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鬼骂我天生命贱，汪洋正在开发区混的响亮，只要我识抬举，汪洋张口就可以把我安排进其中一个单位给老板当司机。司机虽然没什么实权，但跟老板们关系套的近，以后路子自然也会广一点。
  偏偏我听了父亲的话，每天起早帮啤酒厂运货。市里北岗的桥头是我最难熬的地段，限高很不合理，我经常都得在马路蹶子离开后才敢开车过去。
  尽管都知道车载货物应该守法，但这只是对司机来说，对老板们没有任何影响。啤酒厂效益不错，刚花了笔大钱买回一个国际金奖，自然每天进出的货少不了，完不成指标就扣奖金。我不在乎那点钱，但我希望每个月把它们交到家里时，绝对不会少一分。于是我躲躲藏藏，如果被交警扣了，为了补偿奖金便得多加几次班。
  大卡上没冷暖气，能放出点动静打发无聊的也只是卡带和收音机。起初我对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很着迷，暗自感谢她每天陪着我这样的人忙碌。过不了多久我就换了想法，巴不得冲进广播电台揪出领导，问问他能不能换几副新鲜的嗓子，那个老娘们的声音已经让我厌烦到极点，如同我的生活。
  同事杨哥是个不错的人，很憨厚。偶尔我抽不开身送货，他都会主动替我跑车。其他人因为我被判过刑，或者轻蔑或者躲开，用下巴看我的态度似乎忘记一些很重要的事——这群王八犊子连被判刑的勇气都没有。
  惟独杨哥很照顾我，经常带午饭给我吃。车队司机打扑克时，他经常借口肚子疼，让我顶着他的位置。我知道他想让我与其他人混熟，不过这个社会有时候不是我容纳不了别人，而是别人容纳不了我。
  杨哥以前当过志愿兵，复员以后保安、门卫甚至服务生都做过。年纪大了，这才跑到车队混口饭吃。他总是一副过来人的表情教育我，我有些烦躁，但一直都耐心而且尊敬的听了下去。
  年关的时候单位出一车货送去外地，杨哥单身没念头过节，把活揽了下来。结果路况不大好，杨哥的车在农村土道上出了事故，撞上了一辆沃尔沃。
  沃尔沃超车没打转向灯，加上单位的车跑过的路太远临近报废，匆忙刹车来不及，于是造成了追尾。幸运的是都没受什么伤。
  这件事是第三天我才知道的。
  沃尔沃的司机打电话叫人，杨哥很本分，只叫来交警处理事情。他经常告诉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这次他错了。
  沃尔沃的司机叫来不少朋友，当着交警的面把杨哥打了一顿。随后喝令交警不用插手后，这群人开着车架着人把杨哥带回了自己的地盘。
  最后杨哥吃了什么苦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单位大概不愿承担交通事故责任，发了告示，以杨哥影响公司正常业务等等理由把他开除了。
  过了很久，我听说杨哥跑去俄罗斯而且参加了黑社会。真正的黑社会，手里有枪，勒索恐吓，帮中国商人收帐或者收保护费。在很多地方，出了国的人中国人反而更团结。那些在国内舒坦过日子的人，只会叫嚣国家和社会让他们受了委屈，却不会考虑到自己除了叫唤还会做什么，即使一只狗也知道守住门口才有骨头吃。
  这些消息起初我没有相信，当杨哥的国际长途打通我的电话，并一直豪爽的告诉我不必担心电话费后，我才明白他被改变了。
  “哥要是以后混出头了，我一定回去。”杨哥问我：“你猜我回去找谁？”
  “找那台沃尔沃？”我笑着说：“总不能是想回来拉我一把吧？”
  “你要是想来，我安排你。其实跟在中国一样，我们带枪就是为了壮胆子，谈判的时候往桌子上一砸，别的用没有。”杨哥说到这，语气忽然变的冷漠，“我回去得把当初那个交警找出来。”
  我不由大声笑出来。
  后来我换了不少工作，替市场拉货，替汽水厂拉货，甚至替方便面送货我都干过。我一直没有让自己停下来，似乎当车轮不转的时候，我就会回到T市，就会回到海滨面前，就会回到曾经存在的台球厅一样。
  因为不能出老家，跑那些短途的活根本赚不到几个钱，我也逐渐只把它们当成打发时间的玩意。偶尔我会在野鸡那里过夜，清早起来后便在车上干嚼方便面；偶尔我会跑去酒店酒吧喝个大醉，当然，醒来后我连一袋方便面的调料都不敢偷用。那是我过的最逍遥自在的日子，兴起了可以到海边等上一整天，只为了吃几只新鲜的虾，不高兴的时候跑去电影院来回晃着手电筒，对那些匆忙整理姿势的男男女女假惺惺的道歉。虽然无聊，但很轻松。
  就这样，我的话越来越少，回到家里除了睡觉就是抽烟。我不了解自己为什么变成这样，就像忘记了身体的灵魂，我大喊着奔跑，试图让自己高高兴兴的发疯，但我没有力量，没有依托。
  老K经常陪我，对着外人，他总说：“我跟阿峰出去兜风。”
  可惜，金杯大概是那段时间我开过的最好的车，兜风不如说成灌风更真切。但我还是很满足，哥哥的那首歌唱的很好，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只一种。
  每听到这，我都觉得自己值得自己骄傲。仅仅是自己，我已经不大喜欢看别人的脸色。对什么笑，全凭自己的态度，对什么骂，全凭自己的心情，我想这应该是快乐的一种。
  老K与我不同，总对打架斗殴感兴趣。让我记得最深的一次是在雨天，我帮市里超市送面粉。因为下雨，我担心后车的面粉受潮，一直开的很急。但在一个桥头，我却没办法继续前进了。
  桥上热闹的站着十几二十号，清一色的小初中生，大半还穿着校服。周围有一些围观的人，没在乎下雨，看的津津有味。
  我按了几次喇叭都没人让路，老K没撑雨伞跳了下去，“妈的，我得去管管。”
  说实话，我挺喜欢看老K装腔作势，与鸡头不同，他别有一番风味，很淳朴。
  跳下去帮老K撑上雨伞后，我们从看热闹的人群里套口风，得知打架的小子是想在学校里立棍。
  老K煞有其事的议论了几句，桥头已经开始动上了手。
  凳子板、桌子盖，最有杀伤力的家伙应该是雨伞。打的不算惊心动魄，不过免费看戏也不能挑剔太多。
  “操，我在这么大的时候，早他妈抡刀上了。”老K不躲不闪的说着，我也只能点头附和。
  当两个小子打到我们身前时，老K不满的抬腿想踹，不过踹空了。其中一个小子握着雨伞，毫不犹豫的朝老K头上抡，我急忙拉过老K，和他摔在了地上。
  老K起身想发火，我抚着心跳阻止了他。
  架打的时间不长，几分钟就打散了。仍留在桥头的小子们得意忘形，地上已经看不到血迹，但这让他们有了自豪的资本。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后浪继续往前上，继续死在沙滩上。”
  老K不由感慨起来，站在桥头迎着风，风顶着烟头上的火末四处乱飞，他还颇有气势的指点着人群。
  我发誓，如果不是我早认识他几年，就冲着他那副德行，我也得拎根笤帚把、拖布杆狠狠削他一顿。前提是，他不还手。
  日子就这样子一天天闹着，鸡头去了一趟北京，不过小姐没联系妥当，害他只赔不赚。周刚搞了家电脑公司，干起那阵子很热门的网络游戏代练。东子去帮周刚的忙，没几天被周刚的父亲请出了公司。我们多少都觉得这事办的不地道，但都没拉下脸去闹。修鬼混的越来越好，干脆把汽车店顶给别人，一心一意跟在汪洋周围忙活。他的眼光还是不错，走私汽车的事被省里盯上，严肃整治了一番，几个市政府的官员调迁，只可惜老百姓对下一届政府信心不大。
  父亲告诉我，政府是舵，真正划这只船的还是老百姓。不过大多人都只记得依赖别人，觉得自己出的那点力改变不了前进的速度。于是政府虽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却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鸡头同样告诉我，我老爸这些话与他放妓没区别。政府就像小姐。钱都被鸡头分去了不说，还容易被别人眼红嫉妒。遇见倒霉点子落下病，还不被别人可怜。因为他们只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如果让他们招待所有人，那他妈的社会上就没人瞎叫唤了。
  如果这些话当街说，我想他蹲的年头会比老K更久，大赦都轮不到他头上。但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让他那种人吐出好话，这不大可能，至少他这次没有诋毁什么。
  与这些人比起来，二郎和斧头要惨的多。
  二郎的病越来越严重，那些针药的副作用全体现在体重上。有了这根病苗子，二郎找工作根本没有希望。先是自暴自弃，又甩了一直对他不错的女朋友，最后二郎还是跟修鬼出去昏天暗地的混了起来。
  斧头在家躺了几个月，背上两条大刀疤让他没办法睡个安稳觉。我劝他向修鬼学学，多去掺合一些赚钱的事，少动刀动枪流血流汗。
  “我要是有那脑子，我至于这样吗？”斧头不再像以前一样倔强。
  “操他妈的，你说吧。”老K对我念叨说：“就算没人逼，咱这样的人也得回老路上溜达。不混咋办？重头念书没人收你，找个工作也就是卖卖面粉方便面。”
  我挥手打断了老K的唠叨，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喜欢夜晚悄无一人的大街，为什么我喜欢躲在闭上灯的包房里，为什么我不愿意研究路上的人对我的眼神。
  从很早之前，我便有了这么多奇怪的爱好。但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明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