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会悲观
作者:乔丹?彼得森 更新:2024-03-24 14:57
人为什么会悲观
我再次出现在克瑞顿的办公室,脚下的地毯依然厚重柔软,橡木的墙板依然光亮,但我们都苍老了一些。我们初次见面时,克瑞顿刚刚接任大都会保险公司的CEO,再次见面时他已成为美国商界的领军人物,他告诉我,再过一年他就要退休了。回顾过去的成就,我们发现:乐观可以预测一个人能否成为好的保险业务员,使整个保险业筛选员工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
“有一件事一直萦绕着我,”克瑞顿说,“每个行业都有一些悲观的人,他们可能资历很深,可能是某一行的专家,所以我很难影响他们。我现在年事渐高,越来越感到那些悲观者的力量,他们总是告诉我不能做什么,或者只告诉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我知道悲观的态度冻结了他们的行动、想象力和主动性。我相信如果能乐观一点,他们会更好,对公司也会更有利。所以,这是我现在的难题:你能不能使一个人成为乐观的人,即使他已经有30年甚至50年的悲观思维模式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克瑞顿谈的不是他的销售队伍而是董事会,特别是那些保守的董事。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改造一个官僚,你不能叫这些董事去做测验,去上课,去接受认知治疗。就算克瑞顿可以做到,但教他们乐观可行吗?
那天晚上以及后来的很多个晚上,我都在想克瑞顿的要求。在一个经营良好的公司里,是否有合适的岗位给悲观的人?在顺利的人生旅途中,悲观是否有其作用呢?其实悲观无所不在,有些人甚至一生都在为它所苦。除了那些极端的乐观者,所有的人都吃过它的亏。难道悲观是大自然的一个错误吗?还是说它也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悲观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事情的真相,在生活的某些层面,乐观是不切实际的。在我们跌倒、失败时,用玫瑰色的镜片来看事情会让我们好过些,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有时候我们要承认自己输了,转变努力的方向,而不是找理由紧抓着不放。
当克瑞顿问我是否可以改变大都会保险公司董事们的悲观想法时,我担心的不是我可不可以做到,而是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害处。或许董事的某些悲观想法是有一些用处的,的确需要有人对狂热的计划泼些冷水。这些悲观的人能够爬上企业的最高层,肯定有他们的可取之处。
那天晚上,回想着克瑞顿的抱怨,我再一次仔细地思考着长久以来困扰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的进化会允许悲观和抑郁症的存在?乐观显然在进化中有自己的作用。莱昂内尔·泰格(Lionel Tiger)在《乐观:希望的生物学》(Optimism: The Biology of Hope)中提出,人类在进化中生存下来是因为人类对真实世界有着乐观的幻觉,相信现实会变得比原来更好的希望驱使着人类去超越自己,去发挥潜能。
那么,悲观的作用是什么?或许它可以校正我们的一些错误,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现实。
但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想法,抑郁的人看世界竟然比不抑郁的人更真实、更正确,这暗示着不抑郁的人看世界的眼光是扭曲的。作为一个治疗师,我被训练去相信自己的工作是帮助那些抑郁症患者,让他们快乐一点,让他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个世界,但或许真相是令人不快的。一个好的治疗师或许只是让抑郁症患者有个美丽的幻觉,让患者认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事实上,有一些证据显示抑郁的人虽然比较哀伤,但比较有智慧。
10年前,当劳伦·阿洛伊(Lauren Alloy)和艾布拉姆森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生时,他们做了一个实验:一组被试对房间电灯亮不亮有不同程度的控制权,有些人具有完全的控制权,他们按开关电灯就亮,不按时电灯就不亮;另一组人则具有不完全的控制权,有时他们没有按开关电灯也会亮起来,当然有时这一组人也有控制权,按了开关灯就会亮起来。
然后,实验者让这两组人尽可能准确地去判断他们对灯光的控制权有多大。结果发现,在有控制权和无控制权的实验情境下,抑郁的人判断都比较准确。而不抑郁的人的表现令我们吓了一跳:当有控制权时,他们的判断很准确,但当具有不完全的控制权(即无助的情境)时,他们也没有气馁,依然认为自己有极大的控制权。
因为担心灯光和按钮对人来说太无足轻重,所以阿洛伊和艾布拉姆森增加了金钱的诱惑。当被试能正确控制灯光时就可以赢钱,当按开关而灯不亮时就会输钱。即便这样,不抑郁的被试夸大自己控制权的特点也没有消失,反而更突出了。有一个实验情境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部分控制权,但实验被设计成每个人都输钱。在这种情况下,不抑郁的人判断自己的控制权比实际的小。如果实验改成被试都赢钱,不抑郁的人会认为自己有很大的控制权,比实际的更大。抑郁的人则无论输赢都很沉静,且判断相对更准确。
这些是非常一致的发现:抑郁的人(大部分是悲观者)可以正确地判断出自己的控制权,而不抑郁的人(大部分是乐观者)相信自己有比实际上更大的控制权,尤其是处于无助情境时,他们反而会高估自己的控制权。
一个证据是之前的研究。许多年前,《新闻周刊》报道说80%的美国男性认为自己的社交能力很好。这些人一定是不抑郁的美国男性,因为俄勒冈大学的心理学家彼得·卢因森(Peter Lewinson)对此有所研究。他把抑郁和不抑郁的人安排在一个研讨会上发言,然后让他们评定自己的表现,是否有说服力,是否受欢迎,同时也请观察者来评分。结果发现,抑郁的人不太有说服力,不太受欢迎,抑郁症的症状之一就是社交能力很差。抑郁的人能正确判断自己缺乏社交能力。令人惊奇的发现依然来自不抑郁的那一组:他们显著地高估了自己的社交能力,他们对自己的说服力以及受欢迎程度的评价都远比观察者的评价高。
另一个证据是有关记忆的。一般来说,抑郁的人对不好事件的记忆比对好事件的记忆好,不抑郁的被试则正好相反,对好事件的记忆力更好。那么,究竟谁是更准确的呢?如果真的可以知道世界上好的和坏的事件的数目,那我们就知道谁能够更准确地看待过去了。
当我刚成为治疗师的时候,前辈告诉我,想知道患者确切的生活情况,问患者本人一点用也没有,因为你听到的都将是他们的父母不爱他们,他们的投资失败,等等。但有没有可能这些患者说的是实话呢?
这种情况一再出现在我们的解释风格研究中,即不抑郁的人判断偏颇,而抑郁的人判断相对准确。在第3章的测验中有一半是不好的事件一半是好的事件,你可以选A或选B作为这些事件的原因。你会得到一个G-B的分数,你的分数与抑郁者的比起来会怎么样?无论对好的事件还是坏的事件,抑郁者的解释风格都差不多。也就是说,抑郁者的G-B分数在0分上下,他们是不偏不倚的。而不抑郁的人的分数比0分高很多,他们是偏颇的。对不抑郁的人来说,坏事的原因是外在的、暂时的、特定的,而好事的原因是内在的、永久的、普遍的。一个人越乐观,他的判断就越偏向好的一边。
整体来说,不抑郁的人扭曲外界的事实来迎合自己,而抑郁的人看世界更准确一些。从统计上来看,抑郁的人的解释风格偏向悲观,而不抑郁的人偏向乐观。这说明乐观者扭曲世界,而悲观者能正确地看世界。不过我们也要记住,这种关系是就统计上来说的,并不是每一个悲观者都能准确地看待真实世界,乐观者中也存在少数的现实主义者。
关于抑郁者正确判断的研究是否只是为了满足研究者的好奇心?我认为不是,它其实是关于为什么会有抑郁症的第一个确切线索。对于前面我们问的“为什么进化会允许悲观和抑郁留下来”那个问题,这是最有可能的一个答案。如果悲观是抑郁症和自杀的根源,而且会引起低成就、不良的免疫功能并损害健康,那为什么它没有在几个世纪前灭绝呢?
悲观的益处在进化的后期才显现出来。我们是冰河时期的动物,我们的情绪受到十万多年前地球气候灾难的塑造,能够活过冰河时期的老祖宗很可能都是未雨绸缪、看到阳光就会思虑严冬的人。我们遗传了祖先的脑,同时也遗传了他们常常看到乌云而看不到光明的特质。
对现代人来说,在某些场合,悲观也会起到作用。试想在一个成功的大企业,研发、企划、市场营销等岗位需要有远见、有梦想的人,他们能帮助公司超越现有的能力而迎向未来。这些都是乐观者的特点。但试想一下,假如这个公司只有乐观者,所有人都只看到未来令人兴奋的可能性,那这家公司很快就会出大问题。公司也需要悲观的人,需要对现实世界有正确概念的人,公司的会计、出纳、财务经理、总经理、管安全的工程师等都需要正确的概念。
我们应该说明的是,这些人并不是彻底的悲观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不是职业的原因,很可能也是愉快、满怀希望、自信的人。他们的职业使他们有了悲观者的小心谨慎。这些轻度悲观者,或者说职业悲观者,似乎能充分利用悲观来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没有尝受到悲观的痛苦,他们的健康也没有因为悲观而付出代价。
所以,一个成功的企业需要有追梦的乐观者,也需要悲观者,即一些小心谨慎的现实主义者。我要强调的是,每家公司的CEO都应该是一个有弹性的乐观者,他们可以在乐观的远见和小心谨慎的现实精神之间取得平衡。
我再次出现在克瑞顿的办公室,脚下的地毯依然厚重柔软,橡木的墙板依然光亮,但我们都苍老了一些。我们初次见面时,克瑞顿刚刚接任大都会保险公司的CEO,再次见面时他已成为美国商界的领军人物,他告诉我,再过一年他就要退休了。回顾过去的成就,我们发现:乐观可以预测一个人能否成为好的保险业务员,使整个保险业筛选员工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
“有一件事一直萦绕着我,”克瑞顿说,“每个行业都有一些悲观的人,他们可能资历很深,可能是某一行的专家,所以我很难影响他们。我现在年事渐高,越来越感到那些悲观者的力量,他们总是告诉我不能做什么,或者只告诉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我知道悲观的态度冻结了他们的行动、想象力和主动性。我相信如果能乐观一点,他们会更好,对公司也会更有利。所以,这是我现在的难题:你能不能使一个人成为乐观的人,即使他已经有30年甚至50年的悲观思维模式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克瑞顿谈的不是他的销售队伍而是董事会,特别是那些保守的董事。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改造一个官僚,你不能叫这些董事去做测验,去上课,去接受认知治疗。就算克瑞顿可以做到,但教他们乐观可行吗?
那天晚上以及后来的很多个晚上,我都在想克瑞顿的要求。在一个经营良好的公司里,是否有合适的岗位给悲观的人?在顺利的人生旅途中,悲观是否有其作用呢?其实悲观无所不在,有些人甚至一生都在为它所苦。除了那些极端的乐观者,所有的人都吃过它的亏。难道悲观是大自然的一个错误吗?还是说它也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悲观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事情的真相,在生活的某些层面,乐观是不切实际的。在我们跌倒、失败时,用玫瑰色的镜片来看事情会让我们好过些,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有时候我们要承认自己输了,转变努力的方向,而不是找理由紧抓着不放。
当克瑞顿问我是否可以改变大都会保险公司董事们的悲观想法时,我担心的不是我可不可以做到,而是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害处。或许董事的某些悲观想法是有一些用处的,的确需要有人对狂热的计划泼些冷水。这些悲观的人能够爬上企业的最高层,肯定有他们的可取之处。
那天晚上,回想着克瑞顿的抱怨,我再一次仔细地思考着长久以来困扰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的进化会允许悲观和抑郁症的存在?乐观显然在进化中有自己的作用。莱昂内尔·泰格(Lionel Tiger)在《乐观:希望的生物学》(Optimism: The Biology of Hope)中提出,人类在进化中生存下来是因为人类对真实世界有着乐观的幻觉,相信现实会变得比原来更好的希望驱使着人类去超越自己,去发挥潜能。
那么,悲观的作用是什么?或许它可以校正我们的一些错误,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现实。
但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想法,抑郁的人看世界竟然比不抑郁的人更真实、更正确,这暗示着不抑郁的人看世界的眼光是扭曲的。作为一个治疗师,我被训练去相信自己的工作是帮助那些抑郁症患者,让他们快乐一点,让他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个世界,但或许真相是令人不快的。一个好的治疗师或许只是让抑郁症患者有个美丽的幻觉,让患者认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事实上,有一些证据显示抑郁的人虽然比较哀伤,但比较有智慧。
10年前,当劳伦·阿洛伊(Lauren Alloy)和艾布拉姆森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生时,他们做了一个实验:一组被试对房间电灯亮不亮有不同程度的控制权,有些人具有完全的控制权,他们按开关电灯就亮,不按时电灯就不亮;另一组人则具有不完全的控制权,有时他们没有按开关电灯也会亮起来,当然有时这一组人也有控制权,按了开关灯就会亮起来。
然后,实验者让这两组人尽可能准确地去判断他们对灯光的控制权有多大。结果发现,在有控制权和无控制权的实验情境下,抑郁的人判断都比较准确。而不抑郁的人的表现令我们吓了一跳:当有控制权时,他们的判断很准确,但当具有不完全的控制权(即无助的情境)时,他们也没有气馁,依然认为自己有极大的控制权。
因为担心灯光和按钮对人来说太无足轻重,所以阿洛伊和艾布拉姆森增加了金钱的诱惑。当被试能正确控制灯光时就可以赢钱,当按开关而灯不亮时就会输钱。即便这样,不抑郁的被试夸大自己控制权的特点也没有消失,反而更突出了。有一个实验情境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部分控制权,但实验被设计成每个人都输钱。在这种情况下,不抑郁的人判断自己的控制权比实际的小。如果实验改成被试都赢钱,不抑郁的人会认为自己有很大的控制权,比实际的更大。抑郁的人则无论输赢都很沉静,且判断相对更准确。
这些是非常一致的发现:抑郁的人(大部分是悲观者)可以正确地判断出自己的控制权,而不抑郁的人(大部分是乐观者)相信自己有比实际上更大的控制权,尤其是处于无助情境时,他们反而会高估自己的控制权。
一个证据是之前的研究。许多年前,《新闻周刊》报道说80%的美国男性认为自己的社交能力很好。这些人一定是不抑郁的美国男性,因为俄勒冈大学的心理学家彼得·卢因森(Peter Lewinson)对此有所研究。他把抑郁和不抑郁的人安排在一个研讨会上发言,然后让他们评定自己的表现,是否有说服力,是否受欢迎,同时也请观察者来评分。结果发现,抑郁的人不太有说服力,不太受欢迎,抑郁症的症状之一就是社交能力很差。抑郁的人能正确判断自己缺乏社交能力。令人惊奇的发现依然来自不抑郁的那一组:他们显著地高估了自己的社交能力,他们对自己的说服力以及受欢迎程度的评价都远比观察者的评价高。
另一个证据是有关记忆的。一般来说,抑郁的人对不好事件的记忆比对好事件的记忆好,不抑郁的被试则正好相反,对好事件的记忆力更好。那么,究竟谁是更准确的呢?如果真的可以知道世界上好的和坏的事件的数目,那我们就知道谁能够更准确地看待过去了。
当我刚成为治疗师的时候,前辈告诉我,想知道患者确切的生活情况,问患者本人一点用也没有,因为你听到的都将是他们的父母不爱他们,他们的投资失败,等等。但有没有可能这些患者说的是实话呢?
这种情况一再出现在我们的解释风格研究中,即不抑郁的人判断偏颇,而抑郁的人判断相对准确。在第3章的测验中有一半是不好的事件一半是好的事件,你可以选A或选B作为这些事件的原因。你会得到一个G-B的分数,你的分数与抑郁者的比起来会怎么样?无论对好的事件还是坏的事件,抑郁者的解释风格都差不多。也就是说,抑郁者的G-B分数在0分上下,他们是不偏不倚的。而不抑郁的人的分数比0分高很多,他们是偏颇的。对不抑郁的人来说,坏事的原因是外在的、暂时的、特定的,而好事的原因是内在的、永久的、普遍的。一个人越乐观,他的判断就越偏向好的一边。
整体来说,不抑郁的人扭曲外界的事实来迎合自己,而抑郁的人看世界更准确一些。从统计上来看,抑郁的人的解释风格偏向悲观,而不抑郁的人偏向乐观。这说明乐观者扭曲世界,而悲观者能正确地看世界。不过我们也要记住,这种关系是就统计上来说的,并不是每一个悲观者都能准确地看待真实世界,乐观者中也存在少数的现实主义者。
关于抑郁者正确判断的研究是否只是为了满足研究者的好奇心?我认为不是,它其实是关于为什么会有抑郁症的第一个确切线索。对于前面我们问的“为什么进化会允许悲观和抑郁留下来”那个问题,这是最有可能的一个答案。如果悲观是抑郁症和自杀的根源,而且会引起低成就、不良的免疫功能并损害健康,那为什么它没有在几个世纪前灭绝呢?
悲观的益处在进化的后期才显现出来。我们是冰河时期的动物,我们的情绪受到十万多年前地球气候灾难的塑造,能够活过冰河时期的老祖宗很可能都是未雨绸缪、看到阳光就会思虑严冬的人。我们遗传了祖先的脑,同时也遗传了他们常常看到乌云而看不到光明的特质。
对现代人来说,在某些场合,悲观也会起到作用。试想在一个成功的大企业,研发、企划、市场营销等岗位需要有远见、有梦想的人,他们能帮助公司超越现有的能力而迎向未来。这些都是乐观者的特点。但试想一下,假如这个公司只有乐观者,所有人都只看到未来令人兴奋的可能性,那这家公司很快就会出大问题。公司也需要悲观的人,需要对现实世界有正确概念的人,公司的会计、出纳、财务经理、总经理、管安全的工程师等都需要正确的概念。
我们应该说明的是,这些人并不是彻底的悲观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不是职业的原因,很可能也是愉快、满怀希望、自信的人。他们的职业使他们有了悲观者的小心谨慎。这些轻度悲观者,或者说职业悲观者,似乎能充分利用悲观来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没有尝受到悲观的痛苦,他们的健康也没有因为悲观而付出代价。
所以,一个成功的企业需要有追梦的乐观者,也需要悲观者,即一些小心谨慎的现实主义者。我要强调的是,每家公司的CEO都应该是一个有弹性的乐观者,他们可以在乐观的远见和小心谨慎的现实精神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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