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毕生发展中的死亡和临终
作者：乔丹?彼得森 更新：2024-03-24 16:19
10.1 毕生发展中的死亡和临终好似一头恐龙
去年10月，当朱尔斯·贝克哈姆迎来百岁生日的时候，家人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派对。他回忆说：“我的孩子、孙子、重孙子都来了，加上两个还在妈妈肚子里的重孙女，我们一共有42个人。”而没能来到这场庆典的，有朱尔斯5年前因为癌症去世的长子，和一个因为交通事故丧生的孙女。同样缺席的，还有那所他教授了40年英语的中学里的前同事，他们都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和他一起在太平洋上奋战的弟兄们，以及那些退休后和他一起下棋的朋友们也都先一步离开了。“我是活到最后的那个人。我爱我的家人，但他们尽管都已听我讲过无数遍我的往事，却从来都无法真正理解我所说的1960年以前的事究竟是怎样的。”他如是说。
朱尔斯已经拟好了生存意愿遗嘱，并把它交给了自己的长女和医生们。他说：“真是有趣。战时面对敌军的炮火时，我不得不终日都顽强对抗死亡的恐惧；而如今我却如此平静。我不想死，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恐龙(31)。我不想在我有了严重的脑损伤或瘫痪在床时，却仍要无谓地延长生命。如果说100年的时间教会了我什么，那便是生命的质量远比长度要珍贵得多。”
即使能活到百岁，死亡仍然是我们每个人的必经之途。正因如此，死亡就成了我们理解毕生发展的一个关键。
发展心理学近些年来才开始严肃地研究死亡对毕生发展的意义。在这一节中，我们将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探讨死亡和临终。我们首先来看看死亡的定义，它会比其字面意义更复杂。然后我们将考察人们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对死亡的看法和反应，并比较不同社会看待死亡时的差异。
理解死亡
在经历了一场浩大的法律和政治争论后，特丽·夏沃的丈夫终于能够摘掉维持了她生命15年的氧气面罩了。夏沃因为呼吸停止和心脏停搏引起了脑损伤，之后就一直处于“永久性植物人”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她永远不可能再恢复意识了。经过一系列的法庭激战，她的丈夫不顾岳父母的意愿，最终获准拔掉她的进食管。不久之后，夏沃就去世了。
夏沃的丈夫要求拔除她进食管的决定是否合理？当这根管子被拔掉的时候她是不是已经死去了？夏沃丈夫的行为是否忽略了她本人的合法权利？
这些难题确实表明了个体生与死这一主题的复杂性。死亡不仅是一个生物学的过程，它同样也包含了心理学层面的内容。我们不仅要考察死亡的定义，还要考察人们在生命的不同时期对死亡的看法是如何改变的。
定义死亡：生命何时终结
学习目标10.1 如何判定死亡。
什么是死亡？尽管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好回答，但其实定义生命的终结是异常复杂的。随着科学的发展，一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被判定为已经死亡的患者，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当时可能还活着。
功能性死亡（functional death）被定义为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事实上，这个定义太模糊了，例如，一个心跳和呼吸都停止了5分钟的人可能会重新活过来并且几乎没有损伤，那么按照功能性死亡的标准来判定，现在这个活着的人岂不是已经死过一回了？
因为这个定义并不严密，所以心跳和呼吸已经不再作为医学界衡量死亡的标准，医学专家开始更多地通过脑功能对死亡进行测量。脑死亡（brain death）是指所有由电子仪器测量的脑电波活动都已经停止了。个体一旦被定义为脑死亡，其脑功能就没有再恢复的可能了。
但一些医学专家认为，将死亡仅仅定义为脑电波的消失未免过于狭隘。他们主张，一个丧失了思考、推理、感觉和体验世界能力的人也可以被宣告死亡。这种观点掺入了许多心理学的因素，一个遭受了难以修复的脑创伤、昏迷不醒或是无法再对人类生活有任何感知的人，即便他仍存在一些原始脑活动，也可以判定为已经死亡了（Ressner, 2001; Young & Teitelbaum, 2010; Burkle, Sharp & Wijdicks, 2014）。
以上观点将我们对死亡标准的思考从严格的医学角度转移到了道德和哲学层面，目前仍然存在很大争议。因此，尽管有一些法令在沿用依据呼吸和心跳停止来判定死亡的标准，但在美国绝大多数地方，医生仍然以脑功能的完全丧失作为法定死亡的判别标准。事实上，不管死亡在何地发生，人们都极少测量脑波。通常来说，只有在死亡时刻很重要、有可能进行器官移植或涉及犯罪和法律问题等一些特定场合下，人们才会密切监控脑波。
在法律和医学上做出关于死亡的定义所遇到的困境，也许反映了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人们对于死亡在理解和态度上的改变。
生命历程中的死亡：原因和反应
学习目标10.2 分析个体在各个阶段死亡的原因及其对死亡的反应。
谢丽尔在学校的乐队是个长笛手，她有齐肩的棕色头发和棕色的眼睛。当朋友和兄长们讲一些有趣的事时，她经常偏着头咧嘴微笑。
谢丽尔的家有一个小型农场，她的任务是每天早上在校车到达之前喂完小鸡和收鸡蛋。在完成了琐碎的工作以后，酷爱设计和制作自己衣服的谢丽尔会整理她在家政课上缝制的东西，然后跟父母亲挥手告别。“小心，别受骗了啊！”她爸爸总是在后面这样喊着。谢丽尔觉得这真是个无厘头的笑话，她已经习惯了父亲这样的提醒。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谢丽尔的爸爸提议他们可以驾车去买点比萨来吃。谢丽尔觉得爸爸开车很安全，就没有系安全带。他们驶上一条双车道的高速公路，跟着广播里的音乐唱着歌。忽然，一辆迎面驶来的小车失去控制，越过中线撞上了他们的车。由于没有系安全带，谢丽尔被甩了出去。最终，她的爸爸和哥哥活了下来，而13岁的谢丽尔的生命在这里永远结束了。
我们通常会将死亡和“上了年纪”联系在一起，但对许多人来说，死亡可能来得很早。在这种情况下，死亡被视为是“非自然的”，就像谢丽尔一样，因此，“非自然死亡”引起的社会反应也尤为强烈。事实上，如今许多人都认为不应该让孩子们对死亡了解过多，以保护他们的感受。但各个年龄的人均有可能经历亲友或自身的死亡。因此，我们有必要知道人们对死亡的反应是如何随着年龄发展的。接下来我们将针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婴幼儿期和儿童中期的死亡 虽然美国经济高度发达，但是新生儿的死亡率仍然很高。美国一岁以内新生儿的死亡率比许多国家都高（World Fact Book, 2016a）。
很多父母经历了失去新生儿的痛苦，这种影响对他们来说深远而巨大。失去孩子通常会引起个体和失去成人一样的反应，有时还会使家庭成员遭受更严重的打击，最常见的后果就是极度抑郁，因为死亡发生得太早了（Murphy, Johnson, & Wu, 2003; Cacciatore, 2010）。
一种特别难以应付的死亡是产前死亡，又叫流产。在孩子出生前，父母通常已经和他们的孩子建立了某种心理上的联结，如果孩子在尚未出生时就已经死亡，父母就会觉得极度痛苦。更严重的是，亲朋好友通常很难理解流产带给父母们情绪上的打击，而这会加重父母对损失的主观体验（Wheeler & Austin, 2001; Nikčević & Nicolaides, 2014）。
另一种会引发极端压力的死亡是婴儿猝死综合征，它的冲击性主要在于它的发生太出乎预料了。
在婴儿猝死综合征的案例中，父母通常会感到极大的自责，熟人们也会怀疑死亡的“真实原因”。研究者至今没有发现引起婴儿猝死综合征的明确原因，它发生得近乎随机，因此，父母的内疚是并无根据的（Paterson et al., 2006; Kinney & Thach, 2009; Mitchell, 2009）。
对儿童来说，意外事故是导致其死亡的最重要因素，特别是车祸、火灾、溺水等。但是，美国有相当多的儿童死于谋杀，这一比例自1960年以来几乎翻了3倍。谋杀已经成为1～24岁孩子死亡的第四大原因，以及15～24岁非裔美国人的首要死因（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2016）。
对父母而言，孩子的死亡将引发极大的丧失感和悲痛情绪。在多数父母眼中，没有什么会比孩子的死亡更让人难以接受了，这种痛苦甚至超过了丧偶以及失去父母所带来的悲痛。父母的极端反应部分源于现实违背了“孩子应比父母活得更长久”这一自然规律，同时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保护孩子脱离任何伤害的责任，一旦孩子死亡，他们就会觉得是自己的失职（Granek et al., 2015）。
这种情况下，父母通常都没有做好应对孩子死亡的准备，因此他们可能会在事后反复责问自己造成这件事的原因。正因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联结是如此之强，他们才会感到有时自己的一部分也随着子女的离去而死亡了。研究表明，这种压力会显著地增加父母患精神疾病而最终住院的风险（Nikkola, Kaunonen, & Aho, 2013; Fox, Cacciatore, & Lacasse, 2014）。
儿童的死亡概念 孩子本身在5岁以前尚未发展出有关死亡的概念，尽管他们在这之前可能已经意识到了死亡的存在，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那只是一种暂时的、生命有所缩减但并未停止的状态。一个学前儿童可能会说：“死人不会感觉到饿，有的话可能也是一点点。”（Kastenbaum, 1985, p.629）。
有一些学前儿童会觉得死亡就和睡觉一样，如同童话中的睡美人，死人早晚会醒过来（Lonetto, 1980）。对有这种信念的孩子来说，死亡毫不可怕，而且还让他们觉得好奇。在他们的信念里，如果人们足够努力，比如通过施加有效的药物、提供充足的食物或者运用魔法，那么死去的人就可以“活过来”。
儿童对于死亡的错误理解会在其情绪上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孩子们也许会认为他们该在某种程度上为某人的死亡负责，他们可能会认为如果自己做得更好些，死亡就可以避免；也可能会认为如果已经去世的人真的想要活过来的话，他们还是能够复生的。
从教育工作者的视角看问题
从个体发展阶段和对死亡的认识上，你认为学前儿童会对父母的死亡做何反应？
在5岁左右，儿童已经能够较好地理解生命的终结及其不可逆性，他们可能会给死亡赋予某种魔鬼或恶魔的形象。起初，他们认为死亡并非普遍存在，而是仅仅发生在特定的少数人身上；直到9岁，儿童会开始承认死亡的普遍性和终结性（Nagy, 1948）；在儿童中期，儿童也习得了有关死亡的一些习俗，比如葬礼、火化、公墓等（Hunter & Smith 2008; Corr, 2010b）。
青少年期的死亡 我们可以想象，青少年期个体认知能力的飞速发展将会使他们对死亡的理解更加复杂、深入而合理，但在很多时候，青少年的观点依然会有和儿童一样不切实际的地方，尽管二者在理解深度上会有差异。
当青少年理解了生命终结和死亡的不可逆性的时候，他们倾向于认为死亡这件事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然而持有这种观点可能会引发青少年的某些危险行为。正如我们在前文讨论的那样，青少年会发展出一种个人神话，即一系列使他们觉得自己很独特的信念。他们会认为自己是无法被侵犯的，那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糟糕事情并不会在自己身上发生（Elkind, 1985）。
这种危险行为导致了很多青少年的死亡。比如，在这个年纪，个体死亡案例中最普遍的原因是意外事故，通常由机动车等交通工具引起，其他常见的原因还包括谋杀、自杀、癌症和艾滋病等（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2016）。
当青少年的个人神话不得不面对疾病引起的死亡时，这些事件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常常是毁灭性的。得知自己面临死亡的青少年通常会觉得气愤和受到欺骗，觉得命运对他们非常不公。由于他们的感受和行为都如此消极，医护人员的救助往往很难奏效。
相反，一些被诊断为有绝症的青少年往往会表现出彻底的拒绝接受。那种坚不可摧的自我信念使他们无法接受自己所患疾病的严重性。不过在不影响他们接受治疗的情况下，一定限度的拒绝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因为它能使青少年最大限度地保持正常的生活状态（Beale, Baile, & Aaron, 2005; Barrera et al., 2013）。
成年早期的死亡 成年早期被看作是个体为生活做好准备的开始。经过了儿童中期和青少年期的准备阶段，个体开始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独立的足迹。在这样一个时期，死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它的发生也就格外让人难以接受。年轻人正积极地为完成生活目标而努力着，这时任何阻碍他们发展的疾病都会让他们感到气愤和不耐烦。
青少年对死亡的理解可能是非常浪漫且戏剧化的。
在成年早期，意外事故仍然是个体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谋杀、自杀和癌症。然而，在成年早期临近结束的时候，个体因患疾病而死亡会变得更为普遍。
对面临死亡的年轻人来说，有几个问题非常重要。问题之一是他们对发展亲密关系和表达性欲的渴望，而绝症会抑制甚至完全中断这两方面的活动。例如，艾滋病毒检验结果呈阳性的人会觉得很难再开始一段崭新的关系，而已有关系中的性活动则面临更大的风险挑战。
问题之二是面临死亡的年轻人的人生规划问题。当大多数人开始为将来的职业和家庭绘制蓝图的时候，身患绝症的年轻人却要承受更多的负担。他们应该结婚吗，即使伴侣可能很快就将“落单”？这对夫妇应该有孩子吗，即使孩子可能只由父母中的一方养大？他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将自己的病情告诉老板，即使这显然会对他们的工作不利？这些问题都很难找到答案。
成年中期的死亡 对成年中期的人们来说，患上可能威胁生命的疾病是这一年龄段中最普遍的死亡原因，但并不会给患者带来很严重的打击。因为到了这一阶段，人们都很清楚自己终有一死了，他们已经能够从一种更加现实的角度来看待死亡。
尽管如此，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也不能使成年中期的个体更易于接受死亡，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往往是一生中所有年龄段的人中最强烈的。这种恐惧可能使人们更在乎自己还有多少年可活，而不是关注自己已经活了多久（Akhtar, 2010）。
在成年中期，个体最普遍的死亡原因是心脏病和中风。尽管这些疾病的突发性常常使人难以准备，但这些疾病相比癌症之类的慢性疾病，前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要比后者带来的痛苦轻得多。这或许是许多人更为倾向的死亡方式，因为有研究发现，当被问到死亡方式的时候，大多数人会选择经历一个短暂而无痛苦的死亡，而且不会损失身体的任何部位（Taylor, 2014）。
成年晚期的死亡 到了成年晚期，人们已经知道自己的生命正在走向终点。除此之外，他们还面临着周围环境中越来越多的死亡，配偶、兄弟姐妹、朋友都有可能率先离开这个世界，这些都在不断提醒他们死亡的必然性。
在这个年龄段，个体最可能的致死原因是癌症、中风和心脏病。根据人口统计学家的估算，如果控制了这些因素，平均年龄70岁的老人们还有望再活7年左右。（Hayward, Crimmins, & Saito, 1997）。
由于死亡在老龄人群中普遍存在，因此和其他年龄段相比，这一年龄段的人群对死亡的焦虑相对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年晚期的人们更欢迎死亡，只能说他们看待死亡的态度更加实际。他们开始对死亡进行深入思考，并为其做准备。随着心理和生理机能的逐渐减弱，一些人开始远离社会事务了（Akhtar, 2010）。
死亡的临近常常伴随着认知功能的迅速衰退。在所谓的最终衰竭（terminal decline）过程中，成年晚期个体记忆和阅读能力的显著衰退，预示着在其后几年里即将到来的死亡（Thorvaldsson et al., 2008; Hülür et al., 2013; Gertsorf et al., 2016）。
一些老年人会选择自杀。实际上，男性的自杀率在成年晚期正持续攀升，85岁以上白人男性的自杀比例比任何一个年龄组都高。相比之下，青少年和成年早期自杀的总人数较多，但在整体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却相对较低。自杀通常是重度抑郁或某种形式的痴呆导致的后果，也可能是丧偶所引起的（Mezuk et al., 2008; Kjølseth, Ekeberg, & Steihaug, 2010; Dombrovski et al., 2012）。
对身患绝症的老年人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活着是否还有价值。面临死亡的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担心自己会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他们有时甚至会有意或无意地感知到这样的信息：社会不再认为他们是“重病”状态，而认为他们是“垂死”状态（Kastenbaum, 2000）。
在多数情况下，老年人都希望得知自己是否“死期将近”。如同年轻的患者常常愿意知道自己病情的真相一样，老年人也希望知道更多的细节。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看护者常常回避告诉临终患者他们已无可救药（Goold, Williams, & Arnold, 2000; Hagerty et al., 2004）。
然而，并非所有的老人都愿意知道他们真正的病情或者他们即将死亡的消息。不同的人对待死亡的态度非常不同，个人因素尤其重要，比如，容易焦虑的人们更加担心死亡。此外，个体对待死亡的态度也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见“文化维度”专栏）。
文化维度不同的死亡概念
在一个部落的庆典中，一位老人正等待他的长子将一根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老人身患重病，已经准备好离开人世，儿子遵从了父亲的要求——帮助他结束生命。
正如印度的这个仪式所显示的，人们对死亡的不同理解造就了不同形式的葬礼。
对印度教徒来说，死亡并不是终点，而是连续轮回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相信投胎转世，认为死亡是由重生接替的一个全新生命的开始。因此，死亡也被他们看作是生命的伴生物。
在不同的文化里，人们对死亡的反应表现为很多种形式，不过即使是在同一文化里，人们对死亡的反应也多种多样。例如，是选择做一个家庭事业有成、圆满过完一生的人好，还是做一个在国家的保卫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年轻战士更好？
答案由个人的价值观而定，这又与文化和亚文化的导向作用紧密相关，常通过宗教来传播。有些社会将死亡看成是一种惩罚，或是个人对世界的贡献；有些社会则把死亡看作从现实劳苦中获得解脱的一种方式；还有些社会把死亡看成是永生的开始；另一些社会中的人则不相信天堂的存在，认为生命只是如同现实中表现的那样而已（Bryant, 2003）。
美国印第安人将死亡看作是生命的延续。拉科塔（Lakota）印第安部落的人相信人们死后会到达一个叫作瓦纳吉·马科切（Wanagi Makoce）的精神家园，所有的人和动物都居住在那里。因此死亡也就不会让他们感到愤怒或者不公平。同样，在诸如佛教和印度教等某些宗教中，人们信仰转生，相信灵魂会回到一个新的肉体中继续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周期（Huang, 2004）。
人们了解死亡的年龄因文化而异。在暴力和死亡色彩较重的文化中，个体会更早地认识死亡。研究表明，北爱尔兰和以色列的儿童会比美国和英国的儿童更早地认识到死亡的终结性、不可逆性和不可避免性（Atchley, 2000; Braun, Pietsch, & Blanchette, 2000）。
死亡教育：为不可避免的终结做准备
学习目标10.3 描述死亡教育的目标和益处。
“妈妈什么时候能活过来？”
“为什么巴里会死？”
“祖父是因为我不够好才死的吗？”
儿童的这类疑问说明了为什么许多发展心理学家以及死亡学家（thanatologists）建议将死亡教育列入学校的日常教学内容，近年来这种课程已经出现了。“死亡教育”作为较新的一门课程应运而生，它主要是为帮助各个年龄段的人们更好地面对死亡和临终状况而设立的，其中包括面对自己和他人的死亡。
死亡教育的兴起往往源于人们过往对死亡话题的隐藏。因为担心儿童会受到惊扰，人们通常把与濒死患者打交道的任务交给医院，不和儿童谈论有关死亡的话题，也不让他们参加葬礼。即使是急救工作者和医疗专家也不能自如地和儿童讨论这个话题。由于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回避这一话题，儿童很少有机会面对自己关于死亡的感觉或获得有关死亡的更真实的感知（Wass, 2004; Kim & Lee, 2009; Waldrop & Kirken-dall, 2009; Kellehear, 2015）。
以下是死亡教育课程的一些内容：
· 危机干预教育。纽约世贸大楼被袭击后，相关组织为了减轻儿童的焦虑，将他们列为主要的危机干预对象。年幼儿童关于死亡的概念最不稳定，因此他们需要得到有针对性的、适合他们认知发展阶段的关于生命消殒的合理解释。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形下，危机干预教育也同样能被应用，比如，当遇到学生被杀或自杀的案件时，学校一般都会开展应急咨询服务（Sandoval, Scott, & Padilla, 2009; Markell, 2010）。
· 常规死亡教育。在小学阶段，学校很少有关于死亡的教材，但在高中阶段，常规死亡教育已经相当普遍了。在大学里，诸如心理学、人类发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院系也逐渐开设了这类课程（Eckerd, 2009; Bonoti, Leondari, & Mastora, 2013; Corr, 2015）。
· 对助人职业人员的死亡教育。死亡、临终关怀和丧葬等相关职业的专业人员特别需要这方面的死亡教育。现在，几乎所有的医疗和护士学校都会为学生提供某种形式的死亡教育。而最成功的教育不仅要教会学生如何帮助患者及其家属妥善处理好即将到来的死亡，还要进一步引导学生对该话题本身进行思考（Haas-Thompson, Alston, & Holbet, 2008; Kehl & McCarty, 2012）。
尽管没有任何一种死亡教育能够完全把死亡解释清楚，但以上这些课程却可以帮助人们更加理解死亡这个普遍而必然的生命阶段。
回顾、检测和应用回顾
学习目标10.1 如何判定死亡。
功能性死亡被定义为心脏停止跳动和呼吸停止；脑死亡被定义为脑电波消失。死亡的定义随着医学发展而改变，这让拯救那些原本被认为已经死亡的人成为可能。一些医学专家认为，当一个人丧失思考、推理、感觉和体验世界的能力，并且再也不可能重新恢复身为人的生命活动表征时，那就是死亡发生的时刻。
学习目标10.2 分析个体在各个阶段死亡的原因及其对死亡的反应。
婴幼儿的死亡对父母来说尤其难以接受，而对青少年来说，死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死亡的态度和信念上的明显文化差异强有力地影响着人们对死亡的反应。
学习目标10.3 描述死亡教育的目标和益处。
死亡学家建议将死亡教育列入正常的学习课程中去，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一普遍又必然的人类经历。
自我检测
1．一旦某人不再有心跳或呼吸，那么他经历的是____。
a．功能性死亡
b．系统关闭
c．脑死亡
d．法律死亡
2．在____，使个体感到自己不会被侵犯的个人神话，令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死亡尤为意外和具有毁灭性。
a．童年期
b．青少年期
c．成年早期
d．成年中期
3．研究死亡和濒死过程的人叫作___。
a．细胞学家
b．死亡学家
c．神经病理学家
d．畸胎学家
4．在学校内提供的、帮助学生们面对诸如2001年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事件这样的突发事件的应急咨询叫作____。
a．常规死亡教育
b．死亡学培训
c．危机干预教育
d．启蒙培训
应用于毕生发展
你是否认为学校应当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反对自杀的教育？在这个年龄阶段进行反对自杀的教育会带来什么不利因素吗？儿童是否最好早点接触这个话题？
去年10月，当朱尔斯·贝克哈姆迎来百岁生日的时候，家人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派对。他回忆说：“我的孩子、孙子、重孙子都来了，加上两个还在妈妈肚子里的重孙女，我们一共有42个人。”而没能来到这场庆典的，有朱尔斯5年前因为癌症去世的长子，和一个因为交通事故丧生的孙女。同样缺席的，还有那所他教授了40年英语的中学里的前同事，他们都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和他一起在太平洋上奋战的弟兄们，以及那些退休后和他一起下棋的朋友们也都先一步离开了。“我是活到最后的那个人。我爱我的家人，但他们尽管都已听我讲过无数遍我的往事，却从来都无法真正理解我所说的1960年以前的事究竟是怎样的。”他如是说。
朱尔斯已经拟好了生存意愿遗嘱，并把它交给了自己的长女和医生们。他说：“真是有趣。战时面对敌军的炮火时，我不得不终日都顽强对抗死亡的恐惧；而如今我却如此平静。我不想死，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恐龙(31)。我不想在我有了严重的脑损伤或瘫痪在床时，却仍要无谓地延长生命。如果说100年的时间教会了我什么，那便是生命的质量远比长度要珍贵得多。”
即使能活到百岁，死亡仍然是我们每个人的必经之途。正因如此，死亡就成了我们理解毕生发展的一个关键。
发展心理学近些年来才开始严肃地研究死亡对毕生发展的意义。在这一节中，我们将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探讨死亡和临终。我们首先来看看死亡的定义，它会比其字面意义更复杂。然后我们将考察人们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对死亡的看法和反应，并比较不同社会看待死亡时的差异。
理解死亡
在经历了一场浩大的法律和政治争论后，特丽·夏沃的丈夫终于能够摘掉维持了她生命15年的氧气面罩了。夏沃因为呼吸停止和心脏停搏引起了脑损伤，之后就一直处于“永久性植物人”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她永远不可能再恢复意识了。经过一系列的法庭激战，她的丈夫不顾岳父母的意愿，最终获准拔掉她的进食管。不久之后，夏沃就去世了。
夏沃的丈夫要求拔除她进食管的决定是否合理？当这根管子被拔掉的时候她是不是已经死去了？夏沃丈夫的行为是否忽略了她本人的合法权利？
这些难题确实表明了个体生与死这一主题的复杂性。死亡不仅是一个生物学的过程，它同样也包含了心理学层面的内容。我们不仅要考察死亡的定义，还要考察人们在生命的不同时期对死亡的看法是如何改变的。
定义死亡：生命何时终结
学习目标10.1 如何判定死亡。
什么是死亡？尽管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好回答，但其实定义生命的终结是异常复杂的。随着科学的发展，一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被判定为已经死亡的患者，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当时可能还活着。
功能性死亡（functional death）被定义为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事实上，这个定义太模糊了，例如，一个心跳和呼吸都停止了5分钟的人可能会重新活过来并且几乎没有损伤，那么按照功能性死亡的标准来判定，现在这个活着的人岂不是已经死过一回了？
因为这个定义并不严密，所以心跳和呼吸已经不再作为医学界衡量死亡的标准，医学专家开始更多地通过脑功能对死亡进行测量。脑死亡（brain death）是指所有由电子仪器测量的脑电波活动都已经停止了。个体一旦被定义为脑死亡，其脑功能就没有再恢复的可能了。
但一些医学专家认为，将死亡仅仅定义为脑电波的消失未免过于狭隘。他们主张，一个丧失了思考、推理、感觉和体验世界能力的人也可以被宣告死亡。这种观点掺入了许多心理学的因素，一个遭受了难以修复的脑创伤、昏迷不醒或是无法再对人类生活有任何感知的人，即便他仍存在一些原始脑活动，也可以判定为已经死亡了（Ressner, 2001; Young & Teitelbaum, 2010; Burkle, Sharp & Wijdicks, 2014）。
以上观点将我们对死亡标准的思考从严格的医学角度转移到了道德和哲学层面，目前仍然存在很大争议。因此，尽管有一些法令在沿用依据呼吸和心跳停止来判定死亡的标准，但在美国绝大多数地方，医生仍然以脑功能的完全丧失作为法定死亡的判别标准。事实上，不管死亡在何地发生，人们都极少测量脑波。通常来说，只有在死亡时刻很重要、有可能进行器官移植或涉及犯罪和法律问题等一些特定场合下，人们才会密切监控脑波。
在法律和医学上做出关于死亡的定义所遇到的困境，也许反映了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人们对于死亡在理解和态度上的改变。
生命历程中的死亡：原因和反应
学习目标10.2 分析个体在各个阶段死亡的原因及其对死亡的反应。
谢丽尔在学校的乐队是个长笛手，她有齐肩的棕色头发和棕色的眼睛。当朋友和兄长们讲一些有趣的事时，她经常偏着头咧嘴微笑。
谢丽尔的家有一个小型农场，她的任务是每天早上在校车到达之前喂完小鸡和收鸡蛋。在完成了琐碎的工作以后，酷爱设计和制作自己衣服的谢丽尔会整理她在家政课上缝制的东西，然后跟父母亲挥手告别。“小心，别受骗了啊！”她爸爸总是在后面这样喊着。谢丽尔觉得这真是个无厘头的笑话，她已经习惯了父亲这样的提醒。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谢丽尔的爸爸提议他们可以驾车去买点比萨来吃。谢丽尔觉得爸爸开车很安全，就没有系安全带。他们驶上一条双车道的高速公路，跟着广播里的音乐唱着歌。忽然，一辆迎面驶来的小车失去控制，越过中线撞上了他们的车。由于没有系安全带，谢丽尔被甩了出去。最终，她的爸爸和哥哥活了下来，而13岁的谢丽尔的生命在这里永远结束了。
我们通常会将死亡和“上了年纪”联系在一起，但对许多人来说，死亡可能来得很早。在这种情况下，死亡被视为是“非自然的”，就像谢丽尔一样，因此，“非自然死亡”引起的社会反应也尤为强烈。事实上，如今许多人都认为不应该让孩子们对死亡了解过多，以保护他们的感受。但各个年龄的人均有可能经历亲友或自身的死亡。因此，我们有必要知道人们对死亡的反应是如何随着年龄发展的。接下来我们将针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婴幼儿期和儿童中期的死亡 虽然美国经济高度发达，但是新生儿的死亡率仍然很高。美国一岁以内新生儿的死亡率比许多国家都高（World Fact Book, 2016a）。
很多父母经历了失去新生儿的痛苦，这种影响对他们来说深远而巨大。失去孩子通常会引起个体和失去成人一样的反应，有时还会使家庭成员遭受更严重的打击，最常见的后果就是极度抑郁，因为死亡发生得太早了（Murphy, Johnson, & Wu, 2003; Cacciatore, 2010）。
一种特别难以应付的死亡是产前死亡，又叫流产。在孩子出生前，父母通常已经和他们的孩子建立了某种心理上的联结，如果孩子在尚未出生时就已经死亡，父母就会觉得极度痛苦。更严重的是，亲朋好友通常很难理解流产带给父母们情绪上的打击，而这会加重父母对损失的主观体验（Wheeler & Austin, 2001; Nikčević & Nicolaides, 2014）。
另一种会引发极端压力的死亡是婴儿猝死综合征，它的冲击性主要在于它的发生太出乎预料了。
在婴儿猝死综合征的案例中，父母通常会感到极大的自责，熟人们也会怀疑死亡的“真实原因”。研究者至今没有发现引起婴儿猝死综合征的明确原因，它发生得近乎随机，因此，父母的内疚是并无根据的（Paterson et al., 2006; Kinney & Thach, 2009; Mitchell, 2009）。
对儿童来说，意外事故是导致其死亡的最重要因素，特别是车祸、火灾、溺水等。但是，美国有相当多的儿童死于谋杀，这一比例自1960年以来几乎翻了3倍。谋杀已经成为1～24岁孩子死亡的第四大原因，以及15～24岁非裔美国人的首要死因（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2016）。
对父母而言，孩子的死亡将引发极大的丧失感和悲痛情绪。在多数父母眼中，没有什么会比孩子的死亡更让人难以接受了，这种痛苦甚至超过了丧偶以及失去父母所带来的悲痛。父母的极端反应部分源于现实违背了“孩子应比父母活得更长久”这一自然规律，同时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保护孩子脱离任何伤害的责任，一旦孩子死亡，他们就会觉得是自己的失职（Granek et al., 2015）。
这种情况下，父母通常都没有做好应对孩子死亡的准备，因此他们可能会在事后反复责问自己造成这件事的原因。正因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联结是如此之强，他们才会感到有时自己的一部分也随着子女的离去而死亡了。研究表明，这种压力会显著地增加父母患精神疾病而最终住院的风险（Nikkola, Kaunonen, & Aho, 2013; Fox, Cacciatore, & Lacasse, 2014）。
儿童的死亡概念 孩子本身在5岁以前尚未发展出有关死亡的概念，尽管他们在这之前可能已经意识到了死亡的存在，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那只是一种暂时的、生命有所缩减但并未停止的状态。一个学前儿童可能会说：“死人不会感觉到饿，有的话可能也是一点点。”（Kastenbaum, 1985, p.629）。
有一些学前儿童会觉得死亡就和睡觉一样，如同童话中的睡美人，死人早晚会醒过来（Lonetto, 1980）。对有这种信念的孩子来说，死亡毫不可怕，而且还让他们觉得好奇。在他们的信念里，如果人们足够努力，比如通过施加有效的药物、提供充足的食物或者运用魔法，那么死去的人就可以“活过来”。
儿童对于死亡的错误理解会在其情绪上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孩子们也许会认为他们该在某种程度上为某人的死亡负责，他们可能会认为如果自己做得更好些，死亡就可以避免；也可能会认为如果已经去世的人真的想要活过来的话，他们还是能够复生的。
从教育工作者的视角看问题
从个体发展阶段和对死亡的认识上，你认为学前儿童会对父母的死亡做何反应？
在5岁左右，儿童已经能够较好地理解生命的终结及其不可逆性，他们可能会给死亡赋予某种魔鬼或恶魔的形象。起初，他们认为死亡并非普遍存在，而是仅仅发生在特定的少数人身上；直到9岁，儿童会开始承认死亡的普遍性和终结性（Nagy, 1948）；在儿童中期，儿童也习得了有关死亡的一些习俗，比如葬礼、火化、公墓等（Hunter & Smith 2008; Corr, 2010b）。
青少年期的死亡 我们可以想象，青少年期个体认知能力的飞速发展将会使他们对死亡的理解更加复杂、深入而合理，但在很多时候，青少年的观点依然会有和儿童一样不切实际的地方，尽管二者在理解深度上会有差异。
当青少年理解了生命终结和死亡的不可逆性的时候，他们倾向于认为死亡这件事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然而持有这种观点可能会引发青少年的某些危险行为。正如我们在前文讨论的那样，青少年会发展出一种个人神话，即一系列使他们觉得自己很独特的信念。他们会认为自己是无法被侵犯的，那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糟糕事情并不会在自己身上发生（Elkind, 1985）。
这种危险行为导致了很多青少年的死亡。比如，在这个年纪，个体死亡案例中最普遍的原因是意外事故，通常由机动车等交通工具引起，其他常见的原因还包括谋杀、自杀、癌症和艾滋病等（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2016）。
当青少年的个人神话不得不面对疾病引起的死亡时，这些事件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常常是毁灭性的。得知自己面临死亡的青少年通常会觉得气愤和受到欺骗，觉得命运对他们非常不公。由于他们的感受和行为都如此消极，医护人员的救助往往很难奏效。
相反，一些被诊断为有绝症的青少年往往会表现出彻底的拒绝接受。那种坚不可摧的自我信念使他们无法接受自己所患疾病的严重性。不过在不影响他们接受治疗的情况下，一定限度的拒绝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因为它能使青少年最大限度地保持正常的生活状态（Beale, Baile, & Aaron, 2005; Barrera et al., 2013）。
成年早期的死亡 成年早期被看作是个体为生活做好准备的开始。经过了儿童中期和青少年期的准备阶段，个体开始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独立的足迹。在这样一个时期，死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它的发生也就格外让人难以接受。年轻人正积极地为完成生活目标而努力着，这时任何阻碍他们发展的疾病都会让他们感到气愤和不耐烦。
青少年对死亡的理解可能是非常浪漫且戏剧化的。
在成年早期，意外事故仍然是个体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谋杀、自杀和癌症。然而，在成年早期临近结束的时候，个体因患疾病而死亡会变得更为普遍。
对面临死亡的年轻人来说，有几个问题非常重要。问题之一是他们对发展亲密关系和表达性欲的渴望，而绝症会抑制甚至完全中断这两方面的活动。例如，艾滋病毒检验结果呈阳性的人会觉得很难再开始一段崭新的关系，而已有关系中的性活动则面临更大的风险挑战。
问题之二是面临死亡的年轻人的人生规划问题。当大多数人开始为将来的职业和家庭绘制蓝图的时候，身患绝症的年轻人却要承受更多的负担。他们应该结婚吗，即使伴侣可能很快就将“落单”？这对夫妇应该有孩子吗，即使孩子可能只由父母中的一方养大？他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将自己的病情告诉老板，即使这显然会对他们的工作不利？这些问题都很难找到答案。
成年中期的死亡 对成年中期的人们来说，患上可能威胁生命的疾病是这一年龄段中最普遍的死亡原因，但并不会给患者带来很严重的打击。因为到了这一阶段，人们都很清楚自己终有一死了，他们已经能够从一种更加现实的角度来看待死亡。
尽管如此，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也不能使成年中期的个体更易于接受死亡，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往往是一生中所有年龄段的人中最强烈的。这种恐惧可能使人们更在乎自己还有多少年可活，而不是关注自己已经活了多久（Akhtar, 2010）。
在成年中期，个体最普遍的死亡原因是心脏病和中风。尽管这些疾病的突发性常常使人难以准备，但这些疾病相比癌症之类的慢性疾病，前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要比后者带来的痛苦轻得多。这或许是许多人更为倾向的死亡方式，因为有研究发现，当被问到死亡方式的时候，大多数人会选择经历一个短暂而无痛苦的死亡，而且不会损失身体的任何部位（Taylor, 2014）。
成年晚期的死亡 到了成年晚期，人们已经知道自己的生命正在走向终点。除此之外，他们还面临着周围环境中越来越多的死亡，配偶、兄弟姐妹、朋友都有可能率先离开这个世界，这些都在不断提醒他们死亡的必然性。
在这个年龄段，个体最可能的致死原因是癌症、中风和心脏病。根据人口统计学家的估算，如果控制了这些因素，平均年龄70岁的老人们还有望再活7年左右。（Hayward, Crimmins, & Saito, 1997）。
由于死亡在老龄人群中普遍存在，因此和其他年龄段相比，这一年龄段的人群对死亡的焦虑相对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年晚期的人们更欢迎死亡，只能说他们看待死亡的态度更加实际。他们开始对死亡进行深入思考，并为其做准备。随着心理和生理机能的逐渐减弱，一些人开始远离社会事务了（Akhtar, 2010）。
死亡的临近常常伴随着认知功能的迅速衰退。在所谓的最终衰竭（terminal decline）过程中，成年晚期个体记忆和阅读能力的显著衰退，预示着在其后几年里即将到来的死亡（Thorvaldsson et al., 2008; Hülür et al., 2013; Gertsorf et al., 2016）。
一些老年人会选择自杀。实际上，男性的自杀率在成年晚期正持续攀升，85岁以上白人男性的自杀比例比任何一个年龄组都高。相比之下，青少年和成年早期自杀的总人数较多，但在整体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却相对较低。自杀通常是重度抑郁或某种形式的痴呆导致的后果，也可能是丧偶所引起的（Mezuk et al., 2008; Kjølseth, Ekeberg, & Steihaug, 2010; Dombrovski et al., 2012）。
对身患绝症的老年人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活着是否还有价值。面临死亡的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担心自己会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他们有时甚至会有意或无意地感知到这样的信息：社会不再认为他们是“重病”状态，而认为他们是“垂死”状态（Kastenbaum, 2000）。
在多数情况下，老年人都希望得知自己是否“死期将近”。如同年轻的患者常常愿意知道自己病情的真相一样，老年人也希望知道更多的细节。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看护者常常回避告诉临终患者他们已无可救药（Goold, Williams, & Arnold, 2000; Hagerty et al., 2004）。
然而，并非所有的老人都愿意知道他们真正的病情或者他们即将死亡的消息。不同的人对待死亡的态度非常不同，个人因素尤其重要，比如，容易焦虑的人们更加担心死亡。此外，个体对待死亡的态度也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见“文化维度”专栏）。
文化维度不同的死亡概念
在一个部落的庆典中，一位老人正等待他的长子将一根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老人身患重病，已经准备好离开人世，儿子遵从了父亲的要求——帮助他结束生命。
正如印度的这个仪式所显示的，人们对死亡的不同理解造就了不同形式的葬礼。
对印度教徒来说，死亡并不是终点，而是连续轮回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相信投胎转世，认为死亡是由重生接替的一个全新生命的开始。因此，死亡也被他们看作是生命的伴生物。
在不同的文化里，人们对死亡的反应表现为很多种形式，不过即使是在同一文化里，人们对死亡的反应也多种多样。例如，是选择做一个家庭事业有成、圆满过完一生的人好，还是做一个在国家的保卫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年轻战士更好？
答案由个人的价值观而定，这又与文化和亚文化的导向作用紧密相关，常通过宗教来传播。有些社会将死亡看成是一种惩罚，或是个人对世界的贡献；有些社会则把死亡看作从现实劳苦中获得解脱的一种方式；还有些社会把死亡看成是永生的开始；另一些社会中的人则不相信天堂的存在，认为生命只是如同现实中表现的那样而已（Bryant, 2003）。
美国印第安人将死亡看作是生命的延续。拉科塔（Lakota）印第安部落的人相信人们死后会到达一个叫作瓦纳吉·马科切（Wanagi Makoce）的精神家园，所有的人和动物都居住在那里。因此死亡也就不会让他们感到愤怒或者不公平。同样，在诸如佛教和印度教等某些宗教中，人们信仰转生，相信灵魂会回到一个新的肉体中继续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周期（Huang, 2004）。
人们了解死亡的年龄因文化而异。在暴力和死亡色彩较重的文化中，个体会更早地认识死亡。研究表明，北爱尔兰和以色列的儿童会比美国和英国的儿童更早地认识到死亡的终结性、不可逆性和不可避免性（Atchley, 2000; Braun, Pietsch, & Blanchette, 2000）。
死亡教育：为不可避免的终结做准备
学习目标10.3 描述死亡教育的目标和益处。
“妈妈什么时候能活过来？”
“为什么巴里会死？”
“祖父是因为我不够好才死的吗？”
儿童的这类疑问说明了为什么许多发展心理学家以及死亡学家（thanatologists）建议将死亡教育列入学校的日常教学内容，近年来这种课程已经出现了。“死亡教育”作为较新的一门课程应运而生，它主要是为帮助各个年龄段的人们更好地面对死亡和临终状况而设立的，其中包括面对自己和他人的死亡。
死亡教育的兴起往往源于人们过往对死亡话题的隐藏。因为担心儿童会受到惊扰，人们通常把与濒死患者打交道的任务交给医院，不和儿童谈论有关死亡的话题，也不让他们参加葬礼。即使是急救工作者和医疗专家也不能自如地和儿童讨论这个话题。由于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回避这一话题，儿童很少有机会面对自己关于死亡的感觉或获得有关死亡的更真实的感知（Wass, 2004; Kim & Lee, 2009; Waldrop & Kirken-dall, 2009; Kellehear, 2015）。
以下是死亡教育课程的一些内容：
· 危机干预教育。纽约世贸大楼被袭击后，相关组织为了减轻儿童的焦虑，将他们列为主要的危机干预对象。年幼儿童关于死亡的概念最不稳定，因此他们需要得到有针对性的、适合他们认知发展阶段的关于生命消殒的合理解释。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形下，危机干预教育也同样能被应用，比如，当遇到学生被杀或自杀的案件时，学校一般都会开展应急咨询服务（Sandoval, Scott, & Padilla, 2009; Markell, 2010）。
· 常规死亡教育。在小学阶段，学校很少有关于死亡的教材，但在高中阶段，常规死亡教育已经相当普遍了。在大学里，诸如心理学、人类发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院系也逐渐开设了这类课程（Eckerd, 2009; Bonoti, Leondari, & Mastora, 2013; Corr, 2015）。
· 对助人职业人员的死亡教育。死亡、临终关怀和丧葬等相关职业的专业人员特别需要这方面的死亡教育。现在，几乎所有的医疗和护士学校都会为学生提供某种形式的死亡教育。而最成功的教育不仅要教会学生如何帮助患者及其家属妥善处理好即将到来的死亡，还要进一步引导学生对该话题本身进行思考（Haas-Thompson, Alston, & Holbet, 2008; Kehl & McCarty, 2012）。
尽管没有任何一种死亡教育能够完全把死亡解释清楚，但以上这些课程却可以帮助人们更加理解死亡这个普遍而必然的生命阶段。
回顾、检测和应用回顾
学习目标10.1 如何判定死亡。
功能性死亡被定义为心脏停止跳动和呼吸停止；脑死亡被定义为脑电波消失。死亡的定义随着医学发展而改变，这让拯救那些原本被认为已经死亡的人成为可能。一些医学专家认为，当一个人丧失思考、推理、感觉和体验世界的能力，并且再也不可能重新恢复身为人的生命活动表征时，那就是死亡发生的时刻。
学习目标10.2 分析个体在各个阶段死亡的原因及其对死亡的反应。
婴幼儿的死亡对父母来说尤其难以接受，而对青少年来说，死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死亡的态度和信念上的明显文化差异强有力地影响着人们对死亡的反应。
学习目标10.3 描述死亡教育的目标和益处。
死亡学家建议将死亡教育列入正常的学习课程中去，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一普遍又必然的人类经历。
自我检测
1．一旦某人不再有心跳或呼吸，那么他经历的是____。
a．功能性死亡
b．系统关闭
c．脑死亡
d．法律死亡
2．在____，使个体感到自己不会被侵犯的个人神话，令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死亡尤为意外和具有毁灭性。
a．童年期
b．青少年期
c．成年早期
d．成年中期
3．研究死亡和濒死过程的人叫作___。
a．细胞学家
b．死亡学家
c．神经病理学家
d．畸胎学家
4．在学校内提供的、帮助学生们面对诸如2001年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事件这样的突发事件的应急咨询叫作____。
a．常规死亡教育
b．死亡学培训
c．危机干预教育
d．启蒙培训
应用于毕生发展
你是否认为学校应当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反对自杀的教育？在这个年龄阶段进行反对自杀的教育会带来什么不利因素吗？儿童是否最好早点接触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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