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并不友好的世界秩序
作者：郭建龙 更新：2024-04-06 15:46
第一章 并不友好的世界秩序
全球化与自由贸易
在东非国家肯尼亚的海岸上，有一座著名的城市叫蒙巴萨（Mombasa），凡是到过这里的人首先都会对它国际化都市的风范有着深刻的印象。虽然它位于非洲，人种也以黑人为主，但这里的建筑却是五花八门，在城市周边有许多低矮的非洲式平房，再往里的新城区，现代式样的低矮楼房之间夹杂着古老的欧式建筑和教堂。而在老城区里，以阿拉伯式的雕花建筑为主，点缀着印度式样的神庙。由于中国帮助肯尼亚新修了一条铁路连接国家最大的两个城市——首都内罗毕和海港蒙巴萨，蒙巴萨就有了一个中国式的现代化火车站。
这座城市之所以充满了世界色彩，和它悠久的历史有关。这里曾经是阿拉伯人控制的一个重要海港，在明代时，郑和的舰队也曾经到达过这里，于是，在中国史籍中留下了“慢八撒”的名字。
但对游客最有吸引力的，还是在海边的一座葡萄牙风格的堡垒，人们称之为耶稣堡（Fort Jesus）。这座堡垒建设在城市南部的一块靠海的岩石之上，从下面望去雄伟壮观，透露出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所在。修建城堡的岩石采用的是当地的珊瑚礁，即便到了现在，仍然可以看到岩石上的珊瑚花纹。整个城堡染成了一种明黄色，看上去充满异域风采。人们来到这里，无不被其美丽的景色所吸引。
这座城堡是公元16世纪末由葡萄牙人修建的，修建它的目的，是“促进世界贸易”。它是葡萄牙人跨越欧洲、非洲、亚洲的贸易大帝国的一部分，可谓东非地区的“定海神针”。
但除了贸易之外，这座城堡还有另一个特征：在城堡的地上，放着许多巨大的铁炮，它们是数百年来陆续铸造的，宣示着它的实际作用——暴力。
事实上，在大航海时代遗留的任何一座“促进贸易”的城堡上，唯一离不开的就是大炮。这表明，所谓的贸易必然是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
在波斯湾入口的霍尔木兹岛（Hormuz），葡萄牙人建造的城堡中至今可以看到两种东西：地下的教堂和地上的大炮，分别代表了精神和武力。在印度的果阿（Goa），有着葡萄牙人建设的数个城堡建筑，至今遗留下的除了坚固的堡垒之外，就是堡垒之上放置的多门铁炮。印度的金奈（Chennai）曾经是英国人在印度建立的三大殖民中心之一，英国人称之为马德拉斯（Madras），至今英国的堡垒依然耸立着，被印度人变成了军营和博物馆。在博物馆外同样展示着数门大炮，而在馆内则陈列着大量的武器，表明当初英国人对印度的控制是多么牢固。在东非、西非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堡垒，至今也依然被铁将军们把守着，展示着当年的实际状况。
按照史书的说法，欧洲代表着自由贸易的精神，它们试图在全世界展开贸易，却在每一个地方都遭到了当地人的抵制。于是，为了贯彻贸易精神，必须动用武力，才能打开当地的市场。在这里，当不同的人类接触时，“暴力”这个词总是和自由相伴的，被认为是保证自由最可靠的手段。
从经济学上来看，自由贸易的确是对整个人类有利的事情。如果没有自由贸易，中国人至今可能依然生活在长袍、大褂、遛鸟的时代，没有手机、汽车、电脑、空调，也没有更加舒适的生活。从理论上说，自由贸易可以让每一个人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他最需要的东西，也可以刺激那些发明家和企业家创造和生产更多、更好、更有用的商品。
可是从历史上看，当欧洲人来到了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想要进行贸易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抵制，不管是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还是非洲人，都对欧式的贸易感到不适，想出种种方法来限制它。那么，为什么自由贸易如此重要，却又如此难以开展呢？
这就要说到经济学之外的另一个层面：政治。
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都不单纯是经济事务，而是和政治紧紧绑在一起的。自由贸易侵犯的，是参与贸易的各个政治方的利益。
以中国的明清为例。明朝中前期，中央政府只允许郑和这样的官方商队进行海外贸易，而民间的一切对外贸易和交往都是禁止的；中国清朝只允许海外商人和官方指定的垄断机构（广州的十三行）进行贸易，不许与这些垄断商行之外的人民做买卖。
外国人的贸易船队来到中国后，却试图打破这种格局，绕开原有的机构，与原本没有权力参与贸易的民众进行买卖，这就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格局，势必引起政治层面的调整，而这恰恰是皇帝所要避免的。
在非洲海岸上，自由贸易也会让当地几乎所有各方受到损害：对于国王与贵族来说，自由贸易打破了统治阶层的垄断权；对于普通生产者来说，西方带来了更好的布匹，让自己的加工品没有了销路。
此外，贸易本身所带来的商品，还会引起当地社会剧烈的调整。比如，葡萄牙人、英国人都热衷于把各种武器倾倒到非洲的海港，再从海港转运到内地，卖给那些军事化的国家。于是这些原本弱小的军事化国家突然间崛起了，他们取代了原来的贸易大国，四处打仗，四处抓人，制造奴隶，卖给欧洲人。正是这些武器的存在，让一些非洲人变成了奴隶贩子，原来的社会也就走向了解体。
西方人还运进了大批的贝壳，因为在西非的许多地方，贝壳是作为当地货币而存在的，随着欧洲人将海浪一般的贝壳送往那里，非洲突然出现了超级通货膨胀，直接让当地的金融市场崩溃了。
运往中国的鸦片、运往美洲的奴隶、运往非洲的破铜烂铁和贝壳货币，如同一个个超级bug（漏洞），让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无法做出有效调整，从而引发了社会的崩溃。
在这样的冲击之下，并非每一个社会都可以做出快速的调整。我们在经济上假设自由贸易给所有人都带去好处，这个假设的前提是：所有的人和社会都能够快速、无痛苦地对贸易结果做出调整——织布匠的布卖不出去了，于是他在第二天就顺利地变成了铁匠；贝币太多了，人们第二天就都使用金银当货币了；皇帝和国王也会在第二天放弃垄断贸易，开始学会用关税作为自己的收入；种小麦的人第二天就能学会饲养奶牛。但事实上，这样的无痛苦转变是不存在的，成年人很难通过学习，在冲击之下转向新的方向，他们只会感觉到痛苦和无助。
现代人可以指责这些地区的人们不懂得调整，指责他们看不到自由贸易的好处，这不利的一切似乎都是经济落后的一方故意设置的障碍，只要让先进者掌握了主导权，自由贸易就会从天而降了。
很不幸，这个看法依然是错误的。
事实上，当时西方的贸易也并非自由的。比如，荷兰和英国是最提倡贸易机会均等的国家，但这所谓均等，只是在他们为了冲破葡萄牙和西班牙垄断时才提起的。一旦它们获得了优势，立刻转向了垄断收益。
英国、荷兰等国家分别建立了垄断性的东印度公司和非洲公司，并获得了各自国家的特许状，这就是进行垄断贸易，为的是排斥其他的人加入到印度和非洲贸易之中。
这些垄断性的贸易公司甚至配发了枪炮，建立了军队，任何在他们面前提倡自由贸易、想打破他们贸易垄断的人，都有可能被当作海盗直接绞死。只有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解散东印度公司之后，自由贸易才有了更多的市场。但即便如此，与自由贸易相对立的重商主义依然是困扰着世界贸易的重要思想。
当然，我们不能过多指责当时的人们。自由贸易作为一种理想是逐渐建立的，到现在为止，才慢慢地被神圣化。但在历史当中，即便是大航海和全球贸易时代，也充斥着特许、垄断和暴力，这是世界更加真实的一面。
总之，当世界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进入全球贸易时代，这个时代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么坏，但也不像另一些人说的那样好。它正在孕育着自由贸易的精神，却又总是退回到暴力中寻找力量。自由的理想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却又对当时的人们进行毫不体恤的摧残。
除了西欧的发起方是主动选择，而世界其他地方都只是被动地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
可是，如果仅仅看到了其余地方是被动卷入，而先进的一方也并非完全正义，就认为被动卷入的人是可怜的，值得同情，那就忽略了一个客观的规律：当两个文明碰撞之时，不管是被动卷入，还是主动卷入，落后的一方是没有选择权的。
如果他们不想改变，即便再令人同情，也必然为更先进的文明所取代。即便他们想改变，在更多的时候也很难找到足够的方法跟上世界的步伐。这并不是一种道义问题，而是现实世界的客观性。
当面对先进文明的冲击时，一部分国家选择了顽强抵制，但这些国家大都已经沉睡在历史书籍中，在现实中却灭亡了；而另一部分国家选择了学习和改变，本书所叙述的就是这些国家在艰难的历史夹缝中试图把握未来的过程。
从蚕食到大博弈下的世界
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个人们时常会想到、却很少有人会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西方地理大发现后350年间，中国就像没有受到西方影响一样依然在原有轨道上慢速爬行？可为什么到了1840年，中国又突然沦陷了？
在15世纪晚期，葡萄牙人就发现了好望角，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就到达了印度。在16世纪早期，他们就已经到达了中国海岸地区，最早到达的是1513年的探险家阿尔瓦雷斯。此时还是明朝中期的武宗正德八年。
而西方靠枪炮打开中国国门已经是将近350年后的1840年。如果350这个数字还令人缺乏印象，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对比：如果把时间平移，350年意味着在清朝建立不久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世界的大事，但直到今天我们才刚刚遭受到那件大事的冲击。在如此漫长的时间之内，中国是有足够的时间对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冲击做出反应的，但不幸的是中国社会没有做任何的防范和学习，直到遭遇到1840年的休克。
不仅仅是中国没有做出防范，事实上，世界上其他的文明也都没有足够的警惕，更谈不上学习，直到被一种先进的文明所吞噬。
反过来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300多年里，欧洲人并没有入侵中国，反而是等到了1840年的清朝后期才发动了战争呢？而既然欧洲商品已经来到了中国，中国在300多年里为什么没有受到严重的冲击，能保持在原来的轨道上呢？
其实，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着同样的问题。
比如在非洲，虽然欧洲人在15世纪中期（发现好望角之前）就已经到达了西非海岸，但直到19世纪晚期，才完全将非洲变成殖民地，中间的时长超过了400年。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非洲一直是由黑人建立的独立国家控制的，只是在沿海的港口地区，欧洲人建立了一批堡垒，在这里占据了很小范围的局部优势。也就是说，不光是中国，即便在世界范围内（除了美洲之外），欧洲人的侵略性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有限的，他们只占据了一些保证贸易畅通的战略要地，而对于更多的地方，是和当地统治者合作，甚至表面上服从于当地统治者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在300多年内一直保持着独立性，而人们生活中也很少考虑欧洲人的影响。
欧洲人之所以这样选择，主要还是因为人太少，不足以控制广大的内陆地区，而如果要开展贸易，只要占据一些海港就足够了。
在欧洲人的全球帝国中，最早建立的是葡萄牙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由于美洲（除巴西外主要由西班牙控制）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这里只说主体部分在亚洲和非洲的葡萄牙帝国。
从公元15世纪开始，欧洲穷国葡萄牙由于在欧洲内部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开始向海洋寻找机会。最先开创葡萄牙局面的是著名的恩里克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在他的领导和鼓舞下，葡萄牙人对非洲海岸探索，希望寻找到一条绕过非洲通往印度的海洋之路。
如果从渊源上看，葡萄牙人的野心又是受到了阿拉伯人的鼓舞。事实上，在葡萄牙人之前，阿拉伯人（特别是位于北非的半阿拉伯人，即柏柏尔人）就和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维持着贸易关系，从非洲转口了大量的黄金，以供应中东和欧洲。而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的东部和西部都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文明，其文明程度不亚于当时的东南亚地区。正是因为阿拉伯人从非洲带来的黄金，以及从印度带来的香料，让恩里克王子决定到海洋上试一下运气。
作为国王的儿子，恩里克的带头作用激发了葡萄牙人。他们从欧洲出发，先是摸索清楚了西非的海岸地区。在西非的内陆，有着一个富有黄金的马里帝国，这个帝国过于强大，葡萄牙人只能在海岸上打转，无法深入内陆。接着葡萄牙人继续向南，越过了几内亚湾，再发现了刚果沿岸，最终于1488年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9年后，葡萄牙船队在瓦斯科·达伽马的带领下前往印度，绕过好望角后，一路上经过了莫桑比克、肯尼亚的蒙巴萨和马林迪（Malindi），于第二年到达了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
在第一次到达印度之后，葡萄牙的全球帝国进入了快节奏。1500年，葡萄牙人在前往非洲南端的途中，为了寻找合适的海流，跨越了南大西洋发现了巴西。之后他们发现了非洲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岛，考察了红海以及非洲东南部的黄金贸易港索法拉（Sofala）。
也是从这一次开始，葡萄牙人更加诉诸暴力，他们依靠武力入侵了印度西南海岸的科钦（Cochin）。在另一次发生在1502年的航行中，则在非洲海岛桑给巴尔以南的基尔瓦港（Kilwa）建立了据点。
1505年，葡萄牙舰队在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率领下在基尔瓦修建堡垒，并洗劫了蒙巴萨。阿尔梅达来到印度后，先后将位于印度西南沿海的安贾迪普岛（Anjadip）、坎纳诺尔（Kannur）、科钦进行了堡垒化。
此外，葡萄牙为了控制红海和阿拉伯海，还抢占了位于阿拉伯半岛以南、非洲之角以东的索科特拉岛（Socotra）。
1510年，葡萄牙占领印度西南部的果阿，将这里变成了葡萄牙永久性的殖民地，果阿在未来也超越了之前抢占的科钦等地，成了葡萄牙印度的中心。直到20世纪印度独立之后，印度政府才强迫葡萄牙人将果阿还给印度。
在控制印度海岸的同时，葡萄牙人继续向东扩张。1511年，葡萄牙攻克东南亚咽喉马六甲（Melaka），让这里变成它控制东南亚的中心，并辐射缅甸、暹罗（泰国）和苏门答腊岛（现属于印度尼西亚）。1513年，葡萄牙第一次到达了中国海岸。1515年，葡萄牙人攻克了位于现在伊朗的霍尔木兹岛，控制了波斯湾。
就这样，在短短16年间，按照现代历史学家的说法，葡萄牙人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上帝国。可这只是历史学家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穿越到古代，去问一下生活在中国、印度和非洲的人们，他们如何看待葡萄牙人建立的海洋帝国，他们一定一脸茫然地望着提问者，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事实上，葡萄牙人所占领的地方实在太有限，根本没有吸引当时人的目光。不管是果阿、蒙巴萨，还是马六甲，都处于原来的各大帝国的三不管地带，它们本来就是一些小型的独立城镇，只是有时号称国家而已。西方人到来前，它们本身也总是打来打去，不断更换主子，葡萄牙人的到来，只不过是这些没有太大价值的地方又一次换了主子，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以果阿和科钦为例，在印度的古代史上，这片次大陆本来就是分裂大于统一，自从中国的东晋之后，随着印度的笈多帝国（Gupta Dynasty，约320—540年）崩溃，印度大陆一直是分裂状态，由许多小国组成。直到葡萄牙人到来之后，印度北部才出现了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1526—1857年），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出现过巨大的统一帝国。而印度南部的海岸地区更是分布着一个个独立王国，几乎从来没有并入过印度北部的帝国政权。
葡萄牙人到达时，印度是分裂的，北部处于德里苏丹国（Delhi Sultanates，1206—1526年）统治之下，但不管是德里苏丹国，还是继承者莫卧儿帝国，都对南方海岸上的这两座小城毫无兴趣，它们是否被葡萄牙人占领，只有在很久之后才会传到北方统治者的耳中，就算他们听到了，也绝不会关心这些小城市的归属。
一句话，葡萄牙人视若珍宝的占领地，对于亚非地区的古老帝国来说，都是弃若敝履的边角地。当时的亚非帝国们看重的是陆地而不是海洋。
马六甲原本奉中国为宗主国，当葡萄牙人占据了马六甲之后，马六甲王想到的是派使者去往北京告状。恰好此时葡萄牙人也派了使者前往明朝，明朝就将这些使者抓起来折磨致死，算是给马六甲报仇。但葡萄牙人依然占据了马六甲，明朝也绝不可能出兵帮助这个蕞尔小国。
葡萄牙人在后来与亚非帝国打交道时，也深知哪里是亚洲帝国的薄弱点，他们除了占据几处海港之外，对于内陆的大帝国一直是敬而远之，尽量避免发生冲突。明朝将葡萄牙派来的大使关进监狱，葡萄牙人也只能忍气吞声。
在印度，他们也在和莫卧儿人搞好关系，对东南亚的泰国、缅甸，他们也低三下四，甚至不惜当雇佣兵，帮助泰国和缅甸的国王打仗。不是说他们对内陆没有野心，而是没有实力与亚洲的大国作战，只求占据一些大国看不上的边角之地用来做买卖。
甚至在非洲，葡萄牙人也不去与西非的大国发生冲突。在葡萄牙人向全球扩张时，西非的大国包括马里（Mali）、桑海（Songhai）、卡诺（Cano）、博尔诺（Borno）、贝宁（Benin）、刚果（Congo）等，葡萄牙人通过与这些大国的周旋，获得了一些沿海的地方，建立了堡垒。但由于这些大国不重视海洋，只重视内陆，葡萄牙人因此绝不染指内陆，只是在海岸上做贸易。只有在靠南的刚果地区，随着刚果王国内部的崩塌，使得葡萄牙人在刚果卷入得更加深入，但基本上依然是以海港城市罗安达（Luanda，现安哥拉首都）为依托，对刚果进行间接控制。
葡萄牙人虽然无力对内陆大国进行征服，但他们又对当地政权形成了缓慢而逐渐的破坏，将原来的政权基础慢慢侵蚀掉了。其所运用的手段主要是贸易和耐心（时间）。
对于贸易，葡萄牙在不同的地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马六甲、果阿等商品源头，葡萄牙的殖民站主要控制当地的贸易垄断权，当地商人不得将商品卖给别人，只准卖给葡萄牙政府指定的代表，这就给了他们消灭竞争对手的机会。甚至在中国的澳门，葡萄牙人在中国政府的眼皮之下，也逐渐将东南亚商人赶走或者控制住，成了当地的老大。明代后期，中国政府虽然名义上对澳门有管辖权，明朝政府也对各国商人一视同仁，但他们对于葡萄牙商人欺压东南亚商人，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成为默许。
在索科特拉、霍尔木兹岛、蒙巴萨等商品转运中心和补给地，葡萄牙则采取了垄断道路的做法，只给葡萄牙或者同盟船只进行补给，对于其他国家的船只（特别是更早就有贸易的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船只）进行驱赶，乃至炮轰，将运输权和道路权垄断在手中。
而非洲，则成了葡萄牙一个重要的商品交换地，葡萄牙对非洲地区采取了“用便宜货换取贵重物品”的方式，将非洲对葡萄牙的价值最大化了。葡萄牙对非洲出售的产品大都是不值钱的布匹、贝壳、铁条和铜条，以及破旧不堪的武器，而购买的却是值钱的黄金和奴隶。
在刚果和西非地区，由于这些地区曾经使用贝币，长期以来，西非人获得贝币的途径很有限，大都集中在罗安达附近，以及从遥远的印度转运过来。由于运输能力有限，供应不足，在非洲社会内部流通的贝币数量一直是相对固定的，恰好可以作为一种货币使用。但葡萄牙人到来后，却在印度南部（包括马尔代夫）和巴西发现了大量的与非洲贝币同种的贝壳，于是他们将整船的贝币倾倒在了非洲海岸，一本万利地换取非洲的黄金，给非洲留下了巨大的通胀泡沫。非洲人用作货币的物品除了贝币之外还包括布匹、铜条和铁条，而这些物品对于葡萄牙人来说都是用之不绝的。
此外，葡萄牙人向非洲国家出售的武器也有了大用场。许多国家依靠着葡萄牙武器突然崛起，将原来的大国打败，将它们的人民抓起来，当作奴隶贩卖给葡萄牙人。于是葡萄牙的武器就制造了大量的奴隶，又被他们买回来高价卖到美洲。随着依靠奴隶买卖发家的非洲新政权的确立，葡萄牙人也就参与了非洲的政治变迁，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非洲则从原来的传统经济体系中被强行拉入了“用黄金和奴隶换取战争”的游戏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葡萄牙人很少使用武力，所有的暴力都是交给当地人去做的，甚至连抓获奴隶都是当地政权干的，葡萄牙人只负责“和平地”买卖而已。
因为与葡萄牙的贸易能够让一部分当地势力获益，使得各个地区的人们都没有动力去联合起来反对葡萄牙人，反而选择了与葡萄牙配合，将西方的优势尽量放大。只有在巴西和拉丁美洲，由于美洲的印第安人社会更加落后，葡萄牙和西班牙才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殖民地政权，但这个地区不在本书的叙述之内。
也正因为葡萄牙人在其他地方都是与当地统治者配合的，击败葡萄牙的并非是当地势力，而是位于西欧的其他竞争对手。
由于葡萄牙国内人口太少，在一个多世纪后，随着西欧其他国家的崛起，葡萄牙就很难维持它的海外据点了。除了在拉丁美洲依然由葡萄牙和西班牙统治之外，其余的世界都被新兴的海外帝国荷兰、英国和法国所占据。在亚洲，葡萄牙到最后只剩下了位于中国的澳门和印度的果阿两个贸易站，在非洲，葡萄牙在南部非洲的东西两侧剩下了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两片控制地，以及几个类似于飞地的岛屿和海边小块土地，如塞舌尔、科摩罗、圣多美、佛得角和几内亚比绍。在亚洲，西班牙保留了菲律宾作为它的殖民地，直到19世纪末被美国人抢走。
荷兰人占据了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而英国和法国除了瓜分北美之外，还在非洲、印度、东南亚的大陆部分（中南半岛）形成了直接竞争。
在印度，英国人最终打败了法国人，获得了印度海岸的控制权。在东南亚和非洲，法国和英国平分秋色。
也是从这些新兴帝国开始，欧洲人对外扩张的策略有了改变。在美洲以外的世界，葡萄牙只是占据了一些战略据点。新兴三国最初也是占据了一些点，但随着西方对世界的介入越来越深，他们对于非洲和亚洲的控制，慢慢地有了由点到面的趋势。
葡萄牙是个贸易帝国，主要负责将各地的特产贩运到别处，赚取买卖的差价。他们从东南亚（香料）、印度（香料和贝币）、非洲（黄金和奴隶）购买资源，从西欧和印度（布匹）购买工业品，在两者之间进行交换，但这种行为最终造就的，却是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制造业国家的崛起。特别是荷兰与英国兴起之后，他们取代了葡萄牙占领了全球，把之前的贸易精神换成了工业精神。
英国在印度、东南亚、非洲等地（也包括北美）绝非只购买资源这么简单，他们还要在当地完成制造。在非洲就意味着亲自参与种植或者参与采矿，而在印度则发展出了一定的工业。法国在非洲以吸纳矿业资源为主，但在东南亚发展了大片的种植园。而荷兰在南非以采矿为主，在印度尼西亚则种植橡胶，开采石油。
这种从纯商业向工业的转变，意味着西欧国家必须对海外地区有着更强力的控制才能做到。如果只是做生意，只需要一个堡垒化的小港口就足够了。但如果要发展加工制造业或者种植业，则必须在内陆地区拥有大片的土地和资源。于是，世界到了英、法、荷的扩张时期，就有了新的精神。葡萄牙提倡的奴隶贸易被放弃了，到了19世纪，英国人不仅解放了自己辖区的所有奴隶，还强迫其他国家放弃奴隶贸易，这一部分是因为国际人权思想的发展，另一部分也是因为英国人不需要贩卖劳动力到其他地方，他们需要劳动力留在本地帮助他们建设种植园和开采矿藏。
17—19世纪，世界的竞争格局也发生了多次变化，从英法在非洲、南亚、东南亚、北美的争霸，到英俄在中亚的争锋，最后则变成了列强对于非洲的瓜分。
在印度，英国人和法国人最先相遇，最初它们也采取了类似于葡萄牙的做法，选择了几个海岸地区占领。英国人在印度的殖民中心主要有三个，分别是位于西部海岸上的孟买（Bombay，现称Mumbai），位于东部海岸上的马德拉斯（现印度城市金奈），以及位于东北部海岸上的加尔各答（Calcutta，现称Kolkata）。其中马德拉斯是从当地的土邦邦主手中买来的贸易站，随后被英国人堡垒化；加尔各答是恒河口沼泽地中的一个小岛，环境非常恶劣，英国人本来想占据更靠北、环境更好的胡各利，却因为打不过当时的印度莫卧儿王朝，只好偷偷地藏在了这个肮脏的小岛上；孟买则是葡萄牙首先占据的，1661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了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将孟买当作嫁妆带给了英国。
英国获得了三个据点时，法国人则占据了印度东海岸上两个重要地点，一个是距离加尔各答不远处，位置更好的金德讷格尔（Chandannagar），而在马德拉斯以南，则是另一座海岸城市本地治里（Pondicherry）。
由于印度邦国林立，法国和英国在印度各自扶持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地排挤着对方。到了18世纪中期，双方从冷战变成了热战，在战争英雄克莱武（Robert Clive）的率领下，最终英国打败了法国，将它排挤出了印度。这次战争使得印度正式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
但所谓势力范围，只是在西欧国家内部的共识，而在印度，除了三个狭小的区域之外，大部分地区并不认为它们是属于英国的。也就是说，欧洲人在地图上已经瓜分了天下，但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并没有被告知，更无法认同。英国人又花费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将印度本土那些仇恨英国的势力一一剪除。
在南方反英最坚决的是迈索尔（Mysore）的王公提布苏丹（Tipu Suttan），在西北方的旁遮普地区，则是锡克教的王国，而在北方，在葡萄牙人和英国人轮替时，曾经有一个巨大的莫卧儿帝国，这个帝国由成吉思汗（母系）和帖木儿（父系）的双重后裔巴布尔（Zahir-din Muhammad Babur）建立。巴布尔曾经是中亚地区费尔干纳（Fergana）谷地的小王公，他年轻时丢失了自己的传统属地，成了一个流浪军阀，向南方逃窜，不想却阴差阳错攻克了位于中亚和印度之间的阿富汗，再从阿富汗出发占据了印度北部、中部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莫卧儿王朝建立于1526年，在数代君主统治下进入了鼎盛，建造了胡马雍陵、泰姬陵、红堡等一系列辉煌的建筑。但到了18世纪初，在最后一个伟大的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死后，他的后代逐渐控制不了帝国的疆土，于是北印度和中印度分裂成了许多小国，虽然他们名义上尊莫卧儿为宗主，但实际上已经独立了。
正是这样的分裂形势帮助了英国人，使得他们能够逐渐蚕食，让各个小邦慢慢脱离莫卧儿，选择英国为保护人。
到了1857年，印度北方发生了反英大起义，这次起义的结果是英国人废黜了最后一个莫卧儿皇帝。之前这位皇帝已经没有任何实权，只是名义上的君主，到这时，连名义也没有了。也是在这一年，印度正式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维多利亚女王自称印度女皇。英国人终于对印度完成了由点到面控制的转换。
虽然印度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但印度的疆土依然是复杂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独立，这片巨大的土地依然不是单一制的，它的2/3的领土属于英国直辖，剩下1/3属于林立的小国，这些小国尊英国人为宗主，但对内却有着统治权，更像是一种保护国制度，而不完全是殖民地。
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于东南亚的殖民也是在19世纪才完成。而更典型的则是非洲的状况。
虽然非洲从公元16世纪就沦为欧洲和美洲的奴隶输出地，但在葡萄牙的政策下，非洲的内陆国家大都是政治独立的，它们在贸易上受制于欧洲人，但依然是独立国家。欧洲的势力只停留在距离海岸线数公里的地方，只有欧洲人建立堡垒的区域才是安全的，其余地区依然是黑人统治区。
直到19世纪后半期，随着欧洲国家的普遍崛起，世界已经不再是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天下，新生的德国、意大利、比利时也加入了殖民世界的潮流，出于内部竞争的关系，欧洲对于非洲的瓜分才开始加速。
在非洲的竞争依然是以英国和法国为主，两国都想打通非洲大陆的主轴，其中英国人构建了所谓“2C”计划，准备从南方的开普敦（Cape Town）直到北方的开罗（Cairo），建立一系列连通的殖民地（纵穿），而法国人则希望建立“2S”的链条（横穿），从西部的塞内加尔（Senegal）直到东部的索马里（Somalia）。由于纵穿和横穿非洲的两条线必然交叉，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占领这个交叉点，而另一个国家由于缺失了交叉点，必然不能让自己的殖民地连通。英国和法国的交叉点恰好位于苏丹境内，于是双方发生了争执，这一次，依然是英国获胜。
不过，英国虽然占据了苏丹，但它的“2C”战略在南方却受制于另一个新兴国家：德国。德国在瓜分非洲时抢占了靠近东非的大湖区的坦噶尼喀（Tanganyika，现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布隆迪和卢旺达，从而将英国殖民地的南北两部分截断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才不得不把坦噶尼喀让给了英国，布隆迪和卢旺达让给了比利时，到这时英国人才真的打通了“2C”。
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中，受到剥削最残酷的是比利时的殖民地比属刚果。比利时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如同一个老屠夫一般统治着这片领土，他没有想着做任何建设，而是对这里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压榨。这和英国人试图建设殖民地，法国人试图将殖民地变成帝国一部分的努力截然不同。
在亚洲，还有一块奇怪的殖民地：菲律宾。它原来被西班牙占据，但在19世纪末的战争中，西班牙把菲律宾连同美洲的古巴和波多黎各输给了美国，于是美国这个新生的国家也拥有了几块殖民地。如今，波多黎各还在争取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而古巴和菲律宾早已经独立，但它们由于受到过美国的保护，都深深地受到了这个超级大国的影响。
当世界掀起殖民地狂潮时，距离葡萄牙发现新航道已经过去了300多年，这时也是中国遭受鸦片战争，被迫开启国门之时。在这300多年里，世界其他国家不仅没有适应地理大发现的潮流，反而忽略了它，导致当殖民地时期到来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才如梦初醒，开始争取独立、发展经济，试图赶上西方国家，但这并不容易。
侥幸的夹缝中国家
对于落后的传统国家来说，虽然与世界交通意味着能够获得更高的物质条件，但是，文明和贸易的冲击又是残酷的。这种冲击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深入到方方面面，让人无所适从。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虽然每一个国家和国民都会感到不适应，但由于对手方已经进化出了更高级的政治、科技和经济形态，如果一个社会一直无法适应，就意味着在世界文明中被淘汰出局。
如何不被淘汰，又不被支配，通过自我的调整跟上世界的步伐，是后进文明必须做到的一步。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继续发展的机会。但在实际中，能够做到的国家少之又少。
在20世纪之前，在不吝使用武力的欧洲强国的主导下，弱国的选择比现在更少。如果想要成为转型成功的国家之一，这些国家必须足够幸运地分布在几大强权的夹缝里，也就是两个或者数个强权势力范围的边界上，让它们无法独自并吞。另一个可能性则是处于更加遥远的边缘之地，让强权们产生不了足够的兴趣去占领。只有这两种国家才有条件以自生自灭的方式去进行自我变革，但到底能否改革成功，还是个未知数。
在20世纪之前，处于世界的边缘地带又奋起直追，获得成功的国家只有一个，就是日本。而幸运地处于强权夹缝之中的国家有泰国、阿富汗、伊朗、埃塞俄比亚等国，但真正做到和平演化的，只有泰国。
那么日本和泰国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看日本的情况。
和中国、东南亚国家相比，日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幸运，它处于海岛之上，又位于世界边缘的北部地区，即便是善于探索北极地带的俄国人也很难发现它，这导致日本在很长时间里都处于被忽略的状态。
日本的物资是如此缺乏，在西方人到来之前，甚至连中国都对日本提不起兴趣来。在明代的中前期，皇帝禁止对外贸易，只准海外各国以进贡的名义向中国输入一定的外来物品。商人们必须等待海外使团的出现，再和使团同行，伪装成是来进贡的，才能进行有限的商品交换。明朝政府给每个国家规定了使团成员的人数，而事实上，一个使团中除了一两个使者之外，剩下的几十个到数百个名额，都被卖给了商人。这些商人们带来了大量的货物，到达中国后，选出一部分大商人跟随使者去往北京，他们的货物被作为贡品送给皇帝，而皇帝会给他们几倍价值的赏赐。使团中剩下的商人则必须在边境地区等待使团回来，但他们的货物被允许在边境市场中卖掉。
由于皇帝赏赐的数额总是高于使团进贡的价值，明朝的进出口一直是亏本的，一个使团到来，意味着皇帝必须付出更多。为了防止使团来得太频繁，明朝政府按照属国的等级，规定他们只能几年来一次。
而由于日本国内物资太贫乏，除了一些木材、毛皮外拿不出更好的东西，皇帝也看不上他们的进贡，所以规定他们只能十年来一次，也就是处于进贡国的最末级别。日本对于中国的物资却极其看重，既然无法通过正常贸易获得，就只能走海盗一条路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即便对于古代中国，日本也显得价值不大。
葡萄牙人到来后，曾经开辟了日本市场，但后来由于欧洲人传播基督教造成的社会失序，日本也和中国一样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1639—1641年间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将欧洲人赶走，只留下了长崎一个港口保留了有限的日中和日荷贸易。
对于日本的做法，欧洲人并没有太多的反应，毕竟它过于偏远了。直到1853年，美国的船只才再次打开了日本的国门。
但仅仅是地处偏远，依然无法保证日本的转型，这个国家更幸运之处在于，当西方势力进入时，日本的政治结构是有利于他们学习西方的。
在这个时段，日本国内的政治是一种奇特的封建制度，很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时期，其政治势力一共分成了四部分，首先是高高在上却没有实权的天皇，其次是拥有着巨大权力的幕府将军德川氏，幕府将军甚至经常被外界当成是日本国王。幕府将军不敢废除天皇，只能将天皇虚化，自己掌握了实权，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形式统治着国家。
但是，天皇和幕府将军依然无法完全主导日本政治，当时的日本还存在许多实力派的诸侯，被称为大名。这些大名虽然必须尊崇天皇，又必须服从于幕府将军，但它们在管辖自己的土地时却是基本上独立的，并且，总有一些大名在试图摆脱甚至推翻幕府将军的统治。
这些诸侯（大名）又养了许多武士集团，这些武士集团处于统治阶层的最底层，却是最善于学习的纵横之徒。他们大部分时候依附于自己的主人（大名），但有时又怀着为天皇服务、解放天皇的更高理想。
对于外国人，这四大势力采取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天皇由于是傀儡，他的意见并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意见来自于幕府将军和大名。
幕府将军代表着一个保守集团，在17世纪推行海禁政策的就是德川幕府。1853年美国人强迫幕府开国，幕府被迫服从。但在日本人看来，幕府依然是闭关锁国的保守势力。
而大名，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四个大名，萨摩、长洲、土佐、肥前（号称“萨长土肥”），他们最初的动机只是反对幕府，但由于他们最靠近海外，对于西方的力量有了较深的了解。特别是作为领头人的萨摩，曾经与英国人发生了一次小型的战争（萨英战争，1863年），虽然战败，却让这个大名从此认准了学习西方的西化之路。
“萨长土肥”下属的武士阶层中，也出现了一批有理想的志士，在他们的帮助下，大名发动的对德川氏幕府的战争就负有了多重使命：第一，讨伐幕府；第二，还政天皇；第三，学习西方。
在战争中，大名和武士打败了幕府将军，将权力还给了天皇。由于幕府代表着保守势力，大名和武士更加接近西方，这就意味着日本比起其他国家来，更加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学习西方的道路。
但事情还不算完。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日本很有可能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之前的幕府将军是靠暴力才压制住这些诸侯（大名）的，现在幕府倒台了，天皇权力不够，各个大名之间的冲突就会立刻爆发，将日本撕裂。
但历史的巧合却是惊人的。就在人们以为大名获胜了时，大名这个阶层却突然间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源于原本是各个大名下属的武士阶层。为了倒幕，大名们组织了联合武装，这些武装是由武士领导的。当倒幕完成后，武士们因为掌握了军队，反而与天皇联合起来，逼迫着刚刚打赢了战争的大名们把权力奉还给了天皇，也就是说，诸侯（大名）们被自己曾经的手下（武士）逼迫着放弃权力，从此只能当富家翁，却不再有割据之权了。
这样的做法，使得日本突然间从封建制变成了中央集权制，幕府将军没有了，割据的诸侯（大名）也没有了，权力都归于天皇，而天皇的权力又是由原来的武士阶层掌握的。这个武士阶层对于西方势力不仅不排斥，反而是最善于学习的。正因为他们之前不掌握权力，所以为了稳固权力，没有任何包袱和成见，愿意学习任何先进的东西。在这个武士集团的领导下，日本建立了议会，引入了工业，从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多方面向西方迅速靠拢。
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东方开启了最早和最彻底的西化，并转型到了世界主流文化、政治、经济的体系之中，除了它地理太偏、受到西方干扰较少之外，还得益于一个善于学习西方的阶层恰好推翻了原来的保守势力掌了权，让他们可以没有历史包袱地打满舵。而这一点却是世界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印度等都不具备的。
除了日本之外，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在不放弃自己文化的同时，较为成功地进行了转型，它没有被殖民地化，也没有出现政治中断，没有革命，没有大规模暴力，而是在国王的领导下完成了转型，这个国家就是泰国。
在中南半岛的历史上，泰国和缅甸是一对冤家。其实泰人和缅人在半岛地区都属于新兴民族，在他们之前，现在的越南中部和南部、柬埔寨、泰国、缅甸区域内居住的是占婆人（越南中南部）、高棉人（越南南部、柬埔寨、泰国东部）、孟人（泰国西部、缅甸东部）和骠人（缅甸西部）。从9世纪开始，发源于中国境内的缅人才逐渐南下进入了缅甸，在蒲甘（Pagan）地区建立了王国。而习惯于以南诏为祖先的泰人则在更晚才从中国境内进入泰国，他们首先在泰国北部的清盛（Chiang Saem，又称景线）建立政权，并逐渐向南，分别在清迈（Chiangmai）、素可泰（Sukhothai）、阿瑜陀耶（Ayutthaya，大城）建都，最后才到了更加靠南的曼谷。
泰人和缅人的出现，将原来的民族空间压缩了。加上越南北方的京族人（越人）向南侵袭，导致占婆人逐渐消失。而高棉人的地盘也在越人和泰人的双重夹击下缩小，形成了现代的柬埔寨。如果不是西方人的到来，柬埔寨很可能会因为逐渐被越人和泰人瓜分而消失。孟人的区域也变得微不足道，变成了缅甸东部的一个小邦，而骠人在缅人的压迫下已经消失了。
西方人到来之前，东南亚半岛地区事实上形成了越南、泰国和缅甸三个霸主。其中越南与中国关系更密切，暂且不提，在西部则是泰国和缅甸争霸。而在双方的争斗中，缅甸显得更加强大，更富有侵略性，屡屡打败泰国，并摧毁了泰国的两个都城素可泰和阿瑜陀耶。如果没有外来干扰，泰国依然是处于下风的国家。
但西方人的到来突然间改变了泰国的命运，这里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对比，看当初曾经强大的缅甸如何变成了殖民地，而相对弱小的泰国却躲过了劫数。
在缅甸曾经的首都仰光（Yangoon）的中心区域有一座公园，纪念的是一位缅甸抗英的将领摩诃班都拉（Maha Bandula），公园中还竖立着高大的独立纪念碑。这位将领至今依然被缅甸人当作缅人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之一，堪比古罗马的敌人——迦太基的汉尼拔。1824年，当英国人进攻仰光时，班都拉从缅甸西部的阿拉干（Arakan，与现在的孟加拉国接壤）出发，率领6万名士兵和数百门火炮，翻越了2000多米高的阿拉干山脉，进入缅甸中部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出现在仰光的英国人面前。
从军事战略上说，班都拉已经做到了极致，堪称伟大，但是在与英国人作战的过程中，班都拉却被英国人的炮弹打死。在他死后，英国人占领了仰光，割据了缅甸的南部，让缅甸进入了殖民化的过程之中，并在半个世纪后彻底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
缅甸之所以成为殖民地，竟然与它在历史上过于强大有关。事实上，缅甸在东南亚一直是一个类似于中国的中央帝国。它的中部是伊洛瓦底江河谷低地，是缅人的核心区域，四周则是高地，居住着大量的少数民族。缅人帝国在东南亚也非常强大，即便是唯一能算成对手的泰国也屡屡败在它的脚下。
缅甸帝国属于内陆型政权，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并建立了一整套的农业制度，虽然它也拥有着丰富的海岸线，但对于海洋，缅甸的统治者畏惧多于喜爱。国王们总是选择将自己的首都定在远离海洋的内陆。
而更让缅甸骄傲的是，就算西方人已经到来了，缅甸却依然处于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时期。缅甸历史上有三大帝国，其中蒲甘王朝出现较早，对应于中国的宋元时期。而第二帝国东吁王朝出现时已经是西方人到来之后。1569年，威尼斯人卡萨·弗雷德里克访问了当时的缅甸首都勃固之后，就赞扬当时执政的，也是缅甸最伟大的国王之一莽应龙（Bayinnaung），认为他的财富和势力远超威尼斯的老对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缅甸的第三帝国（贡榜王朝）更是在18世纪才出现，建立于1752年。贡榜王朝建立后，立刻将邻居泰国当作最大对手，出兵发动战争，并最终毁灭了泰国首都阿瑜陀耶（大城），逼迫泰人迁都更加靠南的曼谷。
在一系列的武功之下，缅甸的民族主义已经膨胀到了极致。在这时出现的西方人并不被他们放在眼里，也正因为这样，东南亚最强大的缅甸反而成了最保守、最封闭的国家。
不幸的是，历史发展到了19世纪，即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传统国家也是无法与近代化的西方国家相对抗的，这导致缅甸虽然拼尽全力、以硬碰硬，最终依然无法逃脱殖民地的命运。
在东南亚，英国和法国分别占据了大片的土地。英国以印度为依托，向东扩张。从陆地上来看，印度的东面就是缅甸，从海洋看，印度的东面，隔着孟加拉湾相望的就是现在的马来半岛。更靠南的岛屿部分，已经被荷兰人占据了，因此英国人顺理成章地占领了半岛地区的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半岛部分），以及大陆部分的缅甸。
与英国人从印度向东蔓延不同，法国人则直接从海洋上过来，占据了现代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并由越南经过河口向中国境内的云南地区渗透。在中法战争之后，法国人已经锁定了越南殖民地。法国人占据的这片地方被称为印度支那（Indochina），即印度（Indo）和中国（China）的中间地带。
在法属的印度支那和英属的马来亚和缅甸之间，形成了一片特殊的区域：泰国。或者说，这里形成了一道夹缝。事实上，泰国的军事实力比起越南和缅甸更加弱小，英国人和法国人要想拿下泰国，都并非难事。但麻烦在于，英国人和法国人谁也不想让对方得到泰国。可是如果自己先动手进入泰国，又怕泰国与对手结盟，反而把这里推给了对手。
这种局面还出现在中亚的阿富汗和波斯，阿富汗和波斯所处的是英国的印度和俄国的中亚之间，形成了一道夹缝，特别是阿富汗，更是直接将两大势力分开。英俄双方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国家，最后商量共同维持阿富汗的独立，用它来作为两大帝国的势力分界线。
泰国在东南亚也成了英国和法国势力的分界线。此时的泰国刚刚从被缅甸灭国的惨痛中恢复，并没有太强的自尊，不以学习西方为耻。国王也善于发现夹缝中的机会，于是，这种特殊的地位，反而让这个并不算强大的国家寻找到了生存空间。
泰国的幸存主要得益于两位国王的政策。随着被缅甸击败并迁都曼谷，曼谷王朝的开国国王拉玛一世（Rama Ⅰ）和后来的两位国王也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态度，拒绝西方影响。但是到了拉玛四世（Rama Ⅳ，本名蒙固）时代，却出现了急剧的政策转向。
在他的兄弟拉玛三世（Rama Ⅲ）统治时期，蒙固作为王子游历了全国，他对于西方知识的兴趣广泛，不仅学习拉丁文和英语，还学习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科技和天文学。在他的游历中，也对从王公贵族到底层人民都有着深刻的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他摒弃了传统的闭关政治，开始站在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考虑问题，认识到泰国的出路在于改革和学习。
1851年，拉玛三世去世，蒙固继承了王位，是为拉玛四世，随即开始了他的改革历程。在这之前，英国人已经强迫泰国签订了一个有限贸易的条约，英国人却并不满意，认为还不够。不想拉玛四世上台后，爽快地表示同意按照英国人的意思修订条约。
他授予了英国人领事裁判权，也就是将涉外司法转移给英国人审理，同时将所有港口对英国人开放，允许英国人长期在曼谷定居、在泰国自由旅行，并限定了税收的额度，他还准许外国人自由传教，甚至允诺在政治上平等地对待所有宗教。
这份条约以及与其他国家签订的类似条约，宣告了一个新泰国的到来，几乎消灭了西方入侵的所有借口：既然在和平状态下，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又何必要打仗。泰国这种开放和与世无争的态度，使得英国和法国都不再把它当作目标。
但如果仅仅解决了对外关系，还是无法完全避免泰国本身的落后。于是，除了对外关系之外，拉玛四世还着手处理泰国本身的社会变革问题。他要从自我革命入手，改变国家制度。
他首先废除了王室的许多礼仪特权，不再要求觐见者匍匐在他的面前，他出现的场合也不再要求人们回避。接着，他效仿法国人开始发行铸币，并大力发展交通、革新军队，减轻了拖累民间的繁重徭役，限制买卖奴隶。
在他的影响下，西方关于平等、自由的观念逐渐传入了泰国并深入民心，为未来进一步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1868年，拉玛四世去世，改革的重任交给了他的儿子拉玛五世（本名朱拉隆功）。拉玛五世作为王子时，父亲就给他找了一名英国女士担任教师，这段故事后来成了中国影星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安娜与国王》中的情节。父亲的刻意培养，让朱拉隆功成长为一个信奉立宪、民主、自由的人。
和父亲时代相比，拉玛五世时代的世界格局更加错综复杂，虽然泰国依然保持独立，但周围国家都已经变成了殖民地，这导致拉玛五世的政策更加务实。泰国本身也是一个小型的帝国，在西方到来之前，也有一些周边的属国，比如老挝、柬埔寨等，拉玛五世为了保持泰国本土的完整，将属国的宗主权转给了法国，又将南部几个马来人为主的省份让给了英属马来亚。通过这种方式，泰国才维持住了独立性。
既然维持住了独立，接下去就是彻底地学习西方。他本人就热衷于到海外考察，不仅去过新加坡、印尼和印度，还去过欧洲的几乎所有主要国家考察。
拉玛五世把自己的子女直接送往国外接受教育，熟悉西方制度和科学技术。从此之后，泰国王室的子女到海外接受教育就成了传统。在王室的带领下，泰国迅速掀起了留学的狂潮，这间接地解决了社会思潮的转向问题。
拉玛五世还废除了奴隶制，废除了沉重的徭役制度，使得泰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将人们的热情激发出来，形成了资本主义力量。在政治上，虽然他没有完全建立起立宪制度来，却通过加强司法、建立顾问机关等方式弱化了专制色彩。到“二战”之后，顺着这个趋势，泰国终于建立起了责任内阁制。
1910年，当拉玛五世去世时，泰国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东南亚，当周围的国家都变成了殖民地，甚至连中国都在沉沦的时候，只有泰国凭借着一己之力获得了西方国家的尊重。两位国王改革的回报也是巨大的，直到今天，泰国依然是由他们的后代统治。对社会来说，巨大的政治连续性让泰国人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战乱，也不需要进行社会重建，这种连续性对于泰国人性格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让他们变得和平、与世无争，同时又自信地游走在大国之间。
夹缝也可以是困境
世界边缘和夹缝中的国家，比起其他国家更容易获得发展的自主权，但是，并非所有的夹缝中国家都是一帆风顺的。除了泰国这样成功的例子之外，其余的国家，诸如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和波斯（伊朗），都失败了。
泰国之所以成功，得益于两位国王的政策：第一，保持中立，不参与欧洲巨头的大博弈；第二，大开国门，不纠结于一时的司法、经贸得失，而是迅速建立起与西方沟通的管道；第三，赶快学习西方，在西方势力、政治思潮和科技力量压垮原来的社会结构之前，主动改革社会、政治和经济，完成转型。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没有第一个条件，那么这个国家必然卷入列强的争斗之中，最后被磨碎；如果没有第二个条件，那么国家迟早还会和列强起冲突，并最终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重新回到闭关锁国；如果没有第三个条件，那么国家就无所谓转型，这样的例子是下面就要讨论的埃塞俄比亚。
一提起非洲的荣耀，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埃及古老的文明，但事实上，更有资格代表非洲文明独立不屈精神的，是位于东部非洲之角上的高原国家埃塞俄比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埃及文明虽然古老，但第一它不是黑人建立的，第二埃及文明自从末代女王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艳后）之后，实际上已经灭亡了。末代女王之后埃及三次更换自己的信仰，先是屈从于罗马的多神教，之后改信基督，最后被穆斯林征服。而在历史上，非洲唯一从古代流传至今，一直保持独立达2000年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就是埃塞俄比亚。
在中世纪，当时西欧社会还非常弱小，不断地受到穆斯林和北方蛮族冲击时，它们幻想着会有一个救世主来救他们，这个救世主不是耶稣基督，而是一个叫约翰长老（Prester John）的东方国王，或者可以称为约翰王。而这个约翰王虽然没有人能说得清在哪里，但从现代研究看，当时的人们之所以发明这个观念，显然是受到了埃塞俄比亚的影响。
事实上，当时的埃塞俄比亚的确是东方仅有的全国都信奉基督教的国家。
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与西方的基督教有所区别，是从埃及传过去的一个分支，被称为科普特派（Copts）。现在的埃及也依然残存着一部分科普特教徒，他们与普通基督徒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教义认为基督只有神性而没有人性，所以称为一性论者。而普通基督教认为耶稣同时具有人性与神性。埃及的科普特人有自己的教宗，说着古老的埃及语（现在叫科普特语），也就是被象形文字记录的语言。在大部分埃及人已经改说阿拉伯语的今天，这少量残存的科普特语就成了人们解开象形文字的金钥匙。
埃及的科普特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传到了位于现代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南方诸国，到最后在埃塞俄比亚存活了下来。
事实上，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还远早于基督教的传入。在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Aksum），至今依然耸立着许多巨型的方尖碑，这些方尖碑是存在于基督教传入之前的，即便放在其他的任何大洲，这些纪念碑也显得异常壮观。这说明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埃塞俄比亚的古文明已经很发达了。
基督教传入这里后，之所以能够流传2000年，得益于几个方面。首先是埃塞俄比亚人的虔诚。他们不仅相信《圣经》上所说的一切，还认定自己就是《圣经》中所罗门王（Solomon）与南方地区的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的后代。所罗门王是位于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国王，示巴女王是某个南方王国的女王，曾经去耶路撒冷见过所罗门。埃塞俄比亚人就对号入座，认为这个南方王国就是阿克苏姆，甚至在一片巨大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个类似于石头座位的遗迹，认定那就是示巴女王的宝座。
其次，埃塞俄比亚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它距离海岸不算遥远，阿克苏姆更是红海贸易的一个受益者，但它又处于高原之上，高原上资源贫瘠，足以让入侵者们望而却步，或者认为不值得使用武力夺取。
由于缺乏竞争者，埃塞俄比亚人也在继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阿克苏姆王朝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札格维王朝（Zagwe Dynasty），这个王朝把首都定在了阿克苏姆以南数百公里的拉利贝拉（Lalibela），在那儿挖了一系列的岩石教堂。这些教堂不是在山体上，而是深入平地之中。如果在远处看，那只是一片平地，走近了，才会看到人们已经把脚下的岩石凿开，变成了十字架形状的教堂。
札格维王朝后期，一位自称所罗门王后裔的人篡夺了王位，建立了所罗门王朝（Solomonic Dynasty）。所罗门王朝的寿命极其漫长，从1270年一直持续到1974年才告结束。也就是说，当它建立的时候，还是中国的南宋末期，到灭亡时，中国已经跨越了元、明、清和民国，进入人民共和国时代。
到了西方瓜分非洲时，埃塞俄比亚又幸运地避免了被占领，这其中除了地理位置偏僻之外，它还恰好处于多国势力范围的交叉点上。它距离法国“2S”的东端点索马里不远，与英国殖民地苏丹接壤，同时还有一部分索马里是被意大利占领的。这种处于强权夹缝之中的局面，让各大强权都不想动它。
到最后，由于意大利统一时间很晚，在世界上没有抢到多少殖民地，在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时，匆匆忙忙将埃塞俄比亚定为自己的入侵目标。1895年和1935年，意大利两次入侵埃塞俄比亚，都被这个非洲国家击败，灰头土脸地撤离。
击败意大利，也让埃塞俄比亚成了非洲国家的榜样，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都受到过埃塞俄比亚的鼓舞。它的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作为非洲领袖，也将非洲联盟的总部争取在了自己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
但不幸的是，正是因为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过于辉煌，虽然它拥有着无比的地理优越性，并处于帝国的夹缝之中，甚至受到了英、法等帝国的尊重，成了这个大洲理所当然的领袖，这点甚至比日本和泰国的处境都好，但它缺乏的是改革的动力。
直到20世纪70年代皇帝被推翻时，这个国家依然是一个一人独裁的国家，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政治机构，也不存在官僚之外的经济体系。如果说，中国的闭关锁国持续到了1840年就不得不被打破，人们从此慢慢放弃了幻想，开始试图融入世界规则，但埃塞俄比亚却是始终生活在幻想之中，认为自己就是规则制定者。就这样，条件最好的国家反而成了行动最慢的国家，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埃塞俄比亚是不愿意转变的代表。而另两个夹缝之国阿富汗和波斯却是帝国博弈的受害者。它们试图保持中立，却始终无法找到中立的点在哪里，即便小心翼翼，到最后还是被几个帝国庞大的身躯挤碎了。
数千年历史中，伊朗（在1935年之前称波斯）和阿富汗一直是作为文明的连通器和分界线著称的。从欧洲经过君士坦丁堡（现在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前往亚洲，离开土耳其的小亚细亚之后，必须首先经过伊朗，再过阿富汗或者中亚前往中国的新疆地区，最后到达东方，这条线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另外，丝绸之路还有一条南线，可以从伊朗经过沙漠地带，或者经过阿富汗翻越兴都库什山口进入印度。
不管是前往欧洲、中国、印度，还是翻越高加索山前往北方的俄罗斯草原，甚至乘船经过波斯湾前往印度、非洲和东南亚，伊朗可谓四通八达之地，因此可以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
而从伊朗出发向东，首先碰到的是阿富汗，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是隔开南亚和中亚的巨型屏障，也正因为这座山，阿富汗可以称为“世界之墙”。从中亚翻越兴都库什山，再经过一个叫开伯尔山口的著名通道，就可以前往印度了。
在古代史上，伊朗和阿富汗都因为控制了交通要道而有过数次繁荣，伊朗在希腊时代就曾经出现过强大的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著名的国王大流士（Darius the Great）和薛西斯（Xerxes）曾经挥兵西进，进攻过古希腊，而由于古希腊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正源，伊朗也就莫名其妙背上了“西方之敌”的黑锅，这一背就是2000多年。
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于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之后，伊朗国内还出现了游牧性质的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中国人称其为安息帝国），这个帝国继续和西方（罗马人）作对，罗马共和国晚期著名的前三头之一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就是死在了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中。帕提亚帝国衰落后，伊朗再次出现了萨珊帝国（Sassanid Empire），被认为是波斯本土文化的高峰。
阿拉伯帝国崛起后，波斯的萨珊帝国被征服，但由于阿拉伯人最初的文化程度不高，而波斯却是一个极度发达的文明，因此，阿拉伯文明甚至可以称为嫁接在波斯文明之上的寄生文明。到了阿拉伯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时期，波斯对阿拉伯帝国的影响已经变得举足轻重了。
伊朗还给伊斯兰教贡献了两个不可磨灭的遗产：什叶派（Shia，或者Shi’ites）和苏菲派（Sufism），这两个派别（特别是前者）与传统的逊尼派产生了竞争。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落，波斯境内不断地被各种“藩镇”所占领，这些藩镇表面上服从于阿拉伯哈里发的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却成了当地的土皇帝，享有行政和征税权，又把位置传给子孙后代。这些“藩镇”建立了一系列的王朝。
最初是一位将军建立的塔希尔王朝（Tahirids），随后是萨法尔王朝（Saffarids）、布维希王朝（Buwayhids）和萨曼王朝（Samanids）。
之后，伊朗被外来的（从中亚地区）突厥种塞尔柱人占据，建立了塞尔柱王朝（Seljuq Empire）。也正是在这时，伊朗再次与西方对抗，西欧组织了十字军与塞尔柱人对抗。
13世纪的蒙古人入侵时代，伊朗又成了蒙古人在西亚的中心，在蒙古四大汗国中，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尔汗国（波斯汗国）就在现在伊朗城市赞詹（Zanjan）的旁边设立了都城。蒙古人都城的遗址上，至今仍然保持着蒙古大汗完者都（Oljeitu）巨大的墓葬。这座坟墓位于山间的一块平原上，旁边就是蒙古人都城的废墟。这位大汗已经有了一个伊斯兰的名字，叫穆罕默德（Muhammad Khodabandeh），表明伊朗的宗教征服了蒙古人。
蒙古人衰落后，伊朗再次变成了军阀割据，这时，中亚突厥人帖木儿大帝横扫伊朗，将之纳入了帖木儿帝国的疆土。但帖木儿帝国存在不长，就分崩离析了。一支叫土库曼的突厥人在伊朗境内建立了两个国家，分别叫黑羊王朝（Black Sheep Dynasty，或Kara Koyunlu Dynastry）和白羊王朝（White Sheep Dynasty，或Ak Koyunlu Dynasty）。
白羊王朝后，一个叫萨菲王朝（Safavid Dynasty）的帝国出现了。它不仅将什叶派信仰树立为全国的信仰，还塑造了现代伊朗的边界。萨菲王朝崩溃后，一位叫纳迪尔沙（Nader Shah）的军阀在伊朗西部建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王朝。但他随后在与中亚的战争中被杀。之后是短暂的桑德王朝（Zand Dynasty）和更加长久的卡扎尔王朝（Qajar Dynasty，1779年建立）。这就已经进入了近代，伊朗开始遭遇俄国人和英国人的包夹了。
与伊朗相同，作为“世界之墙”，阿富汗虽然地方贫瘠，却也有着辉煌的历史。大约在中国的东汉时期，阿富汗和印度北部出现了一个超级大国贵霜帝国。西汉时期，从中国甘肃境内出发的大月氏人经过漫长的旅途，逃往了阿富汗北部地区（兴都库什山的北麓），之后大月氏人衰落，给了它们的附属民族贵霜人机会，贵霜人从阿富汗北部出发进入了现代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从中亚直到印度的大帝国。贵霜帝国控制了丝绸之路最核心的地区，也就是东向、西向、北向、南向四条道路的交叉点，当时这个交叉点位于从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Balkh，也叫巴里黑）到位于土库曼斯坦的木鹿（Merv，旧称梅尔夫，现在叫马雷）之间。
到了近代，阿富汗又出现了另一个超大帝国：莫卧儿帝国。虽然莫卧儿帝国的主体在印度，但事实上，它的开创者巴布尔首先占据的是阿富汗，然后才进入印度的。巴布尔本人就埋葬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经过了如此多的战乱，他的陵墓至今依然存在，各路军阀都对他表达了足够的敬意。
莫卧儿帝国衰落后，波斯的萨菲王朝短暂入侵了阿富汗，萨菲王朝崩溃后，阿富汗西部纳入了纳迪尔沙帝国。纳迪尔沙死后，他的将领、普什图族人阿合麦德（Ahmad Shah Durrani）建立了杜兰尼王朝（Durani Dynasty，也称Sadozais Dynasty），阿富汗也正式进入了近代由普什图人统治的时代。杜兰尼王朝及其后续巴拉克宰王朝（Barakzai Dynasty）直到1973年，才被共和制政府推翻。
在普什图人统治时期，阿富汗和波斯一样遭遇了英国和俄国的大博弈，于是，“世界的十字路口”和“世界之墙”都不得不在现代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定位了。
首先卷入的是波斯，波斯早期和西方大国打交道的经历可谓血泪斑斑，也体现了一个传统国家在和现代国家打交道时多么不受重视，常被当作棋子使用。
1800年，俄国人占据了高加索以南的格鲁吉亚，这里曾经是波斯的属地。波斯受到俄国的入侵，这件事立刻激起了英国人的兴趣，他们表示要帮助波斯对抗俄国。英国人和波斯为此还签了一个协议。
等签完了协议，波斯人才发现上当了，因为这个协议不是针对波斯的敌人俄国，而是针对英国的敌人阿富汗的。协议中要求，如果英国人和阿富汗发生冲突，波斯必须出兵帮助英国，可是如果俄国侵略了波斯，英国却没有出兵义务，只需要给点钱和物资就行了。波斯之所以签订了这个囫囵吞枣的协议，完全是由于刚刚加入国际秩序，对国际规则不了解。它天真地以为一旦和英国人合作，就可以共同对付它最大的敌人俄国。作为新入门者，它并不知道，一项条约不具有条款之外的扩展性，既然条款中没有针对俄国的武力条款，英国人就不会出兵帮助波斯打击俄国，所谓物资和资金，也大都可以应付了事。
而更凑巧的是，此刻偏偏就发生了俄国人入侵波斯的事情。1804年，俄国从高加索方向入侵波斯，第一次俄波战争爆发。天真的波斯人立刻向英国求助。
他们不知道的是，由于处于欧洲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人为了对付拿破仑，已经和俄国结盟了。
波斯人发现和英国人的条约对自己毫无帮助，只好转向与法国的拿破仑寻求联合。刚刚获得了奥斯特里兹会战胜利的拿破仑正准备与俄国人大干一场，立刻回应了波斯的要求。1807年，波斯和法国又签订了一个针对俄国和英国的条约。内容包括：法国承诺向波斯提供武器，并帮助波斯训练军队，法国还承认格鲁吉亚是波斯领土，而波斯则负责与俄国作战，并与英国断交。
这一次，波斯人以为找到了对抗俄国的同盟者，没有想到只两个月后，拿破仑觉得还不到进攻俄国的时机，又突然与俄国结盟了。结盟后的法国和俄国决定共同对付英国。自然，亚洲的波斯不在法国的核心利益中，立刻被牺牲掉，任其自生自灭。为了对付英国，法国还支持俄国进攻波斯，好顺势进攻印度，所以波斯的形势更糟糕了。
法国人之后，感到孤立的英国人再次回来了，它又开始支持波斯对付俄国。1809年，英国与波斯恢复条约关系，共同对付法国和俄国，英国承诺提供武器和资金。波斯在英国的支持下，与俄国对抗的调门越来越高，双方的冲突也愈演愈烈。
四方的合纵连横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亚于苏秦张仪的善变，但这还不是全部。三年后的1812年，法国的拿破仑突然间入侵了俄国，英国立刻再次与俄国结盟。沉浸在反俄情绪里的波斯遭受当头一棒。当英国人撤掉了他们的军事支持，波斯立刻惨败，不得不与俄国签订了屈辱的条约。这就是著名的《古列斯坦条约》（Treaty of Gulistan），标志着第一次俄波战争的结束。俄国获得了高加索以南的大量领土，奠定了现代高加索三小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基础。更让人感到屈辱的事情是：俄国还享有里海的军事行动权，虽然波斯也挨着里海，却不能在里海拥有海军。
英国此时作为调解人，也在波斯获得了许多特权。在这场外交游戏中，波斯以惨败告终。
与英国人的结盟让波斯继续付出代价，1826年，波斯为了夺回失去的领土，与俄国军事冲突再起，英国拒绝提供帮助导致波斯再次战败，更多的领土被强占。
当我们看到这些国家选边之难时，也应该看到处于夹缝之中的它们受到保护的一面。如果不是处于世界十字路口和世界之墙的位置上，伊朗和阿富汗根本没有办法在19世纪险恶的外交环境中保持独立。
但由于俄国人和英国人谁也不想让对方占了便宜，到最后，波斯和阿富汗虽然被迫将边缘地区割让，但主体部分却依然保持了独立性。如果没有英国，他们会和中亚一样被整合进巨大的俄罗斯帝国；如果没有俄国，他们就会如同印度一样，成为大英帝国的延伸。
双方斗争的结果在阿富汗得到更多的体现。19世纪末，英国人和俄国人认识到他们都无法越过“世界之墙”侵入到对方控制的领地，于是决定将阿富汗变成永久的边界。甚至为了让两大帝国不相接壤，他们还强塞给了阿富汗一块领土。这块领土叫瓦罕走廊（Wakhan Corridor），位于瓦罕谷地。这是一片高山区域，中间流淌着瓦罕河，由此形成了一个山谷。山谷从中国新疆一直延伸到巴达克山，将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隔开。由于这个走廊的存在，英国和俄国就不直接接壤了，避免了进一步的冲突。
但是，阿富汗的损失依然是巨大的，在西北边境，历史上曾经属于阿富汗的木鹿绿洲，以及周边大块土地，都划给了俄国，如今的木鹿绿洲在土库曼斯坦境内，曾经是丝绸之路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而在和英属印度接壤地区，阿富汗丢失了大片的普什图人聚居地，并由于英国占据了大片的沙漠，让阿富汗失去了通往海洋的通道，变成了永久性的内陆国家。
正是这一点，让阿富汗到了20世纪，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再也无法保持中立，最后依然在选边的游戏中坠入了陷阱。与此同时，它的老邻居，十字路口上的伊朗，也在20世纪的选边游戏中选错了方向，急剧保守化，丧失了现代化的最佳机会。
全球化与自由贸易
在东非国家肯尼亚的海岸上，有一座著名的城市叫蒙巴萨（Mombasa），凡是到过这里的人首先都会对它国际化都市的风范有着深刻的印象。虽然它位于非洲，人种也以黑人为主，但这里的建筑却是五花八门，在城市周边有许多低矮的非洲式平房，再往里的新城区，现代式样的低矮楼房之间夹杂着古老的欧式建筑和教堂。而在老城区里，以阿拉伯式的雕花建筑为主，点缀着印度式样的神庙。由于中国帮助肯尼亚新修了一条铁路连接国家最大的两个城市——首都内罗毕和海港蒙巴萨，蒙巴萨就有了一个中国式的现代化火车站。
这座城市之所以充满了世界色彩，和它悠久的历史有关。这里曾经是阿拉伯人控制的一个重要海港，在明代时，郑和的舰队也曾经到达过这里，于是，在中国史籍中留下了“慢八撒”的名字。
但对游客最有吸引力的，还是在海边的一座葡萄牙风格的堡垒，人们称之为耶稣堡（Fort Jesus）。这座堡垒建设在城市南部的一块靠海的岩石之上，从下面望去雄伟壮观，透露出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所在。修建城堡的岩石采用的是当地的珊瑚礁，即便到了现在，仍然可以看到岩石上的珊瑚花纹。整个城堡染成了一种明黄色，看上去充满异域风采。人们来到这里，无不被其美丽的景色所吸引。
这座城堡是公元16世纪末由葡萄牙人修建的，修建它的目的，是“促进世界贸易”。它是葡萄牙人跨越欧洲、非洲、亚洲的贸易大帝国的一部分，可谓东非地区的“定海神针”。
但除了贸易之外，这座城堡还有另一个特征：在城堡的地上，放着许多巨大的铁炮，它们是数百年来陆续铸造的，宣示着它的实际作用——暴力。
事实上，在大航海时代遗留的任何一座“促进贸易”的城堡上，唯一离不开的就是大炮。这表明，所谓的贸易必然是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
在波斯湾入口的霍尔木兹岛（Hormuz），葡萄牙人建造的城堡中至今可以看到两种东西：地下的教堂和地上的大炮，分别代表了精神和武力。在印度的果阿（Goa），有着葡萄牙人建设的数个城堡建筑，至今遗留下的除了坚固的堡垒之外，就是堡垒之上放置的多门铁炮。印度的金奈（Chennai）曾经是英国人在印度建立的三大殖民中心之一，英国人称之为马德拉斯（Madras），至今英国的堡垒依然耸立着，被印度人变成了军营和博物馆。在博物馆外同样展示着数门大炮，而在馆内则陈列着大量的武器，表明当初英国人对印度的控制是多么牢固。在东非、西非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堡垒，至今也依然被铁将军们把守着，展示着当年的实际状况。
按照史书的说法，欧洲代表着自由贸易的精神，它们试图在全世界展开贸易，却在每一个地方都遭到了当地人的抵制。于是，为了贯彻贸易精神，必须动用武力，才能打开当地的市场。在这里，当不同的人类接触时，“暴力”这个词总是和自由相伴的，被认为是保证自由最可靠的手段。
从经济学上来看，自由贸易的确是对整个人类有利的事情。如果没有自由贸易，中国人至今可能依然生活在长袍、大褂、遛鸟的时代，没有手机、汽车、电脑、空调，也没有更加舒适的生活。从理论上说，自由贸易可以让每一个人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他最需要的东西，也可以刺激那些发明家和企业家创造和生产更多、更好、更有用的商品。
可是从历史上看，当欧洲人来到了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想要进行贸易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抵制，不管是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还是非洲人，都对欧式的贸易感到不适，想出种种方法来限制它。那么，为什么自由贸易如此重要，却又如此难以开展呢？
这就要说到经济学之外的另一个层面：政治。
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都不单纯是经济事务，而是和政治紧紧绑在一起的。自由贸易侵犯的，是参与贸易的各个政治方的利益。
以中国的明清为例。明朝中前期，中央政府只允许郑和这样的官方商队进行海外贸易，而民间的一切对外贸易和交往都是禁止的；中国清朝只允许海外商人和官方指定的垄断机构（广州的十三行）进行贸易，不许与这些垄断商行之外的人民做买卖。
外国人的贸易船队来到中国后，却试图打破这种格局，绕开原有的机构，与原本没有权力参与贸易的民众进行买卖，这就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格局，势必引起政治层面的调整，而这恰恰是皇帝所要避免的。
在非洲海岸上，自由贸易也会让当地几乎所有各方受到损害：对于国王与贵族来说，自由贸易打破了统治阶层的垄断权；对于普通生产者来说，西方带来了更好的布匹，让自己的加工品没有了销路。
此外，贸易本身所带来的商品，还会引起当地社会剧烈的调整。比如，葡萄牙人、英国人都热衷于把各种武器倾倒到非洲的海港，再从海港转运到内地，卖给那些军事化的国家。于是这些原本弱小的军事化国家突然间崛起了，他们取代了原来的贸易大国，四处打仗，四处抓人，制造奴隶，卖给欧洲人。正是这些武器的存在，让一些非洲人变成了奴隶贩子，原来的社会也就走向了解体。
西方人还运进了大批的贝壳，因为在西非的许多地方，贝壳是作为当地货币而存在的，随着欧洲人将海浪一般的贝壳送往那里，非洲突然出现了超级通货膨胀，直接让当地的金融市场崩溃了。
运往中国的鸦片、运往美洲的奴隶、运往非洲的破铜烂铁和贝壳货币，如同一个个超级bug（漏洞），让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无法做出有效调整，从而引发了社会的崩溃。
在这样的冲击之下，并非每一个社会都可以做出快速的调整。我们在经济上假设自由贸易给所有人都带去好处，这个假设的前提是：所有的人和社会都能够快速、无痛苦地对贸易结果做出调整——织布匠的布卖不出去了，于是他在第二天就顺利地变成了铁匠；贝币太多了，人们第二天就都使用金银当货币了；皇帝和国王也会在第二天放弃垄断贸易，开始学会用关税作为自己的收入；种小麦的人第二天就能学会饲养奶牛。但事实上，这样的无痛苦转变是不存在的，成年人很难通过学习，在冲击之下转向新的方向，他们只会感觉到痛苦和无助。
现代人可以指责这些地区的人们不懂得调整，指责他们看不到自由贸易的好处，这不利的一切似乎都是经济落后的一方故意设置的障碍，只要让先进者掌握了主导权，自由贸易就会从天而降了。
很不幸，这个看法依然是错误的。
事实上，当时西方的贸易也并非自由的。比如，荷兰和英国是最提倡贸易机会均等的国家，但这所谓均等，只是在他们为了冲破葡萄牙和西班牙垄断时才提起的。一旦它们获得了优势，立刻转向了垄断收益。
英国、荷兰等国家分别建立了垄断性的东印度公司和非洲公司，并获得了各自国家的特许状，这就是进行垄断贸易，为的是排斥其他的人加入到印度和非洲贸易之中。
这些垄断性的贸易公司甚至配发了枪炮，建立了军队，任何在他们面前提倡自由贸易、想打破他们贸易垄断的人，都有可能被当作海盗直接绞死。只有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解散东印度公司之后，自由贸易才有了更多的市场。但即便如此，与自由贸易相对立的重商主义依然是困扰着世界贸易的重要思想。
当然，我们不能过多指责当时的人们。自由贸易作为一种理想是逐渐建立的，到现在为止，才慢慢地被神圣化。但在历史当中，即便是大航海和全球贸易时代，也充斥着特许、垄断和暴力，这是世界更加真实的一面。
总之，当世界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进入全球贸易时代，这个时代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么坏，但也不像另一些人说的那样好。它正在孕育着自由贸易的精神，却又总是退回到暴力中寻找力量。自由的理想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却又对当时的人们进行毫不体恤的摧残。
除了西欧的发起方是主动选择，而世界其他地方都只是被动地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
可是，如果仅仅看到了其余地方是被动卷入，而先进的一方也并非完全正义，就认为被动卷入的人是可怜的，值得同情，那就忽略了一个客观的规律：当两个文明碰撞之时，不管是被动卷入，还是主动卷入，落后的一方是没有选择权的。
如果他们不想改变，即便再令人同情，也必然为更先进的文明所取代。即便他们想改变，在更多的时候也很难找到足够的方法跟上世界的步伐。这并不是一种道义问题，而是现实世界的客观性。
当面对先进文明的冲击时，一部分国家选择了顽强抵制，但这些国家大都已经沉睡在历史书籍中，在现实中却灭亡了；而另一部分国家选择了学习和改变，本书所叙述的就是这些国家在艰难的历史夹缝中试图把握未来的过程。
从蚕食到大博弈下的世界
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个人们时常会想到、却很少有人会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西方地理大发现后350年间，中国就像没有受到西方影响一样依然在原有轨道上慢速爬行？可为什么到了1840年，中国又突然沦陷了？
在15世纪晚期，葡萄牙人就发现了好望角，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就到达了印度。在16世纪早期，他们就已经到达了中国海岸地区，最早到达的是1513年的探险家阿尔瓦雷斯。此时还是明朝中期的武宗正德八年。
而西方靠枪炮打开中国国门已经是将近350年后的1840年。如果350这个数字还令人缺乏印象，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对比：如果把时间平移，350年意味着在清朝建立不久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世界的大事，但直到今天我们才刚刚遭受到那件大事的冲击。在如此漫长的时间之内，中国是有足够的时间对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冲击做出反应的，但不幸的是中国社会没有做任何的防范和学习，直到遭遇到1840年的休克。
不仅仅是中国没有做出防范，事实上，世界上其他的文明也都没有足够的警惕，更谈不上学习，直到被一种先进的文明所吞噬。
反过来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300多年里，欧洲人并没有入侵中国，反而是等到了1840年的清朝后期才发动了战争呢？而既然欧洲商品已经来到了中国，中国在300多年里为什么没有受到严重的冲击，能保持在原来的轨道上呢？
其实，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着同样的问题。
比如在非洲，虽然欧洲人在15世纪中期（发现好望角之前）就已经到达了西非海岸，但直到19世纪晚期，才完全将非洲变成殖民地，中间的时长超过了400年。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非洲一直是由黑人建立的独立国家控制的，只是在沿海的港口地区，欧洲人建立了一批堡垒，在这里占据了很小范围的局部优势。也就是说，不光是中国，即便在世界范围内（除了美洲之外），欧洲人的侵略性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有限的，他们只占据了一些保证贸易畅通的战略要地，而对于更多的地方，是和当地统治者合作，甚至表面上服从于当地统治者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在300多年内一直保持着独立性，而人们生活中也很少考虑欧洲人的影响。
欧洲人之所以这样选择，主要还是因为人太少，不足以控制广大的内陆地区，而如果要开展贸易，只要占据一些海港就足够了。
在欧洲人的全球帝国中，最早建立的是葡萄牙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由于美洲（除巴西外主要由西班牙控制）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这里只说主体部分在亚洲和非洲的葡萄牙帝国。
从公元15世纪开始，欧洲穷国葡萄牙由于在欧洲内部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开始向海洋寻找机会。最先开创葡萄牙局面的是著名的恩里克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在他的领导和鼓舞下，葡萄牙人对非洲海岸探索，希望寻找到一条绕过非洲通往印度的海洋之路。
如果从渊源上看，葡萄牙人的野心又是受到了阿拉伯人的鼓舞。事实上，在葡萄牙人之前，阿拉伯人（特别是位于北非的半阿拉伯人，即柏柏尔人）就和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维持着贸易关系，从非洲转口了大量的黄金，以供应中东和欧洲。而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的东部和西部都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文明，其文明程度不亚于当时的东南亚地区。正是因为阿拉伯人从非洲带来的黄金，以及从印度带来的香料，让恩里克王子决定到海洋上试一下运气。
作为国王的儿子，恩里克的带头作用激发了葡萄牙人。他们从欧洲出发，先是摸索清楚了西非的海岸地区。在西非的内陆，有着一个富有黄金的马里帝国，这个帝国过于强大，葡萄牙人只能在海岸上打转，无法深入内陆。接着葡萄牙人继续向南，越过了几内亚湾，再发现了刚果沿岸，最终于1488年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9年后，葡萄牙船队在瓦斯科·达伽马的带领下前往印度，绕过好望角后，一路上经过了莫桑比克、肯尼亚的蒙巴萨和马林迪（Malindi），于第二年到达了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
在第一次到达印度之后，葡萄牙的全球帝国进入了快节奏。1500年，葡萄牙人在前往非洲南端的途中，为了寻找合适的海流，跨越了南大西洋发现了巴西。之后他们发现了非洲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岛，考察了红海以及非洲东南部的黄金贸易港索法拉（Sofala）。
也是从这一次开始，葡萄牙人更加诉诸暴力，他们依靠武力入侵了印度西南海岸的科钦（Cochin）。在另一次发生在1502年的航行中，则在非洲海岛桑给巴尔以南的基尔瓦港（Kilwa）建立了据点。
1505年，葡萄牙舰队在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率领下在基尔瓦修建堡垒，并洗劫了蒙巴萨。阿尔梅达来到印度后，先后将位于印度西南沿海的安贾迪普岛（Anjadip）、坎纳诺尔（Kannur）、科钦进行了堡垒化。
此外，葡萄牙为了控制红海和阿拉伯海，还抢占了位于阿拉伯半岛以南、非洲之角以东的索科特拉岛（Socotra）。
1510年，葡萄牙占领印度西南部的果阿，将这里变成了葡萄牙永久性的殖民地，果阿在未来也超越了之前抢占的科钦等地，成了葡萄牙印度的中心。直到20世纪印度独立之后，印度政府才强迫葡萄牙人将果阿还给印度。
在控制印度海岸的同时，葡萄牙人继续向东扩张。1511年，葡萄牙攻克东南亚咽喉马六甲（Melaka），让这里变成它控制东南亚的中心，并辐射缅甸、暹罗（泰国）和苏门答腊岛（现属于印度尼西亚）。1513年，葡萄牙第一次到达了中国海岸。1515年，葡萄牙人攻克了位于现在伊朗的霍尔木兹岛，控制了波斯湾。
就这样，在短短16年间，按照现代历史学家的说法，葡萄牙人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上帝国。可这只是历史学家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穿越到古代，去问一下生活在中国、印度和非洲的人们，他们如何看待葡萄牙人建立的海洋帝国，他们一定一脸茫然地望着提问者，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事实上，葡萄牙人所占领的地方实在太有限，根本没有吸引当时人的目光。不管是果阿、蒙巴萨，还是马六甲，都处于原来的各大帝国的三不管地带，它们本来就是一些小型的独立城镇，只是有时号称国家而已。西方人到来前，它们本身也总是打来打去，不断更换主子，葡萄牙人的到来，只不过是这些没有太大价值的地方又一次换了主子，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以果阿和科钦为例，在印度的古代史上，这片次大陆本来就是分裂大于统一，自从中国的东晋之后，随着印度的笈多帝国（Gupta Dynasty，约320—540年）崩溃，印度大陆一直是分裂状态，由许多小国组成。直到葡萄牙人到来之后，印度北部才出现了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1526—1857年），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出现过巨大的统一帝国。而印度南部的海岸地区更是分布着一个个独立王国，几乎从来没有并入过印度北部的帝国政权。
葡萄牙人到达时，印度是分裂的，北部处于德里苏丹国（Delhi Sultanates，1206—1526年）统治之下，但不管是德里苏丹国，还是继承者莫卧儿帝国，都对南方海岸上的这两座小城毫无兴趣，它们是否被葡萄牙人占领，只有在很久之后才会传到北方统治者的耳中，就算他们听到了，也绝不会关心这些小城市的归属。
一句话，葡萄牙人视若珍宝的占领地，对于亚非地区的古老帝国来说，都是弃若敝履的边角地。当时的亚非帝国们看重的是陆地而不是海洋。
马六甲原本奉中国为宗主国，当葡萄牙人占据了马六甲之后，马六甲王想到的是派使者去往北京告状。恰好此时葡萄牙人也派了使者前往明朝，明朝就将这些使者抓起来折磨致死，算是给马六甲报仇。但葡萄牙人依然占据了马六甲，明朝也绝不可能出兵帮助这个蕞尔小国。
葡萄牙人在后来与亚非帝国打交道时，也深知哪里是亚洲帝国的薄弱点，他们除了占据几处海港之外，对于内陆的大帝国一直是敬而远之，尽量避免发生冲突。明朝将葡萄牙派来的大使关进监狱，葡萄牙人也只能忍气吞声。
在印度，他们也在和莫卧儿人搞好关系，对东南亚的泰国、缅甸，他们也低三下四，甚至不惜当雇佣兵，帮助泰国和缅甸的国王打仗。不是说他们对内陆没有野心，而是没有实力与亚洲的大国作战，只求占据一些大国看不上的边角之地用来做买卖。
甚至在非洲，葡萄牙人也不去与西非的大国发生冲突。在葡萄牙人向全球扩张时，西非的大国包括马里（Mali）、桑海（Songhai）、卡诺（Cano）、博尔诺（Borno）、贝宁（Benin）、刚果（Congo）等，葡萄牙人通过与这些大国的周旋，获得了一些沿海的地方，建立了堡垒。但由于这些大国不重视海洋，只重视内陆，葡萄牙人因此绝不染指内陆，只是在海岸上做贸易。只有在靠南的刚果地区，随着刚果王国内部的崩塌，使得葡萄牙人在刚果卷入得更加深入，但基本上依然是以海港城市罗安达（Luanda，现安哥拉首都）为依托，对刚果进行间接控制。
葡萄牙人虽然无力对内陆大国进行征服，但他们又对当地政权形成了缓慢而逐渐的破坏，将原来的政权基础慢慢侵蚀掉了。其所运用的手段主要是贸易和耐心（时间）。
对于贸易，葡萄牙在不同的地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马六甲、果阿等商品源头，葡萄牙的殖民站主要控制当地的贸易垄断权，当地商人不得将商品卖给别人，只准卖给葡萄牙政府指定的代表，这就给了他们消灭竞争对手的机会。甚至在中国的澳门，葡萄牙人在中国政府的眼皮之下，也逐渐将东南亚商人赶走或者控制住，成了当地的老大。明代后期，中国政府虽然名义上对澳门有管辖权，明朝政府也对各国商人一视同仁，但他们对于葡萄牙商人欺压东南亚商人，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成为默许。
在索科特拉、霍尔木兹岛、蒙巴萨等商品转运中心和补给地，葡萄牙则采取了垄断道路的做法，只给葡萄牙或者同盟船只进行补给，对于其他国家的船只（特别是更早就有贸易的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船只）进行驱赶，乃至炮轰，将运输权和道路权垄断在手中。
而非洲，则成了葡萄牙一个重要的商品交换地，葡萄牙对非洲地区采取了“用便宜货换取贵重物品”的方式，将非洲对葡萄牙的价值最大化了。葡萄牙对非洲出售的产品大都是不值钱的布匹、贝壳、铁条和铜条，以及破旧不堪的武器，而购买的却是值钱的黄金和奴隶。
在刚果和西非地区，由于这些地区曾经使用贝币，长期以来，西非人获得贝币的途径很有限，大都集中在罗安达附近，以及从遥远的印度转运过来。由于运输能力有限，供应不足，在非洲社会内部流通的贝币数量一直是相对固定的，恰好可以作为一种货币使用。但葡萄牙人到来后，却在印度南部（包括马尔代夫）和巴西发现了大量的与非洲贝币同种的贝壳，于是他们将整船的贝币倾倒在了非洲海岸，一本万利地换取非洲的黄金，给非洲留下了巨大的通胀泡沫。非洲人用作货币的物品除了贝币之外还包括布匹、铜条和铁条，而这些物品对于葡萄牙人来说都是用之不绝的。
此外，葡萄牙人向非洲国家出售的武器也有了大用场。许多国家依靠着葡萄牙武器突然崛起，将原来的大国打败，将它们的人民抓起来，当作奴隶贩卖给葡萄牙人。于是葡萄牙的武器就制造了大量的奴隶，又被他们买回来高价卖到美洲。随着依靠奴隶买卖发家的非洲新政权的确立，葡萄牙人也就参与了非洲的政治变迁，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非洲则从原来的传统经济体系中被强行拉入了“用黄金和奴隶换取战争”的游戏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葡萄牙人很少使用武力，所有的暴力都是交给当地人去做的，甚至连抓获奴隶都是当地政权干的，葡萄牙人只负责“和平地”买卖而已。
因为与葡萄牙的贸易能够让一部分当地势力获益，使得各个地区的人们都没有动力去联合起来反对葡萄牙人，反而选择了与葡萄牙配合，将西方的优势尽量放大。只有在巴西和拉丁美洲，由于美洲的印第安人社会更加落后，葡萄牙和西班牙才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殖民地政权，但这个地区不在本书的叙述之内。
也正因为葡萄牙人在其他地方都是与当地统治者配合的，击败葡萄牙的并非是当地势力，而是位于西欧的其他竞争对手。
由于葡萄牙国内人口太少，在一个多世纪后，随着西欧其他国家的崛起，葡萄牙就很难维持它的海外据点了。除了在拉丁美洲依然由葡萄牙和西班牙统治之外，其余的世界都被新兴的海外帝国荷兰、英国和法国所占据。在亚洲，葡萄牙到最后只剩下了位于中国的澳门和印度的果阿两个贸易站，在非洲，葡萄牙在南部非洲的东西两侧剩下了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两片控制地，以及几个类似于飞地的岛屿和海边小块土地，如塞舌尔、科摩罗、圣多美、佛得角和几内亚比绍。在亚洲，西班牙保留了菲律宾作为它的殖民地，直到19世纪末被美国人抢走。
荷兰人占据了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而英国和法国除了瓜分北美之外，还在非洲、印度、东南亚的大陆部分（中南半岛）形成了直接竞争。
在印度，英国人最终打败了法国人，获得了印度海岸的控制权。在东南亚和非洲，法国和英国平分秋色。
也是从这些新兴帝国开始，欧洲人对外扩张的策略有了改变。在美洲以外的世界，葡萄牙只是占据了一些战略据点。新兴三国最初也是占据了一些点，但随着西方对世界的介入越来越深，他们对于非洲和亚洲的控制，慢慢地有了由点到面的趋势。
葡萄牙是个贸易帝国，主要负责将各地的特产贩运到别处，赚取买卖的差价。他们从东南亚（香料）、印度（香料和贝币）、非洲（黄金和奴隶）购买资源，从西欧和印度（布匹）购买工业品，在两者之间进行交换，但这种行为最终造就的，却是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制造业国家的崛起。特别是荷兰与英国兴起之后，他们取代了葡萄牙占领了全球，把之前的贸易精神换成了工业精神。
英国在印度、东南亚、非洲等地（也包括北美）绝非只购买资源这么简单，他们还要在当地完成制造。在非洲就意味着亲自参与种植或者参与采矿，而在印度则发展出了一定的工业。法国在非洲以吸纳矿业资源为主，但在东南亚发展了大片的种植园。而荷兰在南非以采矿为主，在印度尼西亚则种植橡胶，开采石油。
这种从纯商业向工业的转变，意味着西欧国家必须对海外地区有着更强力的控制才能做到。如果只是做生意，只需要一个堡垒化的小港口就足够了。但如果要发展加工制造业或者种植业，则必须在内陆地区拥有大片的土地和资源。于是，世界到了英、法、荷的扩张时期，就有了新的精神。葡萄牙提倡的奴隶贸易被放弃了，到了19世纪，英国人不仅解放了自己辖区的所有奴隶，还强迫其他国家放弃奴隶贸易，这一部分是因为国际人权思想的发展，另一部分也是因为英国人不需要贩卖劳动力到其他地方，他们需要劳动力留在本地帮助他们建设种植园和开采矿藏。
17—19世纪，世界的竞争格局也发生了多次变化，从英法在非洲、南亚、东南亚、北美的争霸，到英俄在中亚的争锋，最后则变成了列强对于非洲的瓜分。
在印度，英国人和法国人最先相遇，最初它们也采取了类似于葡萄牙的做法，选择了几个海岸地区占领。英国人在印度的殖民中心主要有三个，分别是位于西部海岸上的孟买（Bombay，现称Mumbai），位于东部海岸上的马德拉斯（现印度城市金奈），以及位于东北部海岸上的加尔各答（Calcutta，现称Kolkata）。其中马德拉斯是从当地的土邦邦主手中买来的贸易站，随后被英国人堡垒化；加尔各答是恒河口沼泽地中的一个小岛，环境非常恶劣，英国人本来想占据更靠北、环境更好的胡各利，却因为打不过当时的印度莫卧儿王朝，只好偷偷地藏在了这个肮脏的小岛上；孟买则是葡萄牙首先占据的，1661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了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将孟买当作嫁妆带给了英国。
英国获得了三个据点时，法国人则占据了印度东海岸上两个重要地点，一个是距离加尔各答不远处，位置更好的金德讷格尔（Chandannagar），而在马德拉斯以南，则是另一座海岸城市本地治里（Pondicherry）。
由于印度邦国林立，法国和英国在印度各自扶持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地排挤着对方。到了18世纪中期，双方从冷战变成了热战，在战争英雄克莱武（Robert Clive）的率领下，最终英国打败了法国，将它排挤出了印度。这次战争使得印度正式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
但所谓势力范围，只是在西欧国家内部的共识，而在印度，除了三个狭小的区域之外，大部分地区并不认为它们是属于英国的。也就是说，欧洲人在地图上已经瓜分了天下，但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并没有被告知，更无法认同。英国人又花费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将印度本土那些仇恨英国的势力一一剪除。
在南方反英最坚决的是迈索尔（Mysore）的王公提布苏丹（Tipu Suttan），在西北方的旁遮普地区，则是锡克教的王国，而在北方，在葡萄牙人和英国人轮替时，曾经有一个巨大的莫卧儿帝国，这个帝国由成吉思汗（母系）和帖木儿（父系）的双重后裔巴布尔（Zahir-din Muhammad Babur）建立。巴布尔曾经是中亚地区费尔干纳（Fergana）谷地的小王公，他年轻时丢失了自己的传统属地，成了一个流浪军阀，向南方逃窜，不想却阴差阳错攻克了位于中亚和印度之间的阿富汗，再从阿富汗出发占据了印度北部、中部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莫卧儿王朝建立于1526年，在数代君主统治下进入了鼎盛，建造了胡马雍陵、泰姬陵、红堡等一系列辉煌的建筑。但到了18世纪初，在最后一个伟大的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死后，他的后代逐渐控制不了帝国的疆土，于是北印度和中印度分裂成了许多小国，虽然他们名义上尊莫卧儿为宗主，但实际上已经独立了。
正是这样的分裂形势帮助了英国人，使得他们能够逐渐蚕食，让各个小邦慢慢脱离莫卧儿，选择英国为保护人。
到了1857年，印度北方发生了反英大起义，这次起义的结果是英国人废黜了最后一个莫卧儿皇帝。之前这位皇帝已经没有任何实权，只是名义上的君主，到这时，连名义也没有了。也是在这一年，印度正式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维多利亚女王自称印度女皇。英国人终于对印度完成了由点到面控制的转换。
虽然印度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但印度的疆土依然是复杂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独立，这片巨大的土地依然不是单一制的，它的2/3的领土属于英国直辖，剩下1/3属于林立的小国，这些小国尊英国人为宗主，但对内却有着统治权，更像是一种保护国制度，而不完全是殖民地。
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于东南亚的殖民也是在19世纪才完成。而更典型的则是非洲的状况。
虽然非洲从公元16世纪就沦为欧洲和美洲的奴隶输出地，但在葡萄牙的政策下，非洲的内陆国家大都是政治独立的，它们在贸易上受制于欧洲人，但依然是独立国家。欧洲的势力只停留在距离海岸线数公里的地方，只有欧洲人建立堡垒的区域才是安全的，其余地区依然是黑人统治区。
直到19世纪后半期，随着欧洲国家的普遍崛起，世界已经不再是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天下，新生的德国、意大利、比利时也加入了殖民世界的潮流，出于内部竞争的关系，欧洲对于非洲的瓜分才开始加速。
在非洲的竞争依然是以英国和法国为主，两国都想打通非洲大陆的主轴，其中英国人构建了所谓“2C”计划，准备从南方的开普敦（Cape Town）直到北方的开罗（Cairo），建立一系列连通的殖民地（纵穿），而法国人则希望建立“2S”的链条（横穿），从西部的塞内加尔（Senegal）直到东部的索马里（Somalia）。由于纵穿和横穿非洲的两条线必然交叉，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占领这个交叉点，而另一个国家由于缺失了交叉点，必然不能让自己的殖民地连通。英国和法国的交叉点恰好位于苏丹境内，于是双方发生了争执，这一次，依然是英国获胜。
不过，英国虽然占据了苏丹，但它的“2C”战略在南方却受制于另一个新兴国家：德国。德国在瓜分非洲时抢占了靠近东非的大湖区的坦噶尼喀（Tanganyika，现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布隆迪和卢旺达，从而将英国殖民地的南北两部分截断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才不得不把坦噶尼喀让给了英国，布隆迪和卢旺达让给了比利时，到这时英国人才真的打通了“2C”。
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中，受到剥削最残酷的是比利时的殖民地比属刚果。比利时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如同一个老屠夫一般统治着这片领土，他没有想着做任何建设，而是对这里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压榨。这和英国人试图建设殖民地，法国人试图将殖民地变成帝国一部分的努力截然不同。
在亚洲，还有一块奇怪的殖民地：菲律宾。它原来被西班牙占据，但在19世纪末的战争中，西班牙把菲律宾连同美洲的古巴和波多黎各输给了美国，于是美国这个新生的国家也拥有了几块殖民地。如今，波多黎各还在争取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而古巴和菲律宾早已经独立，但它们由于受到过美国的保护，都深深地受到了这个超级大国的影响。
当世界掀起殖民地狂潮时，距离葡萄牙发现新航道已经过去了300多年，这时也是中国遭受鸦片战争，被迫开启国门之时。在这300多年里，世界其他国家不仅没有适应地理大发现的潮流，反而忽略了它，导致当殖民地时期到来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才如梦初醒，开始争取独立、发展经济，试图赶上西方国家，但这并不容易。
侥幸的夹缝中国家
对于落后的传统国家来说，虽然与世界交通意味着能够获得更高的物质条件，但是，文明和贸易的冲击又是残酷的。这种冲击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深入到方方面面，让人无所适从。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虽然每一个国家和国民都会感到不适应，但由于对手方已经进化出了更高级的政治、科技和经济形态，如果一个社会一直无法适应，就意味着在世界文明中被淘汰出局。
如何不被淘汰，又不被支配，通过自我的调整跟上世界的步伐，是后进文明必须做到的一步。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继续发展的机会。但在实际中，能够做到的国家少之又少。
在20世纪之前，在不吝使用武力的欧洲强国的主导下，弱国的选择比现在更少。如果想要成为转型成功的国家之一，这些国家必须足够幸运地分布在几大强权的夹缝里，也就是两个或者数个强权势力范围的边界上，让它们无法独自并吞。另一个可能性则是处于更加遥远的边缘之地，让强权们产生不了足够的兴趣去占领。只有这两种国家才有条件以自生自灭的方式去进行自我变革，但到底能否改革成功，还是个未知数。
在20世纪之前，处于世界的边缘地带又奋起直追，获得成功的国家只有一个，就是日本。而幸运地处于强权夹缝之中的国家有泰国、阿富汗、伊朗、埃塞俄比亚等国，但真正做到和平演化的，只有泰国。
那么日本和泰国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看日本的情况。
和中国、东南亚国家相比，日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幸运，它处于海岛之上，又位于世界边缘的北部地区，即便是善于探索北极地带的俄国人也很难发现它，这导致日本在很长时间里都处于被忽略的状态。
日本的物资是如此缺乏，在西方人到来之前，甚至连中国都对日本提不起兴趣来。在明代的中前期，皇帝禁止对外贸易，只准海外各国以进贡的名义向中国输入一定的外来物品。商人们必须等待海外使团的出现，再和使团同行，伪装成是来进贡的，才能进行有限的商品交换。明朝政府给每个国家规定了使团成员的人数，而事实上，一个使团中除了一两个使者之外，剩下的几十个到数百个名额，都被卖给了商人。这些商人们带来了大量的货物，到达中国后，选出一部分大商人跟随使者去往北京，他们的货物被作为贡品送给皇帝，而皇帝会给他们几倍价值的赏赐。使团中剩下的商人则必须在边境地区等待使团回来，但他们的货物被允许在边境市场中卖掉。
由于皇帝赏赐的数额总是高于使团进贡的价值，明朝的进出口一直是亏本的，一个使团到来，意味着皇帝必须付出更多。为了防止使团来得太频繁，明朝政府按照属国的等级，规定他们只能几年来一次。
而由于日本国内物资太贫乏，除了一些木材、毛皮外拿不出更好的东西，皇帝也看不上他们的进贡，所以规定他们只能十年来一次，也就是处于进贡国的最末级别。日本对于中国的物资却极其看重，既然无法通过正常贸易获得，就只能走海盗一条路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即便对于古代中国，日本也显得价值不大。
葡萄牙人到来后，曾经开辟了日本市场，但后来由于欧洲人传播基督教造成的社会失序，日本也和中国一样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1639—1641年间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将欧洲人赶走，只留下了长崎一个港口保留了有限的日中和日荷贸易。
对于日本的做法，欧洲人并没有太多的反应，毕竟它过于偏远了。直到1853年，美国的船只才再次打开了日本的国门。
但仅仅是地处偏远，依然无法保证日本的转型，这个国家更幸运之处在于，当西方势力进入时，日本的政治结构是有利于他们学习西方的。
在这个时段，日本国内的政治是一种奇特的封建制度，很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时期，其政治势力一共分成了四部分，首先是高高在上却没有实权的天皇，其次是拥有着巨大权力的幕府将军德川氏，幕府将军甚至经常被外界当成是日本国王。幕府将军不敢废除天皇，只能将天皇虚化，自己掌握了实权，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形式统治着国家。
但是，天皇和幕府将军依然无法完全主导日本政治，当时的日本还存在许多实力派的诸侯，被称为大名。这些大名虽然必须尊崇天皇，又必须服从于幕府将军，但它们在管辖自己的土地时却是基本上独立的，并且，总有一些大名在试图摆脱甚至推翻幕府将军的统治。
这些诸侯（大名）又养了许多武士集团，这些武士集团处于统治阶层的最底层，却是最善于学习的纵横之徒。他们大部分时候依附于自己的主人（大名），但有时又怀着为天皇服务、解放天皇的更高理想。
对于外国人，这四大势力采取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天皇由于是傀儡，他的意见并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意见来自于幕府将军和大名。
幕府将军代表着一个保守集团，在17世纪推行海禁政策的就是德川幕府。1853年美国人强迫幕府开国，幕府被迫服从。但在日本人看来，幕府依然是闭关锁国的保守势力。
而大名，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四个大名，萨摩、长洲、土佐、肥前（号称“萨长土肥”），他们最初的动机只是反对幕府，但由于他们最靠近海外，对于西方的力量有了较深的了解。特别是作为领头人的萨摩，曾经与英国人发生了一次小型的战争（萨英战争，1863年），虽然战败，却让这个大名从此认准了学习西方的西化之路。
“萨长土肥”下属的武士阶层中，也出现了一批有理想的志士，在他们的帮助下，大名发动的对德川氏幕府的战争就负有了多重使命：第一，讨伐幕府；第二，还政天皇；第三，学习西方。
在战争中，大名和武士打败了幕府将军，将权力还给了天皇。由于幕府代表着保守势力，大名和武士更加接近西方，这就意味着日本比起其他国家来，更加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学习西方的道路。
但事情还不算完。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日本很有可能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之前的幕府将军是靠暴力才压制住这些诸侯（大名）的，现在幕府倒台了，天皇权力不够，各个大名之间的冲突就会立刻爆发，将日本撕裂。
但历史的巧合却是惊人的。就在人们以为大名获胜了时，大名这个阶层却突然间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源于原本是各个大名下属的武士阶层。为了倒幕，大名们组织了联合武装，这些武装是由武士领导的。当倒幕完成后，武士们因为掌握了军队，反而与天皇联合起来，逼迫着刚刚打赢了战争的大名们把权力奉还给了天皇，也就是说，诸侯（大名）们被自己曾经的手下（武士）逼迫着放弃权力，从此只能当富家翁，却不再有割据之权了。
这样的做法，使得日本突然间从封建制变成了中央集权制，幕府将军没有了，割据的诸侯（大名）也没有了，权力都归于天皇，而天皇的权力又是由原来的武士阶层掌握的。这个武士阶层对于西方势力不仅不排斥，反而是最善于学习的。正因为他们之前不掌握权力，所以为了稳固权力，没有任何包袱和成见，愿意学习任何先进的东西。在这个武士集团的领导下，日本建立了议会，引入了工业，从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多方面向西方迅速靠拢。
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东方开启了最早和最彻底的西化，并转型到了世界主流文化、政治、经济的体系之中，除了它地理太偏、受到西方干扰较少之外，还得益于一个善于学习西方的阶层恰好推翻了原来的保守势力掌了权，让他们可以没有历史包袱地打满舵。而这一点却是世界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印度等都不具备的。
除了日本之外，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在不放弃自己文化的同时，较为成功地进行了转型，它没有被殖民地化，也没有出现政治中断，没有革命，没有大规模暴力，而是在国王的领导下完成了转型，这个国家就是泰国。
在中南半岛的历史上，泰国和缅甸是一对冤家。其实泰人和缅人在半岛地区都属于新兴民族，在他们之前，现在的越南中部和南部、柬埔寨、泰国、缅甸区域内居住的是占婆人（越南中南部）、高棉人（越南南部、柬埔寨、泰国东部）、孟人（泰国西部、缅甸东部）和骠人（缅甸西部）。从9世纪开始，发源于中国境内的缅人才逐渐南下进入了缅甸，在蒲甘（Pagan）地区建立了王国。而习惯于以南诏为祖先的泰人则在更晚才从中国境内进入泰国，他们首先在泰国北部的清盛（Chiang Saem，又称景线）建立政权，并逐渐向南，分别在清迈（Chiangmai）、素可泰（Sukhothai）、阿瑜陀耶（Ayutthaya，大城）建都，最后才到了更加靠南的曼谷。
泰人和缅人的出现，将原来的民族空间压缩了。加上越南北方的京族人（越人）向南侵袭，导致占婆人逐渐消失。而高棉人的地盘也在越人和泰人的双重夹击下缩小，形成了现代的柬埔寨。如果不是西方人的到来，柬埔寨很可能会因为逐渐被越人和泰人瓜分而消失。孟人的区域也变得微不足道，变成了缅甸东部的一个小邦，而骠人在缅人的压迫下已经消失了。
西方人到来之前，东南亚半岛地区事实上形成了越南、泰国和缅甸三个霸主。其中越南与中国关系更密切，暂且不提，在西部则是泰国和缅甸争霸。而在双方的争斗中，缅甸显得更加强大，更富有侵略性，屡屡打败泰国，并摧毁了泰国的两个都城素可泰和阿瑜陀耶。如果没有外来干扰，泰国依然是处于下风的国家。
但西方人的到来突然间改变了泰国的命运，这里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对比，看当初曾经强大的缅甸如何变成了殖民地，而相对弱小的泰国却躲过了劫数。
在缅甸曾经的首都仰光（Yangoon）的中心区域有一座公园，纪念的是一位缅甸抗英的将领摩诃班都拉（Maha Bandula），公园中还竖立着高大的独立纪念碑。这位将领至今依然被缅甸人当作缅人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之一，堪比古罗马的敌人——迦太基的汉尼拔。1824年，当英国人进攻仰光时，班都拉从缅甸西部的阿拉干（Arakan，与现在的孟加拉国接壤）出发，率领6万名士兵和数百门火炮，翻越了2000多米高的阿拉干山脉，进入缅甸中部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出现在仰光的英国人面前。
从军事战略上说，班都拉已经做到了极致，堪称伟大，但是在与英国人作战的过程中，班都拉却被英国人的炮弹打死。在他死后，英国人占领了仰光，割据了缅甸的南部，让缅甸进入了殖民化的过程之中，并在半个世纪后彻底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
缅甸之所以成为殖民地，竟然与它在历史上过于强大有关。事实上，缅甸在东南亚一直是一个类似于中国的中央帝国。它的中部是伊洛瓦底江河谷低地，是缅人的核心区域，四周则是高地，居住着大量的少数民族。缅人帝国在东南亚也非常强大，即便是唯一能算成对手的泰国也屡屡败在它的脚下。
缅甸帝国属于内陆型政权，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并建立了一整套的农业制度，虽然它也拥有着丰富的海岸线，但对于海洋，缅甸的统治者畏惧多于喜爱。国王们总是选择将自己的首都定在远离海洋的内陆。
而更让缅甸骄傲的是，就算西方人已经到来了，缅甸却依然处于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时期。缅甸历史上有三大帝国，其中蒲甘王朝出现较早，对应于中国的宋元时期。而第二帝国东吁王朝出现时已经是西方人到来之后。1569年，威尼斯人卡萨·弗雷德里克访问了当时的缅甸首都勃固之后，就赞扬当时执政的，也是缅甸最伟大的国王之一莽应龙（Bayinnaung），认为他的财富和势力远超威尼斯的老对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缅甸的第三帝国（贡榜王朝）更是在18世纪才出现，建立于1752年。贡榜王朝建立后，立刻将邻居泰国当作最大对手，出兵发动战争，并最终毁灭了泰国首都阿瑜陀耶（大城），逼迫泰人迁都更加靠南的曼谷。
在一系列的武功之下，缅甸的民族主义已经膨胀到了极致。在这时出现的西方人并不被他们放在眼里，也正因为这样，东南亚最强大的缅甸反而成了最保守、最封闭的国家。
不幸的是，历史发展到了19世纪，即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传统国家也是无法与近代化的西方国家相对抗的，这导致缅甸虽然拼尽全力、以硬碰硬，最终依然无法逃脱殖民地的命运。
在东南亚，英国和法国分别占据了大片的土地。英国以印度为依托，向东扩张。从陆地上来看，印度的东面就是缅甸，从海洋看，印度的东面，隔着孟加拉湾相望的就是现在的马来半岛。更靠南的岛屿部分，已经被荷兰人占据了，因此英国人顺理成章地占领了半岛地区的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半岛部分），以及大陆部分的缅甸。
与英国人从印度向东蔓延不同，法国人则直接从海洋上过来，占据了现代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并由越南经过河口向中国境内的云南地区渗透。在中法战争之后，法国人已经锁定了越南殖民地。法国人占据的这片地方被称为印度支那（Indochina），即印度（Indo）和中国（China）的中间地带。
在法属的印度支那和英属的马来亚和缅甸之间，形成了一片特殊的区域：泰国。或者说，这里形成了一道夹缝。事实上，泰国的军事实力比起越南和缅甸更加弱小，英国人和法国人要想拿下泰国，都并非难事。但麻烦在于，英国人和法国人谁也不想让对方得到泰国。可是如果自己先动手进入泰国，又怕泰国与对手结盟，反而把这里推给了对手。
这种局面还出现在中亚的阿富汗和波斯，阿富汗和波斯所处的是英国的印度和俄国的中亚之间，形成了一道夹缝，特别是阿富汗，更是直接将两大势力分开。英俄双方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国家，最后商量共同维持阿富汗的独立，用它来作为两大帝国的势力分界线。
泰国在东南亚也成了英国和法国势力的分界线。此时的泰国刚刚从被缅甸灭国的惨痛中恢复，并没有太强的自尊，不以学习西方为耻。国王也善于发现夹缝中的机会，于是，这种特殊的地位，反而让这个并不算强大的国家寻找到了生存空间。
泰国的幸存主要得益于两位国王的政策。随着被缅甸击败并迁都曼谷，曼谷王朝的开国国王拉玛一世（Rama Ⅰ）和后来的两位国王也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态度，拒绝西方影响。但是到了拉玛四世（Rama Ⅳ，本名蒙固）时代，却出现了急剧的政策转向。
在他的兄弟拉玛三世（Rama Ⅲ）统治时期，蒙固作为王子游历了全国，他对于西方知识的兴趣广泛，不仅学习拉丁文和英语，还学习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科技和天文学。在他的游历中，也对从王公贵族到底层人民都有着深刻的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他摒弃了传统的闭关政治，开始站在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考虑问题，认识到泰国的出路在于改革和学习。
1851年，拉玛三世去世，蒙固继承了王位，是为拉玛四世，随即开始了他的改革历程。在这之前，英国人已经强迫泰国签订了一个有限贸易的条约，英国人却并不满意，认为还不够。不想拉玛四世上台后，爽快地表示同意按照英国人的意思修订条约。
他授予了英国人领事裁判权，也就是将涉外司法转移给英国人审理，同时将所有港口对英国人开放，允许英国人长期在曼谷定居、在泰国自由旅行，并限定了税收的额度，他还准许外国人自由传教，甚至允诺在政治上平等地对待所有宗教。
这份条约以及与其他国家签订的类似条约，宣告了一个新泰国的到来，几乎消灭了西方入侵的所有借口：既然在和平状态下，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又何必要打仗。泰国这种开放和与世无争的态度，使得英国和法国都不再把它当作目标。
但如果仅仅解决了对外关系，还是无法完全避免泰国本身的落后。于是，除了对外关系之外，拉玛四世还着手处理泰国本身的社会变革问题。他要从自我革命入手，改变国家制度。
他首先废除了王室的许多礼仪特权，不再要求觐见者匍匐在他的面前，他出现的场合也不再要求人们回避。接着，他效仿法国人开始发行铸币，并大力发展交通、革新军队，减轻了拖累民间的繁重徭役，限制买卖奴隶。
在他的影响下，西方关于平等、自由的观念逐渐传入了泰国并深入民心，为未来进一步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1868年，拉玛四世去世，改革的重任交给了他的儿子拉玛五世（本名朱拉隆功）。拉玛五世作为王子时，父亲就给他找了一名英国女士担任教师，这段故事后来成了中国影星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安娜与国王》中的情节。父亲的刻意培养，让朱拉隆功成长为一个信奉立宪、民主、自由的人。
和父亲时代相比，拉玛五世时代的世界格局更加错综复杂，虽然泰国依然保持独立，但周围国家都已经变成了殖民地，这导致拉玛五世的政策更加务实。泰国本身也是一个小型的帝国，在西方到来之前，也有一些周边的属国，比如老挝、柬埔寨等，拉玛五世为了保持泰国本土的完整，将属国的宗主权转给了法国，又将南部几个马来人为主的省份让给了英属马来亚。通过这种方式，泰国才维持住了独立性。
既然维持住了独立，接下去就是彻底地学习西方。他本人就热衷于到海外考察，不仅去过新加坡、印尼和印度，还去过欧洲的几乎所有主要国家考察。
拉玛五世把自己的子女直接送往国外接受教育，熟悉西方制度和科学技术。从此之后，泰国王室的子女到海外接受教育就成了传统。在王室的带领下，泰国迅速掀起了留学的狂潮，这间接地解决了社会思潮的转向问题。
拉玛五世还废除了奴隶制，废除了沉重的徭役制度，使得泰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将人们的热情激发出来，形成了资本主义力量。在政治上，虽然他没有完全建立起立宪制度来，却通过加强司法、建立顾问机关等方式弱化了专制色彩。到“二战”之后，顺着这个趋势，泰国终于建立起了责任内阁制。
1910年，当拉玛五世去世时，泰国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东南亚，当周围的国家都变成了殖民地，甚至连中国都在沉沦的时候，只有泰国凭借着一己之力获得了西方国家的尊重。两位国王改革的回报也是巨大的，直到今天，泰国依然是由他们的后代统治。对社会来说，巨大的政治连续性让泰国人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战乱，也不需要进行社会重建，这种连续性对于泰国人性格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让他们变得和平、与世无争，同时又自信地游走在大国之间。
夹缝也可以是困境
世界边缘和夹缝中的国家，比起其他国家更容易获得发展的自主权，但是，并非所有的夹缝中国家都是一帆风顺的。除了泰国这样成功的例子之外，其余的国家，诸如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和波斯（伊朗），都失败了。
泰国之所以成功，得益于两位国王的政策：第一，保持中立，不参与欧洲巨头的大博弈；第二，大开国门，不纠结于一时的司法、经贸得失，而是迅速建立起与西方沟通的管道；第三，赶快学习西方，在西方势力、政治思潮和科技力量压垮原来的社会结构之前，主动改革社会、政治和经济，完成转型。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没有第一个条件，那么这个国家必然卷入列强的争斗之中，最后被磨碎；如果没有第二个条件，那么国家迟早还会和列强起冲突，并最终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重新回到闭关锁国；如果没有第三个条件，那么国家就无所谓转型，这样的例子是下面就要讨论的埃塞俄比亚。
一提起非洲的荣耀，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埃及古老的文明，但事实上，更有资格代表非洲文明独立不屈精神的，是位于东部非洲之角上的高原国家埃塞俄比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埃及文明虽然古老，但第一它不是黑人建立的，第二埃及文明自从末代女王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艳后）之后，实际上已经灭亡了。末代女王之后埃及三次更换自己的信仰，先是屈从于罗马的多神教，之后改信基督，最后被穆斯林征服。而在历史上，非洲唯一从古代流传至今，一直保持独立达2000年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就是埃塞俄比亚。
在中世纪，当时西欧社会还非常弱小，不断地受到穆斯林和北方蛮族冲击时，它们幻想着会有一个救世主来救他们，这个救世主不是耶稣基督，而是一个叫约翰长老（Prester John）的东方国王，或者可以称为约翰王。而这个约翰王虽然没有人能说得清在哪里，但从现代研究看，当时的人们之所以发明这个观念，显然是受到了埃塞俄比亚的影响。
事实上，当时的埃塞俄比亚的确是东方仅有的全国都信奉基督教的国家。
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与西方的基督教有所区别，是从埃及传过去的一个分支，被称为科普特派（Copts）。现在的埃及也依然残存着一部分科普特教徒，他们与普通基督徒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教义认为基督只有神性而没有人性，所以称为一性论者。而普通基督教认为耶稣同时具有人性与神性。埃及的科普特人有自己的教宗，说着古老的埃及语（现在叫科普特语），也就是被象形文字记录的语言。在大部分埃及人已经改说阿拉伯语的今天，这少量残存的科普特语就成了人们解开象形文字的金钥匙。
埃及的科普特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传到了位于现代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南方诸国，到最后在埃塞俄比亚存活了下来。
事实上，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还远早于基督教的传入。在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Aksum），至今依然耸立着许多巨型的方尖碑，这些方尖碑是存在于基督教传入之前的，即便放在其他的任何大洲，这些纪念碑也显得异常壮观。这说明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埃塞俄比亚的古文明已经很发达了。
基督教传入这里后，之所以能够流传2000年，得益于几个方面。首先是埃塞俄比亚人的虔诚。他们不仅相信《圣经》上所说的一切，还认定自己就是《圣经》中所罗门王（Solomon）与南方地区的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的后代。所罗门王是位于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国王，示巴女王是某个南方王国的女王，曾经去耶路撒冷见过所罗门。埃塞俄比亚人就对号入座，认为这个南方王国就是阿克苏姆，甚至在一片巨大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个类似于石头座位的遗迹，认定那就是示巴女王的宝座。
其次，埃塞俄比亚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它距离海岸不算遥远，阿克苏姆更是红海贸易的一个受益者，但它又处于高原之上，高原上资源贫瘠，足以让入侵者们望而却步，或者认为不值得使用武力夺取。
由于缺乏竞争者，埃塞俄比亚人也在继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阿克苏姆王朝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札格维王朝（Zagwe Dynasty），这个王朝把首都定在了阿克苏姆以南数百公里的拉利贝拉（Lalibela），在那儿挖了一系列的岩石教堂。这些教堂不是在山体上，而是深入平地之中。如果在远处看，那只是一片平地，走近了，才会看到人们已经把脚下的岩石凿开，变成了十字架形状的教堂。
札格维王朝后期，一位自称所罗门王后裔的人篡夺了王位，建立了所罗门王朝（Solomonic Dynasty）。所罗门王朝的寿命极其漫长，从1270年一直持续到1974年才告结束。也就是说，当它建立的时候，还是中国的南宋末期，到灭亡时，中国已经跨越了元、明、清和民国，进入人民共和国时代。
到了西方瓜分非洲时，埃塞俄比亚又幸运地避免了被占领，这其中除了地理位置偏僻之外，它还恰好处于多国势力范围的交叉点上。它距离法国“2S”的东端点索马里不远，与英国殖民地苏丹接壤，同时还有一部分索马里是被意大利占领的。这种处于强权夹缝之中的局面，让各大强权都不想动它。
到最后，由于意大利统一时间很晚，在世界上没有抢到多少殖民地，在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时，匆匆忙忙将埃塞俄比亚定为自己的入侵目标。1895年和1935年，意大利两次入侵埃塞俄比亚，都被这个非洲国家击败，灰头土脸地撤离。
击败意大利，也让埃塞俄比亚成了非洲国家的榜样，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都受到过埃塞俄比亚的鼓舞。它的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作为非洲领袖，也将非洲联盟的总部争取在了自己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
但不幸的是，正是因为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过于辉煌，虽然它拥有着无比的地理优越性，并处于帝国的夹缝之中，甚至受到了英、法等帝国的尊重，成了这个大洲理所当然的领袖，这点甚至比日本和泰国的处境都好，但它缺乏的是改革的动力。
直到20世纪70年代皇帝被推翻时，这个国家依然是一个一人独裁的国家，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政治机构，也不存在官僚之外的经济体系。如果说，中国的闭关锁国持续到了1840年就不得不被打破，人们从此慢慢放弃了幻想，开始试图融入世界规则，但埃塞俄比亚却是始终生活在幻想之中，认为自己就是规则制定者。就这样，条件最好的国家反而成了行动最慢的国家，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埃塞俄比亚是不愿意转变的代表。而另两个夹缝之国阿富汗和波斯却是帝国博弈的受害者。它们试图保持中立，却始终无法找到中立的点在哪里，即便小心翼翼，到最后还是被几个帝国庞大的身躯挤碎了。
数千年历史中，伊朗（在1935年之前称波斯）和阿富汗一直是作为文明的连通器和分界线著称的。从欧洲经过君士坦丁堡（现在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前往亚洲，离开土耳其的小亚细亚之后，必须首先经过伊朗，再过阿富汗或者中亚前往中国的新疆地区，最后到达东方，这条线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另外，丝绸之路还有一条南线，可以从伊朗经过沙漠地带，或者经过阿富汗翻越兴都库什山口进入印度。
不管是前往欧洲、中国、印度，还是翻越高加索山前往北方的俄罗斯草原，甚至乘船经过波斯湾前往印度、非洲和东南亚，伊朗可谓四通八达之地，因此可以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
而从伊朗出发向东，首先碰到的是阿富汗，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是隔开南亚和中亚的巨型屏障，也正因为这座山，阿富汗可以称为“世界之墙”。从中亚翻越兴都库什山，再经过一个叫开伯尔山口的著名通道，就可以前往印度了。
在古代史上，伊朗和阿富汗都因为控制了交通要道而有过数次繁荣，伊朗在希腊时代就曾经出现过强大的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著名的国王大流士（Darius the Great）和薛西斯（Xerxes）曾经挥兵西进，进攻过古希腊，而由于古希腊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正源，伊朗也就莫名其妙背上了“西方之敌”的黑锅，这一背就是2000多年。
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于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之后，伊朗国内还出现了游牧性质的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中国人称其为安息帝国），这个帝国继续和西方（罗马人）作对，罗马共和国晚期著名的前三头之一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就是死在了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中。帕提亚帝国衰落后，伊朗再次出现了萨珊帝国（Sassanid Empire），被认为是波斯本土文化的高峰。
阿拉伯帝国崛起后，波斯的萨珊帝国被征服，但由于阿拉伯人最初的文化程度不高，而波斯却是一个极度发达的文明，因此，阿拉伯文明甚至可以称为嫁接在波斯文明之上的寄生文明。到了阿拉伯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时期，波斯对阿拉伯帝国的影响已经变得举足轻重了。
伊朗还给伊斯兰教贡献了两个不可磨灭的遗产：什叶派（Shia，或者Shi’ites）和苏菲派（Sufism），这两个派别（特别是前者）与传统的逊尼派产生了竞争。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落，波斯境内不断地被各种“藩镇”所占领，这些藩镇表面上服从于阿拉伯哈里发的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却成了当地的土皇帝，享有行政和征税权，又把位置传给子孙后代。这些“藩镇”建立了一系列的王朝。
最初是一位将军建立的塔希尔王朝（Tahirids），随后是萨法尔王朝（Saffarids）、布维希王朝（Buwayhids）和萨曼王朝（Samanids）。
之后，伊朗被外来的（从中亚地区）突厥种塞尔柱人占据，建立了塞尔柱王朝（Seljuq Empire）。也正是在这时，伊朗再次与西方对抗，西欧组织了十字军与塞尔柱人对抗。
13世纪的蒙古人入侵时代，伊朗又成了蒙古人在西亚的中心，在蒙古四大汗国中，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尔汗国（波斯汗国）就在现在伊朗城市赞詹（Zanjan）的旁边设立了都城。蒙古人都城的遗址上，至今仍然保持着蒙古大汗完者都（Oljeitu）巨大的墓葬。这座坟墓位于山间的一块平原上，旁边就是蒙古人都城的废墟。这位大汗已经有了一个伊斯兰的名字，叫穆罕默德（Muhammad Khodabandeh），表明伊朗的宗教征服了蒙古人。
蒙古人衰落后，伊朗再次变成了军阀割据，这时，中亚突厥人帖木儿大帝横扫伊朗，将之纳入了帖木儿帝国的疆土。但帖木儿帝国存在不长，就分崩离析了。一支叫土库曼的突厥人在伊朗境内建立了两个国家，分别叫黑羊王朝（Black Sheep Dynasty，或Kara Koyunlu Dynastry）和白羊王朝（White Sheep Dynasty，或Ak Koyunlu Dynasty）。
白羊王朝后，一个叫萨菲王朝（Safavid Dynasty）的帝国出现了。它不仅将什叶派信仰树立为全国的信仰，还塑造了现代伊朗的边界。萨菲王朝崩溃后，一位叫纳迪尔沙（Nader Shah）的军阀在伊朗西部建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王朝。但他随后在与中亚的战争中被杀。之后是短暂的桑德王朝（Zand Dynasty）和更加长久的卡扎尔王朝（Qajar Dynasty，1779年建立）。这就已经进入了近代，伊朗开始遭遇俄国人和英国人的包夹了。
与伊朗相同，作为“世界之墙”，阿富汗虽然地方贫瘠，却也有着辉煌的历史。大约在中国的东汉时期，阿富汗和印度北部出现了一个超级大国贵霜帝国。西汉时期，从中国甘肃境内出发的大月氏人经过漫长的旅途，逃往了阿富汗北部地区（兴都库什山的北麓），之后大月氏人衰落，给了它们的附属民族贵霜人机会，贵霜人从阿富汗北部出发进入了现代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从中亚直到印度的大帝国。贵霜帝国控制了丝绸之路最核心的地区，也就是东向、西向、北向、南向四条道路的交叉点，当时这个交叉点位于从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Balkh，也叫巴里黑）到位于土库曼斯坦的木鹿（Merv，旧称梅尔夫，现在叫马雷）之间。
到了近代，阿富汗又出现了另一个超大帝国：莫卧儿帝国。虽然莫卧儿帝国的主体在印度，但事实上，它的开创者巴布尔首先占据的是阿富汗，然后才进入印度的。巴布尔本人就埋葬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经过了如此多的战乱，他的陵墓至今依然存在，各路军阀都对他表达了足够的敬意。
莫卧儿帝国衰落后，波斯的萨菲王朝短暂入侵了阿富汗，萨菲王朝崩溃后，阿富汗西部纳入了纳迪尔沙帝国。纳迪尔沙死后，他的将领、普什图族人阿合麦德（Ahmad Shah Durrani）建立了杜兰尼王朝（Durani Dynasty，也称Sadozais Dynasty），阿富汗也正式进入了近代由普什图人统治的时代。杜兰尼王朝及其后续巴拉克宰王朝（Barakzai Dynasty）直到1973年，才被共和制政府推翻。
在普什图人统治时期，阿富汗和波斯一样遭遇了英国和俄国的大博弈，于是，“世界的十字路口”和“世界之墙”都不得不在现代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定位了。
首先卷入的是波斯，波斯早期和西方大国打交道的经历可谓血泪斑斑，也体现了一个传统国家在和现代国家打交道时多么不受重视，常被当作棋子使用。
1800年，俄国人占据了高加索以南的格鲁吉亚，这里曾经是波斯的属地。波斯受到俄国的入侵，这件事立刻激起了英国人的兴趣，他们表示要帮助波斯对抗俄国。英国人和波斯为此还签了一个协议。
等签完了协议，波斯人才发现上当了，因为这个协议不是针对波斯的敌人俄国，而是针对英国的敌人阿富汗的。协议中要求，如果英国人和阿富汗发生冲突，波斯必须出兵帮助英国，可是如果俄国侵略了波斯，英国却没有出兵义务，只需要给点钱和物资就行了。波斯之所以签订了这个囫囵吞枣的协议，完全是由于刚刚加入国际秩序，对国际规则不了解。它天真地以为一旦和英国人合作，就可以共同对付它最大的敌人俄国。作为新入门者，它并不知道，一项条约不具有条款之外的扩展性，既然条款中没有针对俄国的武力条款，英国人就不会出兵帮助波斯打击俄国，所谓物资和资金，也大都可以应付了事。
而更凑巧的是，此刻偏偏就发生了俄国人入侵波斯的事情。1804年，俄国从高加索方向入侵波斯，第一次俄波战争爆发。天真的波斯人立刻向英国求助。
他们不知道的是，由于处于欧洲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人为了对付拿破仑，已经和俄国结盟了。
波斯人发现和英国人的条约对自己毫无帮助，只好转向与法国的拿破仑寻求联合。刚刚获得了奥斯特里兹会战胜利的拿破仑正准备与俄国人大干一场，立刻回应了波斯的要求。1807年，波斯和法国又签订了一个针对俄国和英国的条约。内容包括：法国承诺向波斯提供武器，并帮助波斯训练军队，法国还承认格鲁吉亚是波斯领土，而波斯则负责与俄国作战，并与英国断交。
这一次，波斯人以为找到了对抗俄国的同盟者，没有想到只两个月后，拿破仑觉得还不到进攻俄国的时机，又突然与俄国结盟了。结盟后的法国和俄国决定共同对付英国。自然，亚洲的波斯不在法国的核心利益中，立刻被牺牲掉，任其自生自灭。为了对付英国，法国还支持俄国进攻波斯，好顺势进攻印度，所以波斯的形势更糟糕了。
法国人之后，感到孤立的英国人再次回来了，它又开始支持波斯对付俄国。1809年，英国与波斯恢复条约关系，共同对付法国和俄国，英国承诺提供武器和资金。波斯在英国的支持下，与俄国对抗的调门越来越高，双方的冲突也愈演愈烈。
四方的合纵连横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亚于苏秦张仪的善变，但这还不是全部。三年后的1812年，法国的拿破仑突然间入侵了俄国，英国立刻再次与俄国结盟。沉浸在反俄情绪里的波斯遭受当头一棒。当英国人撤掉了他们的军事支持，波斯立刻惨败，不得不与俄国签订了屈辱的条约。这就是著名的《古列斯坦条约》（Treaty of Gulistan），标志着第一次俄波战争的结束。俄国获得了高加索以南的大量领土，奠定了现代高加索三小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基础。更让人感到屈辱的事情是：俄国还享有里海的军事行动权，虽然波斯也挨着里海，却不能在里海拥有海军。
英国此时作为调解人，也在波斯获得了许多特权。在这场外交游戏中，波斯以惨败告终。
与英国人的结盟让波斯继续付出代价，1826年，波斯为了夺回失去的领土，与俄国军事冲突再起，英国拒绝提供帮助导致波斯再次战败，更多的领土被强占。
当我们看到这些国家选边之难时，也应该看到处于夹缝之中的它们受到保护的一面。如果不是处于世界十字路口和世界之墙的位置上，伊朗和阿富汗根本没有办法在19世纪险恶的外交环境中保持独立。
但由于俄国人和英国人谁也不想让对方占了便宜，到最后，波斯和阿富汗虽然被迫将边缘地区割让，但主体部分却依然保持了独立性。如果没有英国，他们会和中亚一样被整合进巨大的俄罗斯帝国；如果没有俄国，他们就会如同印度一样，成为大英帝国的延伸。
双方斗争的结果在阿富汗得到更多的体现。19世纪末，英国人和俄国人认识到他们都无法越过“世界之墙”侵入到对方控制的领地，于是决定将阿富汗变成永久的边界。甚至为了让两大帝国不相接壤，他们还强塞给了阿富汗一块领土。这块领土叫瓦罕走廊（Wakhan Corridor），位于瓦罕谷地。这是一片高山区域，中间流淌着瓦罕河，由此形成了一个山谷。山谷从中国新疆一直延伸到巴达克山，将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隔开。由于这个走廊的存在，英国和俄国就不直接接壤了，避免了进一步的冲突。
但是，阿富汗的损失依然是巨大的，在西北边境，历史上曾经属于阿富汗的木鹿绿洲，以及周边大块土地，都划给了俄国，如今的木鹿绿洲在土库曼斯坦境内，曾经是丝绸之路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而在和英属印度接壤地区，阿富汗丢失了大片的普什图人聚居地，并由于英国占据了大片的沙漠，让阿富汗失去了通往海洋的通道，变成了永久性的内陆国家。
正是这一点，让阿富汗到了20世纪，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再也无法保持中立，最后依然在选边的游戏中坠入了陷阱。与此同时，它的老邻居，十字路口上的伊朗，也在20世纪的选边游戏中选错了方向，急剧保守化，丧失了现代化的最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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