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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在沪宁线上由西向东行驶，时间是1991年11月19日。这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我开始了艰难的旅行，走走停停，已经走了十年，而且还要继续走下去，仿佛这旅行是在兜圈子，永无尽头。
  这次旅行的起点是安徽省马鞍山市，目的地是深圳。深圳太出名了，前面不需要冠某某省，后面不需要加上“市”，深圳就是深圳，说深圳谁都知道，不象说马鞍山，前面非得加上安徽省，否则别人还真不知道你说的是香港的马鞍山还是东北的马鞍山；后面的“市”更重要，有了这个“市”，马鞍山就能与上海、北京、武汉、广州平起平坐，他们不都是叫“市”吗？“市”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阿Q名字前面的那个“赵”姓，有了这个“赵”，一贫如洗的阿Q就可以和赵老太爷攀上亲了。
  往上攀是人的天性，扪心自问，我们谁不想往上攀？刚开始是姑娘们喜欢傍大款，后来发展到小伙子喜欢傍富婆，现在您看看，连政府官员都要傍大企业家。事实上，现在不仅人喜欢往上攀，凡是活着的东西它都喜欢往上攀，就说现在我搭乘的这辆火车吧，放着现成的皖赣线近道不走，偏要道上海杭州这些有钱的大城市里转一圈，沾点财气才肯上路，与旧时拉车的牲口差不了多少，势利得很！
  火车的势利让我生气。由于火车的嫌贫爱富，害得我非得跟着它先从南京到上海，再从上海到杭州，又从杭州经南昌到株洲，最后才从株洲沿京广线南下，十足走了个“之”字形，费时费事费钱，少慢差费，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精神，同时也预示着我此次旅行的不顺。如果火车不势利，它就可以走皖赣线，我就可以直接在马鞍山上车，火车穿越皖南大地，直插鹰潭，既快又省。如果那样，我就可以在家吃完晚饭再出门，至少可以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多待半天，而且他们还可以直接把我送上火车，多好！
  生气归生气，旅行还得继续，我犯不着与火车这样的家伙赌气。好在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上车就能睡觉，睡着了也就自然不生气了。以前我与同事一起出差时，他们总是羡慕我，甚至有人还正儿八经地向我讨教上车就睡的秘诀，我想了半天，说：小时候我妈忙，没空抱我，于是将我放在摇篮里摇，一摇一晃，轰隆轰隆，跟火车上差不多，所以现在上火车就能睡着了。过年的时候老母亲来，我恭恭敬敬地敬老人家酒，感谢她给我养成了这个好习惯。母亲恍惚，说不对，你小时候哪里有什么摇篮给你睡呀。我说那我为什么现在一上火车就能睡着，而别人却睡不着？母亲想了半天，说：这个呀，那时候我们家住在二场站，整天火车来来往往，从小就习惯了。母亲不会新名词，如果她会，她一定会说到“胎教”。
  “胎教”虽好，但我今天可能难入睡。刚刚要睡着时，就被一个卖杂志的吵醒。卖杂志的在叫：“哎，看了看了，请看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的自白。”我一听就知道是骗人的，上次出差，好像也是这个人，或者是一个与他差不多的人，也是这样喊：“哎，看了看了，看江青为什么自杀，陈冲为什么一定要嫁给黑人。”我当时抵不住诱惑，买了一本，但从头看到尾，也没看到陈冲为什么一定要嫁给黑人，退杂志是不可能的，火车早跑几百里了。
  其实，睡不着的主要原因是我心里有事。
  这次旅行是我精心策划的。本来审稿会是在武汉开的，从哪里到武汉都近，再说出版社就在武汉工业大学里面，在武汉开这个审稿会天经地义。但我不想去武汉开，我想将会址迁到深圳，这样我就可以冠冕堂皇地以出差的方式去一趟深圳，如果在深圳找到合适的单位，干脆就不回来了。为达此目的，我串通了南方新型建材厂的谢厂长，鼓动他为会议提供方便，并反复讲解了此举对他们厂及他本人的意义，最后，谢厂长被我说动心了，表示愿意出钱出力，这才最终促成了会议的南迁。
  “这位同志你是工程师吧？”
  我正在想着心思，对铺的汉子突然对我说。我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一口就说我是工程师，而不说我是军人或警察？其实从外表上看我更像军人或警察。我没戴眼镜，一点没有知识分子的外在特征，想当年找对象时，就因为自己一点不像知识分子，还被一个崇拜陈景润的女孩当面拒绝过，我清楚地记得，女孩忿忿不平地对介绍人说：“哼！还说是知识分子呢，别骗我了，你以为我傻？他要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戴眼镜？”
  我今天仍然没有戴眼镜，这位大哥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工程师，并且不说我是医生或教师呢？神了。
  “何以见得？”我问。
  “跑得多了，看人总有个八九不离十。”中年汉子很自信。
  “那你能不能再看具体点？”我的好奇新被调动起来。
  中年汉子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下我，说：“你应该是研究所的。”
  我心里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会看相，因为我确实是设计院的，并且设计院从去年开始决定紧跟形势，正式由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改为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虽然只加了两个字，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任何改变，但听起来大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位中年汉子说我是研究所的，与研究院几乎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再仔细一想，应该说中年汉子说的完全正确，我确实是研究所的。以前我们是设计院情报室，自从设计院改成设计研究院之后，我们情报室也水涨船高，从室升格为所，所以，我现在的完整身份应该是设计研究院情报研究所的工程师，一点没错！
  “你真会看相？”我问，态度也明显变地友好起来。
  中年汉子笑了，没说会，也没说不会。
  “能不能替我看看？”我进一步要求道。其实我是不信这些东西的，但人在面临一个重大决策时往往会宁可信一点，就当是参考一下吧，况且这位老兄能看得这么准。
  “你要看什么呢？”汉子问。
  “看看我这次出去运气怎么样？”我实话实说，就像是当时的病人对当时的医生。
  中年汉子又认认真真看了看我，再让我伸出左手里外翻看了半天。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就引起上面几个铺位的旅客们的好奇，这些人完全放下自己正在做的一切，纷纷用身体或眼神向中年汉子靠过来。中年汉子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因此也就更加卖力起来，仿佛正在做一项伟大的测试，而我就是实验品，但我是完全志愿的，没人强迫我。
  “你这次旅途很长啊。”中年汉子说。
  “是，是，是很长。”我必须配合他，而配合的最佳方式是鼓励他。
  “你运气不错，”他说，“每每在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
  “对，对，对。”我说。
  “贵人相助”这句话我是听过的，前几年看过一个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就有这句话。从我已经走过的这些年来看，确实是每每在关键时刻确实有人帮我。就说这次南下吧，我人还没动，那边至少已经有两条半路子在等我了。第一条是张一民，我的同学加同事，他说他在深圳等我；第二条是郑康平，直接就是大老板，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但我手里既有尚方宝剑又有敲门砖，不怕他不热情；至于那半条路嘛，是石大哥，虽说只是在飞机上偶尔认识的，但我对深圳早就有心，所以回来后特意给他寄去一斤上好的绿茶，他收到后还给我写了回信，明确表示欢迎我来深圳玩，虽说这种萍水相逢的关系并不可靠，但算作半条路是可以的，关键时刻好过没有。
  “但是你此次旅行如果单纯是为了求财我劝你别抱太大希望。”中年汉子给我泼了一瓢凉水。
  “为什么？”我有点急了。
  也由不得我不急，不是为了钱我离开设计院干什么？说实话，我想着去深圳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钱。前面说了，我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工作，不仅我在设计院工作，我老婆也在设计院工作，夫妻俩一个单位，我在情报所，她在自控所。包括复用二底图在内，她一年差不多出三百张甲A图纸，相当能战斗了。而我当时已经是“高产作家”，情报室规定每人每年的编写或翻译量为六万字，我实打实要完成几十万字。就这样，夫妻俩合起来还是“二百五”，我每月工资一百二十五元，她也是，加起来正好二百五。“二百五”在我们那里是骂人的话，不吉利，但如果是我一个人能拿这个不吉利数，我就不会想着“下海”了，不想着“下海”我就不会有今天这趟旅行了。
  当时我那个小家庭是四个人生活，除了夫妻二人外，还有儿子和保姆，保姆除了吃喝穿用外，每月还要领工资，刚开始是四十五，后来涨到五十，当时对我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穷则思变，首先想到的是“靠文吃文”，投稿，几乎每月都有一两篇文稿见刊，至今我的家中还保留几十本《钢铁》、《耐火材料》、《工业炉》及安徽、江苏、湖南等省的某某冶金杂志，上面有我的“大作”。后来觉得投稿不过瘾了，干脆写书，日以继夜地干了三个月，每天七页稿纸，我写她抄，用标准的绘图仿宋体抄七页也不比我轻松多少。拿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从银行汇过来的两千多元稿费，我们夫妻二人加上儿子和保姆，将钱摊了满满一地，充分享受一把电影“百万英磅”中亨利亚当的喜悦。
  但这种事不是常有的，要想彻底改变经济状况，惟有“下海”。那时候我们那里流行一个说法，说“一等公民漂洋过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这种流行说法有点类似于古代的儿童歌谣，有时不失预见性。那时还没有“下岗”这一说，报上甚至还不敢说中国有“失业”，只是闪烁其辞地说“待业”，可见“等待安排”就很有预见性。受这种有预见性的“歌谣”的鼓惑，我蠢蠢欲动，每天高度紧张地关注有关特区那边的一切消息。恰好在这时候，我的好朋友张一民下海去深圳了，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促使我下定了决心。“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是马命，总是要跑的，不跑反而会把你憋死，迟跑不如早跑。”中年汉子说。
  我听了这最后一番话如坠入云里雾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发现几乎所有看相的算命的都这样，一是从来都不把话说死，总是留有余地；二是同一番话能有多种解释。现在想想，看相算命的其实和当前的股评人士差不多，怎么听都有道理，什么结果他都不算错。但那时候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是决心已下，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直往前走吧，走一步算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既然我是马命，那就注定要不断地跑。
  后来的发展证明，中年汉子还真说得对，至少大部分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