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篇小说《人寰》，是以一个中国女性对美国心理医生的自述为形式的。小说的语言便是虚拟的英文；也就是说，是外国人讲的断裂英文。在故事开始，我借女主人公之口说道：“英文使我鲁莽。讲英文的我是一个不同的人；可以使我放肆。不精确的表达给我掩护。另一种语言含有我的另一个人格，使我似是而非，因而不再有不可启齿的事。”
  这些话是我从自己在美国的十二年生活中得到的真实体验。一九九六年年底，我在一位心理医生的诊所就诊，为近乎要了我性命的失眠症，亦为体验西方心理治疗方式。自从我接触了弗洛伊德和容格的心理著作，就对他们创立的“倾诉（TalkOut）”疗法非常好奇，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催眠术。据说催眠术能打开人心里最深的秘密，一些被忘却的童年经历，都会在催眠术中复苏。于是我便开始了“倾诉”疗法，每星期一次，每次一小时。诊费很昂贵，每小时九十元美金。正是在那间又小又封闭的诊室，我发现英文中藏着另一种自我。它是年轻的、直率的，因为它就有十来岁。任何一种语言都能产生一种文化、一种气质，英文对于我，也是同样的。我在倾诉时，发现自己有着美国式的直接，中文给我的含蓄和成熟，此时全不存在了。说英文的我要外向许多，带一些孩子气的虛张声势，对别人的反应也有点大惊小怪的。并且，我相信十来岁的英文给我一副认其的神态，亦给我急于信赖别人的眼神。相比之下，说中文的我是老谋深算的，是易于怀疑一切，甚至带几分玩世不恭。
  这个发现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反思一下，我意识到在许多场合下，一旦碰到难以启齿的话，我就改口讲英文。似乎讲了别人的语言，我就不必负完全责任了。我就可以没轻没重、没深没浅了。有时我在英文小说里读到一句别致的话，多半是一句粗话或刻薄话，我就试着用在我和我丈夫的对话里。我特别喜欢看他的意外神色，要么是被激怒，要么是给逗得捧腹大笑。他说有趣就有趣在我清白无辜的表情，吐出每个字眼都像没事人似的，给予每个词汇平等待遇。十二年来，我其实是倚仗十来岁的年轻英文，占了一些便宜，讨了一些宽恕——一看我这人如此出言不逊，人们想，算了吧，不和她一般见识，她又不是土生土长的。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文学写作系的学生都得在课堂上即席写作，也必须在下课前朗读彼此的作品。我的同学们发现我对许多污秽词汇是陌生的，有时只是按字母拼音把它们念出来，并不完全了解它们的词意。因此我在念正常词句和污秽词句时，完全是一种态度：认真、不加区别、毫无歧视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怪诞效果：无论怎样色情的描写，到我嘴里，一律是公事公办地给念出来。好比一个人平调、古板地报告一桩天大的胡闹。每次我念到最精彩（也就是最荤）段落，课堂上已笑倒了一片。此后，这些美国同学们串通起来，有心把那些荤段子留给我念。一些教科书也很荤，比如亨利·米勒的小说，充满荤话，给我板着面孔，背“三字经”似的一念，变得滑稽至极。我有时给他们笑得念不下去了，问什么把他们逗成这样。他们回答：“因为那些脏字不属于你，是借你的嘴出来的，所以那些字眼的邪性和你口齿的无邪形成强烈矛盾。”
  美国年轻作家中流行写粗话。写粗话似乎使小说生动、酷。一些煽情的、多愁善感的描写使人难为情，因为西方的审美观反感情感油腻，提倡低调和控制。我跟一位英国作家聊过什么样的小说语言是高级的。他说：“我不能告诉你什么叫高级，但我可以马上告诉你什么是低级。首先，你最好不用副词。比如，你说：‘他高兴地笑起来’，我劝你拿掉‘高兴地’。其次，你最好少用形容词，最好少用此新句。小说第一页就出现了‘如同、似乎、仿佛’这样的此新句，我马上就不要读它了。”这是一个作家对语言的高度自觉意识，对我来说，非常实用。去掉了副词，减少了此新句和形容词的文章，的确朴素许多、淡许多。一些作家不甘于小说的“淡”，便在浓郁华丽的煽情写作中，加上粗话或诅咒，反讽华丽，低调处理浓郁。这就是要我出洋相的时候。因为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拿不准说粗话的语态和腔调，多污秽的语言在我嘴里都失去了它固有的意义。后来它就成了我的优势，藏在假天真后面，说痛快话、做痛快人。
  美国人把爱和恨挂在嘴头上。常听人说：“我爱这个，我恨那个。”若把这样的表达搬到中文里，会很矫情。但有时人又需要那些痛快淋漓的表白，于是我拉过英语来。藏在别人的语言后面，夸张一下感情，不觉得太肉麻；肉麻也不是我的事，是语言的问题。
  碰到我跟美国人争论的时候，这优势很有用。讲过火了的话，尽可能推给语言去负责。更何况这里还有个态度问题：我说的是你的语言，我的态度已经对你好了；那么我如有出语伤人之处，你就包涵吧。但我在跟我丈夫争论时，只说中文，他呢，一律用英文回击。夫妻之间，绝不能用对方的母语说话，万一说得过分“痛快”，误会就会产生。我们的争执从来是各说各的母语，因为必须把握各自语言的分寸、深浅，避免误伤。
  我生活在美国的第三年，头一次用英语在梦里乱嚷。把我自己喊醒后，发现窗外是芝加哥的雪夜。我喊的是“干吗是我？！”醒过来，我怎么也想不起这句话的上下文。也许梦话和梦的情节并不一致；梦话是更生理的，而梦更属于精神。那时狂练英文，词汇和句子全录在声带上，夜里声带失禁，语句自己就迸发出来，用不着通过思维。想想真是很惨，把自己弄成了一只八哥，只管往嘴里灌词儿，懂或不懂，要紧的是嘴一张词儿就得出来，说它是条件反射也好，是动物本能也好。从那次喊梦话之后，接下去的几年，我的梦全是无声的。两种语言在我身心中作战，太激烈了，激烈到了我无所适从的地步。大约是第七年，我的梦开始有声了，中、英文混杂，十分热闹。
  直到现在，我仍有一种病态的敏感：一句话说出去，我会马上检查一番，句子有没有语病？时态是否正确？句法够不够简明？……要减低这种敏感度，必须靠酒。往往是两杯葡萄酒之后，我滔滔不绝起来。一位好朋友跟我说了真心话。她说：“你以为你很自如，其实你很乏味，讲的全是废话。在旁边看着你，就是可怜你。”
  这样一来，我看见所谓“双语”，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拿那勃可夫来说，他号称有三条母语舌头，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俄语舌头“具有无限弹性”。一九九九年底我在纽约市立图书馆参观那勃可夫生平展览，在他一次演讲录音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可以像大师那样以英文写作，我亦可以像学者那样以英文阅读，而我以英文讲话时，就只能像个儿童。”
  因此，作为“双语人”，其实永远免不了一层遗憾：他的第二语言，总是不能像母语那样随心所欲。明显的表现，就是对幽默的迟钝。有时我丈夫读报上的幽默小品给我听，我时常不知道他怎么觉得那么可乐。我做英文演讲的时候也发现，观众在我自认为幽默的地方并没有反应，他们大笑时，我往往意识到，他们笑的不是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