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作者:孙犁 更新:2021-11-25 03:01
每天,有从远地来汇报工作的,有出发到边缘检查的,有边区来传达命令的,子午镇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尽是抗日的人员。车辆马匹不断的从这里经过,输送着枪枝子弹和给养。现在,这个村庄,是十分重要,也十分热闹了。惊蛰以后,夜里落了一场春雨,早晨就晴了,杨花飘落着,柳树发芽,田地里到处是潮湿的黄绿的颜色,特别是那些柳树,嫩枝在风里摇摆,好像是要把它那枝叶的颜色,扬送到天空里去。这样早,战士们就换上单军装,军装也是黄绿色。骑马的通讯兵,从子午镇街里跑出来,在反浆的松软的大道上奔跑。场院里,河滩上,是战士练兵的歌声。
各村正做着拆城的准备工作。春儿头一天晚上,拿一把小笤帚放在碾台上,占好碾子,打早起插上一条新榆木推碾棍,推下了自己半个月的吃喝,装在一个小布口袋里。五龙堂和子午镇的民工,编成了一个大队,她和姐姐约好,到那天一块儿进城。
进城的日期决定了,是三月初一。头一天晚上,春儿就背上粮食,带了一身替换的衣服,跑到姐姐家去,她的心情不像是去工作,倒有点儿像去赶庙会。早晨起来,高四海在堤坡上,拾掇好一辆手推的小土车,把拆城的家具、伙食,还有那个东北小孩儿,捆在上面,车前系上一条长长的绳儿,叫春儿和秋分替换拉着,老人驾起绊带,吱扭吱扭的奔城里来了。
各村的人马车辆,全奔着城里去,在一条平坦的抄近的小道上,手推的小车,联成了一条线,响成了一个声音,热烈的做着比赛。高四海下身穿着棉裤,上身只穿一件破单褂,脊背上流着汗。春儿肩上搭一条毛巾,脸胀得通红。路过高坡,老人叫春儿把绳拉紧,下坡的时候,就叫她松下来。
一进西关,买卖家和老百姓全挤到街上来看热闹,县政府已经分别给民工们预备好了下处,春儿和秋分一家就住在城根一家小店里。
吃过中午饭,大家就背上家具跑到城上去看本村本组的尺丈去了,子午镇和五龙堂分了西北城角那一段,外边是护城河,里边是圣姑庙。李佩钟同着几个县干部,分头给围在城墙上的民工们讲话。李佩钟来到春儿她们这一队,站在一个高高的土台上说:“乡亲们:我们要动工拆城了,不用我说,大家全明白,为什么要把这好好的城墙拆掉?我们县里的城墙,修建一千多年了,修的很好,周围的树木也很多,你们住在乡下,赶集进城,很远就望见了这高大的城墙,森阴的树木,雾气腾腾,好像有很大的瑞气。提起拆城,起初大家都舍不得,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东西,这是祖先遗留给全县人民的财产,可是我们现在要忍心把它拆掉,就像在我们平平整整的田地里,要忍心毁弃麦苗,挖下一丈多深的沟壕一样。这是因为日本侵略我们,我们艰苦的进行战争,要长期的打下去,直到最后的胜利。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一定要替我们的祖先增光,为我们的后代造福。我们现在把城拆掉,当你们挖一块砖头、掘一方土的时候,就狠狠的想到日本吧!等到把敌人赶走,我们再来建设,把道路上的沟壕填平,把拆毁的城墙修起!”
“到那时候,太平了,还修城干什么?把它修成电车道,要不就栽上花草,修成环城公园!”变吉哥到过大城市,忽然想到这里,就打断了县长的讲话。
“先说眼下吧,”挤在前面的、子午镇的民工队长老常说,“把这玩意拆了,平平它,不用说别的,栽上大麻子,秋后下来,咱两个村子吃油,全不遭难了。可是这些砖怎么办呢?”“这些砖拆下来,”李佩钟说,“哪村拆的归哪村,拉了回去,合个便宜价儿,卖给那些贫苦的抗属,折变了钱,各村添办些武器枪枝!”
“好极了!”群众喊着,“干吧,一句话,一切为了抗日!”
大家分散开,刚要动手,沿着城墙走过三个穿马褂长袍的绅士来,领头是李佩钟的父亲大高个子李菊人。他们手里都玩着一件小东西,李菊人手里是两个油光光的核桃,第二个是红木腰子,第三个是黑色的草珠子。他们向前紧走两步,一齐把手举起,里外摇摆着,对群众说:“且慢!我们有话和县长说。”
李佩钟站在那里不动,三个老头儿包围了她,说:“我们代表城关绅商,有个建议,来向县长请示!”
“有事情,回头到县政府去谈吧,我现在很忙。”李佩钟说。
“十分紧迫哩,县长!”拿腰子的老头儿说,“我们请你收回拆城的成命。”
“什么!你们不赞成拆城?”李佩钟问。
李菊人上前一步说:
“古来争战,非攻即守,我们的武器既然不如日本,自然是防守第一。
从县志上看,我县城修在宋朝,高厚雄固,实在是一方的屏障。县长不率领军民固守,反倒下令拆除,日本一旦攻来,请问把全县城生灵,如何安置?”
李菊人领了半辈子戏班儿,不但他的见识、学问,全从戏台戏本上得来,就是他的言谈举动,也常常给人一个逢场作戏的感觉。全县好看戏的人差不多全认识他,民工们扛着铁铲大镐围了上来。
“我们不是召集过几次群众大会,把道理都讲通了吗?”李佩钟说,“那天开会你们没参加?”
“那天我偶感风寒,未能出席。”李菊人抱歉的说。
李佩钟说:
“我们进行的是主动的游击战,不是被动的防御战。拆除城墙,是为了不容进犯的敌人,在我们的国土上站脚停留。”“那可以进行野战,”李菊人截住说,“昔日我轩辕黄帝,大败蚩尤于涿鹿之野,一战成功,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可从没听说拆城!”
李佩钟说:
“抗日战争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艰难困苦的战争,这战争关系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这战争由革命的政党领导,动员全体人民来参加。很多事情,自然是旧书本上查不出来的。”
“把城墙拆掉了,城关这么多的老百姓到哪里去?”拿草珠子的老头儿鼓了鼓气问。
“假如敌人占据这里,我们就动员老百姓转移到四乡里去,给他们安排吃饭和住居的地方。有良心的中国人,不会同敌人住在一起。”
“那样容易吗?”李菊人说,“城关这些商家店铺,房屋财产,谁能舍得下?”
“是敌人逼迫着我们舍得下,”李佩钟说,“看看我们那些战士们吧,他们背起枪来,把一切都舍弃了!这年月就只有一条光荣的道路,坚决抗日,不怕牺牲!”
“我也是为你着想,”李菊人降低声音说,“你是一县之长;你领导着拆毁了县城,将来的历史上要怎样记载呢?”
“历史上只会记载我们领导着人民,艰苦奋斗的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不会记载别的了。”李佩钟说,“对!每个人都想想历史的判断也不错!”
三个老头儿还要麻烦,群众等不及了,乱嚷嚷起来:“这点儿道理,我们这庄稼汉们全捉摸透了,怎么这些长袍马褂的先生们还不懂?别耽误抗日的宝贵时间了,快闪开吧!”
他们一哄散开,镐铲乱动,尘土飞扬,笼罩了全城,三个老头儿赶紧躲开,除去李菊人,那两个还转回身来,向县长鞠躬告别,从原道走回去了。
一路走着,拿草珠子的老头儿感叹的说:“我们每天起来,连个遛画眉绕弯儿的地方也没有了!”
拿腰子的说:
“李老菊吊嗓子的高台儿也拆了哩!”
李菊人却把马褂的长袖子一甩,唱起戏来。
三十二
三个老头儿从城墙上下来,到了李菊人的家里,一进院子就听见李菊人的女人正在屋里唱《玉堂春》。
李菊人的宅院,有些没落地主的性质。大门的黑漆剥落了,影壁前面的养鱼缸里,栽种着几棵大葱,也早就冻干。正房窗台前面,原有两棵高大的石榴树,因为冬天没人养护,死了一棵。进屋里,是一股强烈的发霉的羊肉馅味,一撩门帘,这个唱戏出身的、李菊人的小婆儿,李佩钟的母亲,正坐在炕当中包饺子,她的艺名叫郭雁声。
她的两手粘着面,身子前面的案板上摆满了面剂、肉馅、蒜皮和葱头。
她不过四十岁,长的少像,脸蛋儿很白。她盘着腿儿坐着,绣花的红缎子鞋尖儿,从屁股两边露出来。
“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我一帘饺子还没捏满哩!”她望着三个老头儿笑着说。
“别提了,快打点水擦擦脸!”李菊人说,“不光碰了一鼻子灰,还弄了一身土!”
“煤火上铜壶里是热水,你自己倒吧!”女人说,“你们见到佩钟吗?”
“见是见到了,”拿腰子的老头儿说,“所请一概不准!”“怎么样,我猜的不错吧,”女人笑着拍拍手上的面,“那小妮子邪性着哩!”
“我们当时把你也搬去就好了,”老头儿又说,“当娘的说说她,或者有点儿效力!”
“我去了,还不是一样晾着,”女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谁还管的了谁呢?比如说我吧,九岁上就叫人卖到戏班子上,到眼下爹娘连个音信也没有!”说着,眼圈儿就红了。
“别倒那千年的布节万年的穗子了,”李菊人擦完脸说,“我们出了正月,就安排着到北京去住,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
“那里不是叫日本占了?”女人说,“躲都躲不及,还往老虎嘴里送食儿去!”
李菊人说:
“那里有日本,这里有八路军,全不大好受,两头儿挤,我看还是到北京松快点。咱们把这里的铺子合对了,把家里的东西变卖变卖,到北京混他两年,那里有钱的人多,不像这里,什么事儿也找到咱头上,光这个合理负担就够呛!
各村正做着拆城的准备工作。春儿头一天晚上,拿一把小笤帚放在碾台上,占好碾子,打早起插上一条新榆木推碾棍,推下了自己半个月的吃喝,装在一个小布口袋里。五龙堂和子午镇的民工,编成了一个大队,她和姐姐约好,到那天一块儿进城。
进城的日期决定了,是三月初一。头一天晚上,春儿就背上粮食,带了一身替换的衣服,跑到姐姐家去,她的心情不像是去工作,倒有点儿像去赶庙会。早晨起来,高四海在堤坡上,拾掇好一辆手推的小土车,把拆城的家具、伙食,还有那个东北小孩儿,捆在上面,车前系上一条长长的绳儿,叫春儿和秋分替换拉着,老人驾起绊带,吱扭吱扭的奔城里来了。
各村的人马车辆,全奔着城里去,在一条平坦的抄近的小道上,手推的小车,联成了一条线,响成了一个声音,热烈的做着比赛。高四海下身穿着棉裤,上身只穿一件破单褂,脊背上流着汗。春儿肩上搭一条毛巾,脸胀得通红。路过高坡,老人叫春儿把绳拉紧,下坡的时候,就叫她松下来。
一进西关,买卖家和老百姓全挤到街上来看热闹,县政府已经分别给民工们预备好了下处,春儿和秋分一家就住在城根一家小店里。
吃过中午饭,大家就背上家具跑到城上去看本村本组的尺丈去了,子午镇和五龙堂分了西北城角那一段,外边是护城河,里边是圣姑庙。李佩钟同着几个县干部,分头给围在城墙上的民工们讲话。李佩钟来到春儿她们这一队,站在一个高高的土台上说:“乡亲们:我们要动工拆城了,不用我说,大家全明白,为什么要把这好好的城墙拆掉?我们县里的城墙,修建一千多年了,修的很好,周围的树木也很多,你们住在乡下,赶集进城,很远就望见了这高大的城墙,森阴的树木,雾气腾腾,好像有很大的瑞气。提起拆城,起初大家都舍不得,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东西,这是祖先遗留给全县人民的财产,可是我们现在要忍心把它拆掉,就像在我们平平整整的田地里,要忍心毁弃麦苗,挖下一丈多深的沟壕一样。这是因为日本侵略我们,我们艰苦的进行战争,要长期的打下去,直到最后的胜利。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一定要替我们的祖先增光,为我们的后代造福。我们现在把城拆掉,当你们挖一块砖头、掘一方土的时候,就狠狠的想到日本吧!等到把敌人赶走,我们再来建设,把道路上的沟壕填平,把拆毁的城墙修起!”
“到那时候,太平了,还修城干什么?把它修成电车道,要不就栽上花草,修成环城公园!”变吉哥到过大城市,忽然想到这里,就打断了县长的讲话。
“先说眼下吧,”挤在前面的、子午镇的民工队长老常说,“把这玩意拆了,平平它,不用说别的,栽上大麻子,秋后下来,咱两个村子吃油,全不遭难了。可是这些砖怎么办呢?”“这些砖拆下来,”李佩钟说,“哪村拆的归哪村,拉了回去,合个便宜价儿,卖给那些贫苦的抗属,折变了钱,各村添办些武器枪枝!”
“好极了!”群众喊着,“干吧,一句话,一切为了抗日!”
大家分散开,刚要动手,沿着城墙走过三个穿马褂长袍的绅士来,领头是李佩钟的父亲大高个子李菊人。他们手里都玩着一件小东西,李菊人手里是两个油光光的核桃,第二个是红木腰子,第三个是黑色的草珠子。他们向前紧走两步,一齐把手举起,里外摇摆着,对群众说:“且慢!我们有话和县长说。”
李佩钟站在那里不动,三个老头儿包围了她,说:“我们代表城关绅商,有个建议,来向县长请示!”
“有事情,回头到县政府去谈吧,我现在很忙。”李佩钟说。
“十分紧迫哩,县长!”拿腰子的老头儿说,“我们请你收回拆城的成命。”
“什么!你们不赞成拆城?”李佩钟问。
李菊人上前一步说:
“古来争战,非攻即守,我们的武器既然不如日本,自然是防守第一。
从县志上看,我县城修在宋朝,高厚雄固,实在是一方的屏障。县长不率领军民固守,反倒下令拆除,日本一旦攻来,请问把全县城生灵,如何安置?”
李菊人领了半辈子戏班儿,不但他的见识、学问,全从戏台戏本上得来,就是他的言谈举动,也常常给人一个逢场作戏的感觉。全县好看戏的人差不多全认识他,民工们扛着铁铲大镐围了上来。
“我们不是召集过几次群众大会,把道理都讲通了吗?”李佩钟说,“那天开会你们没参加?”
“那天我偶感风寒,未能出席。”李菊人抱歉的说。
李佩钟说:
“我们进行的是主动的游击战,不是被动的防御战。拆除城墙,是为了不容进犯的敌人,在我们的国土上站脚停留。”“那可以进行野战,”李菊人截住说,“昔日我轩辕黄帝,大败蚩尤于涿鹿之野,一战成功,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可从没听说拆城!”
李佩钟说:
“抗日战争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艰难困苦的战争,这战争关系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这战争由革命的政党领导,动员全体人民来参加。很多事情,自然是旧书本上查不出来的。”
“把城墙拆掉了,城关这么多的老百姓到哪里去?”拿草珠子的老头儿鼓了鼓气问。
“假如敌人占据这里,我们就动员老百姓转移到四乡里去,给他们安排吃饭和住居的地方。有良心的中国人,不会同敌人住在一起。”
“那样容易吗?”李菊人说,“城关这些商家店铺,房屋财产,谁能舍得下?”
“是敌人逼迫着我们舍得下,”李佩钟说,“看看我们那些战士们吧,他们背起枪来,把一切都舍弃了!这年月就只有一条光荣的道路,坚决抗日,不怕牺牲!”
“我也是为你着想,”李菊人降低声音说,“你是一县之长;你领导着拆毁了县城,将来的历史上要怎样记载呢?”
“历史上只会记载我们领导着人民,艰苦奋斗的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不会记载别的了。”李佩钟说,“对!每个人都想想历史的判断也不错!”
三个老头儿还要麻烦,群众等不及了,乱嚷嚷起来:“这点儿道理,我们这庄稼汉们全捉摸透了,怎么这些长袍马褂的先生们还不懂?别耽误抗日的宝贵时间了,快闪开吧!”
他们一哄散开,镐铲乱动,尘土飞扬,笼罩了全城,三个老头儿赶紧躲开,除去李菊人,那两个还转回身来,向县长鞠躬告别,从原道走回去了。
一路走着,拿草珠子的老头儿感叹的说:“我们每天起来,连个遛画眉绕弯儿的地方也没有了!”
拿腰子的说:
“李老菊吊嗓子的高台儿也拆了哩!”
李菊人却把马褂的长袖子一甩,唱起戏来。
三十二
三个老头儿从城墙上下来,到了李菊人的家里,一进院子就听见李菊人的女人正在屋里唱《玉堂春》。
李菊人的宅院,有些没落地主的性质。大门的黑漆剥落了,影壁前面的养鱼缸里,栽种着几棵大葱,也早就冻干。正房窗台前面,原有两棵高大的石榴树,因为冬天没人养护,死了一棵。进屋里,是一股强烈的发霉的羊肉馅味,一撩门帘,这个唱戏出身的、李菊人的小婆儿,李佩钟的母亲,正坐在炕当中包饺子,她的艺名叫郭雁声。
她的两手粘着面,身子前面的案板上摆满了面剂、肉馅、蒜皮和葱头。
她不过四十岁,长的少像,脸蛋儿很白。她盘着腿儿坐着,绣花的红缎子鞋尖儿,从屁股两边露出来。
“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我一帘饺子还没捏满哩!”她望着三个老头儿笑着说。
“别提了,快打点水擦擦脸!”李菊人说,“不光碰了一鼻子灰,还弄了一身土!”
“煤火上铜壶里是热水,你自己倒吧!”女人说,“你们见到佩钟吗?”
“见是见到了,”拿腰子的老头儿说,“所请一概不准!”“怎么样,我猜的不错吧,”女人笑着拍拍手上的面,“那小妮子邪性着哩!”
“我们当时把你也搬去就好了,”老头儿又说,“当娘的说说她,或者有点儿效力!”
“我去了,还不是一样晾着,”女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谁还管的了谁呢?比如说我吧,九岁上就叫人卖到戏班子上,到眼下爹娘连个音信也没有!”说着,眼圈儿就红了。
“别倒那千年的布节万年的穗子了,”李菊人擦完脸说,“我们出了正月,就安排着到北京去住,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
“那里不是叫日本占了?”女人说,“躲都躲不及,还往老虎嘴里送食儿去!”
李菊人说:
“那里有日本,这里有八路军,全不大好受,两头儿挤,我看还是到北京松快点。咱们把这里的铺子合对了,把家里的东西变卖变卖,到北京混他两年,那里有钱的人多,不像这里,什么事儿也找到咱头上,光这个合理负担就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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