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管理的失败和不成熟造成大型软件开发非常混乱，每个开发人员没有明确的分工，每个人编写的代码之间接口不匹配，甚至数据类型，变量之间都不一样。系统分析的不成熟则造成每个开发人员编写的代码尽管都符合了要求，整合在一起也能勉强运行，但是，系统不稳定，功能少，错误多，软件脆弱，容易因用户操作不当而整体崩溃；由于设计时没能很好的规划、预留扩展接口，造成升级十分困难，我曾经了解到很多企业的信息化
  ERP （企业资源流程控制系统）和 CRM
  （客户管理信息系统）的每一次升级都是一个推倒了重新再来的十分痛苦的过程。如果我们的企业有很好的系统分析员，即使程序员有编码不规范的习惯，系统分析员都可以通过精心设计接口描述和模块分化，并适当的总结引导，很快程序员就可以做到规范的编码。如果我们的企业有很好的项目管理人员，就可以从整体上科学的把握设计可以扩展的软件系统结构，以后随着版本不断升高，无须推翻重写，只要把原来空着的接口填上新的功能就可以了，从而大大提高企业的效益。
  由于美国经济增长下滑，印度软件业有向欧洲开拓市场的动向。我认为，这恰恰给我们敲响警钟，一味的追求软件的制造，而不作高水准的基础研究是要受制于人的。美国经济增长下滑，就要求把更多的就业机会留在国内，因此外包的工程自然减少。而作基础研究，谁使用你的专利技术，谁就得为你买单，因此很难受制约。
  前面指出，我国重视计算技术的基础研究，加强高级项目管理人员和系统分析员的培养，是十分必要的，一味的学习印度软件的发展模式，集中从事低水平的开发，恐怕会失去我国软件产业跨越式发展，占据产业链上游的很多宝贵机会。但必须指出，我国目前加强软件学院的建设，培养一大批工程型人才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
  印度软件业 70 ％以上的产品用于出口，我们却面对着一个被公认为是全球潜力最大、却被外商占据着 2/3 以上份额的 IT
  本土市场。工程型人才的大量培养，对争取国内市场份额，消化基础研究的创新成果，将大量新技术迅速向产品转化，都是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朱总理当年在访印的时候，一针见血的指出，我国是硬件加工和生产大国，而印度是软件大国，中印两国相对于竞争，互补的空间还很大很大，朱总理的讲话立刻得到了印度人民的强烈称赞。
  中印之间贸易增长很快，但现有贸易多以原料和传统工业为主，因此，在高技术领域，两国加强合作，是很有意义，很值得探索的一件大事。
  二、在基础科学领域我国有后发优势的潜质
  基础科学的研究水平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了一个国家真正的创新能力。 [10] 列举了印度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泰戈尔 (1913 年获文学奖 ) 、喇曼
  (1930 年获物理学奖 ) 、霍拉纳 ( 美籍印裔， 1968 年获生物化学奖 ) 、昌德拉塞卡 ( 美籍印裔， 1983 年获物理学奖 )
  和特雷萨修女 ( 印籍葡裔， 1979 年获和平奖 ) 。实际上，除去政治味道很浓，意义不大的诺贝尔和平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之外，印度的获奖者为 3
  位， 2 位印裔， 1 位印籍，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在 60
  年代之前完成的（昌德拉塞卡用广义相对论所做的，导致其获得诺奖的恒星的“昌德拉塞卡半径”计算工作是上实际 30 年代完成的，当时他很年轻）。
  而华裔仅物理学就有 5 位诺奖获得者， 97 ， 98 ，崔琦和朱蒂文先生连续得奖；提出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何大一先生，由于量子计算机研制而于
  2001 年获得计算机领域最高奖图灵奖的 姚期智先生所做的工作都是在 80 ，甚至 90
  年代之后完成的。尽管印度有，而我国至今仍然没有自己国籍的诺奖得主，但是由上所述，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基础科研孕育着一个绝佳的腾飞机遇，特别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寻根意识对我们都是十分有利的（例如，最近我国受
  sars 疫情袭击，何大一先生立即暂时放下 AIDS 的研究，火速赶往我国指导有关 sars 的科研）。
  前面的分析，决非搀杂个人感情看问题，而是从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判断而提出的预测。 印度的科技和教育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有3
  点原因，归结起来，就是英国殖民统治留下较好科教基础；印度学者有较强的西方留学背景和印度政府的重视。前两点随着时间的推演渐渐淡化，而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经济企业界（例如李嘉诚先生资助的长江计划
  ，政府对科教兴国的日益重视、人民群众望子成龙，望女成风的朴素的重教意识、海外学者急剧增加和报国意识（ ETS
  的统计显示，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中，仅中国大陆部分就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为 21 世纪我国基础科研的大发展奠定了一个绝佳的基础。
  前面只是做了一个乐观的预测，我们必须看到，印度的科教基础还是十分雄厚的，我们由于文革的冲击，底子薄，基础浅，加上现在科技界又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蔓延，我们面临的问题很不少，因此务必要戒骄戒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但是，如果看到诸如印度的诺贝尔奖位居第三世界之首，印度号称“世界第三科技大国”，就妄自菲薄，失去自信也是很不可取的。我相信只要大环境适宜，在基础研究领域我国是有很大的后发优势的。
  三、种姓制度是制约印度社会前进的最大障碍
  种姓制度在印度至少已经存在了 3000 多年了，它是印度社会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种姓制度和印度人在长期的历史时期所打上的宗教烙印，深深的束缚整个社会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行为，扼杀人民的创新意识。更重要的是，这些沉重的社会思想负担使广大的印度劳动者，或多或少带有一种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个性。与之相对应，我国古代的正统儒家文化也有“中庸”的思想，提倡八面玲珑，事事不为先，这些也在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有所反映。但与印度社会极不相同的是，我国信教群众占总人口的少数，而印度信教者则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中庸”大多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很少有别的顾虑，随着现代社会的强烈竞争氛围长期熏陶，经过权衡，一旦认定抢先的好处比跟着别人走的好处大的多，便很快改变自己的人生哲学，适应新的游戏规则。而且，从“愚公移山”、“人定胜天”等成语，就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就有很强的改造世界的主人翁意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总体上说，我国的社会意识更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形形色色的宗教势力在印度久盛不衰，已有近四千年的历史。
  历史上，不少印度革命家用宗教服务于民族运动，激发印度人民的民族意识，推动人民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宗教在一定程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宗教毕竟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具有巨大的保守势力和积重难返的惰性，
  真正阻碍社会的发展。从历史上来看，印度历史每一次划时代的进步都与宗教改革和新兴宗教的出现紧密相关。
  目前，印度已经不是国大党一党的天下，人民党等政党已经有十分强大的势力，这些政治局势的改变，都或多或少利用了宗教的宣传。印度人民党的崛起伴随着强烈的印度教复兴思潮，
  印度的连续 核试验，印度政府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强硬立场，都与这种 “ 宗教民族主义 ”
  有很大的联系。我们应该辨证的看问题，如果说作为短时期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宗教宣传可能“未尝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适合印度国情的可取之举。 ”
  但是，“在印度如此盛行宗教的国家，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无疑是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宗教无疑是起负面作用的。
  相对于宗教，种姓制度可能负面作用占的成分更大一些。种姓制度使农民无意向土地所有者反抗；使企业不能平等的对待不同种姓的员工；使政治的民主受到了种姓社团利益的冲击。
  [19] 因此，从根本上消灭种姓制度，是印度通往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
  四、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要全面的洞悉当代印度社会和中国社会，并对新世纪两个泱泱大国的发展做出预测，可以说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甚至较为全面的分析一下，都不是短短几千字可以解决的。前面，我主要集中就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方面，很粗浅的谈了谈自己的认识，而且，似乎都倾向于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更多些的观点。诚实的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完全不带有自己的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谁不希望自己的祖国更快、更好的发展！可是，勿须讳言，我国正面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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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盲目自大，惟我独尊，衰落都是不可避免的下场，而且我国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已经足够让每个中国人深深反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