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殖民地的后遗症
作者：郭建龙 更新：2024-04-06 15:47
第二章 殖民地的后遗症
殖民地独立的两种观点
关于殖民地的独立问题，往往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是殖民地人民反殖民反侵略的斗争，逼迫着西方殖民者放弃了殖民地，而对于殖民地人民来说，独立永远是比不独立更好的选择。但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殖民地的独立，更多的是宗主国的自我选择，也是世界人权思想发展的结果，而在某些时候，独立可能带来一定的发展困难，而与宗主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才是一个殖民地的最优解。
这两种看法各有道理，第二种虽然对于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认知更加深刻，却有美化宗主国的嫌疑。独立可能带来阵痛，却是今后发展的基础。
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独立是来自于宗主国的恩赐。如果允许宗主国去选择，它们宁肯选择永远不要变化，一直维持着殖民化的体系。
可是宗主国在很多时候是没有选择的，以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为例，当印度完全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之后，英国的统治者立刻兴奋地在自己的头衔上加上了“印度女皇”或者“印度皇帝”的称号，就连这个时期的英国钱币上，也会铸上“IND∶IMP∶”的缩写，代表印度皇帝或女皇（拉丁文Indiae Imperator或Indiae Imperatrix）。在欧洲，“国王”和“皇帝”是两个不同的称号，国王可以有很多，但只有少数的具有帝国性质的国家才能称皇帝。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能够称皇帝的君主只有神圣罗马帝国、沙皇俄国、拿破仑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等极少数。英国虽然一直是西欧强国，却由于民族单一，只能称国王。有了印度之后，英国的国王（女王）才不甘寂寞地摇身一变成了皇帝（女皇），这对于有搜集头衔癖好的历代国王来说是多么来之不易，也多么不想放弃。
虽然英国人也在印度设立了议会等代议制机构，并试图培养一些印度本土精英，但这和彻底独立是不同的，英国希望印度是在英帝国体内的“自治”，也就是说，还是以英国国王为国家元首。
逼迫英国承认印度独立这个现实的，不是英国人的好心，而是形势。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人依然有足够的实力控制印度，但战争中英国突然发现，在亚洲地区，印度的本土实力已经脱离了英国的控制。在战争中，英国被德国拖在了欧洲自顾不暇，它在东南亚地区被日本人击溃了，之所以保住了印度，不是靠英国人自己，而是靠以印度本土人为核心的军队。甚至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都必须把印度本土的军队派到海外去帮助他们打仗。
到这时，已经不是印度依靠英国，而是英国依靠印度了。正是这种依赖关系的反转，让英国人意识到他们的殖民统治就要结束了。
更麻烦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印度的老兵都受到了战争的磨炼，回归到战后生活，这些老兵立刻成了印度本土军队的中坚，他们是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中流砥柱。在以前，由于英国人控制了最好的军队和武器，还不怕印度人反抗，但这时，印度本土军队的装备和实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军人们都带着极深的民族主义情绪，让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出现了失控的可能。
只有到了这种地步，英国人才审时度势地允许印度人独立。但即便这样，他们在离开前又拆分了印度，将之变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政治实体。当两国分别独立后，巴基斯坦又分裂成了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和西巴基斯坦（现巴基斯坦），形成了南亚的乱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殖民者都还在做着殖民地的美梦，几乎没有国家选择主动放弃，而是认为战争结束后，他们依然可以回归到以前的殖民统治和生活之中。这一点在法属殖民地的越南也可以清晰地看到。
“二战”之前，除了泰国之外的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是殖民地，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殖民地，马来西亚（包括现在的新加坡）、缅甸和印度（包括孟加拉国）是英国的殖民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组成的印度支那是法国的殖民地，而菲律宾则是美国的受保护国。
除了美国之外，其余国家都不想主动结束殖民统治。“二战”中成长起来的各国当地势力到了“二战”之后，大都成了独立运动的中坚力量。
在越南则是另一种情况，越南的胡志明借助日本和法国斗争造成的真空，成长为当地的主要民族势力。当日本人战败后，胡志明进入了北越地区，占领了河内，宣布独立。
但是，真的能够独立吗？战胜国的各个大国却有着另外的安排。最初主张结束殖民秩序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但此时罗斯福已经去世，继任者杜鲁门没有将前任的民族自决观念继承下来，而是顺从了英国和法国对于殖民地的处理理念。
作为战胜国，英国和法国也是世界上拥有殖民地最多的两个国家，他们都不打算放弃。于是，在他们的主导下，寻求的是将世界秩序恢复到“二战”之前。这件事落在越南头上，就意味着日本必须把越南还给法国，让越南再次变成法国的“面包”。至于占据河内宣布独立的胡志明，却连谈判的资格都没有，也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是，“二战”期间法国当了好几年的战败国，变成战胜国才不过只有几个月时间，老法国的军队都已经被击垮了，根本无力控制巨大的殖民地。越南对于法国本土来说是远在天边，它们更是派不出军队来接管。
为了帮助法国尽快从日本手中接管越南，战胜者们再次决定，首先由英国和中国国民政府以北纬16度线为界，分别接受日本的投降，英国占领以西贡为中心的南部，而国民政府占领以河内为中心的北部。直到法国有力量派出军队了，两国再把越南还给它。
就算法国如此孱弱，英国也没有考虑让越南独立这个选项。这说明“二战”刚刚结束时，没有一个殖民主义国家愿意主动撤出，甚至还要帮其他殖民主义国家一把，形成合力对抗民族自决的潮流。
中国此时还处于国民政府统治之下，派出的接管部队是云南卢汉率领的三个军（60军、62军和93军）。虽然中国军队最终必须把北越移交给法国，但由于中国近代的惨痛经历，对于殖民主义没有好感，在接管过程中事实上纵容了北越的发展，使得他在中国军队的羽翼下不仅没有丧失地盘，反而更加巩固了。与此同时，法国首先利用发钞权继续控制越南的经济，之后组织了军队前往北越。
1946年4月，国民政府军队将防区移交给法国。但随后，法国却发现无法控制北越，双方发生了冲突。即便这时，法国人还是不准备撤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胡志明得到了更多的帮助，并在1954年的奠边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法国才不得不接受殖民主义已经告终的现实。
但即便这样，法国依然不准备将一个完整的越南移交给胡志明，而是在日内瓦谈判中制造了以北纬17度线划分的两个越南。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冷战”和防止共产主义的因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法国在越南南部的西贡地区的殖民统治根深蒂固，即便退出了北越，依然可以在南部保留影响力。
直到越南已经进入了内战的节奏，法国人才不得不将南越的乱局留给了美国人，自己完全撤出了。
从法国撤出越南的过程来看，法国人从来没有打算主动放弃殖民地，而它的伙伴英国也怀着兔死狐悲的心态一直支持着它，试图保留战后的殖民体系。
但是，殖民体系已经不可维持了。其原因在于，第一，罗斯福倡导的民族自决和联合国已经深入人心；第二，随着“二战”的进行，殖民地人民的武装已经足够抵御原来的殖民主义者了。
与法国类似的还有荷兰控制的印度尼西亚，这里几乎是在“二战”一结束就爆发了独立革命，并逼迫着荷兰承认了它的自治。但最初印尼还留在荷兰组织的荷印联邦之中，当羽翼丰满之后完全脱离荷印体系，变成了独立国家。
在殖民体系中，较特殊的是菲律宾。菲律宾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在19世纪的美西战争中和古巴一起输给了美国。美国是一个没有殖民地经验的新兴国家，对这两块殖民地采取了扶持方式，直到对方的政治精英们成长起来，才不得不让它们独立。
虽然菲律宾在独立后依然受到美国的影响，但可以说，美国为适应世界战略需要而倡导的民族自决旗号，让这个国家幸运地没有受到太多的颠簸，就获得了独立权。
除了少数的例外，世界殖民地的独立可以分成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英国模式，第二种是法国模式，而第三种则是以比利时等国家为代表的暴力模式。那么，这三种模式又是怎样运行的呢？
英国模式：从代议制到独立国家
英国人对待殖民地的和平处理方式是，即便有许多细节可以争论，但整体上，英国的殖民地（美国除外）大都能够在不进行战争的情况下，和平地脱离不列颠的母体。
英国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和英国独特的政治制度有关。自从计算机普及之后，人们对于模块化的设计思维已经非常熟悉，在这种模式下，计算机是可扩展的，如果一个硬盘不够用，只要再买一个硬盘插入主板上相应的接口之中，就可以使用它了。在可扩展的模式中，每一个单元都是相对独立的，但又通过总线和中央处理器相联系，构成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只携带一个模块，也可以携带数十个上百个模块。
英国在它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代议制在不知不觉间就构成了这样一个可扩展的模块化系统。每当它征服一个新的殖民地，除了由英国国王任命总督之外，还会在这个殖民地设立一定的代议制机构，也就是议会或者以其他名称命名的议事机构。这个议会负责该地区的日常事务。最初时，议会的成员大都是从英国本土派去的，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加入了议会，这样就实现了一定的权力本地化。
这些学会了治理的本地人由于受惠于英国体系，他们也大都认同英国的政治模式，于是，大英帝国就变成了一个可扩展的系统，每一个殖民地对它来说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模块，多一个或者少一个，都不会影响整体的运行，但由于它的可扩展性，又可以随时应付新得到的殖民地。
当然，英国人之所以建立这样的模式，只是和它国内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并不是毫无私心的。这表现在，在新的殖民地中，担任总督和文职官员的大都是从英国本土派去的，而所谓的议事机构也充斥着英国佬，很少有当地人。在这种模式下，当地人的呼声往往是被漠视的。
只有等本地人的势力足够强大，英国人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步时，才会允许那些恭顺的精英分子加入到英国人的俱乐部之中。由于被接纳的本地精英凤毛麟角，政治依然是被英国人把持的。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在这些统治机构中的实力才真正被削减，让英国感到再也无力控制了。
在英国的殖民地中，最重要的、被认为是皇冠上明珠的，是印度。除了印度之外，在东南亚还有马来西亚和缅甸。在中东地区，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人也从土耳其手中获得了一些土地，被他们分成了外约旦（现约旦）、巴勒斯坦（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拉克等几部分，并把埃及变成了被保护国。在非洲，英国人更是拥有着大量的殖民地。
英国人对印度的态度转变始于1857年的印度反英大起义。在这之前，印度被置于一种特殊的安排之下，英国人并不通过政府直接控制印度，而是把印度交给了一个公司来管理，这个公司就是著名的东印度公司。
这种管理模式实际上是更古老的不自由贸易的产物。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不久，西欧各个国家纷纷建立公司去开发新发现的地区，但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自由贸易的理念。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去找国王签发特许状，要求国王授予他们在某一片区域内垄断贸易的权力。
比如，在被称为东印度（即印度和东南亚地区，与哥伦布发现的西印度美洲相对应）的地区，不管是英国、法国，还是荷兰，每一个国家的元首都认为自己有权签发特许状，只准持有特许状的一家公司承接东印度与本国的贸易。这样就出现了英属东印度公司、荷属东印度公司和法属东印度公司。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持有特许状的公司可以在这个地区做生意，其余的本国人如果要做，就会被英国政府通缉。这绝对不是自由贸易。
甚至不同国家的特许公司还会打仗。比如，英属东印度公司与法属东印度公司之间就由于到底谁来控制印度而发生了数次战争，最终英国人将法国人打跑了，从而垄断了印度的贸易。而荷属东印度公司则选择了印度尼西亚作为排他性经营区域，从而避开了与英国人的正面冲突。
所以，英国控制印度的方法绝不是什么自由贸易，而是排他性的、垄断性的、特许性的。这也成了后来各个国家抢占殖民地的方法。它们之所以需要殖民地，是因为一旦建立了殖民地，与这里的贸易就被它们一家垄断了。殖民地被禁止与其他国家自由贸易，殖民地的货源被垄断，也只能购买宗主国的产品。正是这种强买强卖，让殖民地只能低价出口农业品和矿业品，高价进口工业品，直到独立之后，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性依然是这些地区的“阿喀琉斯之踵”，无法获得健康发展。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控制是一种怪胎式的，它名义上只是一个公司，但为了能更多榨取经济资源，也为了让本地人服从英国的行业规则，这个公司一定要建立一套治理体系，于是，在公司之下，又设立了一系列的行政职务，甚至建立了从属于公司的军队。一个公司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强制性的政府。这个公司加政府，可以强迫印度人种罂粟等邪恶的作物，也可以强行收购印度人的任何产品，还可以惩罚那些遵循自由市场规则、私下里与印度人做生意的英国人和别国人。
这种模式下，东印度公司已经变成了一个印度人无法忍受的庞大的官僚机构，还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变得极其腐败和蛮横。这一切导致了1857年印度反英起义。
英国人将印度起义镇压下去之后，也在反思这种公司模式已经不适合治理如此庞大的疆域，于是决定把印度收归国王（女王），由国王派一个总督（兼任副王）来管理。也正是从这时开始，英国人在印度建立了代议制机构，并注重吸收一定的印度本土精英，寄希望在未来扩大印度本土参与的同时，让印度继续保留在大英帝国的体系之下。
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从1858年到1947年的历史可以视为一部宪法史，在1858年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皇时，就作出承诺，要让她的印度臣民享受与英国臣民同样的自由，这个承诺虽然欠缺真诚，但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英印矛盾。
接下来的近百年时光，英国人在公利和私利的矛盾中挣扎，他们一方面试图在印度建立起一套代议制度，这套代议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吸引印度人的参与；另一方面由于放不下殖民者的架子，他们又总是想在框架内为自己保留一定的特权。
印英当局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会尽量多地限制印度人的权力，与此同时，他们又不得不把更多的权力，如议会选举权等放给印度人。印度人一方面享受着增加的权力，另一方面又看到英国人在背后动手脚，更变得义愤填膺。到最后，这两个民族没有走向融合，反而越来越分裂。
但是，英国人对印度宪治的建立又的确起着重要的作用。
印度人独立前后主导政治的政党叫国民大会党（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国大党），这个党派是在英国人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还得到了印英政府最高层的帮助。第一届国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所以在孟买举行，就是因为当时在孟买的印度总督为国大党提供了帮助。此后，每年一届的国大党大会成了印度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事件。
在这种缓慢的变革过程中，英国人留给印度两个最重要的遗产，一个是国家治理方面的教育，另一个则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观念。在历史上，印度总是分裂成许多国家，在人们的观念中，也并没有一个完整政治实体的概念。但是，英国人却把印度变成了一个政治实体，在英国人眼里，印度就是一个印度。
随着时间的迁移，英国势力撤出了国大党，国大党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一部分人希望暴力革命，用激烈的方式赶走英国人；另一部分人希望采取温和的方式，与英国人合作，逐渐获得英国人的承认。
在最初，温和派占了上风。但是1915年，莫汉达斯·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从南非回国，逐渐获取了国大党的控制权，于是印度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以和平手段坚决要求从英国独立，也就是“非暴力不合作”。
也正因为是和英国人作斗争，非暴力才成为可能。英国人虽然对印度舍不得放手，但这是一个总是在计算成本的国家。一旦统治印度的成本大于收益，它最终就会选择放弃。“二战”之后，随着统治成本的增加，英国终于让印度独立了。
英国在印度确定的模式很快就成了一种模板，被运用到了全球的其他殖民地。
与印度比邻的缅甸也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比起印度来，英国人涉足缅甸时间更短，甚至没有来得及建立一套成熟的代议制系统。与印度不同，缅甸在历史上是统一时间大于分裂时间，有着很强的民族情绪，使得英国的统治更加薄弱。
缅甸在1752年建立了一个辉煌的王朝——贡榜王朝。贡榜王朝南征北战，是东南亚的霸主。贡榜王朝是一个中世纪的军事帝国，类似于中国的清朝，对于西方近乎无知，使得缅甸虽然于19世纪后半叶被英国变成了殖民地，却保留了更多中世纪的政治残余。
“二战”时期，日本占据了缅甸，日本人把这里作为跳板进入中国的云南地区，而中国、英国和印度的军队在这里与日军厮杀。
为了扶持缅甸对抗英美的政治势力，日本开始寻找在缅甸的代理人。在战争前，缅甸的本民族统治精英本来就不发达，这些人在战争中还大都去了国外，战后被排除出了缅甸政治。而日本人扶持起来的多是年轻人，并被送到日本进行过学习。这些人文化素质和自由理念并不强，又因为军事化训练带上了军人的特征，这导致缅甸独立后更容易向计划体系靠拢。
在日本扶持的人当中，最著名的是昂山（Aung San）将军。
在和昂山将军代表的本土势力打交道时，英国人也准备采取让缅甸分步独立的做法，但这个做法比邻国印度做得更加快速和粗糙，使得缅甸的政治体系更加脆弱。而更不幸的是，在缅甸独立已经成为定局时，最有威望的昂山将军却被刺杀身亡，英国人只好把权力交给了昂山的继任者吴努（U Nu）。由于吴努的威望和控制力不够，使得缅甸的未来并非一片坦途。
在一个国家建立时，最需要的是一个有足够威望，同时又有足够前瞻性的领导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稳住国家刚刚独立后错综复杂的局面。在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恰好是这样的人，而缅甸本来有一个不错的选择昂山将军，却阴差阳错地不得不让一个不具备这样素质的人担任了首届领袖，这也决定了缅甸和印度不同的发展前景。
在更加东方的马来西亚，虽然独立晚了10年（1957年），却由于当地人参与政治更加彻底，反而后来居上，获得了足够的后发优势。
在“二战”之前，马来西亚地区虽然在英国人手中，但又是各个分散的，这片地区原本不是一个国家，只是英国人从荷兰人和泰国人手中攫取的一片片单独的领土。早在1824年，英国与荷兰的条约将印尼海岛交给了荷兰，而将以马六甲为核心的半岛地区给了英国。之后，英国又从暹罗（泰国）南部获得了一部分土地，加上在加里曼丹岛上以文莱为中心的地区，构成了英属马来西亚的领土。
英国人在这些土地上组成了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各个属邦有自己的统治者，号称苏丹）。“二战”时期，日本也在马来地区培养了不少反英势力，加上“二战”之后的东西方对峙，马来亚共产党开始领导反对英国的斗争。作为对策，英国人考虑将这片土地整合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他们将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的各个州和苏丹国联合起来，组成了马来亚联邦（后来称马来亚联合邦）。正是由于每一个邦都充分地参与了宪法的制定和权力的争吵，反而让马来西亚成了英国在亚洲的属地中发展最快的大型前殖民地国家。
除了在亚洲，英国最主要的殖民地大都分布在非洲地区。随着英国逐渐放弃亚洲（特别是印度）殖民地，它对于非洲殖民地的政策也出现了调整。
在亚洲的缅甸，由于条件不够成熟，出现了独立之后的颠簸。而在非洲，随着当地人迫不及待地想独立，根本没有考虑政治条件是否成熟，是否有足够多的行政官僚来接管政府等问题，更是造成了问题丛生的局面。
非洲的教育也比印度落后得多，许多国家连识字的人都凑不够，又如何谈有效政府？在非洲，由于政府比较原始，宗主国建立的代议制机构里充斥着英国人，当地人几乎没有渠道参加进去。只是到了后来不得不放手，才匆匆忙忙地在这些机构中引入了当地人。
英国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分成了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西部非洲的零散殖民地，包括加纳、尼日利亚、冈比亚、塞拉利昂等国。在这类地区中，有的地区（比如加纳）被认为经济条件最好，最具有独立条件，也最早进入英国人的独立规划。
第二类是英国的受保护国埃及，以及英国和埃及的双重受保护国苏丹。这两个国家不算完全的殖民地，早就存在着当地人组成的政府，只是这个政府必须受英国人节制。他们拥有很强的独立倾向，英国人在埃及有着重要的利益——苏伊士运河，很难下决心放手。不过，埃及人帮助英国人作了了断：1952年，对英国人软弱的埃及国王被推翻了，发动政变的是埃及的英雄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纳赛尔推翻了埃及的国王统治，建立了表面上共和制、但实际上是强人独裁的新政权。在一次次争执之后，埃及人强行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结束了英国的特权。
埃及独立后，纳赛尔认为要将英国人排除出苏丹，唯一的办法是宣布苏丹从埃及独立，结束托管。于是，苏丹也于1956年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苏丹是英国人拼凑的国家，北方信奉伊斯兰教，属于阿拉伯文化圈，南方则属于黑非洲文化，相对落后，独立后长期受到北方的压制。在西部，还有达尔富尔（Darfur）区域。这里曾经是独立的达尔富尔苏丹国所在地，被英国人征服后，并入了首都位于喀土穆的苏丹国家，但达尔富尔的独立倾向一直保留了下来，形成了达尔富尔问题。
第三类是英属东非，这包括了英国殖民地肯尼亚、乌干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德国手中得到的坦噶尼喀，以及位于印度洋中的被保护国桑给巴尔，再加上更靠南的尼亚萨兰（Nyasaland，现在的马拉维）、北罗德西亚（Northern Rhodesia，现在的赞比亚）。
这些地区的政治发展更加落后，但资源更加丰富，英国人同样舍不得放手。以肯尼亚为例，这里已经有了许多定居的英国人口，他们占领了大片的土地，开始了农耕生活。如果从经济角度看，肯尼亚农场对于英国的重要性要远高于加纳。从黑人教育角度看，它的起步又很晚，黑人中缺乏与上层沟通的政治人士，政治上表现得较不成熟。这两点决定了英国人并不想从这里撤出。
可是，随着加纳的独立，肯尼亚的黑人也开始骚动，让英国人不得不迫于压力，作出一些允许独立的承诺。
南部还有几个小国，被称为“女王毯子上的跳蚤”，这几个小国嵌在南非的中间和周围，分别是贝专纳兰（Bechuanaland Protectorate，现在的博茨瓦纳）、巴苏陀兰（Basutoland，现在的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由于地域面积太小，英国人对它们并不太在意。
英国殖民地（被保护国）中最复杂的是第四类，有两个地区虽然是英国的被保护国，却是由当地白人统治的，它们是南非和南罗德西亚（Southern Rhodesia，现在的津巴布韦）。
南非的白人是布尔人（荷兰人的后裔），早就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到了20世纪初，英国人依靠武力成了布尔人的主子，布尔人又是当地黑人的主子。
南罗德西亚的白人是英国人的后裔。这里与相邻的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不同，那两个地方白人还没有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社会结构，独立后就是黑人的天下。但南罗德西亚的白人由于来得早，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即便英国人撤出，这里的白人也可以迅速接手政权，形成一个类似于南非的种族隔离国家，由白人进行统治，控制经济命脉，但社会主要构成却是黑人。
南非除了本土之外，还有一块殖民地叫纳米比亚。这里原本是德国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德国战败，纳米比亚也由英国人交给了南非。一旦英国人撤出南非，纳米比亚必然成为南非独立控制的附属区域。
在英国人的四类领地中，他们原本只打算将第一类领地放弃，但当第一类放弃之后，第二、三、四类也全都跑出了笼子，再也收不住了。
最早独立的是被认为经济条件不错，已经准备好的加纳，这里曾经出产大量黄金，又引进了可可作为支柱产业。1947年，在英国人的支持下，黄金海岸的本土精英们组织了一个政党：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United Gold Coast Convention，UGCC）。按照英国人的计划，这个党应当与英国人合作，慢慢地接管政权完成独立，但之后依然作为一个顺从的伙伴留在英联邦的母体之内。
但这个计划却被一个叫恩克鲁玛（Francis Nwia Kwame Nkrumah）的人搅了局。这位斗士被当作温和派错误地引入了统一大会党，之后却发现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激进派，要求脱离英国母体完全独立。在他领导的斗争之下，英国人最终让步，但准备时间依然持续了10年，首先让恩克鲁玛担任殖民地的总理，直到1957年，加纳才正式独立。
第二个独立的是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第一大国，也是一个民族构成非常复杂的国家，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这个地区有着无数的小国，到了英国人手中才被捏合在一起。这里从传统上可以分为三大民族区域。
第一个区域是北部内陆，属于伊斯兰区域，占据了全国领土的一多半，人口也在一半左右，他们主要分成了两个族群：豪萨族（Hausa）和富拉尼族（Fulani）。两大族群内部存在斗争，但在对付非穆斯林地区时却团结一致。这一部分与外界接触较少，宗教信仰又不相容，文盲程度很高，也更加排外。
而在尼日利亚的西南部，是另一个拥有独立传统的区域。这里居住着约鲁巴人（Yoruba）。由于开化较早，城市发展有基础，首都拉各斯（Lagos，后来首都迁到了阿布贾）就在这个区。
第三个区域是东南部。这里居住着一个拥有商人传统的民族伊博人（Igbo）。伊博人没有形成更大的政治实体，却由于四处流浪，足迹遍布尼日利亚几大地区，控制了各地的商业。他们和欧洲人接触后，也迅速接纳了欧洲文明。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尼日尔河入海的三角洲所在地，在三角洲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伊博族地区也一跃成为尼日利亚最重要的经济区。
之前，由于北方的经济和教育比较落后，虽然这里人口很多，却缺乏懂政治的精英。但在设计独立后的政治制度时，英国人不得不考虑人口因素，这就让北方地区在新国家中获得了最大的政治比重，甚至超过了南方两区的总和。这种政治局势就给后来的不稳定留下了口子：北方的穆斯林酋长只要掌握了本区的选票，就能左右南方两区的政治。
为了防止一方独大，英国人还设立了半自治体制，三部分都是半自治的政治实体，在此基础上组成联邦。这种结构或许可以防止一方独大，却增加了国家层面的政治离心力。
一个国家的宪法架构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才能最终稳定。但英国人却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尼日利亚去磨合了。1960年，在加纳独立三年后，尼日利亚也独立了。
英国人最难以抉择的是第三类殖民地，以肯尼亚为代表。这些地方的白人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经济生活，如果要把政权交给黑人，势必意味着白人们要放弃大量的财产和土地。
英国人希望，即便这些地区要独立，也是一种围绕着白人的独立。独立后，在当地落地生根的白人仍然可以控制土地和政治资源。在达到这个效果之前，英国人是不想放手的。
在东非，对英国人最重要的殖民地有六个：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南罗德西亚、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而在六个殖民地中，又有两个白人最密集的核心，分别是北方的肯尼亚和南方的南罗德西亚。
在肯尼亚，英国白人已经控制了最好的土地，将原住民的基库尤人（Kikuyu）赶走，这些白人身家性命已经押在庄园上，他们是反对脱离母国的死硬派。在南罗德西亚，同样存在这样的一个白人阶层，不愿放弃利益给黑人。
按照英国人的打算，想在这六个地区打造两个联邦国家。首先围绕着肯尼亚，与乌干达、坦噶尼喀打造一个联邦，由白人作为政治主体，在印度人（东非有很多印度人）的帮助下执政，同时，又照顾一定的黑人利益，形成一个国家。再围绕着南罗德西亚，将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合并，形成另一个国家。
这种模式让英国人的损失最小，又满足了殖民地的独立要求，可能是调整最小的方案，也是最能保护各方利益的方案。但事与愿违的是，英国人建立这两个联邦都不顺利，反而促成了两地的独立意识。
首先表现出暴力独立诉求的，是英国人在东非最大的据点肯尼亚，这里的白人最多，占据的土地也最多，引起的民族冲突也最剧烈，发生了肯尼亚历史上最血腥的自发性叛乱——茅茅叛乱（Mau Mau Uprising）。
茅茅叛乱事实上是当地被剥夺了土地的基库尤人自发组织的、以杀害英国白人为目的的运动，这次运动给英国人在非洲的统治留下了一缕血腥的记忆。最终死亡的白人平民只有三十几个，而英国人杀害的黑人却高达一万多。就在肯尼亚危机暂时镇压下去时，尼亚萨兰突然间也闹了起来。
英国人经过了肯尼亚和尼亚萨兰的两场抗议运动，已经心灰意冷。他们匆匆地决定让这些殖民地尽快独立。
从1961年到1968年，英国的非洲殖民地纷纷独立，不仅西非和东非的各个国家，就连南部的几个跳蚤小国也都被授予了独立地位。
1961年，英国人控制的南非也脱离了英联邦，独立了。只是，这时的南非是一个布尔人（白人）控制的国家。为了防止占大多数的黑人来抢夺白人的利益，这里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直到30年后才得以取消。
法国模式：左右为难的帝国器官
与英国对殖民地扶持代议制机构不同，法国推行的是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英国的每一块殖民地都可以独自行使一个政府的功能，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法国的殖民地却只是法兰西帝国里的一个不能独立运行的零件，或者说，法国的每一个殖民地都只是法兰西的一个器官，这个器官离开了帝国母体就无法生存。这是法国殖民地的一个特征。
为了保证这个器官无法独立生存，法国对殖民地做了多方面的防范。首先是金融上，殖民地的发钞权必须控制在以法国本土为大本营的银行手中。就像在越南那样，虽然日本战败后，法国的军队暂时无法到达越南，但由于法国的银行控制了发钞权，使得越南的金融体系依然在法国的掌握之下。其次，每一个殖民地都只为帝国生产某种单一的原料，甚至连将原料进行就地加工都不允许，只能送到母国去加工完毕，再运回殖民地。这种单一模式，使得法国的殖民地都不具有独立成长的条件。
这种对殖民地的控制方法，即便到了独立之后依然有效，在西非，许多国家脱离法国已经几十年了，却由于生产的单一化，缺乏工业，仍然不得不服从于这个体系，继续忍受着法国强加的高价。
法国殖民地的另一个特征是，由于法国并不想放手，为了获得独立，它们付出的代价要比英国殖民地更高昂。
法国在世界上的殖民地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法国重点经营的两个地区：亚洲（东南亚）的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非洲（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印度支那是法国世界帝国在亚洲的延伸，也是前哨，法国已经表示绝不肯轻易放弃。阿尔及利亚由于靠近法国，居住了大量的法国人，一直被认为是法国的本土。阿尔及利亚在独立之前，人口在800万左右，其中法国人占115万。如果要将这里放弃，意味着这100多万法国人都要回到法国本土。但这些人在法国本土已经毫无财产，不可能回去了。
第二类是法国在西非、赤道非洲的两个殖民地联合体：法属西非（French West Africa）和法属赤道非洲（French Equatorial Africa）。其中，法属西非包括了八块殖民地：塞内加尔、马里、布基纳法索、贝宁、尼日尔、科特迪瓦、毛里塔尼亚和几内亚。法属赤道非洲则包括了加蓬、乍得、中非共和国和刚果（布），以及从德国人手中获得的两块托管地——多哥和喀麦隆。
这些殖民地都是受法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它们在法国议会有少量的代表（不影响大局），少数精英分子甚至能在法国国内担任部长职务。
第三类是其他零星殖民地和被保护国。法国最重要的被保护国是北非的摩洛哥和突尼斯。这两个国家有自己的统治者，比殖民地高一个等级，法国虽然不愿意，但这两个国家却是可以放弃的。除了这两个之外，法国还有许多零星的殖民地，比如，东非的法属索马里（吉布提），以及印度洋上的大岛马达加斯加，还有若干小岛，比如，留尼旺岛（La Réunion）。这些零星的殖民地也不被认为是法国的核心利益，可以放弃。但在一些小岛上，由于缺乏人口和独立意识，至今依然掌握在法国手中，比如，留尼旺岛。
讨论法国殖民地独立的问题，主要针对的是前两类，而其中又以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斗争最为惨烈。
“二战”之后，作为曾经的战败者的法国由于急需民族情绪的鼓舞，因此，任何放弃殖民地的想法都被认为是投降派的，正是这种心态下，法国人在英国人的支持下重回了印度支那。而阿尔及利亚更是法国的重要部分，甚至已经被当作法国本土的一部分了。
2013年，我曾经在老挝遇到过一位法国青年尼克（Nikko），他的祖父母就是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由于老挝也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我们自然谈到了殖民地问题，由此引出了对法国的“二战”英雄、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的评论。尼克义愤填膺地告诉我，虽然世界把戴高乐当成英雄，但阿尔及利亚的移民后代永远不会原谅他，因为正是在他执政时，将阿尔及利亚放弃的。
他回忆起祖父母说过无数次的故事：“在阿尔及利亚局势最紧张时，戴高乐跑到了阿尔及利亚，安慰那些移民说，法兰西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儿女。大家都相信了他。但是，他离开一个星期后，消息传来，法兰西已经准备放弃阿尔及利亚。这表明那100多万法国移民已经失去了家园。”
严格来说，为了将阿尔及利亚变成本土，法国人拿出了巨大的诚意，让渡了不小的权力。按照位于巴黎的中央议会（国民会议）的规定，阿尔及利亚可以在议会中占据27个席位，其中大约一半给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另一半给土著穆斯林。在阿尔及利亚的地方议会中，一共120个席位将在穆斯林与法国人之间平分。
但这样的诚意又远远达不到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期望。法国议会总席位是577席，即便将27席全部都分给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也只是杯水车薪，无法撼动法国人的整体优势，更何况是对半分。
更不合理的是经济和社会上的情况，法国人几乎控制了阿尔及利亚的全部经济命脉，给穆斯林留下了大量的贫困人口。阿尔及利亚的地理条件并不优厚，本来就养活不了太多人口，法国人拿走过多，穆斯林自然会变得更加贫困。
面对法国人的同化，穆斯林以起义来反击。领导穆斯林起义的，是后来成为第一任总统的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1947年，本·贝拉成立了一个武装斗争组织，并在两年后开始实施恐怖行动。他被捕后，被判处了8年徒刑。
在这之后，法国人似乎控制了阿尔及利亚的局势。但不幸的是，在印度支那，法国却进入了崩溃状态。随着北越胡志明的部队不断地与法国人发生冲突，最后发生了令法国人闻风丧胆的奠边府之战，北越军队全歼了法国驻扎奠边府的主力部队。
奠边府之战后，法国决定从印度支那撤出。而这个决定再次影响了阿尔及利亚的局势。本·贝拉从监狱里逃了出来，且变得更加激进。从1954年开始，他领导的民阵组织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坏，法国派出了大量的军队对民阵组织实行报复。到了高峰时期，法国有50多万军队停留在阿尔及利亚，相当于两个土著白人就要受到一个军人的保护。这种过度的武力使用，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和军事负担。
1958年，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法国政府却倒台了。新的中央政府迟迟组建不起来，没有人愿意接手。民阵组织也在这时故意制造对军人的处决事件，这件事扩展开来，又让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总督也倒了台。从中央政府到阿尔及利亚地方政府都无所作为，让法国人意识到共和国已经接近失败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选择了“二战”时期的领导人戴高乐出来收拾残局。
人们选择戴高乐，是希望他表现得足够强硬，打胜对本·贝拉的战争。戴高乐最初也希望这样做，但他是个务实的人，当他明白已经没有希望打胜时，骤然间转向，法国人开始逐渐退出阿尔及利亚。
1962年，阿尔及利亚在经过了8年战争和牺牲50万条人命的代价之后，终于赢得了独立。
尼克的祖父母曾经在阿尔及利亚奋斗了大半生，但阿尔及利亚一独立，狂热的穆斯林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和驱赶，法国移民们只好将所有的一切都扔下，跑回了法国。回到法国后，作为外来户的他们一贫如洗，甚至连容身的住处都没有。他们不仅没有受到同胞的欢迎，反而被本地人欺负、嫌弃。他们只能从头开始打拼，对于这些殖民地回来的人来说，重新生活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殖民地政策在创立时给当地人带来了不平等和压迫，在结束时，又给白人移民带来了灭顶之灾。
随着两个最主要的殖民地丢失，法国在北非的两个被保护国摩洛哥和突尼斯也在1956年双双独立。
而在西非和中非地区，法国还有12个殖民地，这些地区也在寻求脱离法国的统治。但是，与英国比较成熟的殖民地不同，也和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这样更加富裕的地方不同，这12个殖民地都非常贫穷，缺乏成为一个国家的资质。这给了法国和戴高乐以很大的信心，决定想方设法让殖民地留在法国的母体之内。
“二战”之后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期间，法国组成了一个以英联邦为模板的体系：法兰西联盟（French Union），这个体系以法国本土为核心组成了一个联盟议会，其他殖民地和海外领地可以派出少量代表参加议会，却必须接受法国的全盘领导。
戴高乐上台后，试图改进这个体系，创建了另一个叫法兰西共同体（French Community）的组织来取代法兰西联盟。从联盟变成共同体，其核心是在保留法国本土与殖民地纽带的前提下，给予殖民地更多的自治权。在起草宪法时，甚至邀请了一部分听话的非洲人士来起草。
根据新宪法规定，法国在非洲的两大殖民邦联：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都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12个小的政治实体，这12个政治实体直接受共同体领导，没有中间层。
共同体有一个总统，由法国总统担任，并负责处理司法、金融等事务，同时建立一个共同体会议机构，充当共同体立法的角色，只是在现实中这个机构从来没有起过作用。
戴高乐对法兰西共同体信心十足。西非和赤道非洲的每一个小殖民地人口都只有几百万，每个殖民地只生产一两种初级产品，缺乏工业条件，离开法国几乎不可能生存。法国还培养了一批亲法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甚至被邀请去制定宪法。他们一旦回到家乡掌了权，必然对法国忠心耿耿，帮助维持新的政治架构。
但戴高乐的政治安排却在一个“调皮孩子”手中毁掉了，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Ahmed Sekou Toure）。
塞古·杜尔是一名坚定的非洲本位主义者。戴高乐为了表现出各个殖民地是自愿加入的，在共同体宪法的条款中规定，每个殖民地都可以举行全民公决，选择是否批准共同体宪法，如果批准，就加入法兰西共同体，如果不批准，这块殖民地就将独立出去。
为了避免大家选择独立，法国在投票前加了许多威胁：如果选择留在共同体，就可以继续享受法国的补贴与帮助；一旦选择独立，法国将立刻撤走一切人员和资本，不再对独立国家提供任何帮助。
绝大部分殖民地明白，一旦法国人撤离，当地连会写字的人都找不齐，更何谈组织政府。他们都乖乖地投票留在共同体。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塞古·杜尔领导的几内亚。
几内亚投票前，戴高乐亲自跑了一趟，做最后的努力让他们留下。但他看见的却是对法国深深的敌意，知道大势已去。公决中95%的人投票赞成独立。
但戴高乐至少是说到做到：几内亚独立的当天，法国人全部撤离，将所有能移动的有价值的物品全部带走，无法移动的就砸掉。法国人一离开，几内亚的政治、经济、金融完全瘫痪。独立让几内亚付出了倒退数十年的巨大代价。
法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杀鸡儆猴，避免其他殖民地选择独立。事实证明，在短期内，这种威胁的确有用。在法兰西联盟变成法兰西共同体的过程中，除了几内亚，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德国手中接手的多哥和喀麦隆，这两个地方由于和法国渊源不深，也选择了独立，其他11个都留在了共同体之内。
但从长期来看，几内亚的独立又的确瓦解了法兰西共同体。虽然法国人都撤离了，但几内亚并没有屈服。塞古·杜尔成了非洲人的英雄，成了不向强权低头的典范。非洲人向他欢呼的同时，苏联也对它青睐有加。苏联插手几内亚后，美国人立刻不甘示弱地跟进了。塞古·杜尔拿着苏联和美国的钱，将国内的反对派一一镇压，开始了他长达26年的执政生涯，直到死亡。
他的境遇似乎给非洲的政治家指明了另一条出路，于是，法兰西共同体很快就解体了。在成立两年后，11个殖民地先后宣布独立。戴高乐试图挽救法兰西帝国，却加速了它的解体。
最暴力的独立史
除了茅茅叛乱这种低烈度的冲突，英国殖民地的独立大都以和平方式完成。法国的暴力主要出现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这两片它们最不想放弃的殖民地上，其余的地方双方依然能够保持克制和非暴力。
但并非所有的宗主国都乐于和平地放弃以前的特权，它们会想出各种办法保留自己的存在感，并挑拨新独立的国家内部出现分裂，好让原来的白人殖民者更长时间地留在那里。这些殖民地在独立后，往往成了独立后遗症的第一批受害者，立刻陷入泥泞之中。
在所有独立的国家中，最不幸的是比利时的殖民地刚果。之所以不幸，一是因为刚果社会本身的不成熟，二是他们不幸遇到了最贪婪的殖民者。
1961年1月17日晚上9点41分，一个小型的行刑队带着三个囚犯来到了刚果（金）城市伊丽莎白维尔（Elizabethville）附近一个与世隔绝的丛林地带，三名囚犯都已经被打得伤痕累累，血迹斑斑。跟着行刑队一起的是几个浑身酒气的黑人，以及几个白面孔，他们是一个比利时的警察署长带着三个军警。
这些人将三名囚犯领到了已经挖好的墓坑边，依次进行枪决。三人死后，尸体先是被埋葬，后又被挖出来碎尸抛撒，从此人们再也找不到尸体的痕迹。
在死去的三人中，最著名的一位叫卢蒙巴（Patrice Lumumba），他是刚果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Congo）的首任总理，也是领导这个国家取得独立的人。在半年前，他才刚兴高采烈地宣称，刚果这个巨大的国家终于摆脱了欧洲的那个蕞尔小国比利时，但半年后，在比利时人的推动下，刚果已经分裂成了三块，卢蒙巴也死于非命。
在世界所有殖民体系中，美洲的西班牙早期殖民充满了血腥，但到了19世纪，虽然世界殖民主义加速了，但残酷性却相对降低，殖民者发现与其杀人，不如采取容纳的政策，让本土人和外来人形成共存关系。但是，有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却是例外，在那里，这种宽容性荡然无存，这就是比利时的殖民地。
比利时的殖民地主要分布在非洲，它们在独立之前都遭遇了敲骨吸髓式的压榨，留下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结构失衡。比利时人不情愿地离开后，留下的仇恨立即毁掉了这几个国家。
比利时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包括一个巨大的殖民地（比属刚果）和两个被保护国（卢旺达和布隆迪）。两个被保护国是从德国手中继承来的，由于国土面积较小，并没有成为比利时关注的焦点，但比利时人仍然把仇恨注入到了两国的不同民族之中。
在两个被保护国执政的是一个叫图西族（Tutsi）的少数民族，而被统治的多数民族是胡图族（Hutus）。比如在卢旺达，胡图人大约是图西人的四到五倍。
非洲的种族界限大都是模糊不清的。也许在几百年前还是同一个部族，只是后来由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或者生活环境，形成了较为（不是完全）封闭的通婚圈子，分化成了不同的种族。
以图西族和胡图族为例，他们从肤色到语言都没有太大差别。在非洲历史上，有一个超级种群班图人（Bantu），他们从中西部非洲出发，横扫了整个黑非洲，取代原来更加黝黑和瘦小的俾格米人（Pygmy Peoples）成了非洲的主流人群。图西族和胡图族其实都是班图人的后裔，从血缘上没有太大差别。
两个种族在婚姻上和社会地位上也并非是完全封闭的，在欧洲人去之前，两个民族来往密切，可能只是因为政治地位的不同，才称自己是图西人或者胡图人。
但从欧洲人进入卢旺达、布隆迪后，图西族和胡图族的对立突然加剧了。在19世纪的欧洲，流行着一股极其可怕的暗流，叫人种学。人种学家们走到哪儿都喜欢带上尺子，将当地的土著人测量一遍，就根据体貌粗糙地划分出人种了。至于这些体貌是不是遗传得来的，则很难证明。不仅是后来以“二战”时期大屠杀闻名的德国人这么干，就连英美等国也同样流行。在著名西域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的书里，人们会发现，他不管到了哪里，都喜欢在当地找一些人进行拍照，并测量身体基本数据，这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人种学发展到后来，就成了纳粹进行种族灭绝的重要依据。“二战”之后，人们决定将人种学冰封起来，避免再有人因它而兴风作浪。但在欧洲之外，人种学却阴魂不散，成了种族冲突的助推剂。
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德国人到来后，经过测量，认为图西人是高大瘦弱的，拥有更高的智商，胡图人较为矮胖，智力低下。自从欧洲人这么说了以后，当地人也逐渐将这种荒唐的理论接受了下来。
等德国人退出后，比利时人由于与这两个被保护国更加疏离，决定采用制造分裂的方法维持自己的影响力。在初期，他们依靠图西族人来统治。但在两国独立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布隆迪，仍然维持着图西人的统治；在卢旺达，却由于采取了民主制，人口众多的胡图族人突然成了统治阶层。
由于胡图人的经济地位、教育背景都达不到执政的条件，偏重于靠煽动仇恨来维持统治。于是，当年美丽的千山之国（卢旺达）就成了整个非洲的屠宰场之一。
卢旺达和布隆迪是两个小国，比利时人并不十分上心。但对于面积巨大的比属刚果（是比利时本土面积的70倍），比利时人却倾注了无数的心血。统治刚果的第一任君主利奥波德二世杀害了数百万刚果人，虐待致残的更是不可计数，他还从刚果掠夺走了巨额的财富，换来的金钱都变成了利奥波德的私人财富，让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富豪，与之相比，比利时本土反而只是国王财富的添头。
利奥波德的统治在西方殖民圈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感，著名小说家康拉德将这里描写成地狱，各个国家也纷纷指责他不能这么干。但这个老屠夫却得以善终。他死后，继承人终于将刚果从私人领地改为比利时政府管辖。但这时，刚果又发现了巨大的矿产资源，钴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铜矿占1/10，加上丰富的橡胶资源、钻石资源，使得比利时继续从刚果抽走巨额财富。
在比利时抽走财富的同时，刚果却保持着贫穷。刚果人缺乏教育，加上逆来顺受的性格，都成了比利时人得以利用的工具。
就在独立之前两三年，比利时还从来没有让刚果独立的想法，他们仍然躺在这巨大的血腥财富之上做春秋大梦。但从英国和法国殖民地传来的独立声音却被刚果的土著听到了。刚果独立的吹号手，就是比利时人恨之入骨的卢蒙巴。
事后，人们总是指责卢蒙巴有性格缺陷，只能靠革命推翻旧政权，不能建设新政权。这或许是真的。但如果放在大背景中看，卢蒙巴只是比利时人统治的间接产物。
比利时从来没有想过要教给黑人怎样统治，他们的暴行又普遍激起了黑人的愤怒，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可能出现一个尼赫鲁式的调和者，反而只会出现激进的革命者。
在比属刚果，黑人只能读小学，没有机会上中学和大学，卢蒙巴的学历只有小学四年级，他做过店员、推销员，这样的职业经历对于国家治理毫无帮助，却让他产生了作为低等人的切肤之痛。
在刚果独立之前两年（1958年），卢蒙巴发起了刚果民族运动。抗议声此起彼伏，暴力冲突也时常出现。在卢蒙巴的带动下，刚果各地涌现出了许多政治团体，并逐渐在全国层面上联合起来，向着独立努力。
也许卢蒙巴和其他独立领导人都没有想到，比利时人是这么不堪一击。刚果的骚动传到比利时国内，引起了普遍的担忧，担心会发生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或者英国在肯尼亚（茅茅运动）的遭遇。比利时人准备撤了。
于是，民族运动刚兴起了两年，比利时人就匆匆撤出了刚果。
1960年6月30日，刚果独立这一天，比利时国王博杜安（Baudouin）专门从比利时飞过来，要参加这个隆重的庆典。庆典在上午9点开始，在黑人歌手的助唱下，一片和谐声中，杀人者和被害者济济一堂。
11点是讲话时间，博杜安作为长者作了一篇冠冕堂皇的讲话，纪念了他的祖父、老暴君利奥波德，并赞扬了比利时在刚果的统治多么崇高。他也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建议，比如，他提醒刚果独立后不要急于做社会改变，而是要保留原有秩序，直到对于政治有了足够了解，确信能做好的时候，再更改不迟。虽然带着私心，但这样的建议确是有道理的。
当轮到总理卢蒙巴讲话时，卢蒙巴却侃侃而谈，他首先感谢了刚果人民，他说刚果独立是民族运动抗争获得的，不是比利时人的恩赐。接着他开始历数刚果人民在殖民制度下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强迫劳动、种族迫害、掠夺土地和资源，以及肉体摧残、消灭。
接着他转向了对未来的展望：独立已经将所有的伤害消除了。在民主的制度下，刚果人将拥有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薪金，种族歧视不会再有，刚果人将成为非洲的骄傲和样板。
这篇讲话过后，卢蒙巴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永恒的敌人：比利时人。
卢蒙巴说的是实话，却过于张扬了。在当时，刚果还有大量的比利时人存在，他们充斥在经济的各个方面，以及军队之中。比利时人已经认定卢蒙巴是必须除去的角色，他们能容忍其他刚果人，却不能容忍一个不感谢前主子的黑人。
与此同时，卢蒙巴本身性格和能力上的问题也突出表现了出来，使他成了独立刚果继续发展的障碍。由于比利时人留下了一团烂局，刚果独立之初，一年毕业的大学生不超过30人，完成初中教育的只有100多人。有文化的黑人人手不足，政权却操纵在各色比利时雇员手中。比利时人实际上是给了刚果二选一的选项：要么继续让比利时人控制政府的行政工作，从而继续把持刚果的资源，要么让这个国家毁灭。
对于刚果来说，较合理的选择无疑是暂时不要动作，继续保持现状，忍受一定的不公平，这样可以避免行政退化。与此同时，刚果应该大力发展教育，赶快培养本土的政府官员，以便在未来可以从比利时人手中接手权力。只有将时间拉长，才能解决比利时人留下的先天障碍。
但卢蒙巴的性格却决定了他不会作这样的选择，而他本人也是比利时无法容忍的。于是，从独立开始，本土黑人与比利时人的矛盾就爆发了。在卢蒙巴的火上浇油下，刚果几十年来对比利时人的愤怒突然间在整个国家燃烧起来，士兵们伙同普通民众一起，对比利时人实行凌辱、抢劫。比利时人在作威作福几十年后，终于尝到了羞辱的滋味。
但这种报仇的快感却是一把双刃剑。当社会乱套之后，卢蒙巴开始感受到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在国外，比利时人卷土重来，他们以卢蒙巴无力保护比利时人为借口，迅速出兵，占领了机场等战略要地。卢蒙巴不懂谈判和争取时间的重要性，立刻宣布断绝与比利时的外交关系，将比利时的出兵视为武装入侵。
但比利时人仍然有牌可打。在这些殖民者到来之前，刚果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无数个部落。在传统上，刚果可以分为三个区域，分别是靠近大西洋的以首都利奥波德维尔（后来的金沙萨）为核心的西部区域、东南部的卡丹加（Katanga）区域、靠近卢旺达和乌干达的东北部地区。
卡丹加地区是刚果的矿产中心，也是比利时人最舍不得放弃的地区。为了继续保留利益，比利时人在这里扶持了一个叫冲伯（Moise Kapenda Tshombe）的军阀，并向这个区域派来了军事援助团，带来了财政援助。冲伯于是宣布建立卡丹加共和国，从刚果独立。
在中央政府控制区和卡丹加之间，还有一小块盛产钻石的地方叫南卡塞（South Kasai），也乘机宣布脱离刚果。卢蒙巴只能一面求助于联合国向比利时人施压，一面着手对付分裂主义者。
在联合国的施压下，比利时人决定撤出军队，采用更加隐蔽的手段暗地支持分裂势力。不管是卡丹加还是南卡塞，背后都有比利时人的影子。
就在这时，卢蒙巴犯了两个更大的错误：第一，他采取武力镇压南卡塞，造成了众多平民的死亡，给外界留下了暴君的口实；第二，当西方国家都无法提供帮助时，他决定向苏联求助，从而惹恼了美国人。
美国人乐于帮助非洲的独立国家，但刚果的局势过于复杂，已经超出了外界能够干预的程度。当卢蒙巴向苏联求救之后，美国却立刻将之纳入了“冷战”思维中进行考虑。于是，一场阳谋发生了。
这场阳谋的目标是除掉卢蒙巴，事后，人们发现比利时人深深地卷入了其中。参与者中还有美国的身影，其他国家甚至联合国也知道这件事必然发生，却都袖手旁观，等待着阳谋成为现实。大部分人之所以默许，是因为他们已经找不到解开刚果之结的办法，或者说，比利时人离开时设的局，已经决定了这个国家必然以流血为终点。
卢蒙巴任命的参谋长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成了阳谋的主角。他在比利时和西方人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宣布暂时由军队托管政权。
11月27日，卢蒙巴躲在汽车里逃出首都，想前往东部的根据地，他立刻被发现和抓捕了。比利时人一直躲在幕后，蒙博托也不愿意脏了手。他们采取了一个最奸诈的计谋，将活着的卢蒙巴送给东南军阀——卡丹加的冲伯。他们知道只要到了冲伯手中，卢蒙巴就不可能活着。
卢蒙巴成了非洲独立史上第一个著名的殉道者。即便到了今天，人们仍然纪念着他。当然，人们仍然可能争论说，如果他更有技巧，不是一味蛮干，也许通过灵活的手段能够解开这个死结。但更可能的是，刚果在比利时人统治之后，就已经没有了避免暴力的可能性。
比利时的几个殖民地和被保护国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卢蒙巴的无辜。
卢蒙巴死后，刚果在独裁者蒙博托的手中暂时捏在了一起。蒙博托成了西方世界的宠儿，他的政权是世界上最腐败的政权之一，比利时人已经淡出，但法国人却成了他的新靠山。直到20世纪90年代，另一场危机导致他的下台。但是，刚果（金）依然位于最贫穷的国家之列。
殖民地独立的两种观点
关于殖民地的独立问题，往往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是殖民地人民反殖民反侵略的斗争，逼迫着西方殖民者放弃了殖民地，而对于殖民地人民来说，独立永远是比不独立更好的选择。但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殖民地的独立，更多的是宗主国的自我选择，也是世界人权思想发展的结果，而在某些时候，独立可能带来一定的发展困难，而与宗主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才是一个殖民地的最优解。
这两种看法各有道理，第二种虽然对于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认知更加深刻，却有美化宗主国的嫌疑。独立可能带来阵痛，却是今后发展的基础。
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独立是来自于宗主国的恩赐。如果允许宗主国去选择，它们宁肯选择永远不要变化，一直维持着殖民化的体系。
可是宗主国在很多时候是没有选择的，以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为例，当印度完全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之后，英国的统治者立刻兴奋地在自己的头衔上加上了“印度女皇”或者“印度皇帝”的称号，就连这个时期的英国钱币上，也会铸上“IND∶IMP∶”的缩写，代表印度皇帝或女皇（拉丁文Indiae Imperator或Indiae Imperatrix）。在欧洲，“国王”和“皇帝”是两个不同的称号，国王可以有很多，但只有少数的具有帝国性质的国家才能称皇帝。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能够称皇帝的君主只有神圣罗马帝国、沙皇俄国、拿破仑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等极少数。英国虽然一直是西欧强国，却由于民族单一，只能称国王。有了印度之后，英国的国王（女王）才不甘寂寞地摇身一变成了皇帝（女皇），这对于有搜集头衔癖好的历代国王来说是多么来之不易，也多么不想放弃。
虽然英国人也在印度设立了议会等代议制机构，并试图培养一些印度本土精英，但这和彻底独立是不同的，英国希望印度是在英帝国体内的“自治”，也就是说，还是以英国国王为国家元首。
逼迫英国承认印度独立这个现实的，不是英国人的好心，而是形势。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人依然有足够的实力控制印度，但战争中英国突然发现，在亚洲地区，印度的本土实力已经脱离了英国的控制。在战争中，英国被德国拖在了欧洲自顾不暇，它在东南亚地区被日本人击溃了，之所以保住了印度，不是靠英国人自己，而是靠以印度本土人为核心的军队。甚至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都必须把印度本土的军队派到海外去帮助他们打仗。
到这时，已经不是印度依靠英国，而是英国依靠印度了。正是这种依赖关系的反转，让英国人意识到他们的殖民统治就要结束了。
更麻烦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印度的老兵都受到了战争的磨炼，回归到战后生活，这些老兵立刻成了印度本土军队的中坚，他们是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中流砥柱。在以前，由于英国人控制了最好的军队和武器，还不怕印度人反抗，但这时，印度本土军队的装备和实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军人们都带着极深的民族主义情绪，让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出现了失控的可能。
只有到了这种地步，英国人才审时度势地允许印度人独立。但即便这样，他们在离开前又拆分了印度，将之变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政治实体。当两国分别独立后，巴基斯坦又分裂成了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和西巴基斯坦（现巴基斯坦），形成了南亚的乱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殖民者都还在做着殖民地的美梦，几乎没有国家选择主动放弃，而是认为战争结束后，他们依然可以回归到以前的殖民统治和生活之中。这一点在法属殖民地的越南也可以清晰地看到。
“二战”之前，除了泰国之外的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是殖民地，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殖民地，马来西亚（包括现在的新加坡）、缅甸和印度（包括孟加拉国）是英国的殖民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组成的印度支那是法国的殖民地，而菲律宾则是美国的受保护国。
除了美国之外，其余国家都不想主动结束殖民统治。“二战”中成长起来的各国当地势力到了“二战”之后，大都成了独立运动的中坚力量。
在越南则是另一种情况，越南的胡志明借助日本和法国斗争造成的真空，成长为当地的主要民族势力。当日本人战败后，胡志明进入了北越地区，占领了河内，宣布独立。
但是，真的能够独立吗？战胜国的各个大国却有着另外的安排。最初主张结束殖民秩序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但此时罗斯福已经去世，继任者杜鲁门没有将前任的民族自决观念继承下来，而是顺从了英国和法国对于殖民地的处理理念。
作为战胜国，英国和法国也是世界上拥有殖民地最多的两个国家，他们都不打算放弃。于是，在他们的主导下，寻求的是将世界秩序恢复到“二战”之前。这件事落在越南头上，就意味着日本必须把越南还给法国，让越南再次变成法国的“面包”。至于占据河内宣布独立的胡志明，却连谈判的资格都没有，也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是，“二战”期间法国当了好几年的战败国，变成战胜国才不过只有几个月时间，老法国的军队都已经被击垮了，根本无力控制巨大的殖民地。越南对于法国本土来说是远在天边，它们更是派不出军队来接管。
为了帮助法国尽快从日本手中接管越南，战胜者们再次决定，首先由英国和中国国民政府以北纬16度线为界，分别接受日本的投降，英国占领以西贡为中心的南部，而国民政府占领以河内为中心的北部。直到法国有力量派出军队了，两国再把越南还给它。
就算法国如此孱弱，英国也没有考虑让越南独立这个选项。这说明“二战”刚刚结束时，没有一个殖民主义国家愿意主动撤出，甚至还要帮其他殖民主义国家一把，形成合力对抗民族自决的潮流。
中国此时还处于国民政府统治之下，派出的接管部队是云南卢汉率领的三个军（60军、62军和93军）。虽然中国军队最终必须把北越移交给法国，但由于中国近代的惨痛经历，对于殖民主义没有好感，在接管过程中事实上纵容了北越的发展，使得他在中国军队的羽翼下不仅没有丧失地盘，反而更加巩固了。与此同时，法国首先利用发钞权继续控制越南的经济，之后组织了军队前往北越。
1946年4月，国民政府军队将防区移交给法国。但随后，法国却发现无法控制北越，双方发生了冲突。即便这时，法国人还是不准备撤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胡志明得到了更多的帮助，并在1954年的奠边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法国才不得不接受殖民主义已经告终的现实。
但即便这样，法国依然不准备将一个完整的越南移交给胡志明，而是在日内瓦谈判中制造了以北纬17度线划分的两个越南。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冷战”和防止共产主义的因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法国在越南南部的西贡地区的殖民统治根深蒂固，即便退出了北越，依然可以在南部保留影响力。
直到越南已经进入了内战的节奏，法国人才不得不将南越的乱局留给了美国人，自己完全撤出了。
从法国撤出越南的过程来看，法国人从来没有打算主动放弃殖民地，而它的伙伴英国也怀着兔死狐悲的心态一直支持着它，试图保留战后的殖民体系。
但是，殖民体系已经不可维持了。其原因在于，第一，罗斯福倡导的民族自决和联合国已经深入人心；第二，随着“二战”的进行，殖民地人民的武装已经足够抵御原来的殖民主义者了。
与法国类似的还有荷兰控制的印度尼西亚，这里几乎是在“二战”一结束就爆发了独立革命，并逼迫着荷兰承认了它的自治。但最初印尼还留在荷兰组织的荷印联邦之中，当羽翼丰满之后完全脱离荷印体系，变成了独立国家。
在殖民体系中，较特殊的是菲律宾。菲律宾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在19世纪的美西战争中和古巴一起输给了美国。美国是一个没有殖民地经验的新兴国家，对这两块殖民地采取了扶持方式，直到对方的政治精英们成长起来，才不得不让它们独立。
虽然菲律宾在独立后依然受到美国的影响，但可以说，美国为适应世界战略需要而倡导的民族自决旗号，让这个国家幸运地没有受到太多的颠簸，就获得了独立权。
除了少数的例外，世界殖民地的独立可以分成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英国模式，第二种是法国模式，而第三种则是以比利时等国家为代表的暴力模式。那么，这三种模式又是怎样运行的呢？
英国模式：从代议制到独立国家
英国人对待殖民地的和平处理方式是，即便有许多细节可以争论，但整体上，英国的殖民地（美国除外）大都能够在不进行战争的情况下，和平地脱离不列颠的母体。
英国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和英国独特的政治制度有关。自从计算机普及之后，人们对于模块化的设计思维已经非常熟悉，在这种模式下，计算机是可扩展的，如果一个硬盘不够用，只要再买一个硬盘插入主板上相应的接口之中，就可以使用它了。在可扩展的模式中，每一个单元都是相对独立的，但又通过总线和中央处理器相联系，构成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只携带一个模块，也可以携带数十个上百个模块。
英国在它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代议制在不知不觉间就构成了这样一个可扩展的模块化系统。每当它征服一个新的殖民地，除了由英国国王任命总督之外，还会在这个殖民地设立一定的代议制机构，也就是议会或者以其他名称命名的议事机构。这个议会负责该地区的日常事务。最初时，议会的成员大都是从英国本土派去的，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加入了议会，这样就实现了一定的权力本地化。
这些学会了治理的本地人由于受惠于英国体系，他们也大都认同英国的政治模式，于是，大英帝国就变成了一个可扩展的系统，每一个殖民地对它来说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模块，多一个或者少一个，都不会影响整体的运行，但由于它的可扩展性，又可以随时应付新得到的殖民地。
当然，英国人之所以建立这样的模式，只是和它国内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并不是毫无私心的。这表现在，在新的殖民地中，担任总督和文职官员的大都是从英国本土派去的，而所谓的议事机构也充斥着英国佬，很少有当地人。在这种模式下，当地人的呼声往往是被漠视的。
只有等本地人的势力足够强大，英国人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步时，才会允许那些恭顺的精英分子加入到英国人的俱乐部之中。由于被接纳的本地精英凤毛麟角，政治依然是被英国人把持的。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在这些统治机构中的实力才真正被削减，让英国感到再也无力控制了。
在英国的殖民地中，最重要的、被认为是皇冠上明珠的，是印度。除了印度之外，在东南亚还有马来西亚和缅甸。在中东地区，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人也从土耳其手中获得了一些土地，被他们分成了外约旦（现约旦）、巴勒斯坦（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拉克等几部分，并把埃及变成了被保护国。在非洲，英国人更是拥有着大量的殖民地。
英国人对印度的态度转变始于1857年的印度反英大起义。在这之前，印度被置于一种特殊的安排之下，英国人并不通过政府直接控制印度，而是把印度交给了一个公司来管理，这个公司就是著名的东印度公司。
这种管理模式实际上是更古老的不自由贸易的产物。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不久，西欧各个国家纷纷建立公司去开发新发现的地区，但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自由贸易的理念。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去找国王签发特许状，要求国王授予他们在某一片区域内垄断贸易的权力。
比如，在被称为东印度（即印度和东南亚地区，与哥伦布发现的西印度美洲相对应）的地区，不管是英国、法国，还是荷兰，每一个国家的元首都认为自己有权签发特许状，只准持有特许状的一家公司承接东印度与本国的贸易。这样就出现了英属东印度公司、荷属东印度公司和法属东印度公司。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持有特许状的公司可以在这个地区做生意，其余的本国人如果要做，就会被英国政府通缉。这绝对不是自由贸易。
甚至不同国家的特许公司还会打仗。比如，英属东印度公司与法属东印度公司之间就由于到底谁来控制印度而发生了数次战争，最终英国人将法国人打跑了，从而垄断了印度的贸易。而荷属东印度公司则选择了印度尼西亚作为排他性经营区域，从而避开了与英国人的正面冲突。
所以，英国控制印度的方法绝不是什么自由贸易，而是排他性的、垄断性的、特许性的。这也成了后来各个国家抢占殖民地的方法。它们之所以需要殖民地，是因为一旦建立了殖民地，与这里的贸易就被它们一家垄断了。殖民地被禁止与其他国家自由贸易，殖民地的货源被垄断，也只能购买宗主国的产品。正是这种强买强卖，让殖民地只能低价出口农业品和矿业品，高价进口工业品，直到独立之后，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性依然是这些地区的“阿喀琉斯之踵”，无法获得健康发展。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控制是一种怪胎式的，它名义上只是一个公司，但为了能更多榨取经济资源，也为了让本地人服从英国的行业规则，这个公司一定要建立一套治理体系，于是，在公司之下，又设立了一系列的行政职务，甚至建立了从属于公司的军队。一个公司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强制性的政府。这个公司加政府，可以强迫印度人种罂粟等邪恶的作物，也可以强行收购印度人的任何产品，还可以惩罚那些遵循自由市场规则、私下里与印度人做生意的英国人和别国人。
这种模式下，东印度公司已经变成了一个印度人无法忍受的庞大的官僚机构，还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变得极其腐败和蛮横。这一切导致了1857年印度反英起义。
英国人将印度起义镇压下去之后，也在反思这种公司模式已经不适合治理如此庞大的疆域，于是决定把印度收归国王（女王），由国王派一个总督（兼任副王）来管理。也正是从这时开始，英国人在印度建立了代议制机构，并注重吸收一定的印度本土精英，寄希望在未来扩大印度本土参与的同时，让印度继续保留在大英帝国的体系之下。
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从1858年到1947年的历史可以视为一部宪法史，在1858年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皇时，就作出承诺，要让她的印度臣民享受与英国臣民同样的自由，这个承诺虽然欠缺真诚，但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英印矛盾。
接下来的近百年时光，英国人在公利和私利的矛盾中挣扎，他们一方面试图在印度建立起一套代议制度，这套代议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吸引印度人的参与；另一方面由于放不下殖民者的架子，他们又总是想在框架内为自己保留一定的特权。
印英当局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会尽量多地限制印度人的权力，与此同时，他们又不得不把更多的权力，如议会选举权等放给印度人。印度人一方面享受着增加的权力，另一方面又看到英国人在背后动手脚，更变得义愤填膺。到最后，这两个民族没有走向融合，反而越来越分裂。
但是，英国人对印度宪治的建立又的确起着重要的作用。
印度人独立前后主导政治的政党叫国民大会党（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国大党），这个党派是在英国人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还得到了印英政府最高层的帮助。第一届国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所以在孟买举行，就是因为当时在孟买的印度总督为国大党提供了帮助。此后，每年一届的国大党大会成了印度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事件。
在这种缓慢的变革过程中，英国人留给印度两个最重要的遗产，一个是国家治理方面的教育，另一个则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观念。在历史上，印度总是分裂成许多国家，在人们的观念中，也并没有一个完整政治实体的概念。但是，英国人却把印度变成了一个政治实体，在英国人眼里，印度就是一个印度。
随着时间的迁移，英国势力撤出了国大党，国大党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一部分人希望暴力革命，用激烈的方式赶走英国人；另一部分人希望采取温和的方式，与英国人合作，逐渐获得英国人的承认。
在最初，温和派占了上风。但是1915年，莫汉达斯·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从南非回国，逐渐获取了国大党的控制权，于是印度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以和平手段坚决要求从英国独立，也就是“非暴力不合作”。
也正因为是和英国人作斗争，非暴力才成为可能。英国人虽然对印度舍不得放手，但这是一个总是在计算成本的国家。一旦统治印度的成本大于收益，它最终就会选择放弃。“二战”之后，随着统治成本的增加，英国终于让印度独立了。
英国在印度确定的模式很快就成了一种模板，被运用到了全球的其他殖民地。
与印度比邻的缅甸也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比起印度来，英国人涉足缅甸时间更短，甚至没有来得及建立一套成熟的代议制系统。与印度不同，缅甸在历史上是统一时间大于分裂时间，有着很强的民族情绪，使得英国的统治更加薄弱。
缅甸在1752年建立了一个辉煌的王朝——贡榜王朝。贡榜王朝南征北战，是东南亚的霸主。贡榜王朝是一个中世纪的军事帝国，类似于中国的清朝，对于西方近乎无知，使得缅甸虽然于19世纪后半叶被英国变成了殖民地，却保留了更多中世纪的政治残余。
“二战”时期，日本占据了缅甸，日本人把这里作为跳板进入中国的云南地区，而中国、英国和印度的军队在这里与日军厮杀。
为了扶持缅甸对抗英美的政治势力，日本开始寻找在缅甸的代理人。在战争前，缅甸的本民族统治精英本来就不发达，这些人在战争中还大都去了国外，战后被排除出了缅甸政治。而日本人扶持起来的多是年轻人，并被送到日本进行过学习。这些人文化素质和自由理念并不强，又因为军事化训练带上了军人的特征，这导致缅甸独立后更容易向计划体系靠拢。
在日本扶持的人当中，最著名的是昂山（Aung San）将军。
在和昂山将军代表的本土势力打交道时，英国人也准备采取让缅甸分步独立的做法，但这个做法比邻国印度做得更加快速和粗糙，使得缅甸的政治体系更加脆弱。而更不幸的是，在缅甸独立已经成为定局时，最有威望的昂山将军却被刺杀身亡，英国人只好把权力交给了昂山的继任者吴努（U Nu）。由于吴努的威望和控制力不够，使得缅甸的未来并非一片坦途。
在一个国家建立时，最需要的是一个有足够威望，同时又有足够前瞻性的领导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稳住国家刚刚独立后错综复杂的局面。在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恰好是这样的人，而缅甸本来有一个不错的选择昂山将军，却阴差阳错地不得不让一个不具备这样素质的人担任了首届领袖，这也决定了缅甸和印度不同的发展前景。
在更加东方的马来西亚，虽然独立晚了10年（1957年），却由于当地人参与政治更加彻底，反而后来居上，获得了足够的后发优势。
在“二战”之前，马来西亚地区虽然在英国人手中，但又是各个分散的，这片地区原本不是一个国家，只是英国人从荷兰人和泰国人手中攫取的一片片单独的领土。早在1824年，英国与荷兰的条约将印尼海岛交给了荷兰，而将以马六甲为核心的半岛地区给了英国。之后，英国又从暹罗（泰国）南部获得了一部分土地，加上在加里曼丹岛上以文莱为中心的地区，构成了英属马来西亚的领土。
英国人在这些土地上组成了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各个属邦有自己的统治者，号称苏丹）。“二战”时期，日本也在马来地区培养了不少反英势力，加上“二战”之后的东西方对峙，马来亚共产党开始领导反对英国的斗争。作为对策，英国人考虑将这片土地整合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他们将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的各个州和苏丹国联合起来，组成了马来亚联邦（后来称马来亚联合邦）。正是由于每一个邦都充分地参与了宪法的制定和权力的争吵，反而让马来西亚成了英国在亚洲的属地中发展最快的大型前殖民地国家。
除了在亚洲，英国最主要的殖民地大都分布在非洲地区。随着英国逐渐放弃亚洲（特别是印度）殖民地，它对于非洲殖民地的政策也出现了调整。
在亚洲的缅甸，由于条件不够成熟，出现了独立之后的颠簸。而在非洲，随着当地人迫不及待地想独立，根本没有考虑政治条件是否成熟，是否有足够多的行政官僚来接管政府等问题，更是造成了问题丛生的局面。
非洲的教育也比印度落后得多，许多国家连识字的人都凑不够，又如何谈有效政府？在非洲，由于政府比较原始，宗主国建立的代议制机构里充斥着英国人，当地人几乎没有渠道参加进去。只是到了后来不得不放手，才匆匆忙忙地在这些机构中引入了当地人。
英国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分成了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西部非洲的零散殖民地，包括加纳、尼日利亚、冈比亚、塞拉利昂等国。在这类地区中，有的地区（比如加纳）被认为经济条件最好，最具有独立条件，也最早进入英国人的独立规划。
第二类是英国的受保护国埃及，以及英国和埃及的双重受保护国苏丹。这两个国家不算完全的殖民地，早就存在着当地人组成的政府，只是这个政府必须受英国人节制。他们拥有很强的独立倾向，英国人在埃及有着重要的利益——苏伊士运河，很难下决心放手。不过，埃及人帮助英国人作了了断：1952年，对英国人软弱的埃及国王被推翻了，发动政变的是埃及的英雄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纳赛尔推翻了埃及的国王统治，建立了表面上共和制、但实际上是强人独裁的新政权。在一次次争执之后，埃及人强行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结束了英国的特权。
埃及独立后，纳赛尔认为要将英国人排除出苏丹，唯一的办法是宣布苏丹从埃及独立，结束托管。于是，苏丹也于1956年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苏丹是英国人拼凑的国家，北方信奉伊斯兰教，属于阿拉伯文化圈，南方则属于黑非洲文化，相对落后，独立后长期受到北方的压制。在西部，还有达尔富尔（Darfur）区域。这里曾经是独立的达尔富尔苏丹国所在地，被英国人征服后，并入了首都位于喀土穆的苏丹国家，但达尔富尔的独立倾向一直保留了下来，形成了达尔富尔问题。
第三类是英属东非，这包括了英国殖民地肯尼亚、乌干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德国手中得到的坦噶尼喀，以及位于印度洋中的被保护国桑给巴尔，再加上更靠南的尼亚萨兰（Nyasaland，现在的马拉维）、北罗德西亚（Northern Rhodesia，现在的赞比亚）。
这些地区的政治发展更加落后，但资源更加丰富，英国人同样舍不得放手。以肯尼亚为例，这里已经有了许多定居的英国人口，他们占领了大片的土地，开始了农耕生活。如果从经济角度看，肯尼亚农场对于英国的重要性要远高于加纳。从黑人教育角度看，它的起步又很晚，黑人中缺乏与上层沟通的政治人士，政治上表现得较不成熟。这两点决定了英国人并不想从这里撤出。
可是，随着加纳的独立，肯尼亚的黑人也开始骚动，让英国人不得不迫于压力，作出一些允许独立的承诺。
南部还有几个小国，被称为“女王毯子上的跳蚤”，这几个小国嵌在南非的中间和周围，分别是贝专纳兰（Bechuanaland Protectorate，现在的博茨瓦纳）、巴苏陀兰（Basutoland，现在的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由于地域面积太小，英国人对它们并不太在意。
英国殖民地（被保护国）中最复杂的是第四类，有两个地区虽然是英国的被保护国，却是由当地白人统治的，它们是南非和南罗德西亚（Southern Rhodesia，现在的津巴布韦）。
南非的白人是布尔人（荷兰人的后裔），早就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到了20世纪初，英国人依靠武力成了布尔人的主子，布尔人又是当地黑人的主子。
南罗德西亚的白人是英国人的后裔。这里与相邻的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不同，那两个地方白人还没有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社会结构，独立后就是黑人的天下。但南罗德西亚的白人由于来得早，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即便英国人撤出，这里的白人也可以迅速接手政权，形成一个类似于南非的种族隔离国家，由白人进行统治，控制经济命脉，但社会主要构成却是黑人。
南非除了本土之外，还有一块殖民地叫纳米比亚。这里原本是德国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德国战败，纳米比亚也由英国人交给了南非。一旦英国人撤出南非，纳米比亚必然成为南非独立控制的附属区域。
在英国人的四类领地中，他们原本只打算将第一类领地放弃，但当第一类放弃之后，第二、三、四类也全都跑出了笼子，再也收不住了。
最早独立的是被认为经济条件不错，已经准备好的加纳，这里曾经出产大量黄金，又引进了可可作为支柱产业。1947年，在英国人的支持下，黄金海岸的本土精英们组织了一个政党：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United Gold Coast Convention，UGCC）。按照英国人的计划，这个党应当与英国人合作，慢慢地接管政权完成独立，但之后依然作为一个顺从的伙伴留在英联邦的母体之内。
但这个计划却被一个叫恩克鲁玛（Francis Nwia Kwame Nkrumah）的人搅了局。这位斗士被当作温和派错误地引入了统一大会党，之后却发现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激进派，要求脱离英国母体完全独立。在他领导的斗争之下，英国人最终让步，但准备时间依然持续了10年，首先让恩克鲁玛担任殖民地的总理，直到1957年，加纳才正式独立。
第二个独立的是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第一大国，也是一个民族构成非常复杂的国家，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这个地区有着无数的小国，到了英国人手中才被捏合在一起。这里从传统上可以分为三大民族区域。
第一个区域是北部内陆，属于伊斯兰区域，占据了全国领土的一多半，人口也在一半左右，他们主要分成了两个族群：豪萨族（Hausa）和富拉尼族（Fulani）。两大族群内部存在斗争，但在对付非穆斯林地区时却团结一致。这一部分与外界接触较少，宗教信仰又不相容，文盲程度很高，也更加排外。
而在尼日利亚的西南部，是另一个拥有独立传统的区域。这里居住着约鲁巴人（Yoruba）。由于开化较早，城市发展有基础，首都拉各斯（Lagos，后来首都迁到了阿布贾）就在这个区。
第三个区域是东南部。这里居住着一个拥有商人传统的民族伊博人（Igbo）。伊博人没有形成更大的政治实体，却由于四处流浪，足迹遍布尼日利亚几大地区，控制了各地的商业。他们和欧洲人接触后，也迅速接纳了欧洲文明。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尼日尔河入海的三角洲所在地，在三角洲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伊博族地区也一跃成为尼日利亚最重要的经济区。
之前，由于北方的经济和教育比较落后，虽然这里人口很多，却缺乏懂政治的精英。但在设计独立后的政治制度时，英国人不得不考虑人口因素，这就让北方地区在新国家中获得了最大的政治比重，甚至超过了南方两区的总和。这种政治局势就给后来的不稳定留下了口子：北方的穆斯林酋长只要掌握了本区的选票，就能左右南方两区的政治。
为了防止一方独大，英国人还设立了半自治体制，三部分都是半自治的政治实体，在此基础上组成联邦。这种结构或许可以防止一方独大，却增加了国家层面的政治离心力。
一个国家的宪法架构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才能最终稳定。但英国人却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尼日利亚去磨合了。1960年，在加纳独立三年后，尼日利亚也独立了。
英国人最难以抉择的是第三类殖民地，以肯尼亚为代表。这些地方的白人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经济生活，如果要把政权交给黑人，势必意味着白人们要放弃大量的财产和土地。
英国人希望，即便这些地区要独立，也是一种围绕着白人的独立。独立后，在当地落地生根的白人仍然可以控制土地和政治资源。在达到这个效果之前，英国人是不想放手的。
在东非，对英国人最重要的殖民地有六个：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南罗德西亚、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而在六个殖民地中，又有两个白人最密集的核心，分别是北方的肯尼亚和南方的南罗德西亚。
在肯尼亚，英国白人已经控制了最好的土地，将原住民的基库尤人（Kikuyu）赶走，这些白人身家性命已经押在庄园上，他们是反对脱离母国的死硬派。在南罗德西亚，同样存在这样的一个白人阶层，不愿放弃利益给黑人。
按照英国人的打算，想在这六个地区打造两个联邦国家。首先围绕着肯尼亚，与乌干达、坦噶尼喀打造一个联邦，由白人作为政治主体，在印度人（东非有很多印度人）的帮助下执政，同时，又照顾一定的黑人利益，形成一个国家。再围绕着南罗德西亚，将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合并，形成另一个国家。
这种模式让英国人的损失最小，又满足了殖民地的独立要求，可能是调整最小的方案，也是最能保护各方利益的方案。但事与愿违的是，英国人建立这两个联邦都不顺利，反而促成了两地的独立意识。
首先表现出暴力独立诉求的，是英国人在东非最大的据点肯尼亚，这里的白人最多，占据的土地也最多，引起的民族冲突也最剧烈，发生了肯尼亚历史上最血腥的自发性叛乱——茅茅叛乱（Mau Mau Uprising）。
茅茅叛乱事实上是当地被剥夺了土地的基库尤人自发组织的、以杀害英国白人为目的的运动，这次运动给英国人在非洲的统治留下了一缕血腥的记忆。最终死亡的白人平民只有三十几个，而英国人杀害的黑人却高达一万多。就在肯尼亚危机暂时镇压下去时，尼亚萨兰突然间也闹了起来。
英国人经过了肯尼亚和尼亚萨兰的两场抗议运动，已经心灰意冷。他们匆匆地决定让这些殖民地尽快独立。
从1961年到1968年，英国的非洲殖民地纷纷独立，不仅西非和东非的各个国家，就连南部的几个跳蚤小国也都被授予了独立地位。
1961年，英国人控制的南非也脱离了英联邦，独立了。只是，这时的南非是一个布尔人（白人）控制的国家。为了防止占大多数的黑人来抢夺白人的利益，这里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直到30年后才得以取消。
法国模式：左右为难的帝国器官
与英国对殖民地扶持代议制机构不同，法国推行的是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英国的每一块殖民地都可以独自行使一个政府的功能，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法国的殖民地却只是法兰西帝国里的一个不能独立运行的零件，或者说，法国的每一个殖民地都只是法兰西的一个器官，这个器官离开了帝国母体就无法生存。这是法国殖民地的一个特征。
为了保证这个器官无法独立生存，法国对殖民地做了多方面的防范。首先是金融上，殖民地的发钞权必须控制在以法国本土为大本营的银行手中。就像在越南那样，虽然日本战败后，法国的军队暂时无法到达越南，但由于法国的银行控制了发钞权，使得越南的金融体系依然在法国的掌握之下。其次，每一个殖民地都只为帝国生产某种单一的原料，甚至连将原料进行就地加工都不允许，只能送到母国去加工完毕，再运回殖民地。这种单一模式，使得法国的殖民地都不具有独立成长的条件。
这种对殖民地的控制方法，即便到了独立之后依然有效，在西非，许多国家脱离法国已经几十年了，却由于生产的单一化，缺乏工业，仍然不得不服从于这个体系，继续忍受着法国强加的高价。
法国殖民地的另一个特征是，由于法国并不想放手，为了获得独立，它们付出的代价要比英国殖民地更高昂。
法国在世界上的殖民地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法国重点经营的两个地区：亚洲（东南亚）的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非洲（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印度支那是法国世界帝国在亚洲的延伸，也是前哨，法国已经表示绝不肯轻易放弃。阿尔及利亚由于靠近法国，居住了大量的法国人，一直被认为是法国的本土。阿尔及利亚在独立之前，人口在800万左右，其中法国人占115万。如果要将这里放弃，意味着这100多万法国人都要回到法国本土。但这些人在法国本土已经毫无财产，不可能回去了。
第二类是法国在西非、赤道非洲的两个殖民地联合体：法属西非（French West Africa）和法属赤道非洲（French Equatorial Africa）。其中，法属西非包括了八块殖民地：塞内加尔、马里、布基纳法索、贝宁、尼日尔、科特迪瓦、毛里塔尼亚和几内亚。法属赤道非洲则包括了加蓬、乍得、中非共和国和刚果（布），以及从德国人手中获得的两块托管地——多哥和喀麦隆。
这些殖民地都是受法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它们在法国议会有少量的代表（不影响大局），少数精英分子甚至能在法国国内担任部长职务。
第三类是其他零星殖民地和被保护国。法国最重要的被保护国是北非的摩洛哥和突尼斯。这两个国家有自己的统治者，比殖民地高一个等级，法国虽然不愿意，但这两个国家却是可以放弃的。除了这两个之外，法国还有许多零星的殖民地，比如，东非的法属索马里（吉布提），以及印度洋上的大岛马达加斯加，还有若干小岛，比如，留尼旺岛（La Réunion）。这些零星的殖民地也不被认为是法国的核心利益，可以放弃。但在一些小岛上，由于缺乏人口和独立意识，至今依然掌握在法国手中，比如，留尼旺岛。
讨论法国殖民地独立的问题，主要针对的是前两类，而其中又以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斗争最为惨烈。
“二战”之后，作为曾经的战败者的法国由于急需民族情绪的鼓舞，因此，任何放弃殖民地的想法都被认为是投降派的，正是这种心态下，法国人在英国人的支持下重回了印度支那。而阿尔及利亚更是法国的重要部分，甚至已经被当作法国本土的一部分了。
2013年，我曾经在老挝遇到过一位法国青年尼克（Nikko），他的祖父母就是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由于老挝也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我们自然谈到了殖民地问题，由此引出了对法国的“二战”英雄、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的评论。尼克义愤填膺地告诉我，虽然世界把戴高乐当成英雄，但阿尔及利亚的移民后代永远不会原谅他，因为正是在他执政时，将阿尔及利亚放弃的。
他回忆起祖父母说过无数次的故事：“在阿尔及利亚局势最紧张时，戴高乐跑到了阿尔及利亚，安慰那些移民说，法兰西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儿女。大家都相信了他。但是，他离开一个星期后，消息传来，法兰西已经准备放弃阿尔及利亚。这表明那100多万法国移民已经失去了家园。”
严格来说，为了将阿尔及利亚变成本土，法国人拿出了巨大的诚意，让渡了不小的权力。按照位于巴黎的中央议会（国民会议）的规定，阿尔及利亚可以在议会中占据27个席位，其中大约一半给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另一半给土著穆斯林。在阿尔及利亚的地方议会中，一共120个席位将在穆斯林与法国人之间平分。
但这样的诚意又远远达不到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期望。法国议会总席位是577席，即便将27席全部都分给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也只是杯水车薪，无法撼动法国人的整体优势，更何况是对半分。
更不合理的是经济和社会上的情况，法国人几乎控制了阿尔及利亚的全部经济命脉，给穆斯林留下了大量的贫困人口。阿尔及利亚的地理条件并不优厚，本来就养活不了太多人口，法国人拿走过多，穆斯林自然会变得更加贫困。
面对法国人的同化，穆斯林以起义来反击。领导穆斯林起义的，是后来成为第一任总统的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1947年，本·贝拉成立了一个武装斗争组织，并在两年后开始实施恐怖行动。他被捕后，被判处了8年徒刑。
在这之后，法国人似乎控制了阿尔及利亚的局势。但不幸的是，在印度支那，法国却进入了崩溃状态。随着北越胡志明的部队不断地与法国人发生冲突，最后发生了令法国人闻风丧胆的奠边府之战，北越军队全歼了法国驻扎奠边府的主力部队。
奠边府之战后，法国决定从印度支那撤出。而这个决定再次影响了阿尔及利亚的局势。本·贝拉从监狱里逃了出来，且变得更加激进。从1954年开始，他领导的民阵组织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坏，法国派出了大量的军队对民阵组织实行报复。到了高峰时期，法国有50多万军队停留在阿尔及利亚，相当于两个土著白人就要受到一个军人的保护。这种过度的武力使用，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和军事负担。
1958年，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法国政府却倒台了。新的中央政府迟迟组建不起来，没有人愿意接手。民阵组织也在这时故意制造对军人的处决事件，这件事扩展开来，又让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总督也倒了台。从中央政府到阿尔及利亚地方政府都无所作为，让法国人意识到共和国已经接近失败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选择了“二战”时期的领导人戴高乐出来收拾残局。
人们选择戴高乐，是希望他表现得足够强硬，打胜对本·贝拉的战争。戴高乐最初也希望这样做，但他是个务实的人，当他明白已经没有希望打胜时，骤然间转向，法国人开始逐渐退出阿尔及利亚。
1962年，阿尔及利亚在经过了8年战争和牺牲50万条人命的代价之后，终于赢得了独立。
尼克的祖父母曾经在阿尔及利亚奋斗了大半生，但阿尔及利亚一独立，狂热的穆斯林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和驱赶，法国移民们只好将所有的一切都扔下，跑回了法国。回到法国后，作为外来户的他们一贫如洗，甚至连容身的住处都没有。他们不仅没有受到同胞的欢迎，反而被本地人欺负、嫌弃。他们只能从头开始打拼，对于这些殖民地回来的人来说，重新生活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殖民地政策在创立时给当地人带来了不平等和压迫，在结束时，又给白人移民带来了灭顶之灾。
随着两个最主要的殖民地丢失，法国在北非的两个被保护国摩洛哥和突尼斯也在1956年双双独立。
而在西非和中非地区，法国还有12个殖民地，这些地区也在寻求脱离法国的统治。但是，与英国比较成熟的殖民地不同，也和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这样更加富裕的地方不同，这12个殖民地都非常贫穷，缺乏成为一个国家的资质。这给了法国和戴高乐以很大的信心，决定想方设法让殖民地留在法国的母体之内。
“二战”之后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期间，法国组成了一个以英联邦为模板的体系：法兰西联盟（French Union），这个体系以法国本土为核心组成了一个联盟议会，其他殖民地和海外领地可以派出少量代表参加议会，却必须接受法国的全盘领导。
戴高乐上台后，试图改进这个体系，创建了另一个叫法兰西共同体（French Community）的组织来取代法兰西联盟。从联盟变成共同体，其核心是在保留法国本土与殖民地纽带的前提下，给予殖民地更多的自治权。在起草宪法时，甚至邀请了一部分听话的非洲人士来起草。
根据新宪法规定，法国在非洲的两大殖民邦联：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都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12个小的政治实体，这12个政治实体直接受共同体领导，没有中间层。
共同体有一个总统，由法国总统担任，并负责处理司法、金融等事务，同时建立一个共同体会议机构，充当共同体立法的角色，只是在现实中这个机构从来没有起过作用。
戴高乐对法兰西共同体信心十足。西非和赤道非洲的每一个小殖民地人口都只有几百万，每个殖民地只生产一两种初级产品，缺乏工业条件，离开法国几乎不可能生存。法国还培养了一批亲法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甚至被邀请去制定宪法。他们一旦回到家乡掌了权，必然对法国忠心耿耿，帮助维持新的政治架构。
但戴高乐的政治安排却在一个“调皮孩子”手中毁掉了，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Ahmed Sekou Toure）。
塞古·杜尔是一名坚定的非洲本位主义者。戴高乐为了表现出各个殖民地是自愿加入的，在共同体宪法的条款中规定，每个殖民地都可以举行全民公决，选择是否批准共同体宪法，如果批准，就加入法兰西共同体，如果不批准，这块殖民地就将独立出去。
为了避免大家选择独立，法国在投票前加了许多威胁：如果选择留在共同体，就可以继续享受法国的补贴与帮助；一旦选择独立，法国将立刻撤走一切人员和资本，不再对独立国家提供任何帮助。
绝大部分殖民地明白，一旦法国人撤离，当地连会写字的人都找不齐，更何谈组织政府。他们都乖乖地投票留在共同体。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塞古·杜尔领导的几内亚。
几内亚投票前，戴高乐亲自跑了一趟，做最后的努力让他们留下。但他看见的却是对法国深深的敌意，知道大势已去。公决中95%的人投票赞成独立。
但戴高乐至少是说到做到：几内亚独立的当天，法国人全部撤离，将所有能移动的有价值的物品全部带走，无法移动的就砸掉。法国人一离开，几内亚的政治、经济、金融完全瘫痪。独立让几内亚付出了倒退数十年的巨大代价。
法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杀鸡儆猴，避免其他殖民地选择独立。事实证明，在短期内，这种威胁的确有用。在法兰西联盟变成法兰西共同体的过程中，除了几内亚，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德国手中接手的多哥和喀麦隆，这两个地方由于和法国渊源不深，也选择了独立，其他11个都留在了共同体之内。
但从长期来看，几内亚的独立又的确瓦解了法兰西共同体。虽然法国人都撤离了，但几内亚并没有屈服。塞古·杜尔成了非洲人的英雄，成了不向强权低头的典范。非洲人向他欢呼的同时，苏联也对它青睐有加。苏联插手几内亚后，美国人立刻不甘示弱地跟进了。塞古·杜尔拿着苏联和美国的钱，将国内的反对派一一镇压，开始了他长达26年的执政生涯，直到死亡。
他的境遇似乎给非洲的政治家指明了另一条出路，于是，法兰西共同体很快就解体了。在成立两年后，11个殖民地先后宣布独立。戴高乐试图挽救法兰西帝国，却加速了它的解体。
最暴力的独立史
除了茅茅叛乱这种低烈度的冲突，英国殖民地的独立大都以和平方式完成。法国的暴力主要出现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这两片它们最不想放弃的殖民地上，其余的地方双方依然能够保持克制和非暴力。
但并非所有的宗主国都乐于和平地放弃以前的特权，它们会想出各种办法保留自己的存在感，并挑拨新独立的国家内部出现分裂，好让原来的白人殖民者更长时间地留在那里。这些殖民地在独立后，往往成了独立后遗症的第一批受害者，立刻陷入泥泞之中。
在所有独立的国家中，最不幸的是比利时的殖民地刚果。之所以不幸，一是因为刚果社会本身的不成熟，二是他们不幸遇到了最贪婪的殖民者。
1961年1月17日晚上9点41分，一个小型的行刑队带着三个囚犯来到了刚果（金）城市伊丽莎白维尔（Elizabethville）附近一个与世隔绝的丛林地带，三名囚犯都已经被打得伤痕累累，血迹斑斑。跟着行刑队一起的是几个浑身酒气的黑人，以及几个白面孔，他们是一个比利时的警察署长带着三个军警。
这些人将三名囚犯领到了已经挖好的墓坑边，依次进行枪决。三人死后，尸体先是被埋葬，后又被挖出来碎尸抛撒，从此人们再也找不到尸体的痕迹。
在死去的三人中，最著名的一位叫卢蒙巴（Patrice Lumumba），他是刚果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Congo）的首任总理，也是领导这个国家取得独立的人。在半年前，他才刚兴高采烈地宣称，刚果这个巨大的国家终于摆脱了欧洲的那个蕞尔小国比利时，但半年后，在比利时人的推动下，刚果已经分裂成了三块，卢蒙巴也死于非命。
在世界所有殖民体系中，美洲的西班牙早期殖民充满了血腥，但到了19世纪，虽然世界殖民主义加速了，但残酷性却相对降低，殖民者发现与其杀人，不如采取容纳的政策，让本土人和外来人形成共存关系。但是，有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却是例外，在那里，这种宽容性荡然无存，这就是比利时的殖民地。
比利时的殖民地主要分布在非洲，它们在独立之前都遭遇了敲骨吸髓式的压榨，留下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结构失衡。比利时人不情愿地离开后，留下的仇恨立即毁掉了这几个国家。
比利时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包括一个巨大的殖民地（比属刚果）和两个被保护国（卢旺达和布隆迪）。两个被保护国是从德国手中继承来的，由于国土面积较小，并没有成为比利时关注的焦点，但比利时人仍然把仇恨注入到了两国的不同民族之中。
在两个被保护国执政的是一个叫图西族（Tutsi）的少数民族，而被统治的多数民族是胡图族（Hutus）。比如在卢旺达，胡图人大约是图西人的四到五倍。
非洲的种族界限大都是模糊不清的。也许在几百年前还是同一个部族，只是后来由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或者生活环境，形成了较为（不是完全）封闭的通婚圈子，分化成了不同的种族。
以图西族和胡图族为例，他们从肤色到语言都没有太大差别。在非洲历史上，有一个超级种群班图人（Bantu），他们从中西部非洲出发，横扫了整个黑非洲，取代原来更加黝黑和瘦小的俾格米人（Pygmy Peoples）成了非洲的主流人群。图西族和胡图族其实都是班图人的后裔，从血缘上没有太大差别。
两个种族在婚姻上和社会地位上也并非是完全封闭的，在欧洲人去之前，两个民族来往密切，可能只是因为政治地位的不同，才称自己是图西人或者胡图人。
但从欧洲人进入卢旺达、布隆迪后，图西族和胡图族的对立突然加剧了。在19世纪的欧洲，流行着一股极其可怕的暗流，叫人种学。人种学家们走到哪儿都喜欢带上尺子，将当地的土著人测量一遍，就根据体貌粗糙地划分出人种了。至于这些体貌是不是遗传得来的，则很难证明。不仅是后来以“二战”时期大屠杀闻名的德国人这么干，就连英美等国也同样流行。在著名西域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的书里，人们会发现，他不管到了哪里，都喜欢在当地找一些人进行拍照，并测量身体基本数据，这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人种学发展到后来，就成了纳粹进行种族灭绝的重要依据。“二战”之后，人们决定将人种学冰封起来，避免再有人因它而兴风作浪。但在欧洲之外，人种学却阴魂不散，成了种族冲突的助推剂。
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德国人到来后，经过测量，认为图西人是高大瘦弱的，拥有更高的智商，胡图人较为矮胖，智力低下。自从欧洲人这么说了以后，当地人也逐渐将这种荒唐的理论接受了下来。
等德国人退出后，比利时人由于与这两个被保护国更加疏离，决定采用制造分裂的方法维持自己的影响力。在初期，他们依靠图西族人来统治。但在两国独立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布隆迪，仍然维持着图西人的统治；在卢旺达，却由于采取了民主制，人口众多的胡图族人突然成了统治阶层。
由于胡图人的经济地位、教育背景都达不到执政的条件，偏重于靠煽动仇恨来维持统治。于是，当年美丽的千山之国（卢旺达）就成了整个非洲的屠宰场之一。
卢旺达和布隆迪是两个小国，比利时人并不十分上心。但对于面积巨大的比属刚果（是比利时本土面积的70倍），比利时人却倾注了无数的心血。统治刚果的第一任君主利奥波德二世杀害了数百万刚果人，虐待致残的更是不可计数，他还从刚果掠夺走了巨额的财富，换来的金钱都变成了利奥波德的私人财富，让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富豪，与之相比，比利时本土反而只是国王财富的添头。
利奥波德的统治在西方殖民圈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感，著名小说家康拉德将这里描写成地狱，各个国家也纷纷指责他不能这么干。但这个老屠夫却得以善终。他死后，继承人终于将刚果从私人领地改为比利时政府管辖。但这时，刚果又发现了巨大的矿产资源，钴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铜矿占1/10，加上丰富的橡胶资源、钻石资源，使得比利时继续从刚果抽走巨额财富。
在比利时抽走财富的同时，刚果却保持着贫穷。刚果人缺乏教育，加上逆来顺受的性格，都成了比利时人得以利用的工具。
就在独立之前两三年，比利时还从来没有让刚果独立的想法，他们仍然躺在这巨大的血腥财富之上做春秋大梦。但从英国和法国殖民地传来的独立声音却被刚果的土著听到了。刚果独立的吹号手，就是比利时人恨之入骨的卢蒙巴。
事后，人们总是指责卢蒙巴有性格缺陷，只能靠革命推翻旧政权，不能建设新政权。这或许是真的。但如果放在大背景中看，卢蒙巴只是比利时人统治的间接产物。
比利时从来没有想过要教给黑人怎样统治，他们的暴行又普遍激起了黑人的愤怒，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可能出现一个尼赫鲁式的调和者，反而只会出现激进的革命者。
在比属刚果，黑人只能读小学，没有机会上中学和大学，卢蒙巴的学历只有小学四年级，他做过店员、推销员，这样的职业经历对于国家治理毫无帮助，却让他产生了作为低等人的切肤之痛。
在刚果独立之前两年（1958年），卢蒙巴发起了刚果民族运动。抗议声此起彼伏，暴力冲突也时常出现。在卢蒙巴的带动下，刚果各地涌现出了许多政治团体，并逐渐在全国层面上联合起来，向着独立努力。
也许卢蒙巴和其他独立领导人都没有想到，比利时人是这么不堪一击。刚果的骚动传到比利时国内，引起了普遍的担忧，担心会发生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或者英国在肯尼亚（茅茅运动）的遭遇。比利时人准备撤了。
于是，民族运动刚兴起了两年，比利时人就匆匆撤出了刚果。
1960年6月30日，刚果独立这一天，比利时国王博杜安（Baudouin）专门从比利时飞过来，要参加这个隆重的庆典。庆典在上午9点开始，在黑人歌手的助唱下，一片和谐声中，杀人者和被害者济济一堂。
11点是讲话时间，博杜安作为长者作了一篇冠冕堂皇的讲话，纪念了他的祖父、老暴君利奥波德，并赞扬了比利时在刚果的统治多么崇高。他也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建议，比如，他提醒刚果独立后不要急于做社会改变，而是要保留原有秩序，直到对于政治有了足够了解，确信能做好的时候，再更改不迟。虽然带着私心，但这样的建议确是有道理的。
当轮到总理卢蒙巴讲话时，卢蒙巴却侃侃而谈，他首先感谢了刚果人民，他说刚果独立是民族运动抗争获得的，不是比利时人的恩赐。接着他开始历数刚果人民在殖民制度下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强迫劳动、种族迫害、掠夺土地和资源，以及肉体摧残、消灭。
接着他转向了对未来的展望：独立已经将所有的伤害消除了。在民主的制度下，刚果人将拥有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薪金，种族歧视不会再有，刚果人将成为非洲的骄傲和样板。
这篇讲话过后，卢蒙巴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永恒的敌人：比利时人。
卢蒙巴说的是实话，却过于张扬了。在当时，刚果还有大量的比利时人存在，他们充斥在经济的各个方面，以及军队之中。比利时人已经认定卢蒙巴是必须除去的角色，他们能容忍其他刚果人，却不能容忍一个不感谢前主子的黑人。
与此同时，卢蒙巴本身性格和能力上的问题也突出表现了出来，使他成了独立刚果继续发展的障碍。由于比利时人留下了一团烂局，刚果独立之初，一年毕业的大学生不超过30人，完成初中教育的只有100多人。有文化的黑人人手不足，政权却操纵在各色比利时雇员手中。比利时人实际上是给了刚果二选一的选项：要么继续让比利时人控制政府的行政工作，从而继续把持刚果的资源，要么让这个国家毁灭。
对于刚果来说，较合理的选择无疑是暂时不要动作，继续保持现状，忍受一定的不公平，这样可以避免行政退化。与此同时，刚果应该大力发展教育，赶快培养本土的政府官员，以便在未来可以从比利时人手中接手权力。只有将时间拉长，才能解决比利时人留下的先天障碍。
但卢蒙巴的性格却决定了他不会作这样的选择，而他本人也是比利时无法容忍的。于是，从独立开始，本土黑人与比利时人的矛盾就爆发了。在卢蒙巴的火上浇油下，刚果几十年来对比利时人的愤怒突然间在整个国家燃烧起来，士兵们伙同普通民众一起，对比利时人实行凌辱、抢劫。比利时人在作威作福几十年后，终于尝到了羞辱的滋味。
但这种报仇的快感却是一把双刃剑。当社会乱套之后，卢蒙巴开始感受到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在国外，比利时人卷土重来，他们以卢蒙巴无力保护比利时人为借口，迅速出兵，占领了机场等战略要地。卢蒙巴不懂谈判和争取时间的重要性，立刻宣布断绝与比利时的外交关系，将比利时的出兵视为武装入侵。
但比利时人仍然有牌可打。在这些殖民者到来之前，刚果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无数个部落。在传统上，刚果可以分为三个区域，分别是靠近大西洋的以首都利奥波德维尔（后来的金沙萨）为核心的西部区域、东南部的卡丹加（Katanga）区域、靠近卢旺达和乌干达的东北部地区。
卡丹加地区是刚果的矿产中心，也是比利时人最舍不得放弃的地区。为了继续保留利益，比利时人在这里扶持了一个叫冲伯（Moise Kapenda Tshombe）的军阀，并向这个区域派来了军事援助团，带来了财政援助。冲伯于是宣布建立卡丹加共和国，从刚果独立。
在中央政府控制区和卡丹加之间，还有一小块盛产钻石的地方叫南卡塞（South Kasai），也乘机宣布脱离刚果。卢蒙巴只能一面求助于联合国向比利时人施压，一面着手对付分裂主义者。
在联合国的施压下，比利时人决定撤出军队，采用更加隐蔽的手段暗地支持分裂势力。不管是卡丹加还是南卡塞，背后都有比利时人的影子。
就在这时，卢蒙巴犯了两个更大的错误：第一，他采取武力镇压南卡塞，造成了众多平民的死亡，给外界留下了暴君的口实；第二，当西方国家都无法提供帮助时，他决定向苏联求助，从而惹恼了美国人。
美国人乐于帮助非洲的独立国家，但刚果的局势过于复杂，已经超出了外界能够干预的程度。当卢蒙巴向苏联求救之后，美国却立刻将之纳入了“冷战”思维中进行考虑。于是，一场阳谋发生了。
这场阳谋的目标是除掉卢蒙巴，事后，人们发现比利时人深深地卷入了其中。参与者中还有美国的身影，其他国家甚至联合国也知道这件事必然发生，却都袖手旁观，等待着阳谋成为现实。大部分人之所以默许，是因为他们已经找不到解开刚果之结的办法，或者说，比利时人离开时设的局，已经决定了这个国家必然以流血为终点。
卢蒙巴任命的参谋长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成了阳谋的主角。他在比利时和西方人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宣布暂时由军队托管政权。
11月27日，卢蒙巴躲在汽车里逃出首都，想前往东部的根据地，他立刻被发现和抓捕了。比利时人一直躲在幕后，蒙博托也不愿意脏了手。他们采取了一个最奸诈的计谋，将活着的卢蒙巴送给东南军阀——卡丹加的冲伯。他们知道只要到了冲伯手中，卢蒙巴就不可能活着。
卢蒙巴成了非洲独立史上第一个著名的殉道者。即便到了今天，人们仍然纪念着他。当然，人们仍然可能争论说，如果他更有技巧，不是一味蛮干，也许通过灵活的手段能够解开这个死结。但更可能的是，刚果在比利时人统治之后，就已经没有了避免暴力的可能性。
比利时的几个殖民地和被保护国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卢蒙巴的无辜。
卢蒙巴死后，刚果在独裁者蒙博托的手中暂时捏在了一起。蒙博托成了西方世界的宠儿，他的政权是世界上最腐败的政权之一，比利时人已经淡出，但法国人却成了他的新靠山。直到20世纪90年代，另一场危机导致他的下台。但是，刚果（金）依然位于最贫穷的国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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