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三法司要不要调整，请陛下说明白些。”
  “让老臣心里有底，方便三法司改制。”
  不相信皇帝不调整地方三法司机构，袁可立询问道。
  朱由检对地方三法司机构其实也有考虑，只是因为对地方事务不熟，不敢轻易决定。
  此时袁可立愿意商量，他就试着说道：
  “县级就暂时不动，仍旧由知县负责。”
  “但是知县只能判决杖刑以下案件，徒刑、流刑案件要提交给法庭正式审判。”
  “县级使用笞刑、杖刑致人死亡和残疾的，也要追究责任，不能让他们妄为。”
  这是在限制知县权力，宋朝就规定知县只能判决杖刑以下罪犯，大明也规定犯徒流罪者、县里拟罪之后要提交给上级。
  朱由检更进一步，明确规定知县没有审判徒流罪犯的权力。而且在实行笞刑、杖刑时也要注意，不能打死打残犯人，防止他们肆意使用刑罚残民害民。
  袁可立对这点同样十分赞同，觉得应该限制知县权力，又问道：
  “地方法庭应该如何设置？”
  “是在提刑按察使司，还是在州府？”
  朱由检想了一下，说道：
  “府要设置法庭，由通判、推官负责。”
  “州要分别看待，省直辖的直隶州按照下府对待，由判官负责。”
  “府属州下辖五个县以上的，同样按照下府对待。低于五个县的暂时不变，按照县级对待。”
  对大明省府州县的设置，朱由检实在头疼。
  大明开国时撤销行省下面的路，改路为府、改行省为三司，直接管辖府州县，简化行政区划体系。
  但是府州县作为遗留问题，即使在后来多有调整，仍旧不尽如人意。
  大明知府是正四品，级别非常之高，只比按察使低一品，相比被朱由检降为正三品的布政使也只是低一品。
  有的府地盘非常大，能有二三十个县。这些县全部由府直接管辖，显然管不过来。所以就有了从五品的州这一级，管辖一个到几个县。
  例如河南开封府下面，就有郑州、禹州等属州，一共四州三十县。属于省府州县四级体系。
  还有些州由布政司直辖，称为直隶州。属于省州县三级体系。
  至于那些没有属州的府，自然属于省府县三级体系。
  单看这个，似乎还能勉强接受，但是布政司、按察司又派出官员分司诸道，分管督粮道、提学道、分巡道、兵备道等道。
  这些道，在朱由检看来就是后世省厅的作用。只是大明在太祖朱元璋的打造下，属于小政府模式，很多机构都没有设置，连地方转运衙门都没有，户部每年实际掌握的钱粮收入只有几百万。
  权力最讨厌真空，而且按照中国的传统，政府的责任又很多，天然就有救灾等义务，要求有相应的权力。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道的职责变得越来越多，把省里没有设置的机构责任接过来，权力越来越大。
  后来演变至清朝，道就成了府的上级单位，几乎可以说是省道府州县五级体系。
  雍正皇帝觉得这样实在是乱，把属州改为散州，不再辖县，只有直隶州才能辖县。变成了省府县、省府州、省州县共存的三级体系，稍稍遏制了地方行政区划复杂化的倾向。
  但是这个做法，并没有完全扭转行政区划的复杂化，道级仍旧不可避免地成为地方行政区划。
  后来民国推翻清朝，看这种乱糟糟的行政区划实在不顺眼，就有人提出把道府州都取消了，变成省县两级体系。
  北洋政府因此废府存县、改州为县，各种古意盎然的州府称呼，自此成为历史。
  但是一个省管辖数十上百个县，显然管不过来。再加上要分割地方军阀，北洋政府保留了道，变成省道县三级体系。
  省道县这个体系没有维持多久，国民政府推翻北洋政府后，按照省县两级体系废除了道。后来发现不便，又设置行政督察区，仍旧称得上三级体系。
  到了新中国，演变成省、地区、县。后来地区大多被改为地级市，变成省市县三级体系。
  所以在朱由检心中，理想的地方行政区划自然是三级体系，这是之后的数百年历史所证明的。
  只是如今朝廷机构的调整已经占据了他的绝大部分精力，对地方行政区划的调整，自然力所不及。
  再加上如今天下已有乱象，地方行政机构调整如果出现问题，可能会带来极大灾难。
  朱由检只能提前做些准备，把直隶州和五个县以上的属州，当成下府看待。这样以后把它们改为从四品甚至正五品的下府，就能少些阻力。
  其余下辖一到四个县的属州，可以降州为县，直接由府管辖。把州都改为府或县，简化为省府县三级体系。
  从皇帝口中听到“下府”这个早已不用的词语，袁可立敏锐察觉到，皇帝想改动省府州县这个体系。
  虽然他也觉得这个体系有些杂乱，但是现在明显不是改变的时候，所以他立刻劝谏道：
  “陛下，各地州府存在数百年，不宜轻易改动。”
  “先把直隶州当做下府看待，属州以后再说。”
  “拥有五个县以上的属州，其实没有多少。”
  朱由检从善如流，说道：
  “善！”
  “那就这样安排。”
  “各府通判、推官和直隶州判官独立设置衙署，和原有的州府衙门分开。”
  “这个衙署下设提刑科、按察科、法庭，作为朝廷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和省级提刑按察使司下属机构。”
  “这些机构官员受直属上级和当地主官双重管辖，晋升时参考双方意见，优秀官员优先升迁朝廷三法司。”
  这个优待就有些大了，三法司的刑部、大理寺还好说，都察院的御史，可是低级官员升迁的最好去处。
  而且科道并称，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选拔标准一样。皇帝这个说法，几乎是在说科道官员优先从地方三法司推举，对这个新设的衙署自然是极大利好。
  袁可立做过推官，对此十分赞同。
  以前科道官员的选拔推知并重，以有地方司法经验的推官、地方执政经验和司法经验都有的知县优先。
  这样理论上似乎很好，但是因为科道官员权重，又是升为高级官员的最好渠道。以至于有些知县到了地方之后不理政务，受任后以科道自居，整日想着如何弹劾他人、晋升科道官员。
  地方大员也因为他们有机会成为科道，只能由着他们。以至于地方事务越来越坏，落在小吏手里。
  如今皇帝明确规定地方三法司官员优先晋升科道，能够稍稍扭转知县不理政务的现象，让他们专心本职。
  至于这样做的阻力大不大，那就得夸一下阉党了。阉党主政的时候担心科道不受控制，很少把地方知县晋升科道官员。
  如今朱由检沿用旧例，知县即使要骂，也该去骂阉党。
  《明史》：
  山阳武举陈启新者，崇祯九年诣阙上书，言：“天下三大病……
  旧制，给事、御史，教官得为之，其后途稍隘，而举人、推官、知县犹与其列，今惟以进士选。
  彼受任时，先以给事、御史自待，监司、郡守承奉不暇，剥下虐民，恣其所为。此行取考选之病也……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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