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类历史蓝与黑之争，亦是与压迫和反压迫的大背景密切相关的。我们注意到，在著名的苏格兰场的名侦探们成为流行故事的光荣主角之前，官府、衙役和法官一直被作家们描写成专横和逐利之徒，是可憎的奴役的化身，而秘密社会的犯罪之举反而被视做“制暴”义举，受到民粹主义者的喝彩——只要想一想20世纪著名的伦敦火车大劫案，想一想民众对那群无法无天的歹徒施以怎样的深厚同情，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人类精神历史曾经历过怎样的罗曼蒂克时代。对这类传奇，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它是一种颠倒。
  这是一个千年命题——人类的处境因罪恶而变得悲苦，然而人类又通过制造罪恶而获得解放。
  只要这世界继续制造着怨恨和短衫党人，这种悖论就会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当现代恐怖主义继续通过暴力来实现其乌托邦之梦时，全世界仿佛一夜之间结束了浪漫主义情思，对“蓝与黑”主题的评判似乎也朝着另一个角度急遽发展。我们开始从情感上厌恶一切简单的、对立的、激烈的、短视的异端价值观。然而当北欧的社会主义者、英伦的新教徒和绿党异口同声地谴责绝望的暴力行动时，我们有必要重温“国家之恶”与“民粹之恶”的历史，《蓝与黑》系列正是这样一部展示人类之“恶”与生命之轻真相的画廊。
  《奥义书》如是说：“欲行伟大之事者，必经伟大之迷途。”
  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一套讲述人的迷失与寻踪的书，书中介绍的世界知名的特殊组织，仅仅是千年命题中的一个分支。它似乎离我们很远，但一旦我们陷入一种破解过程的撕掳痛感时，我们无法拒绝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即我们每个人都在进行着一场从无序到有序的自我争斗。崇高与卑微、勇敢和怯懦竟然在同一个时刻折磨着我们！当我们阅读本丛书时，血液里涌流着梅里美“科西嘉式复仇”的原始冲动；我们仔细审视中情局的徽标，对自由和公正的怀疑油然而生……我们每个人都会涌出面对皇家骑警的不安的感受，我们的灵魂面临拷问：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不经法官批准的逮捕和离奇失踪时，当这个世界的公民尚未实现免于恐惧的自由时，我们能够轻松地说：人类在解除痛苦实现自由的旅程中已经看到了希望的晨曦吗？
  在这套精彩的丛书里，作者对当代历史中著名的公案进行了有趣的探讨，肯尼迪家族的死亡之链、卢森堡夫妇审判的“毒树之果”真相、纽约的火并、连环谋杀……阅读本丛书，读者会透过生活的平庸表相而感知到心灵的不稳定性。本书涉及到我们时代最典型的痛苦的故事，但本书生气勃勃的生态会使哪怕最脆弱的读者都感到勇气在周围萦绕。
  美国特别行动部队历史在美国，军队采取特别行动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存在。那次战争中，每次行动之前，美军都派出特别行动小队，前往侦察敌人的薄弱环节。执行这些任务的，往往是一些具有特别能力的军人。
  1952年4月10日，美国在布拉格基地成立了心理战中心，同时正式建立了现代特别行动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从事心理战的部门并不是传统的军队机构，它最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疯狂的比尔”多纳万将军建立的。
  20世纪50年代早期，特别行动部队再次开始活跃。1952年6月20日，陆军第10特别行动部队在布拉格基地成立；随后，1953年9月25日，又成立了第77特别行动部队（两个番号没有特定的意义和规律）。1957年，第1特别行动部队在冲绳成立，就在那一年，这支部队派出一支小队前往南越，在那里训练58名南越军人，由此开始了美国特种部队和越南共和国之间的长期联系。1961年9月21日，第5特别行动部队在布拉格基地成立，随后它移师越南，负责越南境内所有的特别行动。
  约翰。肯尼迪总统对特别行动部队十分感兴趣，1961年，他参观了布拉格基地，将绿色贝雷帽正式定为特种部队的军帽，它此后成为美国特种部队的象征。肯尼迪总统访问基地的另一个结果，是在1961年11月，第一支特种部队被派到了越南。
  关于特种部队的作用，最初的理念是，在传统战争中可以用它对敌人的正规军发动游击战。但是，越南的现实很快对这个理念做出了否定回答：在那里他们面对的敌人正是游击队，因此特种部队不得不改变最初的战略设想。新的行动包括组建和训练地方民间防卫队（CIDG），1961年到1965年，特种部队在越南建立了80多个民间防卫队。
  在越南，美国特种部队扮演了几个不同的角色，有些角色至今不为世人所知。他们和越南军队有大量的秘密交易，与其他美军相比，他们与山地居民的来往十分密切。这些山民有的因为英勇行为或突出贡献被授予勋章，但大部分人只能默默无闻。他们与美军上级保持单线联系，这种联系往往十分脆弱，在行动中伴随他们的多是不信任和猜疑，对从事秘密活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常见的问题，有的人在多年以后，才被发现是为美国特种部队工作的。
  1971年4月，最后一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离开了南越，同时，这也预示着美国特种部队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了消沉时期。越战结束以后，美国特种部队受到许多责难，其他兵种对它缺乏信任，特种部队的军费开支被大幅削减。
  （14页图：越战期间，特种部队曾试图到北越营救美军战俘，但行动失败，行动的领导者在解释失败的原因。）
  在这个时期，特种部队营救在伊朗的52名美国人质行动失败，这一事件，对美国的声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严重削弱了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心。1980年4月24日，就在当时的总统卡特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正式批准停止“沙漠1号”行动计划的前几分钟，悲剧发生了，两架执行这一任务的直升机在空中撞毁，8名特种兵罹难。
  “沙漠1号”的空难发生后，国防部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小组由前海军参谋长阿德米诺。詹姆斯。哈罗威将军领导，哈罗威小组的报告呈交到国防部后，促使国防部成立了反恐特别行动小组，制定了特种部队的行动纲领。
  “沙漠1号”灾难，使国防部下决心对特别行动部队进行改革。绰号“害羞的米勒”的陆军参谋长爱德华。米勒将军呼吁重振特种部队的雄风，尽管他的建议在当时没有形成共识。1982年，他在陆军特种部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陆军第一特战司令部，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
  到1983年，美国国会意识到了美军需要进行改革，持这一观点的议员不断增加。当年6月，时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巴瑞。高华德议员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有关军队改革的研究，其中包括改革特别行动部队的构想。1983年，两起事件使改革的呼声变得更高，一起是恐怖分子在黎巴嫩制造的爆炸，另一起是入侵格林纳达。死于爆炸的237名海军陆战队员的生命，和在格林纳达出现的联络和控制方面的问题，使国会不得不正视不断增加的低度冲突所带来的威胁和进行地区控制时对特种部队的使用问题。1984年1月1日，在国会山的关注下，国防部正式成立了特种作战机构联席会，但是，它对各兵种的特种部队既无使用权也没有领导权，因此，它没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无法系统全面地解决特种部队的问题。在国防部，几个人是特种部队坚定的支持者，比如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诺尔。考其和他的助理莱纳。瑞兰德，都是特种部队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与此同时，国会山的几位“空想家”决心“大修”特种部队，这些人包括参议员山姆。努和威廉。考安，两人都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还有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附属委员会主席丹。丹尼尔等。国会议员丹尼尔确信，现有的组织和结构不利于特种部队的发展，应该有专业部门来指挥和控制特种部队。参议员努和考安也强烈地感到，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国防部没有充分的准备。努对特种部队有限的军费预算越来越不满。考安认为，为应对低度冲突，有必要成立一个职能清晰的组织来负责指挥特别行动。
  1985年10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正式出版了报告《国防组织：改革势在必行》，内容是关于长达两年的对美军结构的研究观点。该书的主要作者詹姆斯。洛科分析了过去的特别行动，详尽地提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这个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1986年出台的《高华德-尼可斯重组法案》。
  1986年春天，一个有关特别行动部队的议案出现在参、众两院。5月15日，参议员考安介绍了参议院的议案，它由参议员努及其他人共同发起，主张在国防部为特种部队成立一个联合军事组织，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适当的保障，以指挥特别行动，应对低度冲突。丹尼尔的方案走得更远，他主张成立一个由文职人员领导的国家特别代理机构，其文职领导不隶属于首长联席会，而直接归国防部长领导，这样，特种部队的军费预算就可以不经过首长联席会，而直接由国防部长批准。
  1986年夏天，国会听取了这两个议案。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安德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