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主张虽未否定君主专制制度，但为君主权力设置了道德的制约圈。
  孔孟以后的儒者也未放弃“有德者王”思想，对以皇帝为首的治者同样提出了道德要求。象朱熹就常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论语集注·为政第二》)“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
  (《朱子语类》卷一0八)“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戊申封事》)
  不过，本尼迪克特认为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就欠准确了。随着儒学传入日本，日本人最初是接受了“仁”的思想，以及与“仁”相联系的“有德者王”思想、“放伐”“革命”思想的。日本人也不是从最初就提倡对于主君的绝对忠诚的道德。
  7世纪初制订的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的第六条就要求官吏“忠于君”、“仁于民”。在8世纪初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宣扬“有德者王”思想。《记¨纪．》描写的仁德天皇就是“仁君”的典型。[22]1O世纪初，著名汉学家和政论家三善清行写的《意见十二条》也讲“上垂仁而牧下，下尽诚以戴上。”[23]看来“仁”是奈良、平安时代日本人政治伦理的主要内容。
  直至江户时代初期，假托作者是滕原惺窝或本多正信的《本佐录》还宣扬，由天道确定为君主的人，应首先正身，若谋私利或给百姓带来苦难，天道就会取消其地位，使其子孙也遭杀身大祸。日本朱子学派的开创者林罗山仍对孟子的“放伐”说表示赞同，说:“汤武之举非私天下，唯在救民耳。”[24]新井白石的《藩翰谱》和《读史余论》也宣扬“有德者王”的思想。
  “仁”的思想和“有德者王”思想逐渐淡化，并逐渐强调对于君主，进而对于天皇的无条件忠诚，是17世纪中期以后的事。
  山崎黯斋首先写了《汤武革命论》，反对孟子的“放伐”说，宣扬日本天皇“宝祚天壤无穷”,[25]提倡极端的忠君报国主义，其弟子浅见纲斋把中国儒学者视为圣人的商汤王与周武说成是“杀主之大罪人”。水户学派也激烈反对孟子的“放伐”说，认为它不适用于日本。例如，后期水户学派的会泽正志斋认为，日本天皇是神的子孙，所以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在日本，君权无条件地超越一切，君臣名分不可易。这些儒学者已不再把否定“以德行仁”者看作天皇资格的必要条件。
  古学派的山鹿素行认为君臣上下的差别“非以力而成，乃天地自然之仪则”，主张“主君之恶纵如夏桀殷纣，而下无蔑上之道。”(《山鹿语类》)[26]广濑淡窗说，“君父之命乃天命也。”(《约言或问》)[27]他们所主张的君臣关系已不再是中国儒学主张的有条件的君臣关系，而是臣下对君主的单方面的无条件忠诚。
  日本儒学对于“仁”和“有德者王”思想的取舍变迁，与日本各时代的社会政治需要有关。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人接受“仁”和“有德王者”思想，是为了给刚刚形成不久的天皇制统一国家提供政治理念。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者林罗山和新井白石赞同“放伐”和“有德者王”思想，是给德川家康取代丰臣氏建立德川幕府寻找合理依据。新井白石说过德川家康“有治天下之德”。[28]而17世纪中期以后，大多数儒学者(除室鸠巢、三宅尚斋、赖山阳、伊滕惺窝少数人外)都放弃了“有德者王”思想，反对孟子的“放伐”说，提倡臣下的无条件忠诚，是由于“神国”思想和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观的流行。幕末志士提倡对天皇的无条件忠诚，则是打着天皇的招牌反对幕府将军的统治。从上述取舍变迁，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即它表明日本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选择、接受、排斥、消化和变形，是有一定标准的。这一标准就是“实利性”或“有用性”。有用时即用之，无用时即弃之，根据需要而变形，以我(日本社会与文化)为主，为我所用。
  五
  中国儒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质，而日本儒学则长期与佛教、神道等其他思想共存。这也是中、日懦学的不同之处。日本儒学的共存性，实际是曰本文化的多元共存性格的表现。
  中国儒学实际上具有强有力的包容能力，它是在不断吸收、溶化其他诸家思想的过程中发展的。例如，董仲舒包容法家、阴阳家的思想；宋明理学吸收佛、道思想等。但是，中国儒学在外在形式上又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自守排他，经常进行论辩。诸如原始儒学时期的儒墨、儒法之争，汉初的儒学与黄老刑名之学的斗争，汉武帝以后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东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儒、佛、道之争，宋明理学的排佛等。即使在儒学内部，不同学派也不断展开论辩，争为正统。例如，原始儒学的荀、孟之争，汉代经学的今、古文学派之争，南北朝经学的不同风格，南宋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等。中国儒学的排他性是中国文化趋同性格的体现。
  与中国儒学不同，日本儒学对其他思想流派表现了明显的共存性。从日本早期儒学看，在儒学传入日本时，中国的荀、孟之争，儒法之争，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早已结束，对日本并无影响。当时传入日本的儒家典籍及其注释，主要属于中国南北朝的经学系统。对于风格不同的南朝经学和北朝经学，日本人一视同仁，无所偏重。《学令》规定的儒学教科书，既有南朝系统的，也有北朝系统的。日本早期儒学对佛教和日本固有的神祗崇拜(原始神道)也表现了共存性。在奈良、平安时代，没有发生儒、佛、神道间的思想对立，几乎看不到儒学对佛教和神道的严厉批判。就连历任大学头和文章博士、以儒学为业的菅原清公、是善父子，也“最崇佛道，仁爱人物”。在镰仓、室町时代，进而出现了主张神(道)、儒、佛三教一致的思想潮流。
  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者为了使儒学摆脱对佛教的依附，才致力于儒佛之辨，对佛教的出世主义进行批判。但是，日本儒学的不同流派(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考证学派、折衷学派等)却长期并存，只是江户时代后期的“宽政异学之禁”曾独尊朱子学、欲压制其他学派。尤应注意的是，日本的儒学者，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室鸠巢、佐藤直方、三宅尚斋、赖山阳、太宰春台等)，大都对日本神道采取共存和融和姿态，主张神儒一致和神儒合一。江户时代以前的神道诸流派(如两部神道、山王神道、伊势神道、唯一神道等)固然也吸收了儒学与佛教的理论，但是，它毕竟保留了源自日本神话的固有思想。从这一意义上说，主张神儒一致或神儒合一，也可理解为主张儒学与日本固有思想的共存与融合。
  江户时代的儒学者将儒学与固有思想相融含有两种类型。林罗山的“理当心地神道”，认为“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固无差等。”还认为“神道即理也。”[29]林罗山是以朱子学的“理”的思想为日本固有神道奠定新的理性主义的基础。这属于以中国儒学的理性主义改造与取代日本神道的神秘主义的类型。山崎黯斋的“垂加神道”则以《神道五部书》中的“神垂以祈祷为先，冥加以正直为本”这一命题为基础，牵强地以阴阳五行来配合日本的天神七代，说:“天神第一代，天地一气之神;自二代至六中，是水、火、木、金、土之神；第七代，则阴阳之神也。”[30]在这里，山崎黯斋把作为理性产物的中国儒学阴阳五行说附会为日本神话中的神了。这属于放弃儒学的理性主义，强调与保存日本神道的神秘主义的类型。然而，无论哪种类型的神儒合一说，都反映了日本儒学者在吸收外来思想时，十分注意保存固有思想并将它们互相融合。
  日本儒学与其他思想的多元共存，以及与固有思想的融合，从思想这一侧面表明了日本文化多元共存的性格，反映了日本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十分注意保存固有文化并将它们互相融合的传统。
  日本儒学的特色，既是日本文化特异性格的产物，又是日本文化特异性格的表现。通过上述对于日本儒学的特色的考察，我们便可窥知日本文化重直观、轻抽象，重感情、轻理智，有用性决定文化选择取向，多元共存等特质(当然不是日本文化的全部特质)。
  注释：
  [1]依照《日本书纪》的纪年，应神天皇16年相当于公元285年。但一般认为，《日本书纪》的纪年，在雄略天皇前的部分都不可靠。据应神天皇的一些记事与较为可靠的朝鲜《三国史记》的有关记事相对照，依《三国史记》纪年，应神天皇16年应为405年。
  [2](日)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1页。
  [3]详见拙文《试论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事记〉的影响》，《南开学报》1986年第2期。
  [4]（日)和岛芳男：《中世的儒学》，吉川弘文馆1965年版，第250~251页。
  [5]（日)《日本思想大系 28 藤原惺窝·林罗山》，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461页。
  [6]（日)《日本思想大系 31 山崎黯斋学派》，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5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