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子葬礼时我买了块玉邮给了毛毛，嘱托他一定要把玉放进黑子的骨灰盒。不知道为什么，平静下来以后，我每想起自己在T市的经历，都会不由自主的笑出来。由衷的笑，不夹杂任何情绪的笑。
  上网联系到煜，发现这丫头已经北漂，向一份她认为轰轰烈烈的爱情投奔。我没有讲起自己自首的事情，因为在这点上她开解不了我。承认爱情也是一种自首，我只盼望她的男朋友不是另一个我。
  “一些事情结束后，思考它的人会认为是喜剧，感受它的人会认为是悲剧。”煜劝我去念书，她说这些都是书里学到的。
  我撩不起这种兴趣。人本来就是擅长总结，而且只擅长总结的玩意。我宁可在一段段悲剧里活着，大概哭过了，笑才会最干净。
  健国哥找了我几次，父亲一直默默的替我挡着门。有次父亲发怒对健国哥动火气时，我才发现他原来也有着那么强硬的一面。
  修鬼从老K那里知道健国哥的事情后，竟主动帮我拦了下来。而且结果让我意外，健国哥没有再跑来见我，偶尔打电话叫我出去吃饭的语气也和善的多。
  我自首的头一年，汪洋顺利搞砸了韩国城。韩国城里许多东西都是日韩的二手货，即使这样，那些老板仍选择走私降低成本。可怜那些自认时髦的小青年大包小包从韩国城里买着昂贵的玩意，竟然不知道自己那些衣服家电通常都是外国丢在回收处的垃圾。
  汪洋从这里下手，但连续找海关朋友抓了几次都没有效果。那些破烂根本没人在乎，周虎的关系网也十分牢靠。
  “里面搞不顺就从外面搞。”我无意中替修鬼瞎出主意，“走私几斤白面都能被当成典型，你们也学着点。让汪洋找人去海上拦，那跟海关检货是两回事。”
  只是我没想到，汪洋办的更绝。听了修鬼的建议后，汪洋打通关系截下了韩国城的一艘小轮。几百箱走私烟并不多，但幸运的是，八成货都是日本烟。
  日本人把所有事都算成钱帐，不像中国人喜欢算感情帐。没出两个月，日本大使馆就向海关抗议，要求加大打击走私的力度。
  我根本不知道大使馆到底在哪，而且我也从没听说那里传出过什么值得一听的消息。不过这件事让老家市委十分震惊，压下风头后，三下五除二就停止了韩国城的外扩项目。
  修鬼告诉我走私并不是在大海上盲目飘荡，需要经过很多转折点散货，而汪洋能查到时间地点，这都是绝对的实力。
  韩国城已经投资将近九千万，可惜施工图上那美丽的画面注定成只是画面。北京投资人也被汪洋查出了把柄进行要挟。熟悉地皮买卖的人都清楚，房价高高不降，主要原因就是批地皮时花费的前期费用已经高达房价的20%-50%。只要身后有人，汪洋不愁抓不到那种人的小辫子。
  周虎立即撤了手，韩国城也人去楼空。政府决定拍卖，不过无人问津。投机的是地皮而不是房产，真正赚大钱的人不会接手。
  处理韩国城尾巴的期间，修鬼和斧头没少出力。在一家酒吧械斗时，斧头再次把韩国人的儿子破了相，不过这次韩国人没开口索赔两百万。要知道，在我们这些人眼里，那些未整容的大饼子脸不比中国人的脸皮值钱。
  修鬼办事稳当，斧头敢做敢当，汪洋对他俩态度不错，所以修鬼才有胆子替我说话。当然，我也清楚健国哥看上的不过是汪洋的面子，这种事虽然掉价，但不丢人。
  鸡头嘲笑我当初没眼光，捡到宝贝不知道用——李桐的父亲在市里很有手腕。
  从中俄走私开始，李桐的父亲捞了一票本钱，随后他收手很久。不论是农村农田承包，还是下海开公司，甚至到了股票大热时，李桐的父亲都没有动手。直到国家开始下放土地权力时，他一连圈下老家几块旺地皮，从此成了市里数得着的财主。
  不过李桐的父亲做人很低调，大多事情都交给自己的爱人出面，而一些琐碎的麻烦则有汪洋摆平。所以很多人只知道汪洋，却不知道这位身后站着的真正的大哥。
  过去一年经历的事情太多，我已经对这些大哥级的人物失去了向往，当成故事听过之后，我便抛在了脑后。而且，我竟不自觉的拒绝了几次李桐约我出去玩的要求。
  李桐父亲的做法与黑子差不多，尽管他投机成功，但我实在不愿再见到一个活着的黑子在我眼前。
  老K在汽车大修厂上班，没多久就因为工资条少打了十几块钱把工资科的人揍了一顿。大修厂答应月月按时开饷，条件是老K不必、而且不能到厂子里来上班。
  东子羡慕的夸耀老K有能耐，大概只有我才看得出老K装出来的潇洒。每个月几百块工资对大修厂来说微不足道，施舍出来，真正难堪的反而应该是老K。
  老K无聊便喜欢叫我陪他溜弯，知道我和和尚的前后遭遇，他不愿意再回山屁哥身边。看着他到处望眼的模样，我猜他想找点事干，真正适合他干的事。但我和他除了能打打架以外，连摆个地摊的本钱都拿不出。大多数情况下，我只能看着机会眼睁睁溜掉。不过老K对我信心很足，他一直相信我会找到生财的道。
  对于那时的我，确实能看到不少投机倒把的机会，但仅仅是看而已。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让一批有胆识的人先富裕起来；九十年代猖獗的走私让道上的人腰杆越来越硬；而二千年，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暴富的好机会。当然，绝大多数的人错过了这个机会。至于抓住这个机会的人，也大多走进了铁窗。
  九零年末两千年初，国有商业银行开始转型，可以大肆调配信贷资金并决定租赁等等业务的合作单位与方向。市里农行花了一亿两千万兴建办公楼时，我就知道这里以后可以制造出不少横行的大哥与老板。建筑公司分包了工程的一小部分，父亲当时表情很严肃，“国家办农行的时候曾规定，以后农行不许买小车，不许盖高楼。这都是拿着国家和农民的钱搞腐败！”
  父亲一辈子都没有入党，但他每天七点雷打不动的端坐在电视机前准时收看新闻联播的态度，让我无法理解他那一代人对国家的关心。我经常觉得自己在社会上走着爬着无足轻重，也许，就如黑子说的一样，黑社会并不黑，他们只不过选择把坏事公开的做给所有人看而已。`
  黑子曾告诉我，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幸福忙活，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里打出洞，经我们的手为绝对多数人忙活，至于最后的幸福自然也落到绝大多数人之外的我们手里。
  我盯着一栋栋银行证券开始兴建，心里确实有过那么一点奢望。但我很清楚，即使那里的一个小贵宾室，我都没有资格进去。我在另外一家银行大厅里的饮水机旁想帮父亲接一杯果汁，保全很客气的把我赶出了那里。我记得我看见大门口贴了一张标语：为人民服务。
  原来，想当人民也得谈论资格。
  在这一点上，鸡头与我很像，我和他已经懒到不再介意别人的评价。鸡头没有再回去内蒙，天天扎在步行街红灯区里的一家网吧，有一天他竟笑眯眯的告诉我：“哥们现在干起‘传销’了。”
  鸡头在本地聊天室聊天，拉拢客人安排小姐，省掉了给场子老板抽的油水。这倒是响应了国家的号召：与时俱进。
  鸡头在网上也收一些小鸡头，按照他的话来说，那是下线、二级代理。有个初中女孩在聊天室里说自己缺钱，鸡头立即联系到她，当天找到客人赚了三千**费。从那以后，鸡头在网上名声渐渐大了起来。直到鸡头联系红灯区小姐出台被场子老板发现，老板找人堵进网吧恐吓后，这小子才收回那双脏兮兮的手。
  姥爷出主意，让母亲尽快安排我的婚事。“一个男人成了家，总会学的稳当一些。”
  于是母亲介绍了几个女孩子让我相亲。不像电视剧那样有情调，大多是领到家或者到对方家里坐坐，瞧顺眼就出去轧马路聊天，装出一本正经的斯文样。
  我的运气还不错，几个女孩子虽然知道我犯过事，不过都没有较真。只可惜我这种被人叫做“二流子”的家伙，根本不愿意去想以后。我知道她们想改变我，我也希望被她们改变，但我害怕我不会习惯另一种生活。
  其中一个当幼教的女孩子很严肃的问过我，她问我整天不务正业，从没往银行存过一分钱，我会不会静下心的时候后悔自己这么糟蹋过生活。
  “我喜欢这样的我。”我说完离开了她，也拒绝了母亲再替我安排相亲的好意。
  我很感激那个女孩的话，她让我明白一件事，活的干净与否并不代表这个人干净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