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发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没有理由，而且自己也找不到理由反抗时，大概他一定会像我们一样安分的守在家里，再也不抱怨日子过的无聊空荡。
  房东告诉我们，那伙暴徒在镇上连续闹了几回，打伤了很多很多很多人，当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谭侪一位朋友的车停在街上被人烧了，前车盖蹭蹭窜火，居然没有爆炸。不过事情也就仅此而已，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出庭。
  换成我，我也不会。不愤怒，不反抗，只逃避，就如同那些曾经躲避我的人一样。
  繁华世界光鲜漂亮，尽管我们贪享不到其中一片，我们又何必彻底把它指证成黑白。
  最重要的是，谁又会相信和完成我们的话，在我们发泄了自己的想法后，没有多少能改变。如果一个人真能学着成熟，大概成熟就是明白一些事发生过后的愤怒，把它残留在记忆里，不要忘掉，更不要表达。
  同时，和平区的乱子也越来越大。一个总在那里玩的家伙被抄了家，平常根本不起眼，警察进门时却发现他家里的竟然连阳台都大摇大摆的铺着古子。数量很大，基本这辈子是没希望再出来透气了。
  附近片警最近领了任务，市局下令每家分店要完成“六百”——每个派出所需要抓六百只无狗证的狗，当然，不能是野狗，否则狗证还有什么意义？用修鬼的哲学分析，狗证就是狗可以随地大小便的月票。他们没时间理会这种摆在上面自己拿不到功劳的苦活，加上案子很大，于是郭超接手了这事，每天在和平区和市里其他比较大的场子收集证据——如果是贪污或者重大团伙，这种事都是在收集够足够的证据后才批捕抓人，这位阳台晾古子的哥们早早就被盯上了，等着他的只有认罪一条路。
  虽然我很少碰毒，但不能不承认，只要有点路子，出来玩的人多少都会玩玩这些。并不是他们离不开，而是他们不知道除了这些还有什么能证明自己是在玩，是在刺激。和平区里汪洋管的很严，但时间久了，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根本控制不了——没有人会把货带在身上，都是联系好之后现去提货。
  当然，现在的马仔也越来越精明。提毒的时候大多只是一克两克，没人带多了给自己留条解释不清的证据。所以汪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也乐的从那些人手里偶尔捞点好处。
  郭超进场后，和平区立即真正和平了。长胜看着场子里越来越少的人，能想的办法就是不停催促汪洋尽快回去。
  连巡问了我好多次那个贩毒的名字我是否记得，不光是我，连他都震惊。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敢用物流甚至快递运输毒品，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开奔驰宝马摆弄冰古，可是在闹市区肆无忌惮的在家里存毒的却不多见。
  可是，我从来就没听过那哥们的名字，就像太多干出丧尽天良的大案子的人曾就出现在我身边一样，我根本没留意，甚至曾瞧不起他们。
  听到这个消息，起初我和修鬼他们都觉得很有意思，老家从来就没什么风光的事，而一旦出现了人物，就是靠这种新闻。但玩笑过后，我竟不自觉地有些后怕。如果我曾摆弄过他批的毒，如果我曾经介绍过客人玩他的货，我是不是得留在这片又是悲哀又是狂喜的土地上不能再回去？
  我没有耐心和勇气真的在高墙里渡过我屈指可数的年轻，更不愿意在这种地方过着阿兽们言不由衷的生活。
  我开始厌烦，甚至不想回和平区看人来人往的人头处理那些我身边的东西和不是东西的人。偏偏，有些事又不失时机的钻进我的耳朵和眼睛。
  机票改期了，阿兽每天镇里镇外忙活，后来干脆把我们统统塞进他的车里到处转。我花了不少时间去认识他身边的人，因为我第一次觉得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一个叫三儿的哥们，每天靠着赌博为生。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天生运气好，再加上一点点理智，就如同三儿的日子一样——每天给自己定三百的量，手气不好的时候不贪玩，手气好的时候也不多玩，每个月几千块。阿兽把他介绍给我们的时候，三儿也挺自豪的说：“天天收稻子！”
  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赌精，但从来没有人拒绝他上台。因为每个人都希望他能成为自己的同伙，虽然希望只有三分之一。所以，从他手上输钱的人越来越多，靠着他赢钱的却从来没有。我觉得好笑，生活里像三儿的赌友的人数不胜数，过程一样，结局雷同。
  一个叫大龙的小子却并不隆兴，总是蔫头耷脑的模样。阿兽说这小子长的不起眼，心思却比谁都多。十来岁的时候就在他的老家倒腾饲料，骗了一堆农民假装自己是某某公司的发货员，可以低价批发饲料。其实饲料钱都是免费的，只要农民能按合同交够数量的货。大龙靠这行当赚了不少，最后被逮到时耍了心眼，推给一家公司自己跑到了这里。
  还有个眼镜，仪表堂堂，专门替对缝公司骗外贸钱，结果骗到了狠角色。半夜那人硬是找人开塔吊把头甩进了他新买的房子，从卧室阳台开了道人口天窗后，眼镜扔下满身的钱老婆也没管就跑到了这里。
  有个阿怪，除了打架不知道别的，握着灯管砸人，把自己手扎破后一直觉得是对方干的，结果发狠把人打残了。
  最有“背景”的是个外号娘们的大个子，年轻时找的老婆很骚，背着他在外面不清不楚。有次喝大了，娘们拎着匕首跟着一个误认为自己老婆的女人，堵住后一直吼她为什么背着自己偷男人。没有动手，更没有动刀，却被关了七年，判的是流氓。
  七年，我有些不敢相信，偏偏它是真真正正的事实。
  像这样的人凑在一起，我实在想不到他们能凑出什么样的好日子。唯一一个让我感到打心底佩服的是谭侪木材加工厂的经理。谈吐很大度，但他离过两次婚，第三次结婚的老婆现在也闹着过不下去了。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个好男人，办事讲究，为人仁义，但好男人原本就不是好情人，只有那些沉迷在电视剧里的女人才相信身边哄着自己的男人是所有人眼中的好男人——成全了一个世界，必然失去了另一个。
  经理成全的不是自己的女人，而是他的工作和朋友。他从来不回家过夜，阿兽说，经理每次找女人都是两万。处女，大多是留学生。
  这个价格并不高，在和平区那里，一个处女值不到一万。
  “当初看上的就是钱，现在钱该交的都交到家里了，还指望人也留着？”阿兽这样毫不隐瞒的解释。我想他的说法不全对，但也绝对不全错。如果金钱成了感情里女人衡量好坏的尺寸，那么年轻的身体和新鲜的长相为什么不能成为男人更换爱情的冲动。
  阿兽也问起我们在老家干些什么，他不相信我们每天的事情就是跟在汪洋和连巡身后充当李桐的保姆。我坦白我们在一家舞厅里混日子，这点我从来不对身边的人承认。阿兽说我们运气好，这点我倒不反对。长胜作为经理，他亲侄女带来的同学，他也只能安排成和平区的服务生。整天在我们头上比比划划的斯文人，我们懂的也许比他们多，但我们懂的东西能用上的却远不如他们的多。
  甚至，没有。
  除了不能说的秘密和可以随便说的小道消息外，我们剩下的只有抱怨。
  见了很多人，见了很多事，阿兽租的房子里藏着的枪也给我们看过。不过在俄罗斯虽然搞枪方便，但藏枪却不是玩闹。阿兽说当初他接到枪的时候只感觉到浑身来劲，刺激。可这两年，他从来没带它出过门，楼下有警铃，他也立即能从床上跳下来到处藏枪。
  与杨哥一个毛病，拿到枪没几天，阿兽便上网给自己的弟弟看视频，举着枪，特低沉。但去年回家的时候，阿兽尴尬的告诉我们，他撒谎骗弟弟自己那把枪是假的。隔了几千里，他也担心自己的弟弟有一天会说错话把自己卖进去。
  尽管不踏实，但阿兽说自己不能把枪还回去。至于理由，他没有说，我心里明白。
  就像每次鸡头玩毒，我虽然装出雷霆闪电一样的牛逼样替他安排，但每次我都站在包房房门口，生怕有人突然冲进来搜查。可我没勇气像阿兽一样承认自己同样担心，我怕别人嘲笑我，所以我和阿兽们只能选择嘲笑自己的虚伪。
  与我们不同，谭侪那阵子忙的热火朝天，不然不会不顾及亲疏的挽留汪洋帮他处理。他告诉阿兽最近事一定多，不许阿兽和阿兽那伙人沾一丁点的酒。
  与谭侪说的一样，事发后那几天，镇上的中国商人闹的很僵——仅仅在中国人之间。被砸被抢的都会怪那些提前跑掉的，在集市上没完没了的互相埋怨，被打被伤的则干脆怪在谭侪这种平日里靠办事收钱的人。
  一些学生和工人的家长亲戚连夜跑来，能做的就是骂骂谭侪，其实谭侪不过是帮过他们办理一些关系和证明；一些商贩则有胆子翻脸要求谭侪赔偿损失——人一旦失去了很多，他往往不会吝啬剩下的那些。除了这几类人外，那些到这边混吃混喝的人倒没任何意见，谭侪早早给了他们补偿。甚至，不仅仅是谭侪，俄罗斯当地的黑社会也出人安慰甚至分了点东西意思意思，这个倒是让我觉得很新奇。
  我们没有再登谭侪的门，所以我没法猜到谭侪处理这些事情时的表情，更没猜到他处理事情的方法——方法很干脆，有俄罗斯黑帮撑腰的笑脸拖延，没有的干脆直接恐吓和殴打。
  出奇，阿兽说这些的时候，他脸上没有一点点出卖良心般的犹豫和尴尬，我和其他人也没有觉得里面有什么不对。
  看过了那么多，我他妈的早就不觉得事情有对错之分。人没有知足的，只有认命的，事情也一样。
  只是我没有想到，仅仅两年，就能让阿兽这样的人变的比我们更加冷漠。也许书上的话没错，社会是个大染缸，而且，往往干净纯白的布头染上颜色更加痛快。
  我把这些事当作故事讲给无聊的李桐听，她总是笑，笑着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东西，只是没人愿意去仔细看。我总想弄清楚一个人死前会不会觉得自己会变成鬼继续活着，我也想弄清楚第一次出台的小姐们会不会觉得身体里多了点东西永远洗不掉，可我从来不肯去问。因为我是一种人，一种身边发生很多事，但不能从一开始就去弄清楚的人。否则，我会被踢出这种人，而且我不会找到另一种接纳自己。这是个麻烦的问题，我花了很多年才搞明白，也是个很清楚的问题，花了那么多时间却越来越让自己糊涂。
  所以，当有人试着对我讲这些事的时候，我总是反复的想，想象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可渐渐，除了讥笑或者同情之外，我没有了其它的想法，也许我害怕想到了自己同样可笑的事。
  大概汪洋也觉得烦躁了，把事情统统推给了梁哥。梁哥似乎给汪洋买了些什么，我看到汪洋身边多了个包，我没有问，也没有像鸡头一样糊弄李桐去打听。钱、金子、枪，这些都可能，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什么不可能，没有什么值得惊奇。
  我们离开之前碰巧谭侪家里出了点事，汪洋去换了一沓钱送给了谭侪家里改名成某某某娃的中国女管家，然后带我们进去道别。
  谭侪当时不在，他的老婆悠闲的看书看报，手里的手机一直在用，似乎在替自己老公安慰那些靠着他们的人，当然，也许是在欺骗。但她欺骗的光明正大，而且我们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我不明白汪洋为什么要送钱，偷着问了问连巡，没想到事情的原因竟很烦躁——谭侪老婆的一个拐了七八道弯的亲戚在上次骚乱中挨了揍。
  我没心情打听这个亲戚的名字，因为她的故事让我没任何好感。
  这个亲戚与谭侪老婆的关系很复杂，她男人的表姐是谭侪老婆的远房亲戚里比较谈得来的一个。很多年前，她的弟弟打死了她的老公。事出之后，她老爸替自己儿子顶了罪。她拿了老公留下的钱过日子无可厚非，但弟弟遭报应早早病死后，她又给老爹平反，最后解了罪，又从政府那里拿了平反的赔偿金。虽然中国的平反赔偿金没有多少，不过在以往靠着每月几百块工资买奶粉的年代，那却是真真正正的肥水。
  人活到这种份上，不管她多风光，身边的朋友亲戚都把她排斥在了圈子外。后来她拿钱做生意掉了老本，靠在家里认识了一个酒懵子——每天只认识酒瓶子的男人。说来奇怪，无论一个人有多少缺点，他总能找到一个看不到自己缺点的爱人。两个人凑在一起过日子，居然恩恩爱爱。
  这男人虽然没本事，惹事的能耐却不小。除了酒还喜欢扎针，最可笑的是，他没胆子自己出去混针管钱，骂着逼着女人去搞货。
  这种穷粉大多是哪的货便宜便去哪住，两人搬过几次家，不知道欠了多少钱。人为了毒着了魔，从来不会理会自己曾经得罪过谁，只记得自己认识过谁。终于想起在俄罗斯还有点发家的亲戚，于是两人跟到了这里。
  谭侪的老婆自然不能理会他们，所以这对粉友过的并不舒坦。男人出事后，谭侪的老婆一反常态主动打电话询问，还到处找人去查两个人的住处，准备把他们接到自己的家里。女人却担心谭侪老婆不收留，打车把男人扔在谭侪家门口后就跑开了——这些事是连巡花了好大力气才打听清楚的。
  听到这时我已经料想到后果，谭侪的老婆或者爱答不理的打发垃圾，或者落井下石的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好好演戏。只是，谭侪的老婆有模有样吩咐佣人给楼上的病人准备病号饭的时候，我竟真的以为自己那种想法有些龌龊。
  出于礼节，我拉着修鬼偷着出门破费买了慰问品。在他家逗留的时候原本没人愿意去看看那个酒懵子被打成什么样，可李桐坚决要求我们把礼物亲自送到他手里，我们照做，于是我们难过。
  酒懵子收拾的倒很利索，看长相不像有接近五十的年纪，虽然脸上没多显眼的伤口，但身上的伤我们已经看不下去，不是因为它们有多么夸张，而是它们被他的生活糟蹋的多么彻底——酒懵子没有穿上衣，肩膀头和脖颈上涂满了结成疤的血和土和烟灰。
  整个屋子里家俱精致全面，可对酒懵子来说，床头柜可能就是他的全部。那上面放着一张不知是信用卡还是其它用处的磁卡，一把带着血的图钉，一瓶水，和淡的几乎看不到的零散的粉。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应该不会是K粉那种没效果的玩意，否则那些图钉不会个个张扬着血迹。
  看到我们进门，酒懵子立即堆出笑向谭侪的老婆拼命点头，嘴里什么也没说。
  看到这我立即把准备进门的李桐挡在了门外。
  谭侪的老婆解释说，出事那天女人没胆子上街买药，或者根本没钱买，用烟灰给男人满满的消了毒。
  我用眼角打量着谭侪的老婆，其它哥们都偷偷挤着眼睛，没人说什么，没人问什么，所谓的好心就是腾出地方看着别人死去活来，偏偏这个人又感动的死心塌地。
  “死也忘不了吸毒，干脆吸死吧。”谭侪老婆重复了几次这句话。
  毫无疑问，这些毒都是谭侪老婆提供的，而且我相信，她拿毒不是为了解决男人的毒瘾，我更相信，当看到毒，男人心里剩下的就是无休无止的感激，一直到死。
  至于身上的伤，那是谭侪老婆的观赏品，也是男人的表演，虽然这种表演也许会要了自己的命。
  我想发火，但我更想立刻离开这块让我越来越茫然困惑的地方，在这里我什么都看不到，鲜艳的都是苍白的，痛苦的都是欢乐的。
  汪洋有些看不下去，简单谢绝了谭侪老婆替我们安排车送行，领着我们大步走出了房间。在门口，李桐挽着汪洋问东问西。汪洋只说了句“没事，小伤。”，李桐便安慰的嚷着立即回家看看弟弟。汪洋笑着听李桐的笑，李桐则是笑着看汪洋的笑，像极了花。
  我突然想起小腰送给我的摆在阳台的花，我一直没专心打理过它，也许它一直抱怨我，可是，我就在这时想它，想它是否开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