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华侨布鲁在延安号称“东方福尔摩斯”，谈恋爱期间还侦破重大疑难案件。闹红起家的陕北汉子赵苍璧，第一次执行任务就迷上侦察业务。异地革命的知识青年李启明，把国民党的军官和特务都拉到自己的情报网络之中。
  有趣的公安掌故。邓小平到情报训练班择偶，相中的浦群英后来改名卓琳，订婚宴会吃的是陕北名菜“三不沾”。评剧《刘巧儿》的前身原是一出秦腔戏，主演苏平逃婚到延安参加革命，编剧袁静后来写了《新儿女英雄传》，全体演职人员本是抢救运动的“犯人”，却组成最早的公安剧团。
  有了这么精彩的独家材料，不写能憋住？
  我还是迟迟没有动笔。
  我在寻找适宜的写法。
  过去，我的写作并不正规，同一篇文章可以刊登于学术杂志，也可能连载于畅销报刊，说不清是新闻报道、报告文学还是学术论文。四不像的写法，也许适应飞速膨胀的文化市场的需求；但是，变革中的文体，也需要逐步形成优化的基因。既然我已经在搜集素材上下了这么大工夫，那么，我也有必要在写法上下同样的工夫。
  许多作者在文艺创作中追求完美，我在这本书的写作中，追求“完真”。我尽力做到，即使面对最为严密的非虚构文体的写作规范，面对最为严格的报告文学的写作要求，本书仍为一部合格的严肃的纪实作品。这是因为，我这本书的描写对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领域，而读者希望看到是真实而非虚构的历史。
  前言（3）
  当然，无论什么文章都应写得读者爱看。历史本来是生动的，把生动的历史写成枯燥的八股，只能怨作者。我向来重视文笔，这本书中也活跃着鲜活的人物，演绎着悬疑的情节，描画着生动的细节，可读性决不逊于小说。不过我要声明：我写的这些故事尽管十分生动，却不含戏说成份，都是真的。
  撰写此书的过程，我的脑海中始终回响着“不可埋没！”
  无论你感兴趣也罢，不感兴趣也罢，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本身，实在是一部不可埋没的大书。
  我越写越觉得该写，越写越增添自信。我有非常精尖的选题，我有非常丰富的素材，我还有非常认真的态度。天时地利人和，我当然有信心对读者自称——这是一部关于情报、保卫工作的上品之书！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1）
  谈起情报和保卫系统，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惊呼：“特务！”搞情报的人是特务，搞保卫的人要抓特务，反正离不开那令人发指的“特务”。解放前，共产党谴责国民党搞“特务统治”；建国后，“抓特务”又是防止国民党破坏的重要任务：“特务”，似乎成了贬义词。定义总是形式的，实体才是实在的。作者决心找到中国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机构。
  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国民党那儿，倒找到共产党这儿了。
  据作者考证，在中国的情报、保卫界，最早出现“特务”一词与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都来自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
  1927年国共分裂，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缺乏自卫意识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杀。合法地位变成非法地位，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特务工作处”。
  这个“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委。当时的中央军委机构精干，书记周恩来、秘书长王一飞、参谋长聂荣臻；机关驻地汉口余积里12号，三楼三底两厢的石库门式房子，组织科在楼下西厢，秘书处在楼上西厢，周恩来在楼上客堂办公，特务处就在隔壁的东厢。特务工作处负责人为顾顺章。此人曾在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中率领“打狗队”，1927年上海武装起义中担任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颇有城市战斗经验。1926年周恩来筹建中共保卫工作，曾挑选顾顺章、陈赓、陆留三人去苏联学习。
  特务工作处下设四个股：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政治情报，了解敌人活动动向。负责人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那时的情报工作好做，武汉政府汪精卫还在同共产党合作，连武汉公安局长都是共产党员吴德峰。
  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被迫回国时，保卫股抽调30人护送，完成任务后就留在苏联学习保卫业务。
  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特殊工作，负责人李强，成员只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几个人。这个行动组织曾经处死一名企图接近苏联顾问团的英国间谍，刺伤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奸细尤金皮克。
  匪运股的任务是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胡孑。
  草创阶段的特务工作处工作十分活跃。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7月14日汪精卫武汉分共，特务工作处都能及时拿到情报。特务工作处还在南昌起义中积极配合部队破坏粤汉铁路，把撤退回国的苏联顾问的枪支秘密送往叶挺任师长的二十四师。还通过商人搞了些金融投机，炒卖国库券、钞票、银元，为中央赚取秘密活动经费。
  不久，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这个“特务工作处”于1927年8月结束工作。
  这就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特务”组织！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的建立，与中共也就是前后脚的一点儿时间差。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专门捕杀共产党人。还有军队系统的“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1930年夏，党务调查科内部增设一个“特务组”，专门对付中共活动。
  1932年3月，亲近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仿照意大利的棒喝党和德国的褐衫党，在中国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社员衣着蓝色衣服，又称“蓝衣社”。着力培植亲信的蒋介石，亲中选亲，又在复兴社之中特设一个“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由十个黄埔生组成，戴笠任处长。这个特务处的任务是情报工作、策反工作、行动工作，正是标准的特务职能。这个特务处成立的4月1日，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四一纪念日”，每年此日，蒋介石都要亲自出席纪念仪式。
  这样，国民党也有称为“特务”的组织了。①国共双方，为何都把自己的情报保卫机构称为“特务”？
  “特务”显然是现代产物，记载古代词汇的《辞源》之中，根本就找不到“特务”这个词。具有类似意义的词汇是“间谍”，释为“秘密侦探敌情”。例句：《史记》中记载李牧作战“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还有一个名词“间人”，意为“探子、间谍”，《孙子兵法》就有《用间篇》。看来，在中国古代，“间谍”还是一种军事手段，尚未形成独立行业。
  1979年版《辞海》这样定义“特务”：“参加特务组织或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煽惑等反革命活动的分子。”这个定义将特务完全归于敌人。其实，“特务”其名，起初不含贬义。1937年1月西北政治保卫局颁发《特务须知》，把首长的警卫员称为“特务员”，很光荣的职务呢！①1990年版《语言大典》给“特务”的四项定义包括英文词义：“1.（specialtask或duties）军队中指担任警卫、通讯、运输等特殊任务的，如特务员、特务连、特务营。2.（specialagent）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3.（spy）间谍，敌对一方派往另一方搜集情报，进行破坏的人员。4.（stooge）为某一政府效劳反对另一政府的颠覆性特务。”这个定义已经将特务定为中性，敌我兼有，而且包括各类特务。不过，在军队类别中遗漏了一种侦察任务，军队特务连的编制之中总有侦察分队。想来，作者十八岁参军就当侦察兵，也算有过小特务的资历？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2）
  1996年出版的《中国特务》一书，认为以上定义都不科学，重新定义：“为了国家、阶级或政治集团的利益，受组织或领导的委派，默默从事情报工作或搜捕、暗杀、破坏等行动工作以及其他维护本国、本阶级或本政治集团利益的秘密工作的人员。”这个定义明确了“特务”的三大特征：一是“因公”活动。也对，中国古代，因公活动的人叫“间”（间谍），因私活动的人叫“侠”（侠客）。不过，这个“公”不知是否包括现代的“公司”，为跨国公司窃取经济情报的商业间谍算不算“特务”？第二特征是受组织或领导的委派活动。即使是特务分子，如果擅自杀死私仇者也不是特务行为，而属刑事犯罪。这个特征也不好掌握，看看系列间谍电影“007”，那受组织委派的特务往往又“擅自”行动。第三特征是秘密行为。这就抓住了特务的行业特点。可是，特务未必全秘密，情报搜集工作就可以部分地公开进行。各国驻外使馆中，就有拿着外交护照的公开的特务。从特征来定义特务难以完整，《中国特务》又提出特务的三大业务：情报工作、行动工作、策反及心理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