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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到广州，我没出站，直接转车去东莞，谢厂长的公司在东莞，我们的审稿会实际上是在东莞开，开完会之后再去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参观。我鼓动会议在东莞召开最后之所以得以成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对大多数与会者起了作用，如果当时只安排在东莞开会，而不安排去深圳参观，是不会得到那么多人一致响应的。对我来说，关键是那张“边防证”，我当时把边防证看得很神圣，认为没有它我是绝对去不了深圳的，而得到它必须要经过单位保卫处，不是开会单位保卫处是绝对不会给我行这个方便的，在设计院，保卫处的人平常没有地位，现在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能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哪能轻易放过？所以，是绝对不会给我们行方便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窗口”参观结束后就自由活动了。我的活动首先是找张一民。
  张一民和我是中学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的，但我们都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而且都在乐队，关系不错，闹地震那年，他家没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里住了整整三个月。后来由于上山下乡我们各奔东西，恢复高考后又天南地北求学一方，谁知四年后，居然又分配到同一个设计院，关系自然又进了一层。
  张一民的下海是悄悄进行的，好像院里没几个人知道。我偷偷地帮他搞到机票，又用自行车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那情景既像电影《地道战》里鬼子偷偷地进村，又像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送战友。临别时，张一民说：我在深圳等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修过心理学，但这句话说得很到位，确实是我最最想听的话。
  那时候我也想过漂洋过海去当一等公民，于是在英语上很下了点功夫。我发现学英语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了解英美文化的过程，当时《美国之音》向中国学习美国英语的年轻人灌输的一个思想就是“美国是个大熔炉”。美国是不是一个大熔炉我不知道，但深圳肯定是个小熔炉，她首先就将张一民给熔了。我找到“在深圳等我”的张一民，他冷淡得让我吃惊，连顿饭都没请我吃！当我提出要他为我先安排个住处时，把他吓傻了，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幸好我有退路，这个“退路”就是郑康平。
  前面说过，郑康平我并不认识，不认识没关系，邓工认识。邓工是我们院相对年轻的老同志，比我早十年进的设计院，但我们之间这十年是个断层，所以我们并不遥远。邓工脾气不太好，并且他认为脾气不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经常以耿直而自我欣赏，但自我欣赏多了别人就不怎么欣赏，如此一来，邓工在院里总体上说就表现为不得志。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再过两年我就不干了，去深圳，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深圳当大老板。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至少我就很有心，因为我高度关注着有关深圳这边的一切情况。
  我开始与邓工套近乎。邓工以前曾搞过一个三相电弧炉改造项目，项目是搞成了，但并没有引起院里面的重视，这自然又引发邓工大大地“耿直”一番。那时候我要靠稿费补贴家用，正好要写一篇关于钢铁行业节能方面的文章，于是就把他这个项目写进去了。捧着撒发着油墨香的《冶金节能》，邓工的“耿直”发挥到了极点，大声说：“这就叫墙里开花墙外香！”
  “耿直”够了之后，才发现作者就是墙里的同事。于是邓工拉着我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邓工说，郑康平夫妇是他大学同班同学，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海外关系复杂，文革中被整得够呛，连女朋友都差一点吹了。邓工家庭出身好，又是班干部，并且很讲义气，在郑康平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很大帮助与鼓励。改革开放后，郑康平的海外关系反而成了资本，现在由他舅舅投资，在深圳搞了一家钢格板公司，郑康平出任总经理，发了。郑没有忘记邓工，多次写信或打电话邀请邓工来深圳共谋发展，邓工一直没去，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故意“翘”，他对我说了真心话：等混上高级职称就去。
  我等不及高级职称了，我愿意去。耿直的人往往也确实很义气，邓工拍了拍胸脯，说：老兄的事情我邓某人包了。话虽然这么说，但是为了万无一失，我还是用自己擅长的方法作了必要的铺垫，具体做法就是在《冶金参考》上赶发了一篇“钢格板占据工程材料新领域”的文章，一方面为郑康平做一次免费的广告，卖个人情给他，另一方面也避免他将来会以我对钢格板一窍不通来拒绝我。这时候，江苏一个乡镇企业恰好孝敬给我一条红塔山香烟，我立刻充当二传手，借花献佛，拿去孝敬邓工。邓工的老婆看着有人送来高级香烟，顿时觉得自己的丈夫在设计院出人头地了，对他的态度也好了许多。带着这个好心情，借着红塔山的天高云淡，邓工认认真真地写了三张纸，把我说的无可挑剔。有了这三张纸做尚方宝剑，再加上那篇文章做我的敲门砖，我有理由踌躇满志。
  离开张一民，我去见郑康平，左手拿着敲门砖，右手握住尚方宝剑。但不知是郑康平怕敲门砖还是怕尚方宝剑，反正他是吓得不敢见我。不见我没关系，我可以坐在小厅里面等，一直等到下午两点了，我也拿出“耿直”的劲来，趁人不注意直接闯进去。郑康平确实很忙，我闯进去时他正在做百忙之后的短暂睡眠。
  “郑总您好！”
  郑康平醒了，马上在大班椅子上坐直。“马鞍山院的邓工让我来看看你。”我说。
  “噢，好好。老邓呀，邓庆生。”
  我很高兴，郑总果然记得邓工，说明邓工没吹牛。
  “这是邓工让我带给你的信。”我双手递上那封信，并且又敬上一盒宜兴紫砂茶壶，说这也是邓工让我带给他的。
  郑康平对茶壶似乎不感兴趣，接过去，嘴里说了声谢谢，就摆在了一边。对茶壶不感兴趣我不在乎，关键是对信，他对邓工的信也不感兴趣，连拆都没拆就放到了一边。我急了，说郑总您还是看看信吧。我只能这么说，我跟这个郑康平初次见面，不能自己吹自己，在可能的情况下，由别人吹自己总好过自己吹自己。
  郑康平在我的催促下勉强地看看几眼邓工花了大力气写的那封信，然后又把它丢在一边，说以后再看吧。
  “您最好现在看。”我强忍着气愤，但还是有点急了。
  “为什么？”他不解地问。
  “因为这是一分关于我的推荐信。”
  “推荐信？推荐什么？”
  “推荐我到您这里工作呀。”我说。
  “到我这来工作？谁说我这里要人了？”
  这下好了，既然是推荐信，那就更不用看了。
  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委屈，几乎就要发作了，我这么远赶来，等了几个小时，拿了你同学的推荐信，还自己搭上一份礼品，连杯水都没喝，客气话都没说一句。
  “这么说是连考虑的余地都没有了？”我说。
  “我这里根本就不缺人，不但不缺人，我还要炒掉几个人呢！”
  “那好，”我说，“把紫砂茶壶还给我，这不是邓工给你的，是我买的。”
  “好好，”他说，“拿去，赶紧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