我将花瓣儿视为创作的同谋，让她寻找"真
  女人"尊严的过程，恰好和我书中寻找、展开他们生活真相的速度、节奏同步。这种合谋不
  仅解放了写作时的孤单，也在冷静描写惨烈与肆虐的场景时，作品内外多了一种柔软和呻吟。
  耿立：草根社会生存状况最真实的场景,就是无边的暴力，而暴力的一种所谓公开方式是酷刑。
  在当代文学上，莫言和余华的文字与暴力往往同构，余华的《一九八六》曾写一个疯子用锯
  子锯掉鼻子，而莫言的《檀香刑》描写了国家的暴力，通过凌迟、腰斩、檀香刑威吓治下的
  草民，印象深的是里面有一段对妓女的行刑的叙述。《骚戏》对行刑的描写也是书中最出彩之
  处。花五魁唱了一辈子秧歌，最后唱到刑场上。他演戏别人是看客，他被处死别人也是看客，
  他被处死的时候还演戏，人们焉得不看？虽然现代的枪毙人少了许多的观赏性，但人们还是
  把它当成一种过节似的盛典。单从暴力而言，你认为《骚戏》在意境上可以和《檀香刑》对
  读吗？
  西门：2000年我写过一个短篇《对岸》，可以看做《骚戏》的雏形，在《对岸》中关于纯粹
  暴力的描述更直接和严重，本书中对暴力已有了另一种认识和诠释。
  我不便评价他人的作品，但《骚戏》中关于暴力的描述，和以往文学作品中阶级之间的压迫、
  专政、个体生命与个体生命之间的斩杀与残暴，或者尽情展示被斩杀的过程有所区别。我宁
  愿把《骚戏》中的暴力分为两种层面，首先是现实社会给予各个人物的肉体和精神压迫的"大
  暴力"，其次是人物之间的冷漠、疏远、仇杀、歼灭、陷害。它表现在对"性"的掠夺，对尊
  严的捉弄，对一个生命自信心的毁灭。
  "大暴力"和"小暴力"的双重威胁，造成了每个人物的行为失控，反映在心理上自然是畸
  形的。男人们或是用性暂时冲淡杀人的恐慌，或是用性洗刷自己的耻辱，或是用性验证自己
  对女人肉体的感知。这些有着掠夺意味的举止，主动性的大小和悲哀成正比，是在"大暴力"
  逼迫下的、变态的"发泄"、"释放"和"反抗"。
  与男人相比，书中的女人则以"偷情"的形式承受并和他们对应着关系，从而寻找"身体的
  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