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总的事情解决的很快，我领了几个小子到那家，什么没提什么没碰，进门我只说了一句话，“天天在这吃在这住，就当自己家一样。”
  这种事上不到法庭，民事纠纷里不看过程只看结果，换句话说，如果别人给了我一拳头，我只能带着拳头印去报案。如果我还回去两拳头，那么被告的便会是我。这是和平区的两位法律顾问教给我的事，所以我们不砸不抢，只是舒坦的过自己的日子——同样，也祸害着别人的日子。
  社会果然是最好的学校，有时我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和从哪里学懂这些。有了理由不一定甚至不可能要回自己的结果，或许每个人一辈子能学到的最彻底的道理便有这一条。
  期间我替那几个小子跑了几趟派出所和见了几个对头找来的所谓的道上的人，拖拖拉拉磨蹭了几天，四万多便轻飘飘的落在了我的手里。多的零头是我去几趟派出所的代价。事情就是这样，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和能够跑这几趟，其中一次我离开的时候清楚的听到里面的人夸我是地赖。一个人可以有几个身份？而我擅长的又有几个？
  唯一可笑的是，我提到自己与对头找来那些人见面的时候，黄总根本没心思听，这笔钱他也根本没心思出。
  拿到钱后，我们立即在九千九最低消费的vip包房里吃着鸡头偷着带进来的几块钱一斤的海蛎子，那些鲍鱼海胆被李桐带来的小博美糟蹋着，狗同样是偷着带进来的。我一直认为就应该这样活着，无论我们的生活如何，只要我们的快乐是朴素的，我们就是幸福的。
  那天我带小腰去见了父母，理由并不是我希望他们见面，而是我想找个借口也带着父母当一天被眼红的人。因为我没有信心每天都让他们同样开心。
  父母对小腰的印象很好，可是，他们只选了一家路边的小吃部，母亲在小腰点完菜后只要了两碟两块钱的小菜，口口声声说肉和海鲜少吃点对身体好。我一辈子都会记得那天，他们在儿子花掉九千九吃饭后点的呛土豆丝和麻辣花生米。它们和他们让我那天很幸福，幸福到我不停给每个人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和我爸妈在饭店吃着什么，也不想理会他们到底听出了什么。当小腰在结束时怪我不点好菜给父母时我同样没有解释，男人和女人孝顺父母的方式不同，接受与给予，前者让父母安心，后者让父母开心。我这种男人，很多时候只希望身边的人安心。
  我分不清这到底是可敬还是可悲。
  第二天在和平区每个人都骂我抠门，只有汪洋没有。我从来没有听他提过他的父母，汪洋当时翻出一沓一家高档洗浴的门票想给我，但犹豫了很久又收了回去。他让我每个月给家里送点油和米，从和平区的厨房拿，看着他装作不经意的模样，我突然有些可怜他。
  话聊起来，我顺便把青眼的事情说了一遍。汪洋琢磨了一阵子也没有正面回答，只告诉我敲玉发家那伙计的小舅子也学着别人干返程车队，还在市里开一口气兑了几家小烟店。我不由觉得好笑，每个人都以为边境城市的走私烟钱好赚，又有几个人知道烟店赚钱赚的不是这些，而是回收高档烟酒抽利润。
  汪洋点了路，我动手方便了很多。道上有个词叫“炸弹”。我很欣赏这个词，形容的够贴切。不过炸弹很少被我们用，一些检查机关为了查处黑车黑烟，都会找一些人去牵线花钱引出卖主，这些替别人惹祸的哥们就被叫做炸弹。
  当然，这与所谓的卧底不同，炸弹们都是在“主子”不方便直接翻脸的情况下才出现的，最终结果不外乎在主子心满意足收完罚款后领一点好处而已。自然，好处不是那么舒服到手的，这社会上本来就没有舒服的事。过后炸弹们被报复所吃的亏只有自己硬抗着，往往比那些赏头要狠的多。
  炸弹我不愁没地方找，每个城市都有一些类似和平区的地方，小痞子老油条聚在一起，想出风头靠大哥的，想找空子赚点找乐子的本钱的人多的是。每天都有几个人轮番替我演炸弹牵车牵烟，我要做的就是笑嘻嘻的领着制服们一本正经的去查处。
  那段时间里，炸弹至少“自爆”了四五个，最严重的一个哥们被人堵在大坝上敲了一顿，顺着大坝滚进了水里。一根手指莫名被别断，自己摸黑在水里捞了很久，没找到。
  他找到我时，我没有理会。身旁的哥们知道这件事情后唯一的表情也只是笑，嘲笑。当时我们都没有感到一点点愧疚，鸡头句句损他，“七公”的绰号也在和平区流行了很久——射雕里那个九个指头的乞丐。只不过真正的七公是个英雄，而和平区的七公是个鸡头嘴里“家破人亡**到家的衰货”。
  小腰怪我们没有同情心，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奇怪的不是自己为什么这么麻木，而是奇怪是不是当我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其他人也会同样的嘲笑我。活的久了，也许每个人都会发现值得自己笑的东西越来越少，反而，自己愿意去嘲笑的事情越来越多。难道这就是人成长后学会的成熟和事故？
  过了一阵子敲玉的老哥把我们都找了出来约在一家饭店，说了一堆废话，还带了几个外地人撑场面。我顿时觉得头疼，人一旦发现自己的钱能买到别人替他搞东搞西后，这个人便不再是人，而是**裸的疯子。
  那几个外地人的口音很重，叫起来既欢快又凶猛，这多少让我烦躁。市里那年头很太平，偶尔出的大案子都是外地人和未成年的小痞子们做的，而且都是零星单个人下手。抢个出租车司机，抢个下夜班的妇女，事后他们都能补上几刀，甚至十几刀。有个哥们抢出租司机，一共才抢了一百多块，回手杀人烧车。案子破的很快，最后发现他行凶的理由只是他结婚时欠了一点饥荒着急还。他是个外地过来的打工仔，仅仅二十出头。
  我突然想到了七公，甚至想立即把他叫出来喝酒。被嘲笑是件多么可怕的事，逼疯了自己，笑坏了社会。
  修鬼在身旁不停打着电话，确实有意思，一些哥们听到我这里出了点事，竟然立即打车过来掺合，有个哥们的名字我没有记住，他的话我却一字不落的记在心里，“这两年没仗打，手都痒痒。”他下车后冲进饭店兴高采烈的对我说。
  我该说他一些什么好，疯了？闲了？还是空荡荡的活着让他找不到发泄的地方？
  就这样僵着，毕竟坐着位身家千万的主儿，没谁愿意先动手，只能吵来吵去。钱这玩意是万能的，在没人真疯之前。我琢磨着事还得找汪洋研究研究，分了一圈烟，舔着笑让大家都散了，换个时间再聚聚。
  玉石头多少被吓到，拉着忿忿不平的帮凶们先走出了饭店。他的司机是个小年轻，捏着车钥匙边走边指着我和修鬼，嘴里碎叨叨的念着什么。习惯了这种事这种人，我没有任何反应，二郎却突然起身抢过了我借来的车钥匙。
  从饭店出来后，二郎跑着上了车，鸡头傻呵呵的跟了上去，结果就那一眨眼的功夫，二郎把敲玉老板刚上道的别致的小车顶上了间隔人行道和车行道的花坛中。撞车的一霎那我登时懵了，更让我不解的是，在发懵的人群里，我和修鬼居然同时第一反应跑到了敲玉老板的车前。
  老板安然无恙的靠在司机驾驶座上一直打哆嗦，那骂骂咧咧的小司机这时闭了嘴，缩在门边浑身摸索着。看到两人没事，我和修鬼这才跑回了二郎那里。
  “操，竟瞎**干。”修鬼啐了一句，我迎上他的眼睛时，他多少有些尴尬。我没有说，我想的与他完全一样。
  二郎没啥事似的在车里冲我笑，坐在他车里的鸡头则吓的半死，从车里翻出来后蹲在地上很久没说话。前头的老板比不上鸡头，连车都没有下来，还是我和修鬼帮的忙。那几个外地人撸起袖子咋呼的时候，我们没有言语，只是看着还在发抖的老哥笑。因为他的人这次连身边都没敢靠。
  交警来的很快，二郎直接认了，说自己为了躲车后的鸡头不小心肇了事。
  我给汪洋打了电话，过了一会他回拨过来让我早点回家，我便清楚他解决了另一半。不过第二天我才知道，汪洋做的更绝。他知道事后立即找了几个朋友，几台车全蒙上了车牌，闯了大半个市区的红灯，把从交警大队出来的敲玉老板的另一台车一直别在中间，连磨带划，又毁容了老板的几十万。
  比起我们，汪洋做的事的后果更好解决。他一位朋友结婚的时候，车队便是汪洋安排的。二十几台蒙着车牌的a6集体闯红灯的场面看到的人很多，事后也不过是两通电话一顿饭的问题。相信每个地方都有这么做的人，但用来威胁恐吓的却不多。
  据说那老板在医院全项检查了两三遍才敢出医院，案子自己去消了，灰溜溜赶回了自己的老家。事后有几波人来和平区找二郎，但没有别的，只是叫出来喝点酒认识认识，他们都是收了点钱过来意思意思，没人替那种挪了窝的老板讲意气。
  周虎给汪洋送了三部出租牌照，至于他给老爷子送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三部出租牌照差不多五十多万，不过周虎搞它们根本花不上一半的钱。
  汪洋扔给二郎一张房卡，告诉我们晚上胡闹的时候有个地方去。二郎不客气的接到手塞给了我，连句谢谢都没有说。让我吃惊的是，二郎胳膊轻微骨折，他竟然从始至终都没有说，医院也是自己偷偷去的。或许，他也明白，他和我们遭的罪受的伤，已经没有谁还会像以前一样挂在脸上印在心里。
  那天晚上喝酒的时候，二郎借着劲又提了次一进一出的事。“你得罪了谁你都是我哥们，但你办了这事，咱俩就没法交了。”
  同样，二郎说什么话我都可以不听，唯独这句话，我没办法不往心里去。鸡头在一旁念叨着最近老k事情不顺，我想也没想就让他打电话找老k和斧头出来聚聚，一边我连连冲二郎点头应付。
  斧头电话有名的啰嗦，问这问那，鸡头扯的更远，“我跟军区秘书晓峰还有法院修哥吃点饭。”小腰抢着电话补了一句“加上妇联鸡哥。”登时把我们都惹笑了。
  斧头和老k赶来后，老k脸色不对，特排场的几杯酒就把自己敬倒了，我看出不对把斧头拉到门外，斧头这才给我讲了讲他们最近的事。
  夏德良靠上了一个靠养虾发家的老板，正琢磨从他那抠点票子，自然没时间管老k和斧头。老k闲着替别人出头，弄掉了人家三根指头，断的不仅仅只有这些，还有三根神经。八千多，斧头替老k拿了一点。
  “赔的不多，神经断了，指头接上也够呛能恢复以前了。”我安慰说：“多大个人了，下手怎么还这么黑。”
  斧头尴尬的把我掏出的钱包推了回去，“夏哥的一个朋友给我俩联系个活。”顿了好久他才继续说：“他们弄了一批油，我俩帮卖卖。”
  “什么油。”我感兴趣的问。
  “柴油。”斧头接口说：“加油站的柴油都不够加，我估计这钱好赚。”
  油从哪里来的我没有去问，也不用去问，问了只能让老k他们平添焦躁。事儿一旦被揪出来，法院判罚可不仅仅去看老k到底赚了多少，而是统算丢失油的总价。其中的损耗可以破出一成，加上压低价格和给朋友的面子钱，老k每桶只赚三四百。夏德良的朋友当然得抽点大头，剩下的也不过是老k自吹的脸面钱而已。
  我只能笑着默认斧头的话，斧头这时才露了笑，“点背，操他妈的上道就出事了。”
  为了倒腾油，斧头从别人那借了台车挂上武警牌。刚干几天就在高速路口被真武警卸了车牌，通知他们第二天去支队接受处理。斧头找朋友帮忙，让他难堪的是，其中一个人在电话里直接把斧头骂了一顿，至于事情，根本没办。
  我清楚的记得那小子曾在一家饭店替我和连巡结过账，想托连巡帮他搞一条出租车线。当时他笑的多么诚恳，也许，每个人都是诚恳的，在他想求别人办事的时候。
  事可大可小，人情同样。不愿意欠着别人的，我大包大揽的答应他车牌的事情我去搞。这时老k出来醒酒，一巴掌摸到我的脸上说胡话。
  看着他俩，我犹豫了很久终于脱口说：“有件事哥俩帮帮我？”
  第二天我托朋友花了一千整又给他打了副假牌子。挺好笑，没过几天牌子又被摘了下来。这次斧头和老k没有再次找我，重新打了副空军的牌子上了道。
  我帮他们介绍了几个稳当的客人，老k自然做东请我们喝点小酒。鸡头领出去的姑娘连连夸老k有道道，敢挂空军的牌子到处飙。话刚落地，二郎便指着她的鼻子想动手。
  我拦住了他，何必让别人看穿我们脸皮下埋着的烦？知足常乐的意思我理解不了，几百年传下来的废话而已。“人没有知足的，只有认命的。”这是老爷子告诉我的，或许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至少对于我，它是完完全全的定义。可悲的是，我们这些人糟蹋了自己的以前，现在能做的也只是继续糟蹋自己的现在。因为我和我们学会的只有这些，习惯的更是这些。如果我们死心塌地的认命后，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想起自己那段时间的不顺，酒后我带他们去汪洋开的那间房胡混。两张毛片，九包k，一直打到鸡头的姑娘鼻子喷血，握着酒瓶的我还是没有上听。每个人都说这些k啊冰啊股子啊能让人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可我吸了那么多，除了鼻子泛着难以呼吸的苦以外，我没有品尝到一丁点的幸福，哪怕是幻想。电视里男男女女勾在一起咿咿呀呀也没有引起我的**，我只是一口口用啤酒漱嘴。我拉着他们说，我们找点别的乐子玩玩吧，结果，他们居然想不出任何。也许，这种别人眼里最刺激最堕落最幸福最无耻的快乐方式，却是我们最无聊又唯一的方式。
  那天过后，我大概有两天睡不着觉。药劲抠住了脑子，让我时时发困又时时兴奋。不过比起那个的姑娘，我还算不错。我们走的时候忘了她，不知道客人还是宾馆服务生捡了便宜。我多少觉得过意不去，鸡头却不这么想。
  他的解释很具体：大姑娘带环——就是个玩。
  可是，谁又有勇气一辈子这样解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