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划分，如按组织机构划分为行政系统、党务系统、军队系统，如文职特务、武装特务、秘密特务、公开特务……
  看来，这特务真是够“特”的，无论怎样定义，都显得不够严谨、不够周全。生活实际，不照定义那样划分得清清楚楚。以“特务”论，中国古代就有军事、警察、司法各系统混同的情况。其实，现代也未必清清楚楚。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中统”与“军统”，可是“复兴社”的情况就有些复杂，其中只有力行社的特务处才是严格意义的特务。国民党抓共产党的时候，所有的地下党员都算特务；跑到台湾以后更是超度紧张：情报工作是特务，联络工作是特务，就连统战工作也算特务。
  作者至今没有完全考证准确，中国的情报、保卫组织的名称都是来自何处。
  苏联那里，1917年设立“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改称“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伯乌”。看来，中共创建情报保卫组织之初，并未照搬苏联的组织机构。也对，苏联那里是国家政权组织，中共这边正处于非法状态。那么，周恩来的“特务工作处”从何而来？美国倒是惯用“特务”这个名称，负责总统警卫工作的机构，设在“财政部”，叫做“特务处”。莫非这就是中共使用“特务”名称的来历？还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最初的“特务”组织都隶属军事系统，莫非借用军队的“特务连”？
  “调查”，最早见于国民党，后来共产党也有“调查部”，大概取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1907年美国司法部设立调查室，1924年扩大为调查局。这也是苏联不用的名称。
  “二厅”大概是国际惯例。清朝政府改革官制，1906年设立了一个职权相当于总参谋部的“军咨处”，这个军咨处下设七个厅，“二厅”专门负责对外情报间谍活动。这个“二厅”世界通行。美国陆军情报局简称是Armyg-2，空军情报局简称A-2.国民党有“参谋本部第二厅”，中共中央军委也有“二局”，总参谋部也有“二部”。军队之中的老大总是作战部门，情报部门排老二也够显赫的了。
  作者执拗地探询各种“特务”机构的区别，见到有关专家就追根问底。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足以称为中共的顶级“特务”了，却这样提醒作者：你们年轻，许多事情弄不清楚，过去的工作，不像现在划分得这么明确……①这番话使作者恍然大悟。
  包括被称为“情报”、被称为“保卫”、被称为“特务”的工作，都不是按照定义运行的，而是怎么有效就怎么做。
  中共自创建之日就十分重视保卫工作。1921年7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中召开，会址还从上海市区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得保守秘密。”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少党员的身份公开，广东区委委员杨殷在广州市公安局任顾问，曾调查廖仲恺被刺案件，1926年又负责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保卫工作，从广州工人纠察队和南海农军中挑选人员，组织了一支保卫大队。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省港大罢工，都设立了纠察队、监察队、侦察队、调查队等保卫组织；湖北、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也普遍设立了农民自卫军，维持乡村治安。不过，这些早期的保密措施和保卫组织，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中共在地下状态期间，曾在内部称为“秘密工作”。后来有了农村根据地“苏区”（苏维埃区域），保卫工作建立公开机关；又将非苏区的这块工作称为“白区工作”、“城市工作”。
  直到成立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才出现“特务”这个名称，才符合特务定义的核心部分。
  至于分为“情报工作”、“保卫工作”、“调查工作”、“统战工作”、“联络工作”，那都是往后的情况了。
  遇到分类难题，作者有一个高招：采用同心圆式划分。核心，符合最苛刻的定义；往外扩展就开始搀杂模糊成分，甚至具有边缘内容，始终是沾边就赖；直到怎么看都是另一件事物，那才算出圈。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3）
  “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特务”、“间谍”、“警察”，这是核心部分；较为宽泛的划分，也就是“圆心”之外的圆圈，再算那些“白区工作”、“城市工作”、“统战工作”、“联络工作”……这个同心圆一圈一圈扩展，总要有个能够涵盖全部的名头。思来想去，采用一个相对模糊而又相当诱人的名称——“秘密工作”！这就是本书书名的来历。有一本外国同类题材著作，就题名《秘密战》。
  “秘密战”的范围相对宽泛，可也不能无限模糊出去，那样，“特务”就不“特”了。本书的内容，还是尽力阐述“特务”的核心定义。
  中国早期的特务组织，尽管机构很小功能不全，却是以后影响中国政局的庞大特务组织的前身。
  “党务调查科”后来发展为赫赫有名的“中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复兴社“特务处”，后来扩大为赫赫有名的“军统”——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国民党庞大的军警宪特组织之中，这党务系统的“中统”与军队系统的“军统”，始终是核心特务组织。
  “特务工作处”虽然只活动了三个月，却培养了中共最早的特工干部，此后成立的“中央特科”，骨干大多来自这个特务工作处。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央特科（1）
  在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内部，“中央特科”赫赫有名。
  中央特科，创建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上海创造了无数中国之最：最大的城市，最宽的外国租界，最多的市民人数，还有，最复杂的情报斗争！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英国、法国租界的巡捕房、包打听，弄堂码头的青帮、红帮，共产国际的情报站、中共特科的打狗队……上海是国际公认的“冒险家的乐园”。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再次转入秘密活动，中央机关又从广东搬回上海。1927年11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如果说，此前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还是个短暂存在的临时机构的话，这个“中央特科”就是专业的中共情报保卫机构了。了解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必须追寻这个“特科”。
  “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组织逐步扩大，先后设立四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无线电通讯，负责人李强、陈寿昌。
  总务科的重要任务是保障中央会议。那时的中共中央革命热情高涨，自身处于非法状态，还要召开一些全国性大会。1930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会议、1931年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到会人都有好几十。总务科先租下外国租界之中的楼房，安排自己人居住进去掩护，再把数十位会议代表分别安排在旅社住宿。开会时楼外有红队便衣骑车望风巡逻，楼下有“太太”打牌望风，楼上有总务科“佣人”服务。代表们在楼上开会，一旦有情况外围立即报警阻击，代表则从暗道转移。总务科还负责营救被捕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两次被捕，都由特科收买巡捕房营救成功。1929年8月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被捕，周恩来亲自策划劫刑场。30日，敌人将彭湃、杨殷押赴龙华执刑，红队化装成摄影队半路截击。由于沿途警戒森严，运送武器来迟，千钧一发之际，手无寸铁的红队眼看囚车路过，无法出手。罗亦农就义之后，特科冒险收殓埋葬遗体，还竖立了化名“罗四维君子之墓”的石碑。
  负责情报的二科完全在搞“特务”工作。二科的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陈养山、欧阳新、刘鼎、李宇超等人，都是中共的情报奇才。科长陈赓乃黄埔三杰之一，东征中救过蒋介石一命，还到苏联学习过保卫业务。二科发展了一个重要情报关系鲍君甫。国民党成立调查科以后，立即寻求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选中的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陈养山的密友！经过特科积极争取，鲍君甫同意为共产党做事。于是，国民党驻沪特务系统建立伊始就实际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特科营救任弼时，就是通过鲍君甫往租界巡捕房送钱。更为有趣的是营救关向应。1931年关向应在法租界被捕，绝密的手抄文件也落入敌人手中。法国人看不懂中共文件，托鲍君甫找一位“鉴别专家”。于是，特科的刘鼎就负责鉴别关向应的文件书籍了。不久，手抄的机密文件被刘鼎悄悄取回，鲍君甫又对法国人说，鉴定证明此人的书籍没有政治价值，不过是个普通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