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困惑


  1．人会养成坏习惯、会为非作歹，会有心理问题，究竟是因为他们天生品性不好，还是因为环境所迫？

  2．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德标准吗？如果有，它们是什么？

  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一定不要变成敌人。虽然热情会耗尽，但我们之间的爱不会被摧毁。记忆的神秘长弦，从每一个战场，每一个为国捐躯者的坟墓，延伸到全国每一个活着的人的心田，相信再次拨动这记忆之弦的一定是我们本性中的善良天使。


  ——亚伯拉罕·林肯


  当南方和北方处在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边缘时，林肯曾呼吁唤醒“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使人们停止战争，但没有用，战争还是爆发了。我们可以确定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是很谨慎小心地撰写他的演说词的，这些字句代表了19世纪中叶受过教育的美国人的基本假设：

  ●　人有本性。


  ●　行为是品性的外显。


  ●　品性有两种形式：好的品性与坏的品性。


  天生坏，还是环境坏


  这些假设几乎都从20世纪的心理学研究中消失了，而它们的兴亡史正与我要讨论的好品性有关，好人格是积极心理学研究最主要的假设。


  19世纪的疯人院非常强调好的品性，大部分疯子都被认为是道德堕落者，所以当时主要的治疗法是“道德治疗法”（尝试用美德去取代坏的品性）。禁酒运动、妇女选举权、儿童劳动法、废止奴隶制度等都是由此衍生而来。林肯本身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所以他对南北战争的看法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品性又是什么？为什么说人性中有善良天使呢？


  南北战争以后的10年，美国面临着另一个危机——劳工运动。罢工和街头暴动在整个美国蔓延，到1886年，暴力的劳资冲突已经像瘟疫一样席卷全美，最高点是芝加哥秣市广场（Haymarket Square）惨案。一个由罢工者和暴动者组成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这些人怎么会做出这么无法无天的事？最明显的解释就是这些人道德沦丧、邪恶、愚蠢、虚伪、残忍、冲动、没良心。坏品性当然导致坏行为，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这种解释已发生了改变，同时政治和社会生活也在改变。


  有人指出这些人目无王法，具有暴力倾向的人都来自下层阶级，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非常差：在炎热或寒冷的工厂中做工，一天工作16个小时，只领到微薄的工资；所有人挤在一个房间吃和睡；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认字，总是处于饥饿和疲倦状态。诸如社会阶级、工作环境、贫穷、营养不良、简陋的住宅、缺乏教育等种种因素并非源于坏品性或道德沦丧，而是来自环境——人无法控制的因素。因此这些人目无法纪、崇尚暴力可能是因为环境的影响。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恶劣的生活条件能导致不良行为是很明显的，不过在当时，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一点。


  神学家、哲学家及社会批评家都出来表达他们的意见，或许这些没洗脸、没洗澡、肮脏的群众不应该为自己的坏行为负责。他们认为传道者、教授和专家学者不应该再要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而是要让他们的阶级去为这些没有责任能力的人负责。20世纪初，目睹了新科学的诞生，美国大学开始设立社会科学系，目标就是解释一个人的行为不是由其品性造成的，而是由个人控制之外的恶劣环境造成的。这门科学是积极环境论的胜利。假如城市里的犯罪率提高了，社会科学家会提出改善城市不良的社会功能，以减少犯罪；假如无知的人更愚蠢了，社会科学家会指出校正它的方式是普及教育。


  所以有很多后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会热烈地拥护马克思、弗洛伊德，甚至达尔文的理论都会被看成对品性说的不满。马克思告诉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不要将罢工、目无法纪和坏习惯怪罪到个人身上，因为这是阶级斗争和劳资对立造成的，所以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弗洛伊德告诉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不要去责怪情绪有问题的个体，因为他们自我毁灭的行为是不可控制的潜意识冲突力量所造成的。达尔文主张不要责怪一个人的贪婪和恶性竞争，因为这仅仅是物竞天择的产物而已。


  社会科学不但给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主义一记耳光，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平等主义的原则。从坏环境会产生坏行为到有的时候坏环境也会践踏好品性，中间只有一小步而已。甚至有好品性的人也会屈服于恶劣环境，品性无论好坏都是环境的产物。所以社会科学让我们从道德、指责、宗教和阶级压迫的看法中逃脱出来，去建构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环境。


  品性无论好坏，对刚刚萌芽的行为主义学说来说都没有任何作用，任何有关天性的想法都会受到诅咒，因为行为主义只承认后天的影响。心理学只有一个角落还在谈人格，那就是人格心理学。虽然政治风向改变了，个体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境中仍然重复着同样的行为模式，但还是有人认为不好的行为是遗传来的，虽然这方面的证据很少。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这位现代人格心理学之父，以“提倡品性和美德”为工作目标。但是他不喜欢前面提到的两个名词——维多利亚和道德主义，他需要一个比较现代的、科学的、没有价值负担的词，而“人格”正是一个完全中立的科学名词。对奥尔波特和他的学派来说，科学应该只是描述现象，不应该规定它应该是什么样子。人格是个描述性的词，而品性具有指定性，因此背负着道德意味的品性和美德就被挟带进入了科学心理学，不过伪装成了中立的“人格”。


  虽然品性与美国平等主义的理念不合，但是它并没有消失，整个20世纪的心理学都在想着把品性、个性从奥尔波特的人格理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冲突、斯金纳的自由与尊严以及生态学家的本能理论中驱除出去，但一点用也没有。好和坏的品性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法律、政治之中，跟我们教养孩子及我们对别人行为的解释都有着密切联系。任何一门科学不以品性做基石，而想解释人的行为都是行不通的。所以我认为现在该重新把品性带回行为解释的科学研究中，它应该是解释人类行为的中心概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说服你，因为放弃这个概念的理由现在都不存在了。


  以前放弃品性有三个主要原因：


  1．品性完全来源于经验。


  2．科学不应该是指定性的，它应是描述性的。


  3．品性带有价值负担，跟维多利亚时期的新教教义关系太密切。


  第一点在环境主义毁灭后便不存在了，行为主义所主张的我们只是经验的结合也在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证明人可以理解并且说出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字句后逐渐瓦解，这表示大脑中一定有个语言获得装置，这个装置是超越经验的。后来学习理论发现动物和人都在进化作用下对学习某些行为或关系有“心理准备”（readiness）的现象（例如，小猴子对蛇的害怕，味觉与生病的联结只要一次就形成），这更加速了行为主义的崩溃。人格的可遗传性是打败行为主义的最后一击。我们可以说不管品性从何而来，它都不只是环境的产物，它跟环境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很少的。


  第二个反对原因是说品性有评价的意味，科学应该保持道德上的中立。我完全同意科学应该是描述性的而不应该是指定性的，积极心理学并不是告诉你应该乐观、高尚，要有幽默感，它只是描述这些人格特质的结果，例如乐观的人比较不会抑郁、身体比较健康、比较会有成就。你对这些信息的处理方式完全取决于你的价值观和你的目标。


  最后一点是说，品性来自19世纪新教徒的看法，对20世纪的多元化社会没有应用价值。这种狭隘的地方主义对任何优势和美德的研究都是严重的伤害。我们可以只研究19世纪美国新教徒所推崇的美德，也可以去研究现代中年白人男性学者的美德，但更好的起始点是研究所有文化都强调的价值观和美德，所以下面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六种普遍存在的美德


  在这后现代主义和道德相对论盛行的新世纪，美德已被视为一种社会的约定俗成，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对道德的看法也有所不同。所以在21世纪的美国，自尊、果敢、自主、独特、竞争性等成为大家所推崇的人格特质。托马斯·阿奎那、孔子及亚里士多德可能都没有上述人格特质，那么他们是不是应被指责呢？贞洁、沉静、宏大这些以前被认为是重要的美德，现在我们对此已经很生疏，有些甚至被鄙视了。


  所以我们可能很惊讶地发现，竟然还有六种美德是世界上主要宗教及文化传统都倡导的。那么，“我们”是谁？我们要找寻的是什么？

  “我对出钱支持学术界做的那些项目已经厌倦了，这些项目做完了以后就被束之高阁。”辛辛那提市迈耶森基金会的领导人尼尔·迈耶森（Neal Mayerson）对我说。他在1999年11月的一天给我打电话，因为他读到一篇我写的有关积极心理学的专栏文章，认为我们应该合作完成一个课题。但做什么课题呢？我们一致认为，通过增强年轻人的积极情绪来防止抑郁症是最好的起始点。所以我们将几个资料最完整、最有效的干预法展示给青少年发展专家看，由他们来评定应该支持哪一个方案。


  在晚饭时，评审委员以最令人惊奇的方式达成了一致。“每一种干预法都很值得称赞。”乔·科纳蒂（Joe Conaty）说。科纳蒂是美国教育部5亿美元校外项目的负责人。他说：“我们就从最先要做的事做起吧，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我们想要改进什么，否则我们就无法改进年轻人的品性。我们需要分类标准以及测量品性的方法，尼尔，把你的钱用在品性分类方法上吧！”


  这个想法其实以前就有过。20世纪70年代，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美国和英国的研究者在心理疾病的界定上有很大差异，也就是说，在英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和强迫症的患者，跟在美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和强迫症的患者有很大的不同。


  1975年，我曾经参加过在伦敦举行的一次会议，与会者都是学有专长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会议中进来一位中年妇女，她神情憔悴、神志不清，她的问题在于每一次上厕所时，都必须仔细检查马桶，看了又看之后才冲水。她这样做是为了看看马桶里有没有胎儿，她很担心一不小心就把胎儿冲掉了，所以她不停地检查，直到放心后才冲水。这个女人离开之后，每个人都要说说自己的诊断，因为我是远客，所以他们叫我先说。我根据她神志不清及知觉障碍的状况判断她患有精神分裂症，但是其他人都说她是强迫症，因为她不停地检查马桶。


  这种在诊断上的不一致被称为“不可靠性”（unreliability）。很显然，除非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来诊断，否则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研究是不可能进步的。我们不可能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跟强迫症患者在神经传导物质上有何不同，除非我们能够把患者归类。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决定写一本诊断手册，也就是第三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以这本手册为标准，我们就可以得到可靠的诊断，这样我们才能发展预防的方法。这种做法的效果很好，今天精神疾病的诊断非常一致、可信，当进行治疗或预防时，我们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


  所以积极心理学如果没有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分类标准，那就会像以前的精神疾病诊断一样各说各话了。童子军会说他们的节目使参与者“更友善”，婚姻咨询家会说他的方法使夫妻“更亲密”，基督教会说他们的项目使人“更有爱心”，而反暴力团体会说他们的方案使人们“更有同情心”——但这些人所谈的都是同一件事吗？他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计划是有效的？所以尼尔跟我就决定编制一个分类标准，以第三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为蓝本，为积极心理学找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价标准。我的责任便是找一流的心理学家来参与这项工作。


  “彼得森，”我请求道，“在你听我说完之前请先不要拒绝我。”我的第一个选择是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博士，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写过好几本畅销的人格心理学教材，密歇根大学临床心理学系主任，也是研究希望与乐观的世界知名权威学者，但是我对他会不会答应不敢抱任何希望。


  “我希望你向密歇根大学请三年假，搬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来做积极心理学项目的负责人。完成一个类似《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的评价标准，对人类的优势进行权威地分类与测量。”我对他解释着，然后等待他礼貌的拒绝。但出乎我的意料，我听到他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巧合，昨天是我50岁的生日，我坐在那里想，我的后半生要做些什么呢……我接受这个挑战。”他就这么简单地答应了。


  彼得森要我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阅读世界上主要宗教和哲学派别的基本论著，列出它们所推崇的美德，找出各个宗教、哲学传统都赞同的美德。我们想避免被人指责所选的优势和美德是狭隘的，只符合维多利亚时期清教徒的标准，是美国学术圈中白人男性的想法。我们希望我们的选择具有广泛性，但又不愿意落入人类学家的某些愚昧结论。假如我们找不到跨文化的一致性的美德，那我们只好像《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一样，说这是近代美国主流所认同的美德，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标准能够避免区域性，具有普适性。


  在凯瑟琳·达斯嘉（Katherine Dahlsgaard）的带领下，我们读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阿奎那、奥古斯丁、富兰克林的著作，以及《旧约》《犹太法典》《论语》《道德经》《古兰经》《奥义书》，以及佛教经典和日本武士道相关资料等，总共找出了200多种美德，令我们惊奇的是，研究了整个世界横跨3 000年历史的各种不同文化后，我们归纳出以下六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德：


  ●　智慧与知识。


  ●　勇气。


  ●　仁爱。


  ●　正义。


  ●　节制。


  ●　精神卓越。


  虽然每种文化在美德的细节上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点，而且这些共同点使我们更加相信，人类是有道德的动物。


  所以我们以这六种美德作为人的基本品性，因为这是世界上所有宗教、所有哲学学派都支持的六种美德。但是，智慧、勇气、仁爱、正义、节制与精神卓越都太抽象了，心理学家无法测量它们。而且，我们可以想出好多种获得这些美德的方法，为了建构和测量美德，我们便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这些方法上。例如，仁爱可以经由仁慈、博爱、爱人与被爱的能力、牺牲或热忱来获得，而节制可经由谦虚、纪律、自我控制或谨言慎行来获得。


  因此，下一章我要谈如何获得这六种美德。


  塞利格曼的解答


  1　19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坏行为是由人的坏品性造成的，因此个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全权责任。但从20世纪初开始，各界学者逐渐认识到，坏环境会产生坏行为，有时候坏环境也会践踏好品性，有好品性的人也会屈服于恶劣环境，品性无论好坏都是环境的产物，所以要从环境的角度去解释人类的行为。


  2　通过研究各国的文化经典，积极心理学家们总结出六种具有普适性的美德，它们是智慧与知识、勇气、仁爱、正义、节制、精神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