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黑子接触的越深，我越觉得自己陷进了一个新的社会。以前的我一直觉得父辈口中所说的“社会是一个大染缸”有些不着边际，而现在却发现如此真实。在某些时候我甚至怀疑真正染花眼睛的，不是所谓的社会，而是人心。
  每天黑子的电话都会响个不停，这让我很羡慕。一个男人经常说自己很忙，这不是累或烦的问题，而是一种自豪的资本。渐渐我发现原先想象中的黑社会不是电视里、吹嘘里拳头刀子来往的世界，或者说，这些人反而是一段桥。这些桥连接着原本无法碰面的关系，起点和终点没有纯粹的好与坏，只不过这些桥是一些人登不上所以眼红的，或者这些桥的搭起使用了太多暴力的手段。但无论怎么说，桥不等同于路，冒险得意却也危险刺激。
  黑子经常办的事无外乎替别人出面摆平麻烦，驾照被扣、营业许可过期，就连单位分房的级别制度黑子也插手过。有些不同的是，黑子在电话里只是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从不一口答应，也从不事先问清楚自己的报酬。
  “自己办不成的事就不能拿别人的钱，不管混到什么地步，千万别欠别人的人情。”黑子这样子提醒我。
  也许是一种炫耀，不过我确实总可以从他那学到很多东西，然而更多时候我却是报着怀疑在同情他。他这种人对别人没有什么信任感。我也觉得自己亏欠过别人一些，但我很少把别人的帮助或者情义当成人情。真把所有东西划分成有欠有还，活着也就失去了理由。
  然而让我最感到奇怪的是，每次听到电话里求黑子办事那些人的声音，我都会厌烦。这些人总可以把自己最龌龊的想法说的冠冕堂皇，在把黑子当成菩萨一样捧在手心达成目的后，我相信他们反手便会摔掉我们，骂几句踩几脚，证明自己的无辜。我相信黑子同样明白这些面上的事情，他不说，他不在乎。
  T市有家连锁超市，规模很大。偶尔宁佳会在早晨拖着我去那里买一堆一堆的零食，然后打发一整天时间。被女孩子搀着胳膊买各种东西的感觉很棒，我很喜欢那种地方，也奢望过自己能开起一家，每天看着别人斤斤计较却幸福的布置着自己的日子。但从一件事之后，我开始对那里充满了反感。
  有位老人在周日抱着自己的孙女去逛超市，不大走运，货架没搭好，在两人身旁倒落砸了下来。老人没受什么伤，两周的孙女却被结结实实的砸中了脸部。小孩子眼睛下面破了一道大口子，医生打算缝针，父母担心留下疤痕一直在犹豫。
  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吃亏，同情也不过是证明自己高尚的借口，真正能用手而不是用嘴帮忙的人不多。这家人性格实在软弱了一些，父母去超市问过事宜，当然抵挡不住口嘴麻利的服务员的哄骗，无奈的在家里犯愁。老人咽不下气，接连几天搬着垫子坐在超市门口抗议。似乎有记者采访过，但T市不是什么大城市，这种新闻也不是谁都能报出来。
  超市经理姓张，与老朱打过交道，害怕因为这件事影响了自己，于是电话里求黑子出面帮个忙。
  能找到黑子，这已经证明他不准备承认事情与自己有关。这种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家常便饭，如果哪个混子说自己一辈子就指着公理道义活着，他绝对混不出头。黑子一口答应了这件事，在车上冲我仰着头。
  我连忙示意没问题，我自然不愿追着斌斌的步子，吹嘘着自己的讲究而被黑子踢到路旁。
  和二郎找到超市办公室见了张经理，他居然拍着我的肩膀诉苦，并鼓励我好好解决这件事。我想不出应该怎么说话，似乎很多时候说违心的话连自己都会后怕。我谢绝了张经理安排的饭局，不是不肯定自己能办完这件事，只是自己不想。
  张经理的态度倒不错，钱可以赔，但不能明面上赔。如果这样，那就是承认超市安全管理有问题，自己也必然会有麻烦。我不了解他嘴里那些调调，却理解他这种做法。过错谁都可以承认，但不是谁都可以承担。
  张经理把超市客服部的一个姓郑的年轻人介绍给我认识，这家伙倒很端正，见我没跟他握手的意思后主动送了张名片，似乎在提醒我他的身份。
  白白净净的脸盘，可惜留了落腮胡，二郎扯过名字冲我嘀咕，“长的跟张面巾纸似的。”
  我仔细打量确实不差，不由咧嘴笑了出来。面巾纸恼怒的瞪着我，张经理在一旁拦着让他带我们去受害者的家里“慰问慰问”。
  一路上我和二郎都没搭理面巾纸的罗嗦，因为老人的举动，超市确实很为难。最令人担心的是，老人拒绝了私下赔偿，非要超市经理当着大伙的面道歉。据说不照办的话就动用以往很流行的手段——写标语写大字报，发动自己的老朋友去政府门口静坐抗议。
  政府当然不会理会，但声誉问题始终不好解决。我听着面巾纸的话，有些敬佩老人的顽固。这年头能把面子压在钱上的人不多，即使愚蠢，也是种坚持。
  找到受害者家的楼下，就在一家小发廊里我们首先看到了老人。年纪很大，正在师傅那里打理头发。我好奇的独自走进去假意剪头，听到老人仍在抱怨，大意是想收拾一下门面继续去超市抗议。
  面巾纸忍不住走进来冲老人吆喝，吓的师傅打了个哆嗦。
  “什么事也等人剪完头再说。”师傅不满的骂着，老人则疑惑的瞪着我们三个。
  我也不能开口就提出自己的目的，推开面巾纸安静的等着，很尴尬。老人匆匆结束了自己的打理，走到门口没言语就往公车站牌张望。
  我无奈的拉着老人的胳膊，好言相劝说自己是来研究一下赔偿的问题。不过老人根本不吃我那一套，似乎看轻了我的年纪，也似乎看轻了我的诚意，非要到超市人群里解决。
  我不解的拽过面巾纸套话，他坦然承认前几天在超市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老人被保安当众辱骂。
  “真有一套。”我讥笑着面巾纸，尽量耐着性子向老人说一些现在处事的道理。
  “在我那年代……”老人总是用这样的话来搪塞，这让我和二郎苦恼却也同情。
  “别提你那年代了。”我叹气说：“人是往前活着，我这年纪都懂这理。”
  老人的脖子气的又红又胀，二郎几次啐痰想骂，几次又强忍着戳在一旁不言语。在我们纠缠的时候，路旁忽然跑来了一男一女，刚到身边便拉过老人挡在了身后。
  “一家的。”面巾纸提醒说。
  “孩子出事了，现在还想拿老人开刀？”女人首先愤怒的吼着。
  这种场合永远是女人胆子要大，但往往却使错了方向。我冲男人点头问好，皱着眉提议换个地方聊聊。
  “这家姓郑的全是倔驴。”面巾纸不满的抱怨。
  “你他妈也姓郑。”我盯着面巾纸上下撇着眼神，回头冲男人笑。
  男人也鄙夷的瞟着面巾纸，喘了很久粗气把我领进了他的家里。
  谈的倒很顺利，我答应孩子所有医疗费全由超市出，当然也会支付一些补偿。条件按照张经理的话——私下解决，不希望再在超市门口看到有人抗议，也不希望再从别人嘴里听到这件事。
  男人答应的很快，他和妻子都是附近一家小厂子的职工，每个月几百块的工资，连房子的产权都没钱买下来。
  谁都不容易，但更多人是逼着自己不容易。我很满意男人的态度，只不过老人是个麻烦，仍倔强的不肯这么放过超市。
  “想想吧。”我把电话留了下来，“想清楚告诉我。小孩留疤长的快，找把好刀，吃点好药，没什么大不了。”
  二郎掀开我的后衣襟，开玩笑的说：“别像这小子似的留这么道疤，洗澡都不好意思背对别人。”
  男人看到那条畸形的疤痕不由变了脸色，知道我身份后反而变的很不安。面巾纸得意的摇头暗示这家人的不开眼，我有种当场踹他一顿的冲动。
  回到月亮湾之后我没有对黑子提，拖了几天的原因当然出在老人身上，我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办好。晚上有些郁闷，找出毛毛和金笛胡闹，在一家陶吧里差点与人动起手——有群小子嫌我们玩闹的声音太大。就因为心里空的太厉害，所以我们才不停叫着嚷着让自己感到塌实。他们不懂，我也学着不去在意。
  第二天我没接到电话，第三天也一样，不过面巾纸电话中告诉我那家人没有再到超市胡搅蛮缠。当我考虑要不要再跑次腿的时候，电话却传来女人愤怒的吼骂声，句句提着要报警。
  我不清楚究竟，急忙叫上人跑去了那里。进门后我有些傻眼，筒子房不大，却被砸的狼籍一片。
  “谁他妈干的！”我吼着，并不知道自己对着谁吼。
  “一个叫斌斌的。”男人咬着嘴唇看向我，“你们也不能这么欺负老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