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首任局长是邓发。邓发出身工人，当过公安局的勤务，“五四运动”中参加反帝游行，1922年省港罢工中任工人纠察队长。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任五区赤卫队副指挥。起义失败后，邓发到香港建立特科组织，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1931年进入江西苏区，任闽粤赣特委书记。曾去苏联学习保卫业务的邓发，8月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央保卫处处长，11月任国家政治保卫局首任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政治保卫队。先后担任部长的有：欧阳毅、张然和、李克农、钱壮飞、李一氓、汪金祥等，先后担任政治保卫队队长、政委的有：李玉堂、吴烈、海景州、马竹林、卓雄、谭震林等。
  以前，中共工作分为苏区、白区两大系统。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由特科主管，苏区的情报、保卫工作由肃反委员会主管。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后，统管各苏区、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就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建立的前后，全国各苏区也将肃反委员会改制为政治保卫局、分局、处。中共的全部工作范围，都由国家政治保卫局覆盖。
  这个“国家政治保卫局”，标志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开始转以国家政权的形式实施。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苏区肃反（1）
  肃反、保卫，不同的表述履行同一任务。新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将各级保卫局和肃反委员会的组织统一起来，同时也统一领导保卫和肃反工作。
  苏区的肃反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大概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吧，作者探问《当代中国的公安工作》的一位编委：中国的公安史写出来一定好看？
  郝苏沉吟片刻：不好写啊，中国公安工作有几次大的左倾……
  公安保卫史上的三次大的左倾，有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发生在苏区的“肃反”，有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延安的“抢救运动”，还有建国以后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撰写保卫史，不得不面对如何写错误的问题。
  写错误，往往是费力不讨好，于是就有报喜不报忧的轻巧做法。可是，写错误，实在是认识历史展望未来的前提——回避错误岂不容易重复错误？其实，写错误之难，不止由于犯过错误的人也许有所顾忌，更为重要的是写家应该有能力恰如其分地把握错误。越是不好写的题目，越是关系重大，越应该下大工夫。
  正像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决非孤立一样，中国公安保卫史上的三次大错误也有相互联系。“文化大革命”是否以“抢救运动”为前身？“抢救运动”是否以“苏区肃反”为前源？
  全面记述发生于1930年至1935年期间的苏区肃反，那应是另一部大书，本书只能提供一个简明的历史背景。
  首先开始肃反的江西苏区，从整肃“AB团”开始，因“富田事变”进入高潮。1930年6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根据举报，抓捕团特委干部朱家浩，朱家浩又供出一批反动组织“AB团”成员。进一步逮捕审讯，“AB团”越抓越多，到9月，赣西南3万多共产党员中已经清洗1千多人！10月4日红军攻克吉安，缴获敌人的物资中发现“AB团”徽章，还有一张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父亲写给地主的收条。总前委惊骇不已，前委书记毛泽东于14日致信党中央，报告赣西南发现大批“AB团”分子。此时，国民党发动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集中精力指挥战斗，肃反大权完全下放。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大力肃反，从4万多红军中整出4400多AB团！12月，李韶九奉总前委之命率保卫队赶赴江西行委驻地富田，当天就逮捕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和红二十军军长曾固林等八位主要领导。李韶九在富田严刑逼供，5天抓出120多人，处决40多人。接着，李韶九又带队到红二十军驻地东固肃反。驻扎东固的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串连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发动军部直属独立营起事，逮捕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和李韶九，释放被捕人员。这就是震动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带队出走，提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又分别送信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信中的内容是毛泽东布置别人制造三人伪证，企图加害。彭德怀认出这是模仿毛泽东笔迹的假信，发布宣言拥护毛泽东总政委。红军总前委也发布布告。
  肃反激起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又激发更为强烈的肃反。富田事变的处理几经反复，降温，升温，最后导致二十军从军长到副排长的所有干部被捕，战士分编，番号取消，大批干部被处决。肃反迅速蔓延各地，苏区干部人人自危。红二十二军军长兼政委陈毅也被李韶九盯上了，离家开会之际叮嘱妻子肖菊英：“我去开会，如果到下午六点还不回来，你就回老家躲起来。”归途遭遇土匪伏击耽误了时间，陈毅八点才赶回，家中妻子已经跳井自杀！
  肃反的执行单位是政治保卫局。按照有关规定，保卫局本来无权杀人。“对于反革命嫌疑犯可以直接逮捕”，“一般的对于反革命犯人及其嫌疑犯的判决和执行权，属于司法机关，政治保卫局则处于检查的原告地位。”可是，运动狂潮一起，特别是战争时期，保卫局的权力就无限扩大，从侦查到审讯到判决，一家履行公安、检察、法院三家的全部职能。除了本系统的上级之外，再无任何机关可以制约的保卫局，甚至出现了杀人不经同级军政首长批准的情况。
  不受制约的权力，又导致超越制约的行动。赣西南首创的经验是：“非用最残酷的拷打，决不肯招认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地严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这种后来被概括为“逼供信”的方法效果极大，产生的连锁反应导致“反革命”越来越多！①1930年底江西苏区出现“富田事变”，随之闽西苏区开始肃反，而后，湘赣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也都开展一个又一个波次的肃反，肃反的对象迅猛扩大，大批党员、团员、红军干部、战士被处死，一些根据地的领导人也被杀害，湘鄂西杀了段德昌、周逸群、柳直荀，鄂豫皖杀了邝继勋、许继慎……直到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进行长征，各地肃反才逐步平息。可是，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还杀了高级干部曾中生。1935年10月的时候，各地苏区的肃反都停止了，陕北这里才开搞。
  虽然尚无条件核实肃反杀人的全部数字，但是可以肯定，肃反杀了那么多干部、特别是县团以上的高级干部，却是敌人都无法做到的。肃反扩大化还造成内部分裂，群众疑惑。由于害怕肃反，一些地方的群众不再支持革命，甚至“反水”跟着敌人跑。可以说，肃反造成的后果，动摇了革命根据地的生存。①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苏区肃反（2）
  遍及全党的肃反，显然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相关。肃反期间，中共中央的领导先后是李立三、王明，整个路线越来越左，肃反左倾并不奇怪。
  也有国际背景。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批评斯大林指导错误，斯大林在多数人的支持下反击了托洛茨基。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游行中，拥护托洛茨基的人呼喊反对斯大林的口号，其中，就有一些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苏共随即开始进行反“托派”斗争，将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遣送回国。回国后的托派学生形成了一些中国的托派小团体，又逐渐围绕在被撤销党内职务的陈独秀周围，1929年间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陈独秀为书记。
  此时的苏联，形成了一种新的看法：党内的反对派能够动摇革命队伍内部的信念，因而比敌人更危险。反托派斗争迅速升级，开除党籍，驱逐出境，肉体消灭，比对敌斗争还狠。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党，也有一句流行语言：“对于革命队伍内部的动摇思想，必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谈到党内斗争，毛泽东曾经提出“五不怕”——不怕受批判，不怕受处分，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杀头。年轻的时候，作者以为这是故作惊人之语。成年之后才知道，这“五不怕”个个针对肃反中曾经出现的真实！
  残酷的真实表明：生活不是乌托邦，没有错误的革命并不存在。
  现实的真实又表明：不能在泼洗澡水的时候泼掉孩子，错误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不是反革命。
  回顾历史错误，与其追究个人责任，不如探讨主观客观条件。历史上确实存在着激烈而残酷的生死斗争，新生的共产党确实面对强大而残忍的敌人。没有这些极其不利的客观条件，谁也不会想到采用肃反这种激烈措施。但是，把错误归于客观条件，又能得到什么收益呢？还是应从肃反的主体找教训。
  发生在中国的苏区肃反，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的左倾领导直接相关。领导苏区肃反的中共干部和保卫系统，还是相当幼稚，尚无对付内部奸细的经验。
  可是，这个如此幼稚的政党，居然还能从如此惨重的挫折中缓过来！错杀那么多自己人，队伍依然不散。对错误不满的人，依然相信这支队伍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