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觉得丈夫的行径迥异平日，想到“可能”是狐妖在酒中下毒所致，以丹砂却邪，姬生才如梦初醒，失声说：“我奈何作贼？”其实他的作贼也许是酒精降低了他的压抑作用，但他还是把自己陡生的贪念推给了狐妖。
  卷七的《鸦头》一文则说，开妓院的老鸨是个老狐妖，而以美色诱人的众妓则是小狐妖，有一狐女鸦头不堪烟花下流，偕恩客王生夜遁，后来老狐妖逼至，揪发提去，百般鞭楚折磨。王生与狐女所生之子长大后，知母为老狐幽禁，持刃前往，血溅欢场，扑杀众狐妓及老狐（他的外祖母），救出母亲。母亲以巨针刺其子踝骨、肘间及脑际，“掘断狐性”，其子醒来涕曰：“忆昔所行，都非人类。”从此“温和如处女，乡里贤之”。蒲松龄在篇后还说：“妓尽狐也……灭理伤伦，其何足怪，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类所难而乃于狐也得之乎？”这个结论是相当荒谬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动物学家都告诉我们，动物在生存的压力下，固然会扑杀异类或同类，但“绝对不会”折磨对方，让对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谓“百折千磨，之死靡他”绝非“狐性”，而是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才具有的“人性”，但大家还是将它推给狐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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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斋》狐妖故事的心理学探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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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当一个人表现出色欲、财欲、攻击欲，而又无法自圆其说时，就说这是“狐祟”，是狐妖在作怪才使自己迷失本性的；其实，狐妖更像是原我欲望的代名词或替罪羔羊。在以欲望为名的交响曲中，那些来去自如的狐妖扮演的其实是中国人“社会原我”的故事。
  三、男人与野兽的浪漫绮情
  书生与女狐的浪漫绮情，是《聊斋志异》里描述最多、也最魅人的故事。这固然可以说是男性的色欲较旺盛，且在男权社会里较能有非分之想及非分之行所致，但如果我们拿它们来和西方另一组与爱情相关的变形故事做比较，可能就会发现另一种更幽微的原因。
  中国人习于书生与女狐的爱情故事，觉得野兽变成美女来引诱书生，似乎理所当然；但在西方，我们却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变形结构：希腊神话里的宙斯风流成性，他经常变成野兽去引诱美女，譬如有一次他变成一只天鹅，引诱丽达和他作爱；又有一次，他变成一只大白牛去引诱欧罗巴女神，将她带到克里特岛，然后再变成一只老鹰，享受了欧罗巴女神的肉体。
  在有名的《美女与野兽》童话故事里，则是一个父亲为了给他美丽的女儿礼物，到“野兽”的花园里偷摘玫瑰，因被发现，而使美丽的女儿必须代替父亲到“野兽”的古堡去接受处罚。“野兽”爱上了“美女”，并因而缠绵病榻；最后，“美女”忘了“野兽”丑陋的容貌，日夜服侍他，终于也爱上了“野兽”，答应嫁给他。于是，奄奄一息的“野兽”变成了一个英俊的王子，原来王子是被女巫施以魔法才变成“野兽”的。“美女”的爱破除了女巫的魔法，王子与美女有情人终成眷属。另一则《青蛙王子》童话，也是类似的爱情故事。
  西洋这类涉及情爱的变形故事，和中国的可是大相径庭。为什么宙斯在引诱丽达和欧罗巴时，不变成俊男，反倒要变成野兽呢？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说，野兽降低了美女的性压抑，因为野兽不会泄露秘密，美女不必在野兽面前感到羞耻，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她想做的事。而童话故事里的美女与野兽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它一方面在说，女人不应该只看男人的外表，而应该爱他的内在；另一方面则在说，一个少女必须接纳她也有的兽性，始能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女人。
  《聊斋志异》里的女狐故事，事实上是“男人与野兽”的故事，野兽必须先变成美女，才能让男人动心，否则免谈。除了少数几个故事中的狐女不怎么美外，其他均属人间罕见绝色。这些美女大抵皆自承为狐，但书生依恋其美，不仅不以为怪，反而觉得更加“刺激”。这类女狐故事事实上是将男人对女人的两种渴望冶为一炉：美女是表，野兽是里，搂在怀中的美女就是野兽；美女既是野兽，男人自可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而《聊斋志异》里的女狐也大都具有这种双重性，她们一方面具有“容华若仙”、“媚丽欲绝”的美女外貌，一方面又具有“自荐枕席”、“恒无虚夕”的野兽本质。
  卷一里的青凤是书中最像名门闺秀、最贞静自持的美女，但也是唯一让人看到她野兽原形的女狐。在故事开始时，青凤和她的家人并没有自掀底牌地自承是狐，而耿生虽对她意乱情迷，却也一直无法“及于乱”，青凤的叔父甚至因为耿生的轻狂而举家他迁。几年后，耿生清明上墓，归途中见被犬逼逐的小狐跑到他跟前，依依哀啼，“生怜之，启裳衿提抱以归，闭门，置床上，则青凤是也”。为什么在路上不能从野兽变成美女，而非要到“床上”才能做这种变形？书上并未交待，但这种安排的潜意识用意恐怕还是要增加上述所说的性魅惑。青凤在被耿生看到她野兽的一面后，对耿生说：“望无以非类见憎。”耿生的回答是：“如获异宝，何憎之有？”于是青凤不再贞静自持，自云“可与君坚永约耳”，而和耿生共效于飞。
  在《聊斋志异》里，书生与女鬼的爱情虽然同书生与狐的爱情同样魅人，也同属色欲幻想，但前者是染有“死亡气息”的情欲满足，而后者则是染有“野兽气息”的色欲发泄，何者较能让人“放纵”其身心，是相当明显的。
  四、色欲满足的双重标准
  《聊斋志异》里也有数则男狐找女人的故事，但却与前述女狐找男人的故事大异其趣。在这些故事里，它成了真正的“狐祟”，女方多是身不由己，任凭男狐摆布，既没有用来装点色欲的爱情，也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男狐妖对女性的性骚扰，让人想起西方的梦魔（incubus）传说。传说中，梦魔会在夜间侵入女子的床铺，和她作爱。早在公元7世纪，就有一位大主教记载某修道女饱受梦魔的折磨，最后由神父驱魔才告平息的案例；到了12世纪，梦魔骚扰的案例突告增加，有一妇女夜夜受梦魔骚扰达6年之久，最后由神父作法驱魔，并命僚属与该女士同床共眠，梦魔才不得其门而入，但却在门外发出可怖的诅咒。
  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梦魔作祟乃是一种女性的色欲幻想，因为女性有较大的性潜抑及压抑，而社会对她们的性束缚也较多，所以只能用“身不由己”、“被搔扰”等方式来获得某种发泄，男狐妖的作祟于女人，似乎也可做如是观。但在男权社会里，女性的的这种色欲幻想显然无法像男性的色欲幻想般受到歌颂，而是必须加以挫折的，譬如卷一的《贾儿》一文说，某位因丈夫在外经商而独寝的妇人，“梦与人交，醒而扪之，小丈夫也。察其情，与人异，知为狐”。起初，她还邀庖妪与儿子共寝以拒狐，最后竟至与狐“嬉戏无节”，诟骂来破坏好事的儿子是多管闲事；不堪此辱的儿子先是以利刃断狐尾，后又以毒酒毒死狐妖，而妇人也因病疾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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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斋》狐妖故事的心理学探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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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狐妖要光明正大地来明媒正娶世间女子也是不行的。卷三《胡氏》一文说，某巨室的西席胡氏是一狐妖，主人“察胡意固不恶，优重之，不以怪异废礼。胡知主人有女，求为姻好，屡示意，主人伪不解”。胡生又正式托人作媒，主人始以“交称莫逆，何必婚姻”却之，后来又直告曰：“实无他意，但恶其类耳。”次日，胡生派狐兵来犯，骚扰月余，主人不堪，只好对胡氏推心置腹地说：“先生达人，当相见谅，以我情好，宁不乐附婚姻，但先生车马宫室，多不与人同，弱女相从，即先生当知其不可”。同时为了表示不是看不起他，又主动提出“如不以尘浊见弃，在门墙之幼子，愿得坦腹床下”的建议。胡氏刚好有妹未嫁，遂转怒为喜，和巨室订鸳盟。
  这个故事在《聊斋志异》里颇具对比作用。当书生遇到女狐时，虽明知其为异类，却亦为姻好，即使父母也不反对。但《胡氏》里的男狐，纵然优秀饱学，当他欲与世间女子结为姻好时，人类就“恶其类”、“弱女相从，即先生当知其不可”。这种心态不只表现在人与狐的关系中，亦表现在人与鬼的关系中（《聊斋志异》里多的是男人娶女鬼为妻的，但却没有女人嫁给男鬼的），甚至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如卷五《夜叉国》里的徐某、卷六《罗刹海市》中的马某，两人流落蛮夷之乡，也都分别娶该族族女为妻。
  这种女人不可以嫁给狐妖为妻（或与之相恋），但男人却可以娶狐妖为妇（或与之苟且）的心态，事实上，就是《聊斋志异》里人与异类关系的基本模式。在以男性为主体的家庭及社会里，男人可以涵摄兽类的雌性，将她们纳入现有的体制中；但却不愿或无法忍受女性去跟随异类，被纳入它们的体制中。这种“沙文主义”是《聊斋志异》此一“妖精交响曲”的另一个基调，如果我们拿它来和前面所说的另一个基调——“狐化为人的变形”相比较，不难发现所谓将野兽提升为人类的观念，并不是要和它们平起平坐，而是想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体制中，成为满足欲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